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学科制度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
在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的教训，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的新趋势以及现阶段我国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内涵的新理解，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发展。笔者在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深刻领会到科学发展观对指导和推进我们劳动教养工作，实现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创新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在此谈一点个人学习体会，仅供参考，如有不妥之处，请予批评指正。
一、从科学发展观看现行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一）从以人为本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保证公民权利
中共中央***、国家**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虽然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在保证公民权利方面确实不够。
1、劳动教养对象的随意性
某些公安机关的少数执法人员缺乏尊重公民基本人权的意识，随意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在执法中，将一些不能及时侦破的疑难、复杂案件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抓捕时间不一致的犯罪嫌疑人，先暂时报送劳动教养，由劳教所“代行关押”，以期解决羁押期与案件侦破时间的矛盾，从而造成“以教代刑”现象的发生，结果是把一些不够劳动教养条件的人送进了劳教所。①
2、决定劳动教养缺乏严肃的法律程序、法律监督
劳动教养制度名义上是由公安、民政、劳动等部门组成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行使劳动教养决定权，实际上由公安机关内的法制机构独家行使处罚权，可以不经检察院审查批准，法院开庭审理，缺乏公正合理的法定程序，缺乏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机制。少数执法人员利用劳教这一手段随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劳动教养决定作出后，被处罚人往往无处申诉和辩解，《行政诉讼法》施行后，被处罚人不服劳动教养决定，虽可以向法院，但不停止执行，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
3、执行手段与监狱罪犯十分相似
长期以来，劳教场所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方法一直沿袭狱政的管理模式，没有从两者的性质上加以区分，都是奉行“收得下，关得住，跑不了”的思想，重视严格管理，忽略区别对待。除了在同等条件下，奖惩有所区别外，其他方面的处遇均差别不大，对劳教人员在所区范围内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很大，重视管理的处罚性，忽略管理的教育性。有人就说劳教所是“二劳改”。
（二）从协调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1957年8月3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1979年11月29日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82年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决定》、《规定》属于国务院行政法规，《办法》属于行政规章，与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相互矛盾的冲突。
1、与《宪法》的冲突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劳动教养制度规定的是属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这点与《宪法》精神有冲突。
2、与《行政处罚法》的冲突
1996年10月1日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十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行政法规只能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劳动教养制度依据的《决定》、《规定》、《办法》属于行政法规及规章，不属于法律，这样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就与《行政处罚法》存在法律冲突。
3、与《立法法》的冲突
2000年7月1日施行的《立法法》第八条、条九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的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决定》、《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制定劳动教养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就与《立法法》第八、九条规定有冲突。
（三）从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稳定
我国劳教工作创建40多年来，在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作出了一定贡献，改造了一大批违法犯罪人员。在阶段，劳动教养制度几乎被废除，失去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近几年，劳教场所围绕提高教育矫治这个中心，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教育转化了一大批、吸毒等类型劳教人员。但是在劳教人员解教后，社会帮教衔接工作脱节，社区环境恶劣，缺乏可持续教育改造的环境，教育改造效果降低。衡量教育改造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教人员解教释放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高低，根据1996年对山东、云南、广东、浙江等省区7个劳教场所的调查，多进宫劳教人员占劳教人员总数的平均比例为34.89%③。据近期吸毒型劳教人员复吸及其它违法行为的调查，重新违法率高达85%以上。这一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同时也有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衡量劳动教养的成绩不仅仅是收容了多少违法人员，更应该是教育矫治了多少违法人员，使他们不再重新违法犯罪，要全面地看劳动教养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发生起到的作用。
二、以科学发展观规划未来劳动教养法律制度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要相互协调发展。劳动教养制度必须要进行重大的改革，重新制定一部系统的、完善的、合理的新型法律制度以适应社会新的形势。在去年的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四川代表团的段维义、湖北代表团的郭生练等12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劳动教养立法》和《关于制定相关法律，改革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议案。他们认为，我国劳动教养方面的法规混乱，劳动教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主要涉及劳动教养的对象范围、审批程序、期限和管理方式等问题。需要改革劳教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发展的要求。劳动教养法律制度改革势在必行，笔者认为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创新设计的思路应从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出发，以法制建设全面系统化的观念，扩大劳动教养法律制度的涉及范围，放宽视野，确定立法目标；
把以人为本和以宪为纲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证实立法依据，夯实立法基础；
以协调互补和系统层次论的观念，争取“三分天下”的格局，高屋建瓴，明确法律地位；
以程序司法化、执行社会化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完善劳动教养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促进社会文明进步。
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科学技术 司法制度 作用 地位 论文摘要: 科技进步对司法制度的完善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一是科技进步对司法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二是科技手段对司法方法的渗透和充实，三是科技成果对司法手段的更新和提高。科学技术既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础，又是现代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可靠保证。
一 “科学”一般被解释为人类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等客观事物和现象的知识体系，它以概念和逻辑形式反映事物现象的本质规律。所谓”技术“从生产体系的劳动手段角度来看，是人类利用科学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手段和工艺方法，是劳动手段的总和。在古代，科学知识专属于哲学领域，而技术归由工匠掌握。技术的产生要先于科学。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活跃，科学与技术互相接近，关系日趋密切。直到19世纪，科学逐渐形成体系，技术渐次转向以科学为基础。由于科学与技术相互交叉，以至密不可分，故两者并称为“科学技术”而被广泛使用。科学本身的巨大进步丰富了科技体系结构。过去，我国一般把科技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门，而哲学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现代社会的发展，有力地驱动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工程技术等多种学科的结合、交叉和融汇，在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出现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的鼎足之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广泛利用技术成果，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优化，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强劲动力。科技进步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其一，在生产诸要素中，科技进步发挥关键性作用，从而全面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二，科技进步不仅是科技自身的发展和不断完善，也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巨大变革力量;其三，科技进步既是物质文明的主要支柱，也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基石。促进社会结构优化，传播科学思想，不断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
司法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现象，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用以实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手段。司法活动是适用法律处理诉讼和非诉讼案件的活动，是一种形式特定的执法。司法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建筑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司法制度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发展，并趋于消亡。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看，人类历经了制造人力工具、发明动力工具、生产智力工具三大过程。与此相适应，司法制度也随之不断变革和演进。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越来越显著，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因此，科技进步对构建现代司法制度的作用和地位将进一步被认识。
二 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毫无疑问地对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科技进步对司法思想的启迪和影响 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贯穿和渗透在司法制度的各个方面，它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司法上的集中体现。任何国家的司法制度，在其被制定和适用的时候无一不是贯穿着和遵循着一定的指导思想。我国的人民司法制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而且还进一步提出了“法律要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的命题。毛泽东同志在1963年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就无法提高。1985年邓小平同志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经验，进一步明确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揭示了科学技术对当代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经济包括政治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这是当代我国司法制度的理论基础。根据这一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我国的司法思想也得到了丰富和拓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科技成果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在实际中也启迪和影响着司法思想。一方面，科技进步启迪和影响着对司法起着指导作用的法律意识，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借助于电脑、网络，甚至卫星广泛开展电子商务、电子信息交流和传播等活动。由于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整个社会的信息传输逐步数字化，使司法管理从现实空间向虚拟空间扩展。再如，随着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生命科学应 运而生，迫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在法律上究竟应继承“心脏死亡”还是接受“脑死亡”;是否要对犯罪的精神病理因素持宽容态度;在法律上又如何对待克隆生物(包括可能出现的克隆人);如何认定基因嫁接、基因修补、安乐死等等。这些社会现实在给我们的司法活动带来困惑和挑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启迪着我们建立新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视野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科技进步的现实也促进了人们司法观念的更新。例如，基于科技进步的新的法律思想、新的法学理论的不断产生，法律信息论、法律系统论、法律控制论等的产生就是明显的例证。再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打破了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疆界的同时，长期存在的各个法系之间的差别在缩小，法学理论派别之间也在不断地分化、重组和产生。这些变革必然会反映到司法人员的思想中去，引起司法观念的更新，并带动司法工作、司法制度的变革，促进司法制度的完善。
(二)科学技术手段对司法方法的渗透和充实 长期以来，我国的司法工作基本上采用了纯法律的工作方法，对在司法工作中引用或应用科学技术方法基本上处于被动状态。这是亟待改进的。首先，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其应用遍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的关系几乎是密不可分的。司法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门，是国家制度，也是社会制度，必然与科学技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表现在科学技术促进着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发展，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当今社会，许多法律问题都涉及到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司法工作的对象除了表现为法律上的是非曲直外，越来越多的表现为或涉及到科技上的真伪与先进程度。这就迫使司法工作在适用法律时不得不根据科学技术的基本理论，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否则很难不犯错误。再次，司法和科学技术在方法论上是可以相通的。实践告诉我们，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法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程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同时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也为处理错综复杂的法律问题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使得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科学技术的方法不但是司法制度进步和完善的必要，而且是司法实践的可能。
例如，西方有些法学家在研究法官行为中运用了控制论、系统论等多种科学方法;在解决司法领域内某些问题时运用了概率论的方法;在司法的更多方面广泛采用了计算机及相关技术。我国也有科学家提出了“法治系统工程”的研究课题，其中也包括司法制度的内容;等等。再如，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进行的改造罪犯的新的措施的试点对比，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领域里生物学分组对照控制实验方法在法学实践中的尝试。科学技术的方法已经不断地渗透到司法制度中，司法制度也在愈来愈自觉地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因而，法学科和法科学已经成为一对亲密无间的孪生兄弟。
(三)科学技术成果对司法手段的更新和提高 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刺激了司法手段的更新，促进了司法效率的提高。首先，科学技术的成果一经推广应用，形成新的生产力，势必导致新的社会关系的相继出现，因而引发一系列有关的法律问题。为了调整这些法律关系，国家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立法，因而促进了许多法律、法规的产生，进而促进了整个法律体系的发展。这一结果首先就为国家的司法制度及其司法活动提供了更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弥补原有司法手段的陈旧和不足。例如，18世纪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发明创造以财产权的形式跃上历史舞台，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颁布了专利法，建立专利制度便是最明显的例证。现代高新技术的兴起和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立法，调整科技领域中的新的社会关系，一些高新技术法律纷纷登台，甚至形成了一些高新技术的法律门类。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着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法律，并形成新的法律体系，为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手段。
其次，科技知识及其成果在法律领域内的大量运用，使法律内容更趋科学化，科技成果成为许多司法工作的依据。例如，有关亲子关系的司法鉴定，主要是运用DNA技术，但鉴定结论则是司法工作的依据。再如，犯罪分子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施高技术、高智商的犯罪活动，这就要求司法人员将先进的科技手段用于侦查、取证等，这些科技成果也就转化成为现实的“破案力”。再次，科技成果直接装备于司法部门，使其成为现代司法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有效的基本工具和手段。司法机关把各种现代化先进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司法实践，大大提高了破案率和办案质量，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更有效地维护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为实 现依法治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科学技术在现代司法制度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居于非常关键的地位。
(一)科学技术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基础 现代司法制度的内核是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最终体现，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集中反映。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人类的文明在呼唤着整个社会的民主与法治，而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又离不开国家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在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下的司法制度也只能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来构架和建设，这是人类发展历史的大趋势，是任何力量也不可能阻挡或逆转的。
(二)科学技术是现代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基本动力 现代司法制度的运转表现为准确、高效和适应社会发展的司法实践。司法实践的准确基于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司法实践的高效基于对法律规范的适应，司法实践要适应社会发展则基于对社会发展的融汇和支持。在当今社会里，科学技术知识和成果为司法制度运转中的准确性、高效性和适应性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和手段，使之成为现代司法制度运转的基本动力。必须指出的是，科学技术作为司法制度运转的基本动力是积极的、主动的。一方面，现代科技需要具有相应素质的司法人员去使用、去操作、去控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也抑制其消极作用和破坏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将十分无情地淘汰不具备相应素质的人员，淘汰不合理的设置。因此，科技知识与成果在推动司法制度有效运转的同时，对司法人员的选任和司法制度的设置提出了更高的和更合理的要求。
(三)科学技术是促进现代司法制度发展完善的可靠保证 科学技术在进步，社会在发展，国家的法制在不断完善，这一些都促使司法制度也必须不断地改革，不断地进步，通过不断地发展，以达到完善的目标。在当今科技时代，社会发展的初始动力来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的方向和速度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也将源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在相当程度上循着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向前发展，这就建立了科学技术和司法制度之间的一种有机的密切联系。因此，科学技术进步也就成为促进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和发展，并臻于完善的可靠保证。
主要参考文献: ①冯之浚，江天水等·科学技术进步法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②罗至中.科技法基本原理〔M〕·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1993
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1年，美国卡内基要梅隆大学图书馆为了更有效地服务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委派熟悉本馆馆藏结构，并能熟练掌握文献资源获取手段的资深图书馆员，与对口专业的专家学者建立专门联系,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信息咨询和检索服务，以便更好地满足专家学者的文献资源需求。这便是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形成的雏形。中国的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开始于20世纪末，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紧接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十余所重点大学也都引入了这一模式。进入21世纪，学科馆员制度更是在高校图书馆界遍地开花。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7年，全国已有56所高校引入了学科馆员制度。
2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产生的背景
学科馆员制度之所以会产生并逐渐在高校图书馆界得到广泛认同和采用，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资源数量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而且出现了各种不同载体形式的信息资源，这就是所谓的信息爆炸。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信息资源海洋，信息用户想要检索获取教学科研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必然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困难。而一直以来，作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信息保障重要部门的高校图书馆，如果仍然沿用过去的信息服务方式，肯定是不能满足学校各院系的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要求的。高校图书馆必须从海量的信息资源中，有针对性地找出读者所需的专业信息，从而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这就需要有一种新的信息服务制度模式产生。可见，现代信息技术发展要求高校图书馆建立学科馆员制度。
3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意义
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对提高高校科研水平，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高校图书馆自身服务水平的提升。
3.1学科馆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学校科研水平
高校图书馆作为信息保障机构，担负着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服务的任务，服务对象主要是各院系专家学者。服务对象层次较高，他们的信息需求同一般读者相比，也更加专业、准确、深入、有时效性。针对这部分信息需求，图书馆必须改变过去被动的服务方法，主动出击，全面深入地了解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情况，听取他们的信息需求曰然后有针对性地对各类型的学科专业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及时反馈，以保证他们的科研工作顺利进行。因此图书馆必须建立学科馆员制度。
3.2学科馆员制度有利于提高图书馆信息服务水平
以往高校图书馆侧重于文献的收藏和保管，信息服务方式也趋向被动，一般只有在读者有了信息需求，主动找到图书馆寻求帮助的情况下，才提供信息服务，而且服务内容也只是查找文献，电子资源使用培训等初级服务，并没有达到主动、深入了解读者信息需求，分析研究，提供信息服务的水平。而学科馆员可以深入各学科了解各院系教学科研对专业文献信息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学科专业文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并主动提供高水平、专业化、深层次的服务。学科馆员的建立，成为院系与图书馆沟通的桥梁，通过直接倾听读者意见和建议，有针对性地主动为教学科研提供深层次的服务，为学科建设提供文献保障。
3.3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素质
一直以来高校图书馆人员结构都比较复杂，其中既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出身的工作人员，也有通过其他渠道进入图书馆的人员，因此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构也不合理，服务水平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图书馆即便想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更好更专业的信息服务，也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图书馆通过建设以人为本的学科馆员制度，对图书馆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助于在馆内建立良好的学习氛围曰图书馆馆员为适应工作需要，必须加强自身的学习，特别是英语、计算机，以及学校专业方面的学习。这样一来，将会大大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3.4学科馆员制度建设有利于提升高校图书馆地位
图书馆在高校中长期处于比较低的地位，不被学校所重视。出现这种情况有一定的客观外部原因，但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高校图书馆本身信息服务工作没有得到读者的认可，特别是没有得到掌握话语权的学校各院系专家学者的认可。传统的高校图书馆只重视馆藏资源的建设和保存，重野藏冶轻野用冶，服务上也只是被动地等待读者上门，不能主动地与读者特别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交流沟通，带来的结果就是图书馆在读者心目中印象不够深刻，读者、特别是这些从事重要教学科研项目的专家学者们，在遇到文献信息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不会想到通过图书馆来获取他们所需的文献信息，而是习惯于通过自己查阅工具书，网络检索等方式解决信息需求问题。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高校图书馆不能很好地参与到学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文献信息保障作用，导致图书馆在学校内部影响力日益下降，地位也相应降低，并出现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学科馆员制度的建立，能够建立起一座连接图书馆与读者的桥梁，使高校图书馆能够主动了解、倾听读者需求，密切跟踪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进度，了解掌握其信息需求，并根据需求收集整理相关文献信息资源，加以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为学校重要教学科研活动提供文献信息保障，在学校学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才能使得学校领导和广大读者充分认识到图书馆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图书馆在学校的影响力，提升图书馆在学校内部的地位，争取学校对图书馆建设增加投入，在政策资金等多方面加大对图书馆的扶持力度。
4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制度建设具体举措
4.1加强人才培养，建立学科馆员人才储备
学科馆员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学科馆员不同于以往传统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传统的图书馆馆员更多倾向于文献资源的建设与保管，对其自身的要求也只是需要了解、熟悉本馆馆藏资源，能够在读者利用图书馆查找文献信息资源的时候，迅速准确地为读者找出所需相关文献资源。这样的工作任务决定了传统的图书馆馆员只需要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相关知识就可以了。而学科馆员因其担负的工作任务不同，对其自身素质要求和专业教育背景也不同于以往。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学科馆员，除了具备图书馆学专业知识以外，还应该具有图书馆学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教育背景，另外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读写能力，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能。图书馆应当通过多种方式来培养符合学科馆员要求的人才队伍。首先，从外部引进具有其他专业教育背景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跟学校重点建设学科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以往图书馆引进的应届毕业生大多都是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这样往往造成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本校各个学科专业不熟悉，不了解，无法做到很有针对性地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所需的文献信息资源。今后图书馆在引进人才时，除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毕业生之外，也应当考虑引进一部分具有其它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才，比如计算机相关专业、外语专业、以及本校所开设的某些专业的毕业生。其次，高校图书馆也应鼓励并开展继续教育，目前各高校人事编制都比较紧张，单纯依靠增加编制，引进人才来建设符合要求的学科馆员队伍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图书馆必须重视继续教育，鼓励原有工作人员，继续加强学习其他专业知识，为馆内工作人员继续深造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从馆内培养出一批既有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又对学校相关专业非常熟悉的学科馆员人才队伍。
4.2调整部门结构，适应学科馆员制度建设
传统的高校图书馆部门结构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图书馆学业务流程划分的，基本都是按照对文献资源的处理过程来设置各个部门，野采、分、编、典、流冶。这样的部门划分是符合传统的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模式的。但是如果要建立学科馆员制度，就必须对传统的部门结构进行调整，这是由学科馆员的工作任务决定的。学科馆员工作的重点在于主动了解读者特别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专家、学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进而根据需求收集整理相关专业文献信息资源，并加以分析研究，提供给相关的专家学者，以保障其信息需求。这样的工作任务，要求图书馆内部打破过去传统的部门划分，建立一个由图书馆领导指挥下的，各部门一起参与的学科馆员服务机构，例如像南开大学图书馆的学科馆员组，或是像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成立的学科馆员管理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机构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是由图书馆领导牵头成立，统一协调部属曰其次成员涵盖全馆各个业务部门，通力合作。这样的组织机构有利于及时了解学科建设信息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文献资源建设，缩短特定文献资源从采访到流通的时间周期，更好地为专家学者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服务。
4.3建立完善评估体系与激励制度
提高学科馆员工作效率为了更好地衡量、判断学科馆员为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服务的能力和工作业绩，图书馆应该建立完善服务质量评估体系，制定任务目标，明确学科馆员的责任划分，规范学科馆员的管理体系，这样才能够让每一名学科馆员清楚地了解他所需要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职责，从而更出色地为专家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服务，完成图书馆赋予他的学科服务任务。在建立目标评估体系的同时，为了激发学科馆员工作热情，鼓励学科馆员不断提升个人服务能力和水平，图书馆也应当建立完善合理的激励制度。对工作认真负责，学科服务成绩显著的学科馆员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奖励，以调动大家工作热情，奖励先进，带动整体共同提高，使学科馆员队伍形成野比学赶超冶的良好氛围，不断提升自己服务能力。
4.4加强宣传推广学科馆员制度
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以格林菲尔德为核心代表人物的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该学派不仅有重要的理论贡献，而且有着不可忽视的实践价值，具体表现在学校管理中的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同时，从该派理论可以观察到当前我国中小学人文管理中存在的误区并有助于改进之道的探寻。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是在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管理论尤其是盛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强烈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尽管国内目前已有一些相关理论文献但为数不多，而从实践角度探讨其价值的文献则更为少见，这与人文教育管理论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学派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把握其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实践价值联系实际进行剖析，并对我国中小学校人文管理问题进行反思。
一、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主要观点
持有人文主义立场的教育管理思想家以T·B·格林菲尔德（T.B. Greenfield）、C·霍金森（C. Hodgkinson）、W·英格里西（W. English）、S·J·麦克西（S.J.Maxcy）等为代表，其中格林菲尔德是领袖人物，其理论观点集中反映在《格林菲尔德论教育管理——走向一门人文科学》一书中。总体而言，这批人是在对过去的教育管理理论，尤其是行为科学影响下的“教育管理理论运动”提出猛烈批评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旗帜鲜明的一派理论观点：组织不是自然实体，而是人为适应社会而自行创造的产物；
组织的目标其实是人的意志、权力、价值的体现；
组织的结构也不是实在的和预先建构好的，而是组织成员相互作用的产物；
既然组织是人为的产物，因此也不存在统一、客观、普适性的组织理论；
教育管理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事实问题，更重要的是价值问题，撇开价值问题就无法认清教育管理的现象和本质；
教育管理活动中事实与价值不能割裂，如果管理者只看重管理中的结构、形式、工具意义，就会把更重要的教育目的置于脑后，这样教育管理的意义和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1]
不得不特别指出的是，国内有些研究者由于已经习惯于将西方人际关系理论看作是一种所谓的“人本管理”理论而有可能将人际关系理论混同为或认为至少部分属于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需要澄清的是，人际关系理论因其只是在常规视角下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主导下的古典和现代组织理论进行反思而在根本上持有科学主义立场，如将其与人文主义管理论相混淆，难怪有学者会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可能要贻笑大方”[2]。
二、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探析
尽管说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在批判教育管理理论运动的同时所持有的许多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事实上它除了有理论贡献外在实践上也不无裨益，尤其是它对个体及其价值重要性的强调。在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中片面、极端的观点保持足够警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方面来考察其实践价值。
（一）组织目标
一般而言，管理是围绕着一定组织目标展开的各种具体活动，因而组织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在组织目标上，人文主义学派强调的是个体的目标而不是组织整体或其所属各个部门机构的目标，甚至否认有组织目标的存在。格林菲尔德曾经说过：“许多人并不相信组织的目标，他们只有‘在组织中做什么和怎样做才正确’的认识。”[3]152这种观点从现实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组织成员对其所在组织的目标还是会有所认同或共识，就如教职员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有其理解和共识一样。对于这一点，格林菲尔德最后不得不指出，所谓组织的目标实际上是有权力的组织成员的目标：“组织目标是当前最有势力的组织联盟的当务之急和意旨。”[3]152显而易见，校长的职位和权力足以使其意志转化为学校的目标。对此，笔者曾经在做一个中学校长负责制的调研中，发现教职工对学校的发展目标确持有此种态度，认为“那都是领导们的意思”“校长说了算的”。这样的学校发展目标对教职工中的认同感及其产生的导向作用可想而知。因此，人文主义学派比较极端的强调个人目标的观点事实上从一个反向的角度揭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学校组织目标如发展规划的确立必须倾听教工的意见、反映个体的心声、调动群众的参与，从而充分代表利益相关个体的意志；
退一步讲，即使是校长有好的规划与设想也应当在充分征求意见、获取教职员工支持与共识的前提下予以合法化。
（二）管理制度
制度对组织的正常运转具有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意义。但在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那里，连组织的存在都予以否认，当然也就无组织制度可言。不过，人文主义学派并不否认个体的存在也需要一定的规则，只是认为这种规则不是从外部强行赋予和设定的，而是由个体成员共同认可和建构的，强调规则的人文化。事实上，这种个体间的规则类似于组织中的制度。进而可以认为，人文主义学派对制度的形成要求所有组织成员的参与、要充分融入组织成员的意志、愿望、价值和主张。一般而言，组织的制度有3个来源，即源于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组织创始人或管理者设计的制度，以及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4] 其中组织文化的内生制度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的规则观有更多的相似。由于学校的主要成员都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尊严、情感层面的需要比一般群体要高得多，因此学校的制度建设应当在把握这个特点的前提下有效地实现制度的人文化。具体而言，学校制度建设一方面要重视源于组织成员共同信念和多数成员偏好行为方式的内生制度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新的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由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并体现大家的价值和利益，此外即使是社会权威规定的制度也应该在“使命”说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取他们的真正认同和服从。
（三）领导行为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充分说明校长领导能力和领导行为的重要意义。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认为，和其他组织成员一样，领导也是个体，也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也追求他们的自己的利益，只是组织的领导会以自己的职位和权威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强加给其他成员。但他们认为这种强加是不对且无效的，应该强调的是个人素质在管理中的作用而非正式职位所享有的法定权威，认为“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寻求解决问题的恰当行为和最适合于做这项工作的人，而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人在组织里的正式职务或身份。”[3]158其实这就是强调教职工个人的特点与能力，反映到校长身上就是认为：校长对一个学校的领导作用是其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产物而不是校长这个职位权威或职务权力的必然结果。这对于我们校长的领导行为是有其启发意义的。其实，在一般管理学原理中谈到领导权威时，经常提及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其中非权力性影响力可能与人文主义学派对领导的看法是相通的。因此，校长作为学校的领导者，应该意识到非权力性影响力对自己威信树立和工作开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在领导过程中要更多的展示自己的人格魅力、领导艺术、民主作风，从而营造能够激发和强化每个组织成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文化氛围，使大家在团结、和谐、温暖、愉快的人际关系中努力工作，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自身价值。总而言之，校长的领导行为中应体现人文精神和饱含人文意蕴。
（四）系统环境
时至今日，人们对学校组织性质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封闭科层组织阶段，而对开放社会系统或松散结合系统有更多的认同，意即强调学校与社会外部环境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交换及其相互影响。但是，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对环境有其独特的认识：所谓学校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学校内个体成员与组织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整个学校与外界的联系；
教师的行为产生于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对环境的认识与理解。进而，人文主义学派认为更应该关心个体教师所受环境的影响及其内心感受与行为反应。在对人文主义学派否认组织作为实体与外界环境之间联系的极端观点不敢苟同的同时，还应该看到——这种充分肯定教师作为个体可能受外界环境影响的观点对我们的学校管理工作尤其是教师管理还是有其启发意义。考察我们的教师管理现状，校长或管理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主要是校方或组织，借助的手段或方法主要是政策规章、激励机制、考核评比，动人的说法则是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尽管这些管理方式方法不失科学和必要，但对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内心体验并不太关切也不够深究，事实上如果能重视从教师个体的角度开展教师管理工作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教师管理工作既需要管理者站在学校的立场上通过正式途径开展，也需要注重从教师个体所受外界环境影响及其心理效能的视角去关心和理解他们，如此效果才会更理想。
三、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误区与改进
尽管上文我们从组织目标、管理制度、领导行为、系统环境等4个方面对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所蕴含的实践价值作了粗略梳理。但我们难以就此住笔，因为在我国学校人文管理的理论认识与实践操作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误区甚至曲解，极有必要借这个议题进一步予以讨论和澄清，这样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借鉴和发挥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实践价值。
（一）学校人文管理的认识误区与澄清
就人文管理这个提法而言，常听见的说法有“人性管理”“非理性管理”“文化管理”“人本管理”“人文管理”，等等。说法的不统一说明认识的不统一和不深刻。当然，要搞清何为人文管理，不可避免的需要谈到科学管理，因为现实中很多不当说法正是由于对科学管理的理解失当造成的。学校管理现实中，人们对人文管理与科学管理之间关系的认识误区集中表现为将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就循着科学与人文这对范畴的发展轨迹试着来澄清误区。
考察整个西方哲学思想史，可以发现人文与科学之间关系的一条粗略线索：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人文与科学混沌而统一地存在于百科全书式哲学家的思想中；
宗教统治下的黑暗中世纪时期，神性代替人性，既无人文也无科学可言；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与人文携手反对宗教神学以张扬人性；
启蒙运动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科学与人文依然结盟战斗且产生人道主义，但开始孕育唯科学与反科学的因素；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近现代以来，科学与人文开始分道扬镳甚至针锋相对；
后现代以来，随着科学哲学的反思发展和人文精神的觉醒而在当代表现出科学与人文的再趋融合与统一。由此看来，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与人文在历史长河中历经了混沌统一、携手战斗、针锋相对、又趋融合的发展过程。相应地，它们反映到整个20世纪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就表现为管理上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价值观的争论。如此看来，我们今天要提倡的既不是科学主义管理、也不是人文主义管理或人本主义管理，而应是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鉴于历史上“人本”含义中的非理性色彩太浓，笔者不主张使用“人本管理”的说法）。那么，我们所提倡的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又当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在内涵上，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是指分别强调体现科学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求真、求实、求证之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指管理者在管理活动中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精神，包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人格平等，等等）的管理；
在关系上，科学和人文作为管理的二维，是管理理论与实践中贯彻始终的一对基本价值关系，他们同时作用和影响管理发展并反映在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中，现实中既不存在纯粹的科学管理、也不存在纯粹的人文管理，尽管有时候可能表现出来的是科学多一点或者人文多一点。如此看来，现实中关于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科学管理与人文管理根本无法剥离开来加以讨论。
（二）学校人文管理的实践曲解与纠偏
无论是与中小学管理者接触和交流，还是阅读期刊杂志上校长们写的文章，可以发现，他们理解和践行的人文管理主要表现为诸如校长应该“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尊重师生、宽而有度，谦虚谨慎、团结协作”[5]“细节关怀”[6]“在信任中产生力量、在理解中换取真情、在宽容中凝聚人心”[7] 等等，甚至还可以听到不少把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的言论。应当说，校长们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已经认识到，实施人文管理就意味着自己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并且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对的但也是片面的；
而将人文管理与制度管理对立起来就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曲解。这种片面和曲解的背后，不仅是我们学校管理者的水平有待提高，更是反映教育管理理论研究的盲点或欠缺。那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何在呢？
要厘清学校人文管理的着力点，首先要弄清楚管理的逻辑框架。在较为深入研读丹尼尔·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克劳德·小乔治的《管理思想史》、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等国内外数部经典管理思想著作的基础上，笔者勾勒出了一个初步的管理逻辑框架：人性是主线，目标是导向，组织是平台，科学与人文是两个维度，理论、研究、实践是3种形态，技术、制度、行为、文化是4个层面。其中科学与人文作为两种有着内在统一性的价值维度，它们不仅反映在人性、目标、组织上，而且在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等3种管理形态上有其体现，但最为直接体现的是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和文化层面上。就4个层面而言，从整个西方管理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上历经了一个重技术、重制度、重行为、重文化的演变过程。那么科学与人文的价值影响到底如何体现呢？事实上，科学与人文两维在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4个层面上都有体现，而不是我们习惯中把技术与制度管理当作科学管理，而把行为和文化管理当作人文管理。就管理技术与制度而言，其科学色彩不言而喻，但它们同样需要体现人文精神而具有人文属性，如管理技术的研发必须考虑管理对象的需求，应用首先取决于员工能否接受，推广必须注意其适用的人文环境等；
管理制度的设立必须符合人的发展的原则，体现对人格的尊敬和保护，制度的执行应当有其人文基础，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等。就行为和文化而言，我们一般认为这是比较容易体现人文管理的方面，如实践中校长们对人文管理的认识正是从领导艺术或管理行为这层面出发，但领导行为同样需要讲科学，西方管理思想中就有一个重要的行为科学学派；
文化管理可以认为是一个偏重人文的管理方式或层面，反映到我国学校管理实践中就是现在“流行”的学校文化建设和知识管理，其实文化建设也需要制度的作用，因为制度可以制约传统文化负作用的发挥、制度可以使文化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制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如此看来，学校的人文管理并不像校长们所理解的那样仅仅体现在其自身的领导行为和领导艺术上，而在技术、制度、行为、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用武之地，而将制度管理与人文管理对立起来的看法则完全是一种曲解。同理，学校科学管理也是如此。此外，学校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目标制定、组织设计也同样需要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要求。因此，整个管理的逻辑框架都是学校实施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的着力点。
（三）我国学校管理模式的应然选择——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
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采取何种模式呢？科学管理模式？人文管理模式？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这也许是校长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科学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科学精神与科学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健全与运用。反观实践，我国中小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科学管理的异化和科学管理的不足。如教师管理制度上，一方面过分地依赖量化指标的评比考核而压抑个性和影响积极性，另一方面培训进修制度因落不到实处而成为摆设；
又如很多校长热衷于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和特色学校的创建而对作为学校技术核心的教学并不真正关心，尽管近些年来“校本教研”比较红火但实效不佳，这与泰罗当年在车间里通过管理技术来实现技术管理的做法相差甚远，新课程改革中的种种问题 [8] 与学校管理者对发生在课堂里的技术细节缺乏兴趣不无关系。由此看来，我们的学校管理在整体上并未达到科学管理模式的要求，但在异化方面却是不容乐观。所谓人文管理模式，是指突出强调管理技术、制度、行为、文化及整个管理逻辑框架的人文精神与人文属性，在现实中尤其表现为偏重于管理行为的人文化和管理文化的建设。在对校长们的人文管理之狭隘理解深表忧虑的同时，考虑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负面影响而不主张在学校管理中单独提倡人文管理模式。因为，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整体上表现为以德性主义和人治主义为调控机制，这在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治的管理文化。今天不少校长简单地把人文管理仅仅理解为个人魅力的发挥甚至曲解为人情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传统人治文化的深层影响。如此看来，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可能都不适合我国学校管理的实际需要。
西方学校管理的发展历程中走过了一个科学管理的阶段。就拿美国来讲，该国在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探索和实践学校的科学管理，如作为学校效率研究前奏的教育测验运动、学校调查运动的兴起、斯波尔丁和鲍比特的学校效率论、应用科学管理之典范的葛雷制学校、斯特雷耶的学校成本分析等等，[9] 但在同时及随后的发展过程中，该国的学校管理开始发生由重科学向重人文的转向，如杜威的民主管理哲学、约契的学校人际关系改善论、直至当代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等等，但科学管理从未受到消弱和忽视。如果说美国学校管理追求实现的是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的话，那么我国学校管理应当选择的模式是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主要基于4点考虑：其一，既然单独的科学管理模式或人文管理模式不适合于我国学校管理，那么只有从科学与人文二者有机融合的角度去寻求合适的管理模式，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正好体现了这种融合。其二，由于受传统影响我国学校管理中人治与人情因素的明显存在，当务之急的是要实现科学管理而非人文管理，因此该模式的落脚点应该在科学管理上；
同时鉴于管理现实中非人的、异化的手段与方法同样存在，因此在实施科学管理的同时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进而我们提倡人文化的科学管理模式。其三，笔者以为，科学化的人文管理模式是学校管理追求的更高境界，目前我国学校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实现科学管理也即陈玉琨教授所提出的学校管理3个阶段中的规范阶段，[10]当然在科学管理目标追求过程中必须注意体现人文精神和人文属性。其四，对该模式的明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学校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中有取舍批判地借鉴和吸收人文主义教育管理论的合理主张，从而更好的实现学校的人文化科学管理。当然，该模式的倡导是针对我国学校管理的整体水平而言的，但就具体的每一个学校及其每一个管理领域而言，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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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管理学 钻石模型 制度变迁 管理创新者
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几乎是与人类文明曙光同时出现的，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公元前5世纪的《孙子兵法》则因为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但是，管理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研究对象被认识、研究，并且管理实践能够得到管理科学知识的指导，则是在刚刚过去的100年中才发生的。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人泰勒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一直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传统管理学的诞生。在过去的100年中，管理从一种不可言传的非正式的活动，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人们不仅认识到管理活动的普遍性——管理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类组织和人类有组织的活动中，而且从各种可能的角度、采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对管理活动和问题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由于管理科学知识被广泛地用于指导管理实践而管理效率被大幅度地提高，管理科学化进程不断被推进，管理学的知识体系不断地扩张。这也难怪有人说，过去的20世纪是管理的世纪。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管理学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庞大知识体系和学科分支的复杂学科，在人类文明进程和知识宝库中占有了重要地位。
一、管理学发展的三个线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早期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传统管理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形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众多的流派，管理学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逻辑主线。但是，由于百年来管理经典著作所关心的主题过于复杂，包括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创新与变革、现代公司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而从管理学的学科分类角度而言，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等构成管理学的经典内容，而且这些学科还在不断地丰富、细化、交叉和发展，管理学的新学科、新分支还在不断地产生。因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管理学发展历史逻辑主线。
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者所总结的管理学发展线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管理学的内容构成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发展路径划分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到企业文化等）、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到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等）、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厂商理论、产业组织、市场学、消费者理论到战略管理）。第二类是根据管理知识的产生方法来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条线索，即应用管理学（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理论管理学（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和实验管理学（以管理案例为主的管理学）。第三类则是根据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划分。在著名管理史学家雷恩看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紧密相联，管理理论发展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三条管理学发展轨迹，一是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线索，由泰勒科学管理开始，包括社会系统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和决策管理理论等；
二是建立在对现代人性基础的人本主义线索，从梅奥对“社会人”的研究开始，包括个体行为理论、团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管理伦理理论等；
三是建立在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文化主义的线索，由德鲁克管理实践理论开始，包括组织文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等。基于对于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另外一种管理学发展的线索的划分，即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文化基础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以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基于东西方文化渗透的当代管理理论。
显然，第三类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来分析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与前两类从管理内容和从管理知识产生方式角度划分管理学发展线索相比，具有时间上的前后继承性，而前两类的管理学发展线索在时间上具有并行性。从管理学发展历史角度考察，无疑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发展的线索更有价值。但是，仅仅将环境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环境是过于泛泛而又不全面的。
二、管理学知识发展的“钻石模型”
庞大的管理学知识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呢？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认为管理理论和管理学知识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他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
“钻石模型”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着管理理论发展、管理学知识的创新与积累，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
制度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
而文化传统要描述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变迁中的正式规则可以较快地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长期的渐变过程。这里管理理论发展和管理学知识的积累，既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理论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学理论与管理知识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这个模型是基于管理科学化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因此从管理科学化的历史上看，该模型基本描述了管理科学化发展的逻辑关系，可以认为是一个管理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逻辑图。
三、管理学知识发展的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一）科技进步因素。尽管探索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管理科学化进程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伴随着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断推进。（1）在第一次(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和第二次(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2）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发展的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的巨大社会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理论产生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
而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
而梅奥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3）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20世纪30年代和40 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科学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产生了计算机管理学派。而该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4）人类社会正处于第5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创新的主线和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核心能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广泛传播。归结起来，科技进步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
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
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学理论和管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二）制度变迁因素。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制度变迁对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方向和内容。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为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的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是不同的。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三）文化因素。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具体从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基础的。具体而言，可以分别分析文化对管理研究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影响。从管理研究层次看，管理科学化进程开始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科学主义所包括的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研究中，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管理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泰勒首先将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规范引入到生产作业管理领域中，通过追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来提高人类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
而法约尔则试图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整个企业管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
韦伯、巴纳德等人是在探索一般组织和社会领域中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原则；
而行为科学是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来分析人的行为的科学规律；
现代管理理论则是应用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来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没有追求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没有应用科学原则研究管理问题的信念，没有科学的文化基础，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就无从谈起。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科学化进程。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二是组织文化层次。前者是宏观文化环境层次的影响，而后者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
（四）管理创新者。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显要因素。科技进步、文化传统和制度变迁对管理科学化的影响属于环境因素，而直接的管理创新者则在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管理创新者包括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团队和专业人员。但是，随着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实践者兼管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越来越小，专业的学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对管理知识的创新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著名管理创新者被一些管理史研究者称为管理学大师，管理学各个领域中的知识体系往往是与这些管理学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种机遇，同时也是一种挑战，原文从“管理与组织的问题”、“管理与法人”、“管理与治理”、“管理与激励”、“管理与经营”这五个部分得出的五个印象结论令我豁然开朗，细细思考却又是每本论及管理的书本中存在的通病。以前在读书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认为是大师们的倾力之作，我只有拜读之份，那有半点怀疑，现在看来学习管理学这门课程，它是艺术家学科，它不仅需要你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它让你学会质疑、学会探究、学会为学。在学会上述的基础上你才能够扎实掌握书本知识，结合书本来处理实际。这样才会走出误区，走出自己那颗“自私的心”去解读自然和人文。
参考文献
1.克雷纳.管理必读50种.海南人民出版社，1999
2.克雷纳.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海南出版社，2004
3.沃纳.管理大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4.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6.丹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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