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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市环境治理效率；
投入产出效率；
数据包络分析（DEA）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2.04.017
由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城市长期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发展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等[1]，随着经济和城镇化的持续快速发展，环境与发展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生态环境脆弱、环境容量不足、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等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鉴于此，我国及各级城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不同程度的关注，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也逐步发展和成长起来，尤其是近年来迫于国内外的环保压力，更使其成为热点问题之一[2]。近年来我国城市环保投入增长显著，但其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因此，要在城市环境治理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协调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对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有决定性作用，把环境治理的投入和产出结合起来研究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对于改进环境治理措施和提高治理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献分析发现现有成果具有以下特征：1）在研究对象上，偏重于省域[3-6]或全国[7-9]分析，鲜见以城市为评价单元的文献[10，11]，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环境数据难以获得，但城市不仅是经济和社会的核心，也是环境污染的大户和环境治理的核心责任单元，对其在现有投资模式下的环境治理效率考察对指导当前城市环境治理具有更为切实的现实意义；
2）研究方法上，部分研究人员采用环境治理投资直接产生的污染物削减量以及对污染物的综合利用产值来衡量治理效益的传统方法[12-13]，部分人则采用了更为缜密的数学方法，如AHP[14]、DEA[15-16]等，此类研究多以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年份前后的投入量和产出量数据之间的对比来衡量治理效果[17]，虽能说明一定问题，但并不能很好的把投入和产出有机关联起来，即使采用能将二者关联起来的DEA等方法的文献，由于评价单元过于宏观（全国、省等）或微观（企业或单个城市等）或过于地域化（针对某省城市或特殊地区等），致使对城市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制定的参考价值有限；
3）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效率状态的测度和特征[1-3-5-7]总结上，仅少部分研究据评估结果给出了优化建议[18]或效率影响因素[19]。总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研究仍不够系统，采用什么标准、方法、程序等仍不能给出较为完善的答案，甚至要解决什么问题都还模模糊糊。综上所述，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是解决严峻的环境状况与财政资金压力之间矛盾的唯一出路，系统化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效率研究框架是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遵循系统化和“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原则，本文认为对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应该着重思考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量化评价方法或模型及指标，2）根据方法指标判断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状态及其时空变异特征，3）明确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4）预测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变化，探究提升效率的优化方案。本文在此逻辑主线引导下，以全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09年数据，构建指标体系，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城市环境治理高效发展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
1 评价方法和数据处理
1.1 评价方法
DEA方法是运用数学规划模型对若干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UM）进行相对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现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和旅游效率等[20-22]研究中，其对于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问题具有绝对优势[23]。城市环境治理是一项包含多元输入和输出的复杂过程，故本文选取DEA模型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进行评价，且文中DMU为270个样本城市，鉴于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性和规模相应，研究采用投入导向和BC2模型。
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为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类，当其值为1时表示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已处于最优状态，反之，则说明当前城市环境治理要素投入存在冗余或产出不足，且其值越小越表明投入冗余或产出不足越严重。
1.2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选取过程中假定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遵循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24]生产函数，同时参考罗默（Romer）[25]和卢卡斯（Lucas）[26]等主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资源、资本、技术和劳动视为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推进力量，从而将其作为本文4大投入要素；
产出上，环境和社会效益应成为核心目标，经济效益为关键产出。同时，鉴于DEA方法使用要求投入和产出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投入和产出指标之和小于等于DMU总数的一半[11]（部分研究认为是三分之一[27]）的原则，共选取12个投入和产出指标，形成“三层七维多指标”评价体系（表1）。另外，选择人均GDP、工业企业数、城市规模（城市人口反映）、财政分权等指标以考察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分异和变化原因。
1.3 数据收集与数据处理
数据主要源自所涉及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数据大部分从相应城市或省《统计年鉴》获取，极少部分采用相关模型处理或赋值，以消除原始数据中受0值影响造成运算失败。截至2009年全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87个，但固原、中卫、拉萨等17个城市指标缺失严重（缺少三年及其以上数据），不适于DEA运算，予以剔除。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指数运用Deap2.1软件运算，采用Arcgis和Excel对运算结果进一步分析。
2 评价结果分析
2.1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现状特征
（1）总体效率特征：效率普遍偏低，综合效率明显低于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当前，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偏低，要素资源浪费和产出不足现象十分严重。效率分解上，规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三者均值分别仅为0.476、0.713、0.707（图1）；
效率类型划分上，高效城市（>0.9）、中效城市（065-0.9）和无效城市（
（2）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和规模效率三地带分异性相似，八地区分布“大集中-小分散”
以三大经济地带[28]划分为前提，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分异性相似。表现为：1）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个数东部和中部均等，西部略高；
低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基本呈梯度递减分布，中效城市个数中部>东部>西部。2）从技术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呈梯度递减分布，而低效城市则是中部>东部>西部。3）从规模效率看，高效和中效城市个数中部>西部>东部，低效城市呈东中西递减（表2）。
以经济区[29]为前提，270个区位不同、规模不等、发育程度各异的城市总体上呈“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表现为：从综合效率看，高效城市主要分布于大西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省部分；
中效城市数量较少，分布分散；
低效城市数量最多，且密集分布于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南和湖北省、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陕西以及内蒙一带。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八地区空间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二者与综合效率呈现相似的集中规律，且高效城市个数均明显增多，集中地域更为广阔（图2、3、4）。
（3）规模收益特征：普遍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状态，发展态势不理想
规模收益发展态势不理想，超过78%的城市处于规模递减状态，处于规模收益递增状态的城市占12.6%，而处于规模收益不变状态的城市尚不足10%（表2）。因此，未来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不能依靠继续增加要素资源投入以进一步壮大规模的途径来实现，应适度消减冗余投入。规模收益空间分异，总体上离散分布，但局部地段显著集中，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特征。如以经济区划分为前提，小集中表现为规模递增城市集中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规模不变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的沿黄接壤地带、长江中游的江西和安徽等，递减城市相对集中于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湖北等、黄河中游的山西和内蒙等、东北的辽宁、大西南的四川以及南部沿海地区（图5）。
2.2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空演变特征
2003-2009年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持续处于不理想状态，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长期徘徊于低值阶段，期间虽略有上升但总体上呈微弱下降趋势；
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虽高于综合效率，但数值仍然偏低（图1）。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中处于高效和中效城市数均有所减少，而低效城市个数增加；
规模收益不变城市明显减少，而规模收益递增和递减城市数均略有增加（表3）。
2003-2009年多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变化显著。若以研究期效率变化值占基期效率值的5%、30%为界，将样本城市分为下降超过30%的显著下降城市、下降值在5%-30%的缓慢下降城市、下降5%或上升5%的基本不变城市、提升5%-30%的缓慢上升城市、提高值大于30%的显著上升城市。则多数城市处于显著上升或显著下降的状态，保持不变的城市数量次之，缓慢上升或缓慢下降的城市数量最少，且变化显著的城市集中于大西南的四川和广西、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山西和河南（图6）。
2.3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3-2009年样本城市投入指标和综合效率指数值为考察对象，利用Excel软件进行多元回归，其中，Y为城市环境治理综合效率指数，X1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X2为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本年完成投资额，X3为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X4环境和水利以及公共设施管理业从业人员。统计回归分析检验参数显示R2=0.929，所得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和可信度较高。
Y=0.007X1-0.058X2+0.016X3-0.002X4+0.805 （1）
回归结果显示，城市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财政支出中科学和教育事业支出呈正相关，而从业人员和基础设施建设呈负相关，且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和财政支出中科教事业支出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更为深刻。科技投入和资本投入成为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且前者为正后者为负，其可能的原因对于前者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提出后，我国加大了对科教事业及其研发的支持，对于后者是为应对上级检查和环评压力等导致城市政府重视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的立项和项目建设，但对设施应用则不够重视，导致不少设施在建成后就处于闲置状态。另外，劳动和资金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比较有限，但劳动力投入为负相关，我国人口众多的背景和多数城市政府为稳定社会而尽力提升就业率的政策可以作为解释。由此可见，对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不理想的城市，未来应该在提高设施利用率和进一步增加科技要素投入上下功夫。
将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与城市规模（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巨型城市>1000万、特大城市300-1000万、大城市100-300万、中等城市50-100万、小城市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数>财政分权>人均GDP，说明在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以扩大城市规模（土地和人口）、提高市民福利为使命，以加速引入工业企业为手段的发展方式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优化产生了阻碍作用。偏相关分析显示：与相关系数相比，偏相关系数普遍减小，且基本保持负相关性，但相关程度排序变化为年末人口>人均GDP>城市规模类型>财政分权>工业企业数，人均GDP和工业企业数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发生了特别明显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分权从负相关变成了正相关，这一现象或可解释为：如果固化城市政府的“GDP政绩导向”，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越利于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提高，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3 中国城市环境效率优化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提高要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减少人力投入和提高资本利用率，尤其要关注技术投入和资本利用率提升。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将270个样本城市进行分为4类，即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41个、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HT-LS型84个、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68个、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77个。
投入冗余度是指保持现有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某城市可减少的投入量与原投入量的百分比。本文结合效率优化方向并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但部分城市不应也难以靠采取单一模式使得环境治理效率最大化，不少城市需双管齐下或多管齐下。因此，进一步将优化模式整合为维持现状型、资金节约型、双管齐下型、三管齐下型和四管齐下型（资金、资本、技术和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同时使用）发展模式五类。其中，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其余模式仅占2.2%；
且采取维持现状发展模式的城市相对集中于大西南地区（尤其是四川）、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河南和内蒙）和长江中游地区（尤其是江西和湖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DEA方法对我国2003-2009年270个样本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及其时空变异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较低，2003年以来长期稳定于低值，且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效率分解规为模效率>技术效率>综合效率。
（2）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时间序列变化和空间分异显著，但空间变异并不明显，长期保持了“大分散-小集中”的总体特征。
（3）技术投入和资本投入是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的关键因素，且资本投入已呈负相关，城市年末总人口、城市规模类型、工业企业个数、财政分权和人均GDP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产生负面影响。
（4）以城市环境治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高于0.9为标准，可将270个样本城市分为高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HT-HS型、高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HT-LS型、低技术效率-高规模效率的LT-HS型、低技术效率-低规模效率的LT-LS型4类，且各类城市数量HT-LS型> LT-LS型>LT-HS型>HT-HS型。
（5）以冗余度大于20%为界，将我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优化模式分为冗余度全小于20%的保持现状型、环境治理资金投入冗余严重的资金节约型、环境治理设施投入冗余严重的资本节约型、从业人员等人力资本投入冗余严重的劳动节约型、科学技术投入冗余严重的技术节约型5大发展模式，且采取维持现状型和四管齐下型发展模式的城市均占48.9%，采取其余模式的城市仅占2.2%。
4.2 讨论
虽然我国一直在强调城市环境治理和保护，但本文的定量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从本文的研究和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发展的实际考虑，可得到以下启示：
（1）在现有的投入模式和水平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存在着投入要素资源冗余的现象，因此适当的减少投入量和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率，这对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建设不无益处，未来应重点关注城市环境治理基础设施等资本要素和从业人员等人力劳动要素的浪费。
（2）技术创新和教育投入与城市环境治理绩效的提高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因此加大治理技术、管理技术等技术创新力度是未来大势所趋。
（3）改革开放以来，权力逐步下放，分析显示权利下放对城市环境治理效率高低负相关，这与城市政府的“政绩GDP导向”不无关联，因此为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改革政府“GDP导向”政绩考核方式应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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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alu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China and Its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Study
WANG Qin1， GUO Feng1， XU Xin-yu2， LI Wei-wei2
（1. Lanzhou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Western China’s Environment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Lanzhou 730000， China）
2.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730000， China）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农村污水治理；
共同受益者；
治理责任；
理论依据；
资金投入
中图分类号 X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5）19-0235-02
Abstract It′s elaborated that in the rural sewage treatment process，relevant theories provide premise and basis for mutual beneficiaries，namely the whole society which have become sewage disposal responsibility body.Therefore，it′s proposed that beneficiaries funding responsibility and its support，participation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mutu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llocation from the reality of rural sewage disposal.
Key words rural sewage treatment；
mutual beneficiaries；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heoretical basis；
funding
农村污水是指农村居住区范围内产生的以居民生活污水为主的综合排放污水。农村生活污水成分复杂，来源面广，治理难度大。因此，必须按照科学设定和合理配置的原则，从农村污水治理的实际出发，明确共同受益者的治理责任。
1 共同受益者治理责任的理论依据
1.1 环境正义理论
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个体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
城乡环境正义是指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利用环境资源、分配环境成果时应得到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承受环境风险、治理环境污染、确定环境责任时，应平等地面对和分担[1]。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均享有基本的环境权益，同时均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城乡环境正义关注的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中的利益平衡问题，县域城乡环境正义的目标正是要处理好县域范围内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平衡。县域环境自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稳定性、综合性特征要求在处理县域城乡环境利益平衡问题时以环境正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所享有环境权益和所承担环境义务的一致性，以及城乡居民在承担环境风险和责任上的平等性与合理性。县域农村污水治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县域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县域居民生活品质的提高，这就需要合理分配城乡居民间的治理责任，平衡城乡居民间的环境利益，保持城乡居民所享有环境权利与所履行环境义务的统一。
1.2 发展补偿理论
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对当代中国农村与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正是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与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的根源，直接影响着城乡环境正义的最终实现[2]。
“以工补农”思想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为破除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提供了思路与政策支持。为改善长期以来农村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解决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下的农村环境问题，避免农村环境问题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与生命健康损害，得益于传统体制的城市居民和群体，在取得城市发展和城市适宜环境后，有责任、有义务分担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部分重任，对农村和农民提供受益补偿。同时，这种责任的承担也有助于权利平等原则、机会平等原则的实现和城乡环境正义的实现。另外，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区域性环境利益并非为凝固的或一成不变的。从长远看，城乡环境二元化趋势的存在同样会对城市居民产生不利影响。
农村污水治理中，共同受益者，即全社会的治理责任包括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
2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责任
国务院于2002年1月30日以国务院〔2002〕第369号令，颁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并于2003年7月1日正式实施。原国家环保总局又先后颁布了《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关于排污费征收核定有关工作的通知》《关于减及缓缴排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违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规定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等7个文件，与《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配套实施。
2.1 明确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城市居民
共同受益者资金投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主[3]。受益于传统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和农村污水治理的城市居民，其治理资金投入责任应当通过《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予以明确规定，并可通过以下2种途径进行。
途径1：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而不是针对城市居民另行制定收费办法。在此基础上，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按照一定的比例分为城市污水处理费和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用于包括农村污水治理在内的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工作。
途径2：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中，明确将城市居民纳入征收排污费对象的范围，但不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进行区分，而采取政府统筹使用的方式合理安排，统一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当中。
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要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4]。
2.2 进一步强化征收手段
要对城市居民排污费缴纳、征收、管理及使用等环节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定，并加大处罚力度。对不缴或者欠缴排污费者，可处应缴纳排污费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另外，要确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征收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征收而未征收或者少征收排污费的，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直接责令排污者补缴排污费。
2.3 严格监督管理，加强部门监督
要在《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中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每季度向本级人民政府、上级财政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进一步强化审计监督，审计机关应当加强城市居民污水处理费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审计监督。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法批准减缴、免缴、缓缴排污费，截留、挤占、挪用用于农村污水治理专项资金的，不按规定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3 共同受益者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3.1 共同受益者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将针对城市居民所征收的污水处理费部分用于农村污水治理，并在城市居民最高水费（含污水处理费）支付能力范围内适当提高征收标准，或采取阶梯水价的方式，稳定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补偿费的来源，保障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城市居民所缴纳的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是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重要来源。城市居民履行法定职责，按时、足额缴纳污水处理费及相关费用，也就确保了农村污水治理资金的顺利筹集，支持了农村污水治理工作。
3.2 共同受益者直接的支持和参与责任
主要是指城市居民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做好农村污水治理，一是提供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所需要的各种信息；
二是为农村污水治理专项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其他便利。
4 结语
在农村污水治理过程中，环境正义理论和发展补偿理论为共同受益者成为农村污水治理责任主体提供了前提和依据。因此，必须按照责任设定的基本要求，明确共同受益者的资金投入责任及其支持、参与责任，从而确保农村污水治理工作的快速、高效、有序推进。
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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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3篇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 1976）、吉尔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 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 1982；
贺业锯， 1985；
Sit， 1995；
Wu；
1993；
Xu， 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 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
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
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 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块循环”（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 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
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 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 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 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 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Wu， 1998）。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乔尔（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赖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赞诺（Lozano， 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 1986） 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 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 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 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尔（Krier， 1984）、罗（Rowe， 1978）和赛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 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 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
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
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
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
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1] 孙良辉，鄢泽兵。解读城市形态的三个分支理论——读《Good City Form》有感[J].山西建筑，2004，（18）。
[2] 欧阳勇锋，张延龙，蒋颖。关于城市形态模式的探讨[J].安徽农业科学，2004，（5）。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城市规划；
环境保护；
和谐；
可持续发展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资源，而且还在给予人类物质关怀的同时潜移默化了人类的思想。城市规划是人类调控城市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双刃剑”，在为人类造福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很多问题。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 理论基础
1．1 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 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
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20世纪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 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
(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 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
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
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
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 (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 实例分析
4．1 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4．2 反规划之台州案例
该项目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教授主持的反规划实例，俞教授多年来从事“反规划”与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与实践，该项目是一项从区域到城市地段的跨尺度规划案例。以浙江省台州市为例，运用“反规划”途径，首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规划，以保障大地生命系统的安全和健康；
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建立一个生态基础设施，满足生态防洪、生物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保护和游憩等综合功能需要。如同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居民获得的社会经济服务一样，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居民能持续获得生态服务。
5 结束语
我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谐、美好的环境下，希望我们所居住的城市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本文所谈论的在城市规划领域中有关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也正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
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的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相关于“人”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的思考是这些问题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在城市规划中研究环境保护问题，就是要寻求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为人类自身聚落环境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路线口。最终，实现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与地理的、城市与环境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家骅．环境史纲[m]．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 纳什．大自然的权力[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4 根特城市研究小组．城市状态[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
5 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
6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7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城市环境治理论文范文第5篇
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因素[1]，从广义建筑学的角度看，城市也是环境的组成因子。然而，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制约城市经济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环境保护的研究已迫在眉睫，环境学也成为当代社会的最大显学。论文百事通
在人类最为积聚的城市中，也是环境矛盾最为尖锐的地方。而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城市规划，必须融入环境保护学科的相应研究，因此，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研究是基于城市规划和环境学这两门交叉学科的新研究方向，是寻求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环境的新途径。
从现象上看，城市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由于居住拥挤、公园绿地少所引起的生活质量下降上，而这种质量的持续下降又最终导致了城市的衰落[2]。另外，由于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又引发了城市交通拥挤、空气污染、污水处理、垃圾堆积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从本质上看，这些都是由于城市发展过程中对于城市规划的认识问题所引发的，尤其是表现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往往片面的依照“人口——性质——规模——布局”的模式来规划城市[3]。
所以，在当代的城市化进程中，世界各国的规划工作者已普遍认识到，以形态环境为基本对象的城市规划必须同时要考虑环境保护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城市规划上考虑环境问题，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并有利于环境的逐步改善。
目前，我国的经济和城市建设活动空前繁荣，然而，由于在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缺乏相应的环境控制和环境规划，在许多城市的总体规划中，对环境保护的论述往往还只停留在各个污染点治理的描述上，这种观念已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问题。所以，城市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控制。这样也直接影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在城市规划领域加强对于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和控制手段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我们将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念应用在这项研究上，重点分析了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其根本的目的就在于建设和谐的环境、和谐的城市，并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社会。
1理论基础
1．1当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反规划”的思想；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人们应该要考虑保护什么，不是要考虑盖什么。所谓“反规划”，就是要考虑哪些东西是不能动的，1000年不能动，1万年也不能动的。
——俞孔坚
“反规划”的思想是由北京大学俞孔坚等研究学者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我们在考虑城市新物质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意识到人也需要自然的服务：新鲜的空气、干净的水、休闲、体育、审美等等。而这些并不是由我们人造的，而是大自然积累下来的。
“反规划”的意图就是：如何先保护大自然的这个生命之树，而后再思考城市、建筑等，因为，这些都是这个生命之树下的果实。
(2)“田园城市”与“广亩城市”：
这两者是当代生态城思考的基点，也是在城市规划领域中对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的最好体现。“田园城市”是由英国著名城市规划师霍华德提出的，主要思想是在于将城市的人造物与自然的环境同时考虑，将城市规划的人为控制与原初的自然体作为相互等同的因素，以此来控制城市规模及城市土地的利用“广亩城市”是由建筑师赖特提出的，主要思想在于为单位性因子提供标准的配给，以系统论的观点来思考城市，用单一的标准结构控制整体城市的环境。
这两个途径分别从区域和自身活力的角度形成了城市规划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策略，都体现了环境和谐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2环境伦理学
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这种伦理虽然尚未被人发现，但它最终将会被人们所认识，并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毫无疑问，使人与人的关系文明化是头等大事。一个人首先必须做到这一点；
人类的精神护法为了确保这一点而暂时忽略了对其他存在物的关心，这是无可非议的。这项工作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可以说是苟日新，日日新。但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化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所有的工作都有待我们从头做起。
一一雏克多?雨果
当人类历史蹒跚进入*中期时，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问题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思和自省。特别自**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在社会领域，*60年代至*代，环境保护运动作为“新社会运动”(NewSocialMovements)的一支，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一起席卷欧美，向西方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并且在竭力完成一个“朝向以生物为中心的世界观的转变”。
回顾整个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历史，其研究的核．心依然是有关“环境身份”的确定问题[4]。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因而，在环境伦理上有关身份的问题同样具有着重要的作用。用和谐的理念为环境身份问题设定了全新的归属，同时也为城市规划中有关环境问题的思考指明了新的方向。
2实证基础——当代城市环境问题的调查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
(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A．N．怀特海
正如怀特海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也遭遇着同样的苦境。以下就是这样一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和事实：①水体污染：由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污水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而直接排入水体，致使水环境遭到严重的影响。全国有监测资料的1200多条河流中，850多条受到污染。②大气质量严重恶化：城市中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以及石化燃料的大量使用，将粉尘、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碳氧化物、臭氧等物质排人大气层，使大气质量严重恶化。而由大气泻染引起的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更是直接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③固体废物污染：人类的生活和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物，由于我国的固体废物露天堆积，全国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的包围之中。固体废物到处堆放，不仅有碍观瞻、侵占土地、传染疾病，而且在自身严重污染环境的同时加剧了水体、大气土壤的污染。④噪声污染：随着我国城市工业、交通运输和文化娱乐事业的快速发展，噪声扰民的现象愈发突出[5]。本文研究的实践对策正是基于上述的环境危机，近几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开始运用科学的规划指导城市建设。结合我国实际，按照“五个统筹”以及环境保护所采用的“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的总方针和总战略，通过在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研究，城市规划领域中应主要采用以下几个方面的实践对策：
论文百事通
(1)城市规划编制的前期准备应将环境、人口、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协同考虑。
这些准备工作是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的基础，它包括：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料，例如地理位置、生态环境、气象、水文等；
城市的社会与经济状况，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6]；
环境状况的调查分析，如大气、水体、噪声的监测资料，固体废物的来源与历年累计量，对污染的治理状况等；
城市生态环境现状分析与功能区划等。(2)城市规划应同时编制大气、水、固体废物污染综合整治规划。
大气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城市大气质量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功能区划并按拟定的环境目标计算各功能区最大允许排放量和削减量，从而制定污染治理方案。大气污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能源结构与交通状况确定首要污染物即浓度高、范围广、危害大的污染物，便于治理时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是在对水污染现状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根据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计算最大允许排放量并确定最佳治理方案[7]。根据我国水污染的具体情况，水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应该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方式，采用少废、无废工艺实现清洁生产，提高污水处理效果和资源化利用率，减少污水排放量，修建有效的污水处理设施，加强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最终达到有效保护水资源的目的。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是根据环境目标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与处理、处置指标体系并制定最终治理对策。目前我国许多城市处于固体废物包围之中，解决固体废物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固体废物综合整治规划的目的是依据城市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城市规模对固体废物进行回收处理并循环利用。进人新世纪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中注意“可持续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城市规划编制应将整体环境“区域化”及“节点化”。
区域化就是将城市的环境放到整体的区域中进行思考，用体系和城市群的概念来分析城市环境[8]。从宏观的角度把握整体的城市，用辨证的思维来思考城市环境。
节点化就是将环境具体化，用相应的尺度来将环境形成特定的可计量模型，为新科技手段的介入提供相应的条件，通过具体的实验结果来进行城市的节点性刻画。
(4)城市规划编制中环境问题思考的途径：
在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的结合上，根据我国实际，并以现时的技术手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将城市规划与环境保护结合得更深入一步：①在城市总体规划或次区域规划层次上，确立环境限制是城市或区域发展限制性因素之一的观念，并通过对主萼的环境限制因素及潜在的污染源的分析，合理界定城市的规模，选择适合的用地和人口分布交通运输方案。②在改造和城区重整规划中，尽一切可能改善环境质量，包括完成基础设施的配套，降低太高的容积率和人口、居住密度，增加城市空间和绿地，消除用地布局不当如工业与居住相邻引起的环境干扰。③在郊区发展中，通过对非建设性用地的功能区划，确定生态保护区和敏感区、景观敏感区，保护其不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④在市政详规层次上，将污水管网的设计、污水厂与环境影响评估结合起来。
4实例分析
4．1香港城市规划中的环境保护策略
香港是有着巨大密度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很好地进行了相应的环境保护研究，并且，也提供了有显著成效的相应策略，对于我们的城市规划实践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以下是其主要的实践策略：
(1)降低建成区的建筑密度，尽量提供绿地以改善环境素质。
(2)将污染大以及具有潜在危险的工业迁往中心区以外的适当地区。
(3)设置纾缓区，使居民免受来自交通干线的噪音和黑烟滋扰。
(4)对近郊受采石场影响的地区加以整治，改为康乐或适当的社区发展用途。
(5)制订一个整体的、长远的“土地用途～运输——环境规划”大纲，使政府能在资源许可的情况下，按照大纲的建议，提供必需的土地和基础设施。
(6)自然环境保护策略：包括“维持现状策略”和“执行策略”。“维持现状策略”通过分区的方法限制土地用途。“执行策略”则利用立法方式指定某些地点为受保护地区，然后通过一个资助管理计划，保护独特的风景区。
(7)发展管制策略：这套策略是用于管制土地用途的类别和发展形式。
(8)建设郊野以及城市公园并通过《郊野公园法》确实加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