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市场行为，如站在融资方角度，其实质就是吸收资金的行为。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以民间借贷为核心，还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资金的融资行为。限于法律约束，民间金融法律治理应坚持民间金融行为在非公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金融制度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1篇
民间金融市场行为，如站在融资方角度，其实质就是吸收资金的行为。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以民间借贷为核心，还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资金的融资行为。限于法律约束，民间金融法律治理应坚持民间金融行为在非公开范畴内运行的底线，给予民间金融生存的合法空间，避免民间融资权利与自由的滥用。在民间借贷法律问题的探讨中，豆星星教授等认为当前我国民间借贷法治存在一些制度性问题亟需完善：一是民间借贷的利率规范不科学、不完善。应在立法上明确区分经营性借贷和生活性借贷，做出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限额标准，并对超过一定利率限额的高利贷行为设定处罚措施。二是民间借贷行为金融监管严重不足。可建立阳光化机制，借助民间借贷备案制等制度设计将民间借贷行为公开化、合法化、有序化。
陈正江教授指出，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与非法集资类刑事案件交织，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现象增多，应从司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当事人三个层面对其进行妥善处理：（一）在司法机关层面。严格审查借贷关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联动处置机制，统一金融借贷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
准确把握刑法介入民间借贷的空间，尽可能帮助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
（二）在政府部门层面。建立健全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应对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三）在当事人层面。增强投资者金融交易风险意识，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济机制，应赋予被害人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程序选择权。陈飞博士认为，与正规金融不同，民间金融通过构建“类信托机制”来实现和满足其对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中创设的新型民间融资工具“定向集合资金”为例，其运行机理与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对于合格投资者与投资方式等要求都更为宽松，应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以发挥其积极作用。一是要明确募集资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资于单一法人自身的生产经营性项目。二是要完善财产独立的制度保障，借鉴证券投资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台规范定向集合资金会计处理的相关文件，确立定向集合资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彻底落实其财产独立原则。
二、民间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的探讨
浙江省银监局傅平江副局长认为：民间金融市场监管应注重市场化导向，尊重私权交易自由和民间金融习惯。一是要通过地方政府、社会中介的充分服务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制定合理规则指导民间金融趋利避害。二是要加强教育，增强民间金融参与主体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诚信意识。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丁平练指出，在民间金融市场监管中应明确地方政府主管民间金融的职能和能力，优化地方金融管理的体制和机制：一是要强化民间融资市场的行业监管体系和各监管主体间的协调监管机制。通过建立政府部门间民间金融监管信息的共享机制，做到及时监测、统计和分析民间金融市场的运行状况，加强对存在风险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二是要加强民间金融市场的自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发挥其自律监管功能。在民间金融市场具体监管制度构建的探讨中，吕贞笑等根据《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构建的三类民间融资服务主体和民间借贷备案制度，结合浙江省民间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践，提出“服务加轻触式监管”的理念。并认为：民间借贷备案登记制度作为轻触式监管方式的创新，充分尊重了民间借贷的习俗性与私权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需在与实践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备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强制备案的标准过高、备案制度的审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区民间借贷备案制度不明确。其二，备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够，备案材料的证据效力有待商榷，无法通过备案排除非法集资嫌疑，导致借贷双方备案积极性不高。针对制度本身问题，建议设置可调节、市场化的备案金额标准，确定形式审查为备案审查方式，细化跨地区借贷行为的备案制度；
对于外部性问题，建议增强备案制度的积极意义，进一步夯实正向鼓励措施。
三、民间金融市场信用体系法律制度的探讨
现代社会经济活动是一个高度依赖于信用的网络化的动态系统。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频繁出现的“跑路”事件充分显示了重塑社会信用体系的现实紧迫性。王琳认为，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存在诸多不足，如缺乏个人破产制度，缺乏民间信用征信体系、信用数据资源分割、信用信息应用领域狭窄、信用服务行业不规范等。应尽快完善信用体系，形成比较便利、可查询、可应用的信用信息系统。可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和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民间金融信用信息系统，并与目前的企业、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相对接，为放贷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龙博士指出，应以民间借贷信用体系的建立作为民间金融市场信用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具体应从如下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一）完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建立民间借贷信用数据库，收集自然人的个人基本信息、职业、家庭状况、收入和财产、借贷记录等关系到个人信用的项目，并实现借贷双方信息的电子化管理。（二）通过民间担保机构建立企业信用制度。民间担保机构应当审核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严格自律控制风险。（三）发挥第三方机构信用评级在民间借贷领域的积极作用。帮助民间借贷关系人通过独立的评价机构正确了解到当事人的信用情况。另一方面，信用评级机构需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的制约，承担有效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对信用机构的失信应有相应的惩戒制度。设计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标准是发挥信用评级在民间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认为，考虑到目前银行融资任占主流格局的实际情况，可由银行制定中小企业信用评估的标准，将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与信用评估结果联系起来，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信用评级机制，培育与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的信用建设。
四、民间金融市场风险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讨
叶良芳教授以互联网金融为例，指出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主要表现为：（一）市场风险。因基础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变动而导致互联网金融产品预期价值未能实现而造成损失。（二）信用风险。因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存在严重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三）流动性风险。在互联网金融活动中，沉淀资金如缺乏有效监管和担保，极易被挪用于投资高风险、高收益项目，从而使资金链断裂、支付危机等风险增高。（四）政策风险。互联网金融往往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某一国家法律法规或者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会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同一方向的操作选择，引起共振效应，从而对行业造成系统性冲击。同时，与传统金融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术安全与数据安全风险。
在对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与处置中，应当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合理发挥金融刑法的规制作用：一是要注意穷尽行政监管原则，对于民间金融产品的创新，如果未触犯现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法规，则可以行政指导的方式予以必要风险提示；
游离在违法与犯罪模糊边界的民间金融行为，具有“二次违法性”，但本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应当慎用刑罚处罚。二是要坚持底线原则，在民间金融的创新过程中，如果涉及到严重的道德风险，触犯刑事法律法规，则应予以刑罚规制。浙江省高院章恒筑庭长提出发挥司法能动性，防范、化解民间金融市场风险的观点。一是在企业破产审判方面。通过破产法律制度适用过程中破产制度文化和观念的推进，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金融环境的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以及法院对破产审判工作的部署、破产管理人职能的发挥可以有效化解民间金融市场内中小企业担保链、资金链危机。例如在破产预重整程序中，采取政府主导的预登记和风险处置制度对接，改善在破产程序中的融资和税收环境，对重整企业信用记录进行修复等措施，均可进一步遏制民间金融风险的发生。二是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判方面。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只是民间金融市场风险化解的环节之一，仅靠法院处理民间借贷纠纷无法妥善处理民间金融风险。应继续推进银企合作以及直接融资中的金融创新，使民间金融走向市场化。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农村金融的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因此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建设的经验，无疑对完整我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国际经验
（一）美、德、日三国合作金融制度的比较
美国、德国、日本的合作金融制度发展比较完善，我们将从以下几方面予以比较，以便借鉴。首先，在组织结构上。美国的信用合作组织按分工不同分为三类专业合作银行，分别是：联邦土地银行及下属基层合作社；
联邦中央信贷银行及基层信贷协会；
国家合作社银行及下属分支银行。德国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从中央到地方依次是：德国合作社银行；
地区性合作银行；
地方性基层信用合作社。日本的信用合作组织分为三级机构：农林中央金库之中央级机构；
县信用农业协同组织联合会是中层机构；
综合农协是最基层一级。另外，各都府县信用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与农林中央金库共同参与全国农业信用组合联合会。其次，在政府资助上。美国的三类合作制银行都是在政府直接参股之下成立的，直到1972年，三类合作制银行陆续购买了政府的全部股份后才成为完全由社员所有的信用合作体系。德国合作社银行本身是一个半官方的金融机构，法律规定国家投资不多于50%，其余由各合作银行投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政府曾为农林中央金库出资20亿元，并参与其管理。1959年，农林中央金库偿还政府出资后，成为纯粹的民间合作制金融机构。第三，在监督机构上。美国政府1933年成立了农业信用管理局，并向下延伸到各区，作为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监管机构。根据德国《合作社法》的规定，德国的合作社必须加入一个合作审计协会，由该协会对合作社的机构、资产及业务活动定期进行审计监督。日本由大藏省对所有民间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第四，在遵守传统合作制原则与否。美国、德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均出现了向盈利企业发展的倾向，且一人一票的公平原则也渐渐由承认差别的原则所取代。而日本农协系统的农村信用合作组织基本遵循了传统的合作原则。
（二）印度信用合作社的发展
信贷合作社一直作为农村信贷最廉价、最好的来源，是从提供低利率的信贷业务发展起来的。自1951年以来，合作信贷运动在较大程度上帮助了农民。印度在1989-1990年间发展了大约有88000个初级农村信贷社，为农民提供了短期的和中期的贷款479亿卢比，占农村信贷的3390。信贷合作社有三个层次：（1）初级农业信贷社。初级社可以有10人以上，通常是在一个村的范围内开展业务。每一股的股金起点较低，对于每一个社员来说价值微不足道，连最贫困的农民都能成为会员。会员有无限的责任，每个成员对合作社的经营失败承担全部损失。贷款期通常为1年，利率较低，主要是向贫弱的农户贷款，特别是小农或边际农。利润不能作为股息或股东分配，而是用于乡村的福利，如修水渠和维修学校等。为确保合作信贷充足及时地流向农户，印度储备银行同政府部门合作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植贫弱地区，确保贫弱地区得到信贷服务，改变合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状况。采取的措施有：重新组织有活力的初级信贷社，合并有经营风险的信贷社，为贫弱信贷社提供大量资金已消除他们的损失、呆账和过期未付款。国家农业委员会建议信贷社不仅对成员提供信贷，还要提供农业技术保证。（2）中心合作银行。中心合作银行是初级信贷社在特定地区正常地扩大到整个县的联盟，主要任务是向初级社融通资金，作为邦合作银行和初级社的中间人。邦合作银行是合作信贷机构的最高形式，它为中心合作银行融通资金。印度是向农村金融提供补贴较多的国家之一，为推动农业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逾期贷款过多，在耕种这种缺乏偿还贷款的意愿，政府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以致后来没有财力满足对合作银行出现的信贷损失进行补偿和利息补贴。
二、启发
对比中看到这些国家在长期支持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政府通过税收、补贴、担保、基金、信贷政策、利率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农业信贷的资金总量，对农村金融体系采取弱者多助和合理补偿的方式大力支持农村项目开发和农村现代化，把农村金融作为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渠道，这对我国继续农村金融改革、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由于印度是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众多、农业较不发达，与我国农业有更多的相似点，但印度的农村金融体系却是发展中国家中较为完善的，所以，其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借鉴，同时，我们也要摈弃其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从整体上来看，很多国家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大都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比较完备的组织管理体系，如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元复合式合作金融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多级法人体制等。从内部管理制度看，各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基本上采取多级法人制度，各级都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的法人资格，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经营管理制度。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有社员代表大会制度、监事会制度、理事会制度、控股制度等。从行业管理看，各国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一般都有较为完备的行业自律管理制度，合作金融行业协会比较普遍。并且比较注重依法管理，讲求法制，在组织建设、资金来源、利率管理等方面，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经营管理比较制度化、规范化。
我国目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应该以坚持合作制办社原则和为社员服务的宗旨。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合作经济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工商户及中小企业发展经济、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明确信用社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益法人，免征税收。合作金融的核心在于“由入股社员拥有、由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只要坚持这些原则，信用社不论其规模多大、业务发展范围有多宽、联合层次有多少，仍是合作金融组织。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按合作制原则改革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认为合作金融是一种互助的、低级的经济形式，在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在发达地区不需要。二是用静止的、教条的观念理解合作制，认为合作金融组织只能办理基本的、低层次的金融业务，不能搞商业化经营，不能进行多层次的联合。
参考文献
[1]邹力宏，徐平，《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路该如何走对抚州地区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问题的情况调查》[J],载《经济研究参考》,2002,10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业危机扩大开放机遇出路
2006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IO)已经五周年了,这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贸易有极大的帮助。同时，中国也对世界承诺：当对内经济五年保护期满时，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领域，包括金融、汽车、农业、电信等诸多行业，都将集中大幅度降低关税，乃至完全放开市场。无疑这是对中国经济的再次考验和机遇，可以促进企业改革，学习国际先进管理制度与经验。
其中，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血液，对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的危机，甚至崩溃。
金融危机来自多方面，主要包括制度弊端、市场危机、随机因素等。其中经济与管理制度弊端更为严重，它将导致银行腐败案件、银行坏帐、经济`泡沫、通货膨胀、经济危机等。
当前，银行腐败案件严重是制度与监管弊端，不可忽视。
1.腐败严重制约社会与经济健康持续良性发展
2004年4月13日世界银行专职调研各国政府行为的负责人考夫曼表示，据世界银行
统计，全球每年有1万多亿美元，被用于贿赂和腐败行为；
如果各国现象，国民经济可以翻4番，全球儿童死亡率可以下降75％。
世行是根据2001至2002年的全球经济数据，做出上述统计的，这一年度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为30万多亿美元。不过，1万多亿美元的贿款，还不包括贪污和盗用的公款额，而实际的经济损失更大。
考夫曼强调，腐败是消除贫困、不平等和降低儿童死亡率的最大障碍。各国政府、社会机构和私营企业必须重视和解决腐败问题。他说，将促使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各项社会指标。
考夫曼指出，一些国家和城市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了成效，但还有许多地方腐败现象日益恶化。他呼吁各国认真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政府、社会机构、私营企业和国际组织间建立合作框架，共同行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大上通过的，它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在2003年12月的签约大会上，94个国家签署了公约，此后又陆续有国家签约。
中国也签署与加入了这一国际反腐公约。有利于我国开展国际合作,遣返外逃腐败犯罪人员,追缴被非法转移国外的资产,有利于我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预防与惩治体系。
2.中国金融业最大危机--银行高管层腐败典型案例一斑
事实说明，银行腐败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中国则更甚！
银监会2004年全年共查出违规金额5840亿元，有各类机构高级管理人员244人“落马”。2005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共追究有关责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领导责任570人。银监会**刘明康特别提到，银行案件的职务犯罪占80%，尤其是一把手犯罪问题严重，案发在基层的80%，一把手纷纷落马。显然，金融领域已经沦为我国腐败的重灾区。银行行长纷纷落马，堪称世界之最。
其中，许多银行高管人员温梦杰、、段晓兴、、梁小庭、赵安歌、等，因经济问题纷纷落马。高管层经济犯罪典型案例：
(1)、：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中国光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2002年10月10日，以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9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股票及现金折合人民币共计405.9万余元。
(2)、段晓兴：原华夏银行行长。2003年1月30日，段晓兴受贿案终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原华夏银行行长段晓兴犯，免予刑事处罚。而2002年8月22日一审曾认定段晓兴受贿7万余元，并对其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人民币8万元。一审判决认为，1998年12月，段晓兴利用担任华夏银行行长的职务便利，对银行工作人员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故意提供的虚假材料不认真审查核实，向北京金万利油脂有限公司贷款人民币1.5亿元，为此，段晓兴于1999年2月、4月，先后两次收受蔡燕军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美元3000元。
(3)、：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2004年1月14日，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法院认定，1993年至2001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华晨(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再东方广告有限公司等企业谋取利益，并为此非法收受这些公司给予的钱款、艺术品、名牌手表等贵重礼品，共计折合人民币115.14万元。
(4)、梁小庭：中银国际前副总经理。2004年2月19日，梁小庭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查明：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间，梁小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款共计港币294.97万元。
(5)、：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中银香港总裁。作为一个风云人物，曾协助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调查、、等多起金融部门高层腐败犯罪案件。2002年2月20日，中国银行新闻发言人称，涉嫌经济犯罪。
2005年8月12日,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贪污23起，折合人民币1428.87万元；
受贿3起，折合人民币143.8万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折合人民币1451万元，故决定对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腐败时间跨度达7年之久，而且在他的带领下，中银上海市分行和中银香港两地的7名下属官员(其中5人为副厅级干部)也一同栽进监狱，另有4名厅局级银行官员，因此案被免职。参与具体办案的一位司法人员这样总结道：腐败案件的破坏力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金融界堪称空前。
(6)、丁燕生：原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总裁。2004年8月3日，丁燕生被捕。中国银行事后公告称：丁涉嫌未获授权而将合并前成员行控股股东所拥有的某些资金分配作个人用途。司法机关对其进行审查。2006年9月22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丁燕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人民币200万元。
(7)、：中国建设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2005年6月20日，中国建设银行公告称，该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因涉嫌违纪，正在接受纪检部门审查。2006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受贿400余万元，犯有，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8)、2002年05月13日广东中行开平支行40亿资金窃案：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九年作案，4.83亿美元。开国以来最大银行监守自盗案，以及它如何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业管理制度的严重弊端。2004年4月16日，美国将外逃美国被拘押的中行开平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主犯之一余振东移交中国警方。2005年8月16日广东省江门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余振东案。余对被控罪名供认不讳。法院一审宣判，余振东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美国司法部对开平案件主要案犯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许国俊及其亲属，以犯有诈骗、洗钱、护照和签证欺诈等15项罪名提讼。此举是中美两国在司法领域的成功合作，也将震慑中国在逃国外的四千余名贪官。
以上严酷事实说明，为了金融安全和人民根本利益，金融界需要反腐风暴，特别是完善企业管理与社会民主监督。否则，银行上市融资，圈再多的钱也难以堵住，由于腐败形成的不断扩大的无底黑洞。人们不是早已看到一些所谓“优质上市公司”（实际上，每一家公司上市都被包装成“优质上市公司”），无偿地从投资者腰包里拿走大量血汗钱，但不久又发生巨亏，成为垃圾股！谁应对此负责？！
3．腐败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中国的金融高管基本上不是由市场选择，而是由组织任命的。因此，这些高管人员更多的是对上级组织，而不是对所在地人民与银行负责，这便造成个人权力过大，缺乏市场的有效约束与监督。
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滞后是银行腐败直接原因。银行腐败均产生于违规操作。大都是内外勾结，十案九违（规）。例如，1991年11月至1996年6月，不顾纽约分行风险管理部门的反对意见，多次批示同意，使美籍华人的个人公司获取巨额授信额度，并延长使用期限，导致利用授信额度，从事信用证和贷款欺诈活动，从中获取巨额利益。目前，欠纽约分行3400万美元的贷款本息已难以全部追回。
银行腐败形式上表现为管理人员违反规范，其实质表现是权力大于规则，权力大于法。因此，制度、规则与法律等均流于形式。这种现象不仅在银行业存在，在其他方面也普遍存在。这是中国腐败的顽症。为此，要消除银行腐败，不仅需要进行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宏观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深化。否则，各种形式的腐败，仍会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盛行恶化下去。
用人制度任人唯亲，形成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利益集团关系网，官官相护，窝案串案。
社会道德滑坡，特别是官场歪风盛行，一些官员道德沦丧，毫无廉耻可言；
党政官员卖官买官，司法官员贪赃枉法，经济官员化公为私，银行官员盗窃国库；
文官贪权（如案），武官贪赃（如案）；
长此以往，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4．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机遇
当前，中国银行发展面临信用、市场和操作三大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五年保护期过后，将有更多的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当然存在商业竞争，对于过去一家独大、垄断的国有企业来说，多了许多强大的优势竞争者，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和激励。这就迫使国有企业改革落后的管理制度，减员增效，奋起直追。否则，企业与管理人员都将可能被淘汰出局。
实际上，自由公平竞争是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重要道路。金融业也不例外。政府不应过多干预，要保持公正态度，完善法律与政策，促进企业与经济良性循环发展。
同时，外资企业管理制度与技术先进，学习与借鉴国际先进制度、经验与技术，有利与改造中国大陆企业的落后，并在与外资企业合作、业务与交流中发展提高。
5．出局？出路？--对策
（1）扩大开放金融与资本市场，积极引进外资银行，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2）完善中国金融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建立现代银行管理制度，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特别是现金与出纳管理；
帐务管理；
信贷资金管理；
大宗资金流的管理；
（3）完善金融业的监督制度，监督与管理业务严格分离，加强对金融业高管人员的违纪违法查处；
对资金流各环节的监督；
对库存资金的监督；
（4）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完善企业与金融业的业务往来制度，要透明化、科学化、法制化；
（5）加强国际合作，学习与借鉴世界先进金融业的管理制度、经验与技术；
并促进经济与金融全球化；
（6）推进媒体开放政策，加强与完善社会民主监督作用；
（7）加强官德教育，树立廉耻道德观；
（8）面向社会大众，改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9）改进与完善法治体系：独立、公正、效率、廉洁；
（10）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治金融业潜在危机与各行业腐败的关键，其别是人事制度的改革。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2005年
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企业制度创新，金融成长
作为经济发展载体的企业成长与金融成长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金融成长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有利于新企业的建立和已有企业的成长；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更多表现在企业制度的创新。企业制度的创新改变了其融资需求，从而激励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结构调整、金融效率的提高等。即企业制度创新引致金融成长，而金融成长又会促进企业成长，企业制度进一步创新。
一、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需要稳定、客观的预期机制，交易主体根据这种预期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当这种行为成为习俗或惯例，并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则成为制度。然而，当交易主体（组织或个人）由于认识到改变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中蕴含的潜在利益，通过建立并推广获得认同所需要的规则、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从中创造、开发和利用盈利性机会[①]，则出现制度创新，从而形成新的制度。即一方面制度使交易主体的行为和社会系统的稳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潜在利益以及成为制度领导者的诱因导致制度创新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从而引发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变革，推动制度变迁，社会进步。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自发形成内部组织管理体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此时的企业制度是利益和影响力与技术条件、产业结构等社会经济环境均衡的结果。当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突破现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建立新的企业制度的潜在收益逐渐显现。而企业本身具有成长的动机和激励机制（艾伦和盖尔，2000），此时，有行为能力的企业，即充分了解新的目标、拥有事先新目标的技术和能力的企业，必然进行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
早期的企业制度采取家庭制或合伙制。由于生产经营活动以手工作坊为主，家庭制或合伙制即能够满足这种简单的生产经营活动，资金以家庭自筹或合伙出资，间或向钱庄借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作坊式的家庭制以及合伙制的不稳定性特征均不能满足产业的迅速成长。此时，经济交易规模的扩大要求企业具有稳定的组织机构和资金来源，股份制则既有利于大股东的经营管理，又能够吸收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股份制的建立必然要求发行和流通股票的市场，股票市场应运而生；
适应这种变化，钱庄的业务活动也由原来的货币兑换和简单的资金借贷逐渐采用股份制扩大金融业规模，建立现代银行制度。股票市场的建立和现代银行制度的确立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便利，更多的家庭制或合伙制企业转向股份制，生产的规模扩大，效率提高，从而企业成长。
进入工业化大发展时期，制造业的地位不断提升并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机床装备起来的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是：互换性、标准化和装备作业[②]。规模生产产生了“科学管理”理论的创立和发展，也促使企业为保证资金投入而形成产融结合（即产业和金融相互控股）。因此，原先以小企业为主的产业成长已转变为巨型公司为主的产业成长，企业巨型化带来了“科学管理”，也创立了企业内部R&D机制以及高度产业集中率，从而企业进入产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也对金融成长提出新的挑战，银行业必须联合和集中才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而企业巨型化所发行的新股票、新债券既为金融市场成长提供了载体，也为其成长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伴随企业巨型化，银行业和证券市场也得以联合和集中。
企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物资生产与分配所必需的技术知识的增加必然引发企业管理革命。一个大企业的大股东已不再能够单独的负起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的责任；
一般股东大多已脱离公司的实际业务现代企业管理论文，此时，专业性的管理人员——经理产生了。这些经理人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工作如果不成功，便会被解雇；
如果成绩卓越，不仅获得晋升，而且提高自身作为企业管理者的市场价值。由此产生了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场“经理的革命”将事业置于专家之手，而不是交给事业的所有人指挥。其次，解决了企业长期生存问题。企业不会因某一股东的退出而重新组合或调整经理，从而保持企业经营战略实施；
大公司的管理作用由于受到越来越多的公众的审查，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管理已取代了市场需求，协调问题使管理进一步复杂化，这种情况就构成了无须财产（所有权）所拥有的权力。因此，企业所追求的就不再是最大的短期利润，企业市场价值更为重要。第三，这场革命也建立了企业成长的内在激励机制。股东、经理和职工都会预期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成长显然是股东所期待的，企业成长，公司市场价值提高，股东的收益增加；
企业成长为高层管理者提供更多的现金流——依靠留存收益获得成长意味着把企业视为一种竞赛（Nalebuff and Stiglitz，1983）;而且，高层管理者可以此增加自己的收益，提高自己的经理者市场价值，在与股东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企业成长使股东可以承诺给经理晋级的机会；
对经理层的激励机制和晋级竞赛使企业本身具有成长性，而且只有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才能够吸引新的、年轻的管理者进入企业；
职工在具有成长性的企业中工作，既可能会增加薪水、奖金等奖励，也包括身居成长性企业所带来的精神满足感[2]。股东、经理层和职工对企业的预期使得企业本身具有强烈的成长性，而企业成长又进一步激励了企业内部的竞争性、晋级机会和福利增加。激励机制创造企业成长，企业成长又产生更好的激励机制，从而企业成长更快。
与产业的企业管理革命一样，金融业同样进行着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离的革命；
在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购买大量债券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巨额资金。机构投资者提供风险资金，从而企业更多投资于新兴产业，形成企业成长，新兴产业成长。因此，金融成长具有了载体和推动力，而金融成长又可为企业成长提供更多资金，金融效率的提高使更多新企业进入新兴产业。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逻辑关系：
金融工具创新
企业制度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变化→金融结构调整 →
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成长→ 企业成长→企业制度创新…….
二、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的基本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现代企业管理论文，企业制度创新与金融成长具有互动机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促使我国出现大范围的企业制度创新，股份制、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
与之相匹配，我国金融成长出现新的特征，如金融结构的多元化、金融业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金融成长仍落后于企业制度创新。因此，我国应加快金融成长，促进企业制度创新，从而企业成长。
首先，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目前，我国金融成长相对滞后于企业制度创新的现状，亟需提高金融地位。我国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实行金融优先发展，加快企业成长，从而提高国家竞争力。
其次，改善金融成长外部环境。产权明晰是金融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法律制度是金融成长的制度保证，而非正式制度——社会信用环境和微观规制对法治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我国要实行金融优先发展战略，就必须改善金融成长所依赖的外部环境。
第三，构建企业制度创新的金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于企业成长，其重要的职能就是引导资本的优化配置。这就需要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即有效的金融市场、充足的金融工具和富有竞争力的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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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制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金融风险/金融危机 内容提要: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金融改革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需要和必然反映。从目前来看，加强和健全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等方面，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的焦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我国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二、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 国际监管责任划分，一直以来是国际金融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从这场金融危机暴露的问题来看，对国际金融机构及其活动的国际监管责任划分需要重在解决由谁监管和由谁承担监管不力的后果的问题，因此，可以分解为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和跨国监管责任的承担，尽管二者应当协调统一。
（一）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 在跨国监管权力分配问题上，现有的弊端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金融混业经营条件下的监管权力分配标准缺乏。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混业经营成为主要经济体金融业和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和趋势。国际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一种主要载体和体现形式是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 erates）的壮大和发展。一般而言，金融集团是主要从事金融业务，并且至少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以及其他金融业务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营活动的企业集团，是金融活动混业化、国际化的结果。金融集团通常在多国设立和运营数以百计的不同法律实体而带动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并通过大量地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特别是场外金融衍生交易活动而使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面临巨大的风险。例如，在2000年，世界前3大金融集团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从事的场外金融衍生交易占到了该类交易的27 2%，世界前10大金融集团的这一比重是54 7%。同时，随着金融交易量的增大，这类机构也加大了支付和证券交易清算系统的风险集中度。所有这些都使得这类机构成为对各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十分重要（systemically important）的金融机构。虽然金融集团从事金融业多元经营也可能会使风险分散化，从而不易倒闭，但如此庞大的机构在全球每日24小时不停地进行庞大的交易活动，意味着一旦这样的机构发生倒闭，则更容易引起系统风险，造成对金融体系的更大的负面溢出效应。因此，在国际间厘清监管权力的配置，以有效防范这类机构混业经营所潜伏的风险，显然是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之亟需。
解决诸如金融集团混业经营中的监管问题，也曾引起了有关国际机构的关注。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成立了“金融集团联合论坛”（Joint Forum o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经过三年的研讨，该论坛于1999年2月了《金融集团监管》（Supervision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提出一系列最低原则和实施标准，包括资本充足性原则、适宜性原则、监管信息分享、协调员制度等。撇开《金融集团监管》这一文件缺乏法律效力不谈，就其规定的原则和标准而言，侧重解决的是分业监管条件下各国内部各监管机构的监管协调和合作，因此，在国际金融业走向混业经营的局面下，对于诸如金融集团这样的从事混业经营和金融产品创新的活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社会仍然缺乏普遍的国际监管权力的分配标准。诚然，在国际银行业领域，由于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推动的结果，对跨国银行实行母国并表监管获得了较普遍的接受，但巴塞尔委员会的母国并表监管只适用于以银行业务活动为主的金融控股公司，独立的投资银行，特别是保险机构，不在新巴塞尔协议适用范围之内，由谁监管的问题在国际证监会组织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那里并没有清晰的答案。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特别是具有复杂法律结构的金融机构得不到应有的监管。
克服上述弊端和解决上述问题，客观上需要国际社会出台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和其它金融领域的，适用于所有类型金融机构的明确的监管权力分配的原则和标准，从而使所有金融机构不论其在何处经营、如何经营、经营什么，都无法逃脱应有的监管。从目前看，根据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提议，金融稳定理事会分别对30 家全球性金融机构成立了由所涉国家组成的监管团（colleges of supervisors），以加强对这些机构的监管信息分享、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但这一创新性举措要发挥效果，仍需要明确对这些机构监管权力的跨国和跨监管部门的分配问题。
2.母国并表监管本身也存在弊端。上文述及，由于巴塞尔委员会多年推动的结果，对跨国银行实行母国并表监管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较普遍的接受。母国并表监管是母国监管当局在合并资产负债表基础上，对跨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面临的所有风险予以监督控制，而不论其机构注册于何地的一种监管方法。并表监管中的“母国监管当局”通常是指跨国银行的母行或总部所在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其对应的是“东道国监管当局”，即跨国银行的境外机构所在国的银行监督机构。由于跨国银行包括银行子公司（subsidiary）、分支机构（branch）及非银行机构、金融附属公司等，而跨国银行的通常情形是跨国银行的母行或总部位于一国，其在若干国家下设若干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等，这些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又可能在另一些国家进一步设立子公司和分支机构，以此类推构筑起庞大的跨国金融帝国。在上述复杂结构中，何谓“母行”和“母国”？除跨国银行母行、总部及其所在国作为“母行”和“母国”应没有异议之外，依跨国银行母行、总部所在国以外国家的法律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在其成立注册地国家之外进一步分设子公司的子公司银行是不是母行，该子公司所在国是不是母国，是否应当具有和行使母国并表监管权？巴塞尔委员会对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实践中，许国国家将自己作为外国金融机构依本国法律设立的具有本国法人资格的外资银行的母国，并主张对该银行在全球设立的金融机构实行并表监管。若依此，一个庞大的跨国银行就会出现多个“母行”和“母国”，母国并表监管就会被分割，加上主权和各国保密法的限制，母国并表监管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所要发挥的功用就会大打折扣。因此，由于母行和母国缺乏准确的界定标准，纵使在存在母国并表监管这一共识的跨国银行领域，国际间监管权力的分配仍遭遇重重困难，更遑论在缺乏共识的其它金融领域和整个金融领域进行一致性的监管权力分配。
此外，跨国并表监管意味着母行所在地之外的东道国维护金融稳定需要更多地仰仗母国的监管，特别是东道国外资银行（尤其是以分支机构形式存在的外资银行）的安全稳健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母国监管是否有效和得力。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冰岛联储银行（Icesave）倒闭给英国存款人造成的巨大损害为此提供了印证。根据欧盟单一市场制度的规定，被母国监管机构认为稳健的银行有权在其他成员国开设分支机构。冰岛国民银行（Landsbanki）在英国以分行的形式设立经营，以冰岛联储银行的名义大量吸收网络存款，在冰岛联储银行倒闭时吸收了约45亿英镑的存款。冰岛国民银行英国分行并未受到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完全审慎监管，因为与在巴塞尔委员会规则基础上形成的共识类似，欧盟单一市场规则允许某一国的银行可以在其他国家以分行形式运营，而对其偿付能力和整个银行流动性的监管归母国监管机构，作为东道国监管机构的金融服务管理局对流动性的监管方面只有有限的权利。冰岛联储银行倒闭造成英国居民巨大的存款损失，并险些酿成严重的国际政治事件。宽而观之，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金融业发展水平悬殊，跨国银行母行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在此现实情况下，母国并表监管实际上把监管的权力交给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东道国处于被动地位，其监管和利益维护需仰仗发达国家，但通常又要承担发达国家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后果。
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对“母行”和“母国”做出明确的界定，以此为母国并表监管奠定必要的基础，同时，需要吸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母国与东道国在跨国银行监管分工上的教训，在实行母国并表监管的同时，赋予东道国更多的监管权力。
（二）监管责任的承担 金融机构因监管不力或其它原因而发生的倒闭会触发监管责任承担的问题，而跨国金融机构的倒闭所引起的监管责任承担问题则极为复杂。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金融体系重要的金融机构是现代经济界的中枢，其倒闭会引发系统性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因此，各国在处置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时通常会尽可能地对其进行援救，包括（但不限于）由中央银行提供最后救助贷款，存款保险机构动用存款保险稳定存款人和金融市场等。即便是对于倒闭金融机构，各国通常在监管部门的主导或介入下尽可能地优先采取出售、合并或重组等方式解决，而通常不是破产清算了之，以尽可能地不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 经营活动，维护金融业的稳定。无论是援救，还是政府主导的出售、合并或重组倒闭，都会使国家（最终是纳税人）面临巨大的财政风险。对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援救所面临的财政风险自不待言，即便是政府主导的出售、合并或重组也不例外。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泰国、韩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为银行重组所付出的代价占其GDP的15%-45%，即为明证。跨国金融机构在众多不同国家经营，其倒闭由哪个国家进行救助，因涉及重大的利益和利害关系，因而显得更为复杂。
这场金融危机突出地暴露出了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承担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一，缺乏对濒临倒闭或倒闭的跨国金融机构处理和处置的国际法律框架。金融危机期间，国际协调以恰当地拯救和处置濒临境地的跨国金融机构尤其重要，但越是这时候，各国监管者越趋于关注本国的需要。国际间尚未就跨境解决危机，特别是跨境处置倒闭金融机构问题达成法律框架，结果在解决倒闭的金融机构时无跨境法律框架可用，这会导致拯救金融机构从而稳定金融体系时机的丧失。第二，在国际金融机构倒闭的问题上，国际间监管权力的行使和监管责任的承担是脱节的。实际上，在规制和监管方面，国际金融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和现实就是有全球化的金融，而没有全球化的政府，造成金融机构存活时是全球的，而死亡时却是国别的。在存活时，金融机构可以自由地在全球经营，但其因风险而发生倒闭却实质上采取的是国内机制。尽管国际金融机构通常受到不同国家叠加的规制和监管法律制度的约束，但现实是这些机构的东道国对母国监管存在高度的依赖，对母国的监管决定无法控制，这种依赖的风险以及不公平性典型地体现在：在一家金融机构倒闭时，对其拯救或其倒闭的代价却是国别的，而不是母国的。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尽可能地和尽快地建立起跨境金融机构倒闭的处理和处置的法律框架，并在这样的框架中维护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的协调统一。建构这一框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成本和代价的承担，即如何在所涉国家之间分配和分担金融机构拯救或倒闭的成本和代价。应当看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十分棘手，各国有关金融援救和市场退出的条件和程序千差万别，公司法、破产法、行政法及其程序各不相同，这会使得在国际上建立起这样的法律框架变得异常困难。尽管如此，建构这样的框架仍然十分必要，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赋予现有的母国并表监管原则以新的内涵，借助这样一个国际间广泛接受的原则，使其不仅构成跨国金融监管权力划分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国际金融监管责任承担的依归，使具有监管权力而监管不力的国家承担金融机构倒闭的责任，并以此推动各国国内立法和执法的协调一致。
三、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 国际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监管范围的扩大和国际监管责任划分的健全，客观上需要建立起相应的多边金融监管机构，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但国际社会迄今尚没有这样的机构。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仍然沿用二战后留下的安排，IMF依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简称IMF协定）负责国际货币事务，主要是汇率安排和经常项目下的多边支付。世界银行负责对其成员方实施发展援助，重点从二战后支持欧洲国家重建，到近些年转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WTO法律体系中由GATS、金融附件和金融承诺表构成的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制度，主要是推动成员方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准入。至于金融市场开放后的风险监管规则、标准及监管责任划分，则主要由巴塞尔委员会、IOSCO、IA IS等机构研究制定，但这些机构的规则在出台时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MIF近些年来试图利用其汇率监督和技术支持的便利及优势，加强国际金融体系，但事实表明其对于金融危机预防不力，在危机面前反应不够积极，且对于受援助国施加的条件苛刻，不利于危机的消除。可见，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防控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多边机构是缺失的，如不填补这一空缺，要防范和应对重大的国际金融危机是极为困难的。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广泛呼吁将规制和监管规则及标准的制定进一步移至全球或区域层面，对在国际间实行更加协调的规制和监管规则、标准存在广泛的共识和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是，对于建立一个对各国有拘束力的全球监管机构则缺乏共识。不至于此，国际社会包括G20伦敦峰会还认为，建立一个超越国家边界、有直接规制和监管权力的国际机构的模式并不可行。一方面，规制与监管的规则和标准愈加国际化，另一方面，规制与监管的执行却仍旧国别化，这必然会造成国际金融监管在国际化的规则及标准与国别化的监管执行之间跛行。法重于行，这种态势是与金融全球化对一致性的规制与监管的客观需要相悖的。因此， 建立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机构，仍应是国际社会未来需致力实现的目标和任务。
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职能机构难以取得共识和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对金融体系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发明了监管团的做法。监管团在国际层面是由金融稳定论坛（即当今的FSB）借鉴欧盟的做法，在2008年5月的报告中提出的。它是在FSB的推动和主持下，针对每一个主要全球性金融机构，建立的以母国监管机构为主、由所涉东道国监管机构参加的一种非正式的联合监管机制。2009年4月，G20伦敦峰会的领袖们同意FSB致力于制定建立监管团并使之有效运行的指导原则，同意FSB对监管团的参与，包括确定对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因而应受到监管团监督的国际金融机构。目前，FSB已为选定的30家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分别成立了监管团，按照计划将有更多的监管团建立起来。根据G20峰会和FSB的指导原则，各监管团应当至少每年开会一次。监管团的核心职能是分享信息，特别是有关某金融集团内部风险分布的信息，研究应对危机和协调行动问题。监管团采取的监管做法与各国监管当局的做法会有什么不同，还有待观察，但是由于监管团没有通用的监管规则和跨境监管的权力，因此，这种方法注定不是解决跨境监管问题的万能良药。
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FSB和IMF有可能在协调和加强全球金融监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有可能在未来担纲国际金融监管职能机构的角色。FSB的前身金融稳定论坛成立于1999年4月，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七个发达国家（G7）为促进金融体系稳定而成立的一个国际金融咨询和协调组织。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G20伦敦峰会将原来的金融稳定论坛改组为FSB，赋予了FSB更多的使命，其成员扩大包括了G20的所有成员，并加强了FSB增进金融稳定的权能。根据加强了的权能， FSB将评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增进各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交换，建议并监督达到规制标准的最佳做法，为监管团的建立和运营确定指导方针并提供支持以加强对全球性金融机构的国际监管合作安排，确定跨境危机的处理原则和应急计划，与IMF合作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危机风险发出预警，并采取必要行动解决这些危机。可见，国际社会大有将FSB推向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中心之势。但是，FSB毕竟不是国际条约的产物，尽管道德劝告和同行评价会对FSB的成员产生影响，但各成员没有遵守FSB标准或接受其外部评估的法律约束义务。此外，FSB在诸如解决跨境大型金融机构问题上也缺乏对其成员施以有拘束力的规制与监管的权力。如果国际社会需要FSB肩负重任，首当其冲地需要解决以上法律问题和障碍，但如何解决仍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努力。
从MIF的角色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和防范金融风险，在金融稳定论坛的主导下出台了一套涵盖十二个领域的标规。IMF为了尽可能地使这些标规产生效果，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各国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对各国执行标规的情况进行评估，并报告。这场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多次提到IMF要在加强国际金融体系上发挥进一步的作用。因此，IMF利用其在汇率监督和技术协助上的已有便利及优势，发挥多边监管机构的作用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MIF要担当这一角色，也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需要解决。例如，IMF对标规执行情况的评估，并不在MIF协定规定的MIF法定职权之内，只具有自愿的性质。进一步说，这种评估不属于该协定第4条规定的法定强制磋商，而应属于IMF技术支持或援助的范畴。这样，如果要使MIF成为多边金融规制与监管机构，就需要对IMF协定进行修改，在其维护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和汇率监督之外，赋予其从事国际金融规制与监管的职能。没有这样的修改，IMF就会欠缺成为多边金融规制与监管机构的法律基础，而这样的基础同样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的意愿和共识。
四、对我国对策的简要思考 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是国际金融监管“游戏规则”的建构，影响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我国应当密切追踪和深入研究，确定对策。从总体上来说，以上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场金融危机教训的汲取，体现出了防范未来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客观需要。同时，我国金融业在继续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进一步融入全球化，推进这些改革对于在金融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是有益的，因此，我国应当持积极态度。但是，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关系着国际间利益的分配，因此，我们对每一项国际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改革都应视其情况，研究和采取恰当的策略。
在加强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问题上，应当看到国际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有助于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金融对我国经济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保持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十分关键，因此，对于加强金融监管规则和标准我国应给予积极的支持。但是，金融已经全球化，任何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加强对从事市场经营的金融机构来说都是成本和负担的加重，所以，如果只有我国的监管改革，而没有其它经济体采取一致的规则和标准，那么，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就会从监管严格的我国转移至监管松弛的其它经济体。而金融机构在规制和监管松弛的经济体开展金融活动所形成的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反过来又会冲击对资本规制和监管严格的我国，使我国在遭受自身金融业竞争劣势的同时，又不能逃脱国际金融风险和危机。因此，我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各成员一致性采取共同的规则和标准，以避免我国金融业遭受竞争劣势。此外，国际社会一致地采取加强了的监管规则和标准，还需要斟酌和把握时机，适时而为。以前述规制资本数量和质量的提高为例，提高规制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会导致金融机构的既有资本只能支撑更少的贷款，金融机构要么需要减少贷款的发放，要么为满足加强了的资本充足率而收回部分贷款，这无疑会妨碍和拖累各经济体经济和世界经济恢复，因此，加强了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的出台要选准时机。
在健全国际监管责任的划分问题上，我国在入市5年过渡期之后银行业已经对外全面开放，其他金融领域的开放也在扩大，大量的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涌入，同时，我国本土金融机构正在越来多地走出国门，在海外建立机构，因此，明确跨国监管权力的分配，既有利于我国，也有利于国际社会。从目前来看，母国并表监管有从国际银行业推行到整个国际金融业的趋势。我国应推动母国并表监管含义的明晰化，并推动其覆盖整个金融业，同时要求赋予东道国更多的监管权力，如要求母国监管机构主动向东道国提供涉及整个金融机构的详尽信息特别是风险信息，在母国监管不力的情况下东道国可以取而代之等，以满足我国对外国金融集团在华机构监管的需要。同时，我国还应当积极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监管责任承担的国际法律制度，并尽可能地在这一制度中维护监管权力和监管责任的协调统一。
在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问题上，虽然当下建立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尚缺乏足够的共识，但是建立这样一个机构以协调国际金融监管，或监督执行或执行国际金融监管的职能，是金融全球化的客观需要。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性远非贸易或其它经济活动所能比拟，且金融及其监管具有自身的特性，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应当研究建立能够切实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增进金融体系安全稳健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可行方案和路径。而能够获得国际社会较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的建构方案和路径，本身就是对这一机构建立的推动。在未来建立这一机构的过程中，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当积极参与该机构的创建，在维护我国正当利益的同时，负责任地保障和维护该机构的有效运转，使其充分有效发挥应有功能。此外，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还应十分重视解决保障我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在未来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中对国际金融监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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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4条第3节（b）项规定：为了履行上述（a）款规定的职能，IMF应对各会员国的汇率政策行使严密的监督，并应制定具体原则，以在汇率政策上指导所有会员国。各会员国应该向MI F提供为进行这种监督所必要的资料，在MIF提出要求时，应就会员国的汇率政策问题同基金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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