【Abstract】Objectives:Toidentifythetypesoffamilyinteractionsthatwereassociatedwithdepressivesymptomsa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抑郁症调查报告【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家庭互动类型；
抑郁症状；
应付方式；
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2.015
中图分类号：R749.省略
【Abstract】Objectives: To identify the types of family interaction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coping styles in children. Methods: A total of 2113 fifth and sixth grade primary students(aged 12~13 years) from 10 randomly selected schools in 225 urban and suburban schools in Nanning were evaluated in this cross-sectional study. Four types of family interaction, including "supervised", "disciplined", "nurtured" and "conflict",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 Family Interaction Inventory.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ssessed with the Children"s Self-report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e coping styles with 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cor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girl stude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boy students ［(10.5±2.7) vs.(10.1±2.6)］. Four types of family interactions were revealed: "supervised", 29.7%; "disciplined", 13.4%; "nurtured", 41.0%, and "conflict", 15.9%. Children from "disciplined" families and "conflict" families scored higher in depressive symptoms ［(12.0±2.7) , (11.8±2.6), respectively］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1.3±0.5) , (1.2±0.5), respectively］ than those from "supervised" families and "nurtured" families ［depressive symptoms: (10.5±2.6), (9.7±2.6); negative coping style: (1.2±0.6), (1.1±0.6); respectively in "supervised" families and "nurtured" families; P
【Key words】 family interaction types; depressive symptoms; coping styles; cross-sectional study
既往研究［1-2］表明，家庭互动与儿童的抑郁症状有关，抑郁症儿童的家庭环境多为奖赏少、厌恶刺激多、较散漫，父母经常表现出愤怒、拒绝行为、很少与自己的孩子沟通、很少鼓励孩子。然而，这些研究未对家庭互动类型进行详细的分类，这些分类与儿童抑郁症状的关系如何，有抑郁症状的儿童常采用哪种应付方式亦不十分清楚。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发现与儿童抑郁症状有联系的高危家庭互动类型与应付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市区的103所小学中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5所小学（先将学校编号，再用随机数字表，任意指定某行某列，向右依次抄录随机数字5组，每组4个数字，凡后面出现与前面相同数字者舍弃，不看首数，第2个数字≥8者减8，≥6者减6，≥4者减4，≥2者减2，得到的数字大于103者舍弃，由后面的随机数字递补），同样在郊区的122所小学中抽取5所小学，以此10所小学五、六年级全体学生共计2165人为研究对象。采取团体测查的形式，每个被试完成所有问卷约需要20分钟。回收有效问卷2113份，其中男性1082人，女性1031人；
年龄范围为12~13岁。
1.2 工具
1.2.1 家庭互动问卷（Family Interaction Inventory，FII）［4］
该问卷由Wu WC等编制。适用于9～16岁儿童，共34个条目，分为5个因子：父母纪律、支持行为、心理控制、家庭冲突、行为监督。根据过去两周的情况，各条目按1（无）、2（1~2天）、3（许多天）、4（每天）进行评分。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家庭互动类型分为4类：监督组（行为监督因子高得分）、纪律组（心理控制和父母纪律因子上高得分）、养育组（支持行为和行为监督因子高得分）、冲突组（家庭冲突因子上高得分），4类各自条目的α系数分别为0.90、0.71、0.70、0.66，所有条目的α系数为0.72。
在本研究中，首先将英文版量表翻译为中文，然后由未看过原版量表的其他研究人员将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协调组进行比较，找出差异较大的地方再返回修改，直到译文接近原文的意思为止。在翻译时尽量沿用中文的习惯用法，对其中一些条目进行了适当修改。翻译后，对47名小学五、六年级学生预测试，结果显示全问卷和4个分类的α系数分别为0.74、0.91、0.74、0.71、0.69，各分类与全问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9、0.75、0.70、0.68，各分类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29～0.56之间。
1.2.2 儿童自陈抑郁症状评估
根据台湾学者们研究用的七个条目来评估儿童的自陈抑郁症状：不爱吃喜欢的食物、感到非常伤心、无缘无故哭泣、很难做一件事情、感到害怕、睡眠不好、动机缺乏［3-5］。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两周出现这些症状的频率（1=没有、2=1~2次、3=许多次），得分越高提示被试报告的抑郁症状越多。这7个条目的α系数为0.74，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这7个条目可以归为1个因子［5］。
在本研究中，与家庭互动问卷一样进行了汉化后，对47名小学五、六年级学生预测试，结果显示这7个条目的α系数为0.76，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这7个条目可以归为1个因子。
1.2.3 应付方式问卷［6］
该问卷包括20个条目，分为积极应付方式和消极应付方式两个维度。每个条目按0（不采取）-3（经常采取）进行评分。
1.3 统计方法
进行卡方检验、t检验、方差分析、因素分析等。
2结果
2.1 儿童自陈抑郁症状得分情况
总样本的平均抑郁症状分数为（10.3±2.7）分，女生的得分（10.5±2.7）略高于男生（10.1±2.6）（t=2.37，P
2.2 男女儿童自陈抑郁症状检出情况比较
总体上，有超过半数的儿童报告他们感到非常伤心（67.3%）、动机缺乏（54.8%）、很难做一件事情（52.1%）。女生报告不爱吃喜欢的食物、感到非常伤心、无缘无故哭泣、感到害怕4个抑郁症状的人数多于男生，而男生报告很难做一件事情、动机缺乏2个抑郁症状的人数多于女生（见表1）。
2.3 不同家庭互动类型儿童的自陈抑郁症状、应付方式问卷评分比较
根据原量表聚类分析的结果，将在行为监督因子高平均得分者归为监督组，共628名，占29.7%；
心理控制（得分第一高）和父母纪律因子（得分第二高）高平均得分归为纪律组，共283名，占13.4%；
支持行为（得分第一高）和行为监督因子（得分第二高）高平均得分归为养育组，共867名，占41.0%；
家庭冲突因子上高平均得分归为冲突组，共335名，占15.9%。对这四组的抑郁症状总分、积极应付方式、消极应付方式等进行比较（见表2），发现纪律组和冲突组儿童的抑郁症状总分及消极应付方式得分高于监督组和养育组，而积极应付方式得分低于监督组和养育组。
3讨论
3.1 不同家庭互动类型与儿童自陈抑郁症状的关系
纪律组和冲突组儿童的抑郁症状总分高于监督组和养育组，提示纪律组的儿童更可能报告抑郁症状，在父母纪律和心理控制两个方面条目的得分高于其他组，这意味着纪律组的儿童比其他组的儿童可能经常被惩罚和得到更少的权利，这与先前的结果发现来自低情感、负流和高控制家庭儿童报告更多的抑郁症状类似［7］。纪律组的父母与Lamborn［7］提出的独裁（authoritarian）家庭父母类似，这些父母可能习惯于用传统的严厉的教育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他们相信“棍棒之下出孝子”、“小孩只有耳朵，没有嘴巴”。这些说法可能对儿童心理健康产生间接有害的影响，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不受欢迎的。父母的持续负性评价和不恰当惩罚与儿童抑郁症的发展有关，因此父母有必要关注负性评价和严厉惩罚对儿童长期的影响，改变自己的一些教育方式、方法。
“冲突”在本问卷中被定义为儿童对父母或年长者回嘴或与同辈小孩打架或吵嘴，冲突组的儿童报告较多的抑郁症状，在家庭冲突条目上得分比较高而在行为监督条目上的得分比较低。以往的研究［1］很少将“冲突”包含于家庭互动类型结构中，来自冲突家庭的儿童由于对改变这种状况无能为力，充满矛盾与摩擦的环境可能导致日益增长的心理负担和慢性忧郁。
“行为监督”被定义为父母知道和参与子女日常生活的程度，与纪律组和冲突组相比，监督组的儿童较少地报告抑郁症状，这个组在行为监督条目上得分最高，在支持行为、父母纪律和家庭冲突等条目上得分最低。有研究报道父母参与程度多则儿童抑郁的发生率比较低［2］，本研究亦提示适当地行为监督与较少报告抑郁症状相关。然而，行为监督水平的增加是否导致抑郁水平的下降，还是行为监督水平超过一定水而增加儿童抑郁的发生率，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养育组的儿童最少报告抑郁症状，这个组在支持行为条目上得分最高、在行为监督条目上得分第二高。提示当父母更多的支持孩子或者家庭成员之间更多的阳性互动时，儿童则很少报告抑郁症状，这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类似［1］。
3.2 家庭互动类型与应付方式的关系
应付方式可简单理解为人们为对付内外环境要求及其有关的情绪困扰而采用的方法、手段或策略。已有研究［8］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期较对照组较多地采用消极应付方式，较少地采用积极应付方式，而且较少采用积极应付方式可能是抑郁症患者偏爱的应付风格。本研究中纪律组和冲突组报告较多的抑郁症状，较多采用消极应付方式，较少采用积极应付方式，说明这两组儿童在面对内外环境要求及其相关的情绪困扰时，较少积极地去应付这些要求或情绪困扰。养育组的儿童则与之相反，报告较少的抑郁症状，面对环境要求和情绪困扰时，较多采用积极应付方式，较少采用消极应付方式。
3.3 儿童自陈抑郁症状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中，女生的抑郁症状分高于男生。在具体的症状条目上存在性别差异，更多的女生报告“不爱吃喜欢的食物、感到非常伤心、无缘无故哭泣、感到害怕”等抑郁症状，男生则报告“很难做一件事情和动机缺乏”等抑郁症状的则较女生要多，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类似［1-2］。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仅仅调查了儿童，结果仅代表了儿童抑郁症状和家庭互动的主观体验。其次，本研究包含的家庭互动类型比较少，不能完全包括现实生活所有的家庭互动类型。虽然存在这些不足，但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在儿童教育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儿童体验到的家庭互动类型与儿童抑郁症状、应付方式有关，父母、医师和儿童教育家应当对家庭互动类型与儿童抑郁症状、应付方式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做到早期识别、早期干预。
参考文献
［1］Stein D, Williamson DE, Birmaher B, et al. Parent-child bonding and family functioning in depressed children and children at high risk and low risk for future depression. J Am Acad Child Adolesc Psychiatry［J］, 2000, 39:1387-1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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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amborn SD, Mounts NS, Steinberg L, et al. Patterns of Competence and Adjustment among Adolescents from Authoritative, Authoritarian, Indulgent, and Neglectful Families［J］. Child Dev, 1991, 62:1049-1065.
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患病率
为了解安徽省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对某农村社区的老年人群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在安徽省颖上县汤店镇，该镇地处皖北地区，为阜阳、亳州及淮南三市交界地。抽取汤店镇全部16个行政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实际调查1624人，有效问卷1600份。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老年精神状况(GMS)量表 采用英国利物浦大学老年精神病研究所Copeland教授设计的老年精神状况量表〔1〕（Geriatric Mental State Schedule，GMS），并参考我国农村地区有关危险因素的研究量表，制定了本课题使用的危险因素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一般社会学资料、健康自评、躯体疾病、社会支持、生活事件、兴趣爱好、日常生活活动自理能力等。
1?2?2 诊断工具-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 使用与GMS相配套的计算机诊断系统（Automated Geriatric Examination for Computer Assisted Taxonomy，AGECAT）作为诊断工具。该报告结果分为5个等级，0表示被试完全正常，1～2级表示亚病例（可疑病例），3～4级则认为是病例，根据报告结果，可以判断出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及严重程度〔2〕。
1?3 统计分析 将GMS调查表数据录入AGECAT中进行分析，获得老年抑郁症诊断结果资料；
应用EPI6?02 2次录入MDS危险因素量表，并用比较模块进行比较核对。使用SPSS 11?5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运用描述性分析、χ2检验、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1624人，有效问卷1600份。其中，52?9%为女性，47?1%为男性；
年龄分布：60～64岁为419人，占26?2%；
65～69岁为313人，占19?6%；
70～74岁为345人，占21?6%；
75～79岁为287人，占17?9%；
≥80岁236人，占14?7%。在婚者1101占68?8%，独身者（包括丧偶、未婚和离异）499人，占31?2%。职业主要为农民，1519人，占94?9%；
非农民81人，占5?1%。文化程度文盲者居多1395人，占87?2%；
非文盲者仅205人，占12?8%。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 调查的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人数95例，患病率为5?9%；
亚病例69例，患病率为4?31%。其中女性患病率为8?2%，男性患病率为3?4%，女性高于男性。在各年龄段中，65～69岁段患病率最高，达8?3%，其余各年龄段患病率基本持平。(1)调查结果显示，男性抑郁症患病率明显低于女性，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男、女性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性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男性，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进行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之间抑郁症患病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5～69岁组抑郁症患病率最高，70～74岁组亚病例患病率最高。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65～69岁组患病率显著高于60～64岁组，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亚病例患病率各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被调查的1600名老年人中，独身老年人的抑郁症患病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年人。进一步分析发现，独身组老年人的抑郁症现患率显著高于在婚组老年人，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2组亚病例患病率虽有差别，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农民组的抑郁症患病率高于非农民组，农民组的亚病例患病率略低于非农民组，但2组间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5)非文盲者的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低于文盲组的患病率，但不同文化程度之间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表1 不同特征人群老年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略）
2?3 饮酒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 随着老年人饮酒频率的增加抑郁症患病率有下降的趋势，但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反向关系，而女性饮酒频率和抑郁症患病率存在正向关系，但不同饮酒频率的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吸烟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 调查对象目前的吸烟频率与抑郁症患病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性随着吸烟频率的增加患病率变化趋势不明显，而女性没有吸烟人群。
2?5 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老年人是否患有抑郁症为因变量，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并结合专业知识引入有关自变量，把所有这些自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这些因素对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影响，尽可能消除混杂和偏倚，获得能够反映事实的结果。进入模型的界值标准选择0?1，剔除界值标准选择0?15。结果显示，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均可增加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而偶尔或经常与他人交流降低了抑郁症的患病率。
3 讨论
本次结果显示，被调查地区的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5?9%，亚病例患病率为4?31%，低于欧洲一项对65岁及以上老年人显示抑郁症平均患病率为8?8%～23?6%的调查结果〔3〕。1990年上海的一项农村地区调查发现，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患病率为1?18%〔4〕，低于本次调查结果，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成都农村社区55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发现，其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82%〔4〕，低于本次调查结果。另外，本调查发现，女性、健康自评一般、经济自评差、独居、伤感情绪和恐怖经历等是农村社区老年人群抑郁症患病率的危险因素，与城市结果不同〔5〕。可能与调查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有关。有研究指出，女性患病率一般为男性的2倍〔6〕。有学者认为，抑郁症患者中女性患病率较高的原因是由于生物学差异所致，特别是内分泌差异。并使用现代内分泌学方法或者对敏感的性激素进行定量分析，以确定抑郁症与雌性激素之间的联系〔7〕。尽管抑郁症患者的性别差异可用生物学进行解释，除生物学因素外，是不够充分的。抑郁症患者性别差异与其在社会关系、文化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也有一定的关系。本次结果显示，独身老年人（含丧偶、离婚和未婚）抑郁症及亚病例患病率均高于在婚老人，且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婚姻和老年年抑郁症的关系可以看出，一方面婚姻在抑郁症的病因及转归中起一定作用，无论未婚、丧偶或离婚，老年人都无法摆脱孤独，缺乏交流，尤其失去伴侣对老年人精神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都可能使老年人产生明显的抑郁情绪，若无法及时地排解心中的郁闷，可能会转变为老年抑郁症状。另一方面，抑郁症对婚姻也会产生各种影响。抑郁症患者和配偶间常有冲突和争吵，可能会对婚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 刘津，李淑然.老年精神状况量表（GMS）及其计算机诊断系统（AGECAT）［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15（1）：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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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志，秦侠，徐晓超，等.老年人躯体疾病与老年抑郁症患病率［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4，18（4）：35-37.
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抑郁症;肺功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发病率逐年上升，由于该疾病是慢性过程，且逐年加重，影响病人的生活能力，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病人可继发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已为人们所共识，也逐渐引起临床关注，我们对我院门诊及住院的96例COPD病人进行了抑郁症状的调查，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7年1月至2009年12月在我院门诊就诊和住院的96例COPD稳定期的患者，诊断均符合2006年中华医学会制订的COPD诊治指南中有关COPD稳定期的诊断标准[1]。其中男76例，女20例，平均年龄(73±5.88)岁。COPD分级轻度10例，中度52 例，重度31 例，极重度 3例。所有对象既往无抑郁症等相关心理精神疾病。
1.2 方法
1.2.1 分组 采用SDS(抑郁) 量表[4]测量患者的心理状况，将患者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调查人员由接受过专业培训的我科医师采用交谈法进行抑郁症状评分。调查内容包括一般内容：性别、年龄、病程、月收入、文化程度等。应用国际通用的SDS问卷量表[4]测评，由医生向患者详细说明后，按患者自我选择项目评分。问卷20项，按症状出现频度评分，分4个等级，依次分为1、2、3、4分。评分结束后，将20个项目中各项分数相加，即得到原始分，把原始分乘以1.25即得到标准分，标准分大于50分判定为抑郁症[4]。
1.2.2 测定指标
血气分析使用美国公司的GEM Premier3000血气分析仪。肺功能使用德国康讯PowerCube肺功能仪。COPD患者缺氧和二氧化碳潴留同时存在，病情严重者二氧化碳潴留更多见，难以区分是缺氧还是二氧化碳潴留引起抑郁症状，可能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患者均进行肺通气功能检查，包括一秒用力呼吸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FEV1占FVC比值(FEV1/FVC);动脉血气分析检查包括PaO2、PaOC2;调查患者的病程、经济收入。
1.3 统计学方法 数据以均数和标准差(±s)表示，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t检验，月收入采用Z检验。P
2 结果
2.1 抑郁症的患病率 本组96例患者中41例(42.7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2.2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COPD患者病情比较 结果见表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COPD患者病程、FEV1 、PaO2和 PaOC2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COPD是一组以气流受限，气道阻塞呈不完全可逆性且慢性进行性发展的疾病。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症状迁延不愈，逐年加重，以及营养不良、肺功能减退、体质的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表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的COPD患者病情比较
患者生活质量的下降，社会活动明显限制，家庭依存性日益增加，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依赖家人;由于长期就医，加重经济负担，使患者自觉家庭地位降低，经济收入低者或无经济收入者更感觉拖累家人，家人的不关心甚至反感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渐渐使患者产生情绪低落、自责、自罪、无欲无望、消沉甚至轻生等抑郁症状[3]。
我们调查的96例患者中，41例(42.7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与Ng TP等的报道一致[5]，说明COPD患者有较高的抑郁症患病率。抑郁组的COPD患者病程长，FEV1和PaO2更低， PaOC2更高，与非抑郁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患抑郁症的COPD患者的抑郁症状会加重躯体症状，影响患者的饮食和营养吸收，以及长期治疗的依存性，因此，抑郁症影响COPD患者的预后。De Voogd JN等研究结果显示抑郁症状与COPD患者的病死率相关，且独立与其他因素如年龄、男性等，成为COPD患者病死率的预测因素之一[6]。减轻抑郁症状可能改善COPD患者的预后[5]。
因此，在COPD规范化治疗时，应关注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心理疏导，必要时给予药物治疗抑郁症，改善COPD患者的预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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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姜乾金.医学心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11.
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听完了病人的叙述，翻阅了病人带来的所有病历和检查项目结果，我心中有了底。在对病人作了精神检查和“抑郁症自我评定量表”测定后，证实了我的估计，病人得了隐匿性抑郁症。我对病人用了抗抑郁药。2周后，病情开始好转，睡眠明显改善。一个月后，病去体愈，恢复了健康。
抑郁症，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情绪低落抑郁、言语减少和动作减少的三种症状（俗称“三少”症状或“三低”症状）。但是，隐匿性抑郁症的临床表现却十分特殊，它的抑郁症状“转化”成躯体症状。病人以大量的躯体不适为求医主诉，真正的抑郁，却被隐匿在繁多的主诉后面，使精神科以外的其它科医师不大容易及时发现，故得“隐匿性”之名。隐匿性抑郁症并不像普通抑郁症那样有典型的“三少”症状，而是以一般性躯体症状为主，常见的有头痛、头晕、失眠、胸闷、气短、腰酸、背痛、四肢发麻、阳痿、食欲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其中犹以头痛和失眠为常见，几乎80%的病人都有这两种症状。失眠以早醒为主，醒后不易再入梦乡。此外，隐匿性抑郁症的症状还有晨重夕轻的昼夜节律和春秋季重、夏季轻的季节性节律；
大多数病人具有焦虑情绪，女病人在月经期间焦虑加重。一般的镇静、安眠药疗效不佳，而经抗抑郁药物治疗后，病情能迅速好转。这些都是本病的特点，而神经官能症等疾病都不具备这些特征的。
产生隐匿性抑郁症的病因，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常见有工作不称心、压力大，婚姻不满意，升学问题，亲人的生离死别，罹患重大疾病，事业负担过重，产褥期，环境突然改变等，使其原先固定的生活规律突然发生改变，一下子又不能适应，产生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而发生了以躯体症状为表象的隐匿性抑郁症。
抑郁症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世界医学性难题之一糖尿病，现无明确根治方案。疾病长期困扰老年患者心理使其产生抑郁症状，促使老年糖尿病患者体内出现应激反应提高胰高血糖素或胰岛素敏感度降低，造成患者体内胰岛素抵抗，血糖浓度控制力减弱[1]。老年糖尿病合并抑郁患者健康问题成为医学各阶层关注焦点。本研究选择我院内科收治该病老年患者进行分组对照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内科2012年3月～2015年3月收治患糖尿病合并抑郁老年患者62例临床资料并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根据患者护理模式类型不同将62例患者分为一般组和特殊组各31例。一般组老年患者男性31例，年龄（67.2±3.5）岁，糖尿病史（6.3±1.7）年；
特殊组老年男性患者31例，年龄（68.2±3.6）岁，糖尿病史（7.1±1.9）年。所有患者均无交流障碍且年龄、性别、病情、住院时间、并发症等数据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证明两组间存在可比性。
1.2方法 一般组采用常规护理模式如每日分时间段进行血糖测量及给予胰岛素药物注射、口服降血糖药，对于抑郁严重患者给予专科药物治疗。活动受限者定时翻身防止压疮等。特殊组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抑郁情况进行护理干预模式：①对初次患病患者给予糖尿病基础知识讲解，告知该病危害以及治疗原则（饮食为关键，药物为手段，运动为辅助，心理为统帅，自我监测为基础）。②心理干预：因患者抑郁症状需主动与其交流，听取并讲解患者内心疑问和倾诉，帮助减缓内心负担并避免抑郁情绪传播，建立良好自信心理鼓励患者自我表达。③教育护理：告知患者如何预防并发症产生以及服用药物注意事项、药理作用、不良反应以及药物起效时间。④胰岛素注射指导，帮助患者掌握胰岛素注射时间、剂量、剂型以及注射位置掌握，以便其更好进行治疗。
1.3 评定标准 ①依从性评价：有专职护理人员制定依从性调查表并依次询问患者（调查内容包括饮食、运动、服用、心理交流、自我监测等）。评分为10分制，>8分为依从，5～8分为部分依从，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并应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处理及分析，数据计数资料应用"%"显示，一般组与特殊组组间比较应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取均数（x±s）标准差表示且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依从性 特殊组依从性总统计率为93.55%，一般组依从性总统计率为77.42%，且P
2.2 SAS、SDS评分 组间护理后SAS、SDS情况，特殊组SAS、SDS评分明显低于一般组，上述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