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文化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
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
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
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
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充满活力。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那么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在表面上的“公平”承诺之下，实际上可能还是偏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还有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常常置各种国际法于不顾，动辄对别的国家实行威胁制裁，让人看到的只是强权征服姿态，而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与法制精神，这另一面当然也是无法忽略的。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过去我们说宗教是麻醉和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在人民革命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为何盛行不衰？它有什么作用？确实值得研究。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我想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说，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
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到上帝那里去解决；
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
另一方面也是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也是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
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分两个阶段讲：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二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先要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讲起。中国古代文化可谓驳杂精深，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种思想观念都有。多元文化格局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一般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儒、道两家（佛教的中国化，属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例）。但二者谁更重要，则又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属于官方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当然巨大。但也有人（如鲁迅等）认为，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态方面来看，还是道家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似乎也不无道理。上述争论姑且悬置不论，超越具体文化模式，我们来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据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孙隆基、林语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看法，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的，相互对应、呼应、照应，相互联系和协调。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普遍讲“和合”，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实讲“和合”之道。这种精神贯彻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还有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等。林语堂甚至说，“中国”即中庸之国的意思，所以“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如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问题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
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
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
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
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
“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
“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应用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比如，在政治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
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
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诗歌）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
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
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现代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
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
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
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理学而没有神学；
从历史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时代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
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
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
……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理论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
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
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
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影响。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
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
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
而弊端则是不利于科学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
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
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立足新媒体技术，让文学创作在文化原力的提升、公共文化发展方面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是文学之都成功的基本经验。纵观世界七座文学之都，其发展模式和经验除了上述的基本特点，亦有各自的独特发展理念和规划侧重点。
（一）以阅读和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开发立体化的文学创意产品，丰富市民公共文化生活，普遍提升文化创新意识。在文学之都，以阅读、写作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具有多层次、成体系、有效结合市民城市生活开展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其发展模式中的鲜明特点。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两点：1．以工坊为基础形式，立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和生活化运用，为当地市民提供丰富的、充满创意的配套文化服务产品。例如，爱丁堡以工坊为基础形式，衍生设计的文学创意活动按照类型划分，包括阅读团体（BookGroup）、儿童文学活动、文学竞赛（Competition）、课程（Course）、展览（Exhibition）、文学节（Festiva）l、讲座（Lecture）、故事讲述（Storytelling）、戏剧（Theatre）、工坊（Workshop）等多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居民。另一座城市都柏林，文学发展侧重本土文学资源的多元化管理、培养、扶植和创造性开发。丰富的文学资源构成了都柏林文学生活的基础，通过文学生活，城市文化生活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也不断完善，而既有的文学历史、遗产也得以可持续发展。雷克雅未克则是把文学作为城市发展和国民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正如市长JónGnarr在提交UNESCO文学之都的报告中所言，“雷克雅未克的很多项目都与传播知识和文学的热情有关”。［3］2．通过文学创意，赋予工坊公共文化产品属性，让它成为公共文化发展中的第三方社会化有生力量，实现文学研究与创作和高品质文化产品输出的双向可持续发展。在爱荷华，以工坊为基本形式，形成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创意活动，成为公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爱荷华的阅读、写作工坊类型众多，除了为公众熟悉的爱荷华作家工坊之外，还包括了翻译工坊（TranslationWorkshop）、戏剧工坊（PlaywrightsWorkshop），以及非虚构写作项目（NonfictionWritingProgram）和夏季作品节（SummerWritingFestival）上的工坊活动。这些活动由不同的工坊组成，面向公众开放，注重通过具有创意的文学活动策划丰富市民城市生活，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意能力水平，这是其发展模式能够取得成果的基本经验。
（二）善于整合、运用新技术和第三方力量，促进文学创意向文化产品转化，注重文学资源的保护，使其在城市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该模式成功的主要原因和经验，主要体现在重视对新媒体技术与文学创造的整合，进一步推动文学创意活动与城市生活的融合。其次，还体现在立足于新媒体，从产业链的角度为文学创造和城市生活建立具体的链接。以墨尔本为例，其发展模式特点在于文学产业与城市经济的协同发展，并广泛利用新媒体技术，吸引社会公众的参与文学创意活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的产品和体验形式。2013年，澳大利亚提出“创意澳大利亚”（CreativeAustralia）战略。在此背景下，墨尔本从文学创造出发，加快整合相关产业链的路径，促进文学创造并鼓励公众参与。其下属的文学活动的设计体系完整，层级分明，经过规划呈现出品牌化、立体化、系列化，服务对象和宗旨明确，构成了完整的价值链。一方面使文学的价值融入城市生活，一方面既有的文学组织开始转型、提升自身效率，有针对性地为民众参与文化创造提供了软硬件，从而达到鼓励民间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会文化创新、融合的目的，这与UNESCO对创意城市网络下的文学之都的认定要求是一致的，即“文学能够在城市中扮演整合的角色”［4］。
（三）大力发展创意写作教育，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培养复合型人才。注重创意写作学科的发展，在文学创造与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的理念下，重视培养高级创意写作人才，是该模式最为突出的特点，也是其成功经验所在。在七座文学之都中，多个城市的大学都有高质量的创意写作学科。以爱荷华为例，在向UNESCO提交的官方申请报告之中，首先被提及的正是文学创意写作学科的鼻祖———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坊。爱荷华大学于1934年创建了全美第一个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项目，拥有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工坊———爱荷华作家工坊（IowaWriters’Workshop），以及享誉世界的国际作家项目（InternationalWritingProgram）。另据爱荷华大学官方的资料显示，爱荷华大学城人口虽然不到7万，然而早在2003年之前，爱荷华每年从创意工作（CreativeWorks）中获得的收益达169亿美元，并且带动相关就业高达195464个［5］。无独有偶，诺威奇也拥有世界顶尖的创意写作教育———东安格利亚大学创意写作学科。在UNESCO文学之都的申请报告中，东安格利亚大学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写作学科之一［6］。作为UNESCO全球现有文学之都体系中唯一的非英语城市，雷克雅未克则从2008年也开始提供创意写作专业教育，并在2011年开始提供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如冰岛大学的创意写作教育，这对雷克雅未克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文学创造、创意人才具有重要意义。在雷克雅未克向UNESCO提交的官方报告中还对该市创意写作的发展做出了重要陈述。此外，雷克雅未克的文学发展主要目标之一还包括通过文学来挖掘青年一代的创意能力。［7］另外，波兰城市克拉科夫对创意写作也非常重视。在给UNESCO的官方报告单独列出创意写作教育（EducationforCreativeWriting）进行阐述：“创意写作方面的研究，将允许学生们获得文学能力，以及语言写作、修辞能力，这些将是克拉科夫文学相关的创意产业发展背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启示：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路径
文学之都的成功经验对上海的启示，主要集中在文学创造对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促进两条路径。重视具有创意能力的高级写作人才培养，提升文化原创力，可以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大扶持文学发展，能够发挥文学创造在公共文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两者对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和公共文化发展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上海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规定》以及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文学之都发展个案研究，促进上海文化原创力培育与公共文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
（一）发展上海的创意写作教育，培养高层次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文学之都的发展策略，可以启发上海通过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发掘文学创意力量、人才，提升文化原创力量。爱荷华等城市的发展表明，创意写作学科方面的高度繁荣，可以为社会相关领域提供读写能力的教育支持，对市民文化素养、文化原创力的整体提升有可量化的促进作用。1.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立足于上海市高等院校高质量的文学学科基础，鼓励创意写作教育的创建与发展，采取国际主流的创意写作艺术硕士（MFA）专业化教学模式，培育上海创意产业需要的高质量的具有创意能力的写作人才，能够有效提升文化原创力。在美国创意写作学科发展与战后国家创新力量的发展视野中，创意写作的学科目标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文化创意能力的高端写作人才。对创意产业飞速发展的上海来说，具体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创意写作学科，建立起完整的创意写作学科教学研三位一体的机制，通过文学教育的改革来确立创意写作的学科高地，为上海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具备文化创意能力的新型人才。目前，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院校都在加快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其中，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是中国首家致力于创意写作理论研究并将之与创意写作教学、创意产业实践结合的科研单位。中心以创建中国化现代创意写作学科为目标，致力于欧美现代创意写作学科的整体引进和中国传统写作学的现代化改造，改革中国高校中文教育教学培养机制，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专业创作人才及具有原创写作能力的创意产业核心从业人才。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2.立足于创意写作学科建设，开发社会化的创意写作教育产品，推动创意写作学科与文学创意的社会化、生活化运用。目前，国内有北京大学、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研究中心等高等院校和社会力量都开始了面向创意经济发展的社会化创意写作教育探索。以上海市华文创意写作中心的发展模式为例，在实践步骤上，注重基础理论，潜能激发、写作能力量化评估、工坊制教学方法、创意活动的组织管理、产业、文化公益等创意写作教研成果导向社会化教育。通过组织社会化的创意活动，向公众开放，并为有特定的公众、团体、社区或部门服务。另外，针对创意写作课程再造对培育上海文化原创力量也是重要的实践。该中心注重在创意写作教育的框架下，强调相关的课程，如影视剧本、小说、故事、非虚构等课程要能培育具有创意能力的高层次写作人才，要求能出优秀作品，并开发社会化课程面向EMBA等受众的精品课程。这些措施不仅可以帮助有抱负的学员知晓并运用国家的公共文化政策，了解及把握文化创意的规律，还可以学习并掌握文学创意的技巧，为企业文化和营销策略开辟一块新的天地。这些实践将创意写作课程、工坊与公共文化服务节点衔接，能够孵化更多的公共文化产品、服务模式，是在社会范围内广泛地提升文化原创力的有效途径。借此途径，可以让创意写作成为上海市文化与创意产业的强大助推力量。在发展创意写作学科的基础上，把相应的研究成果导向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培养，加速将创意写作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促生文化原创力的养分。
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亚文化；
主流文化；
体验；
思维；
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171-03
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着两种文化世界，一种是权威的主流文化世界，另一种则是带有个性色彩的亚文化世界。这两种文化世界的分野在于对个体的关注，并使之成为生活的主体。作为个体的人几乎出现在莫言每一部重要的作品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与之相对，则是作为集体的人，或言作为集体的力量、观念、意识化身的人。他们在莫言构建的艺术世界里，展现出复杂而又深刻的关系。在不同的时期中，他们的共存关系也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或抵抗、或互补、或渗透。莫言在《蛙》中，主要向人们展示了这种共存关系中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抵抗的姿态。通过这种抵抗，来破除先验的权威，并还原生活的多元。也正如作者自己所坦言的，“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而是力图恢复历史的真实。”[1]莫言将这两种文化世界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而它们的成因以及各自背后所包含的现代性思维方式，则给我们打开了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一、《蛙》中展现的两种文化世界
在《蛙》这部小说中，莫言不仅向人们展示了特定时期的一段真实历史，也展现了这种历史深层，决定着人们不同行为方式的两种文化世界，即主流文化世界与亚文化世界。他们分别代表了官方权威的立场和个人体验的立场。如果主流文化要求实现“普遍意识”，那么亚文化则呼唤个性精神。这种个性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具有的抵抗性则是由主流文化创立的一元规则所导致的，实现两种文化的主体，通过个人来承载。
首先登场的是作为集体的，当时主流文化的捍卫者姑姑。她坚决贯彻政策，试图把所有个人都纳入主流文化的普遍意识中来。她的所作所为就集中表现了规范个人，使之符合主流文化意识的态度。比如她对接生新法的捍卫与执行，讯速地革掉了“老娘婆”的命；
其后她又能讯速地走向鼓励多生多育的反面，一丝不苟地执行主流文化倡导的少生优生计划生育政策。从文中的描述来看，姑姑颇有些宁可错杀一万，不肯放过一个的气势来。她甚至对自己的侄媳妇王仁美也毫不留情，在其偷怀二胎被揭发之后，依然要按政策坚决流掉。“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2]从她的“三不行”中，即可看出，个人在主流文化的规范面前，毫无妥协的余地，必须纳入其规则体系之中。尽管这种强硬的制度（自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导致了王仁美的死，耿秀莲的死，但姑姑作为主流文化的捍卫者，也毫不后悔，问心无愧，“姑姑是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时受了那么多罪都没有动摇，何况现在！”[3]她的所有评价标准，也都依据主流文化的意识。比如当袁脸喝退老产婆后，姑姑说“袁脸这人，虽说没文化，但能看清潮流，能主持公道，是个好干部。”[4]对于计划生育的事情，姑姑的评判是“这是党的号召，的指示，国家的政策。”[5]从姑姑的行为和评判人们可以看出特定历史时期，主流文化世界的基本样貌。
然而作为存在于真实历史中的个人，他们并不一味顺从着规范，也不存在一种绝对的、唯一的主流，个人在这种文化压制下不断挑战着主流文化的集体观念、权威和价值。在《蛙》中，姑姑虽然是不断以主流文化的价值观来约束个人，但正是这种把控一切的权威立场，必然会招来个体的强烈反抗，从而创造出具有反抗色彩的亚文化世界。如果苏茜・奥布莱恩认为的主流文化是“一种文化建构，通过建立强有力的文化规范来指导我们的活动。”[6]那么霍华德・贝克尔则在他的越轨社会学中更进一步指出，“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将这些规则应用于某些人，通过将这些人标签为局外人，从而创造了越轨。”[7]因此，如果主流文化人为地创造出一套规范，那么亚文化就是在这种规范下由对它或明或暗的反抗而形成的，在《蛙》中，这种创造性也是不断通过姑姑给不遵守集体价值准则，主流文化的政策制度的个人戴上“被斗争”、“落后”的帽子而生成的。我们可以看到来自“被结扎”的人的抗争、“被流产”的人的抗争，或可以说，他们的反抗行为是被姑姑们强有力的文化之手创造出来。这种反抗性的亚文化世界，并未形成公开对抗主流文化的姿态，而更多地采取了逃离、戏谑、污名等方式，它们既逃离主流文化宣扬的崇高，也逃离主流文化造成的荒诞，比如，王胆因拒绝国家政策逃离后，跟姑姑等人打起了“游击战”，当姑姑巡捕她时，五官“油腔滑调地唱起了电影《地道战》的插曲――潜力大平原展开了地道战……侵略者他敢来……打他个人仰马翻……全民结扎，全民避孕……”[8]，而姑姑们的努力，也都落下了一个个骂名，这些反抗方式的基本立场则是从生命体验角度出发的比较多元的个性精神，亚文化世界诞生于主流文化之中，然而却反抗着一元思维的话语权威，它试图从个体的生命体验中，恢复对生活认识的多元性。
至此，我们看到了在《蛙》中存在的两种文化世界，而人们的思想又深深地受到这两种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亚文化采取了反抗的姿态，通过逃离、戏谑、污名等方式反抗着主流文化一元思维的话语霸权，由于这种反抗性的主体是个人，所以当我们进一步探究它们的形成原因时，就从社会历史的现象上深入到个体自我关怀的审美领域。
二、《蛙》中两种文化世界的形成原因
构成莫言艺术世界的亚文化主体是个人，当我们以个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就会发现一个为个人实现自我关怀的审美领域，对个人而言，无论主流文化还是亚文化，都是建立在人对世界体验的基础上之上，因为这种体验将人还原为世界与历史的主体。这也正如福柯所说，“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艺术只与物体发生关联，而不与个体或生命发生关联，……每一个体的生活难道不可以是一件艺术品吗？”[9]个人的体验，也重新确立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存在于世界模糊状态中的真实性，这种模糊状态，产生于以人为基础的世界建构中，产生于主体自身具有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中，因此，世界的真实性也理应与个体相关。从体验出发，就不难发现历史具有动态化的品质，它消解了“致命的理论化”（巴赫金）带来的先验形式，使历史和世界不再呈现出集体话语或主流文化阐释下所具有的静态的唯一面孔。任何“客观事物都成为主观事物和特定事物”[10]，这种对先验的破除首先需要反抗性，因此在莫言小说中，个人体验到的具有亚文化色彩的情感和主流文化普遍的理性（规范）势必产生了冲突。
在《蛙》中，普遍的理性是主流文化通过政策作出的历史性决定，是“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试图在它的范围之内规范所有相互抵触的对于世界的解释”[11]，它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经济的、社会的乃至党派的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它是以政策所代表的集体利益最大化为标准的，而非代表着活生生的个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诚然，这种理性观念具有一定时期的历史合理性，从主流文化视角书写的历史也必行以此为准绳，但他并不全是一部“人”的历史，在人的身上，同样存在非理性因素。从情感出发，对计划生育这件历史事件，母亲认为“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12]，当王脚将被捉去实行结扎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13]从个人的眼中看去，集体的理性先得冰冷异常，因为它过滤掉了人的情感，只剩下理性的律令，这也使得那些亚文化的个人在主文化的约束下，不断基于人类普遍的情感，采取他们的行动。比如王仁美的偷取避孕环、王胆的出逃，以及秦河、“我”与小狮子捉拿王胆时最后对姑姑的背叛。就连姑姑这样的绝对主流文化捍卫者也在某些时刻被情感主宰，显示出一种模糊的状态，“姑姑是个阶级观念很强的人，但她将婴儿从产道中拖出来那一刻会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她体会到的喜悦是一种春节、纯粹的人的感情”[14]，“姑姑在王胆尸体旁坐着，深深地低着头。良久，姑姑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既像问小狮子，又像自言自语：这算怎么回事呢？”[15]因此，以个人体验的视角出发，世界是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产物，历史，则是在个人情感的波澜中产生的认识，而所谓真实的历史也就在于揭示了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人的体验，正如陈思和指出的，在莫言创作之前，“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都来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党派教科书；
用民间的立场取代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立场来书写历史还原历史……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在莫言构建的文学世界里，这种介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个体关怀的审美领域，即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世界形成分野的原因，也是观照历史必然的出发点。
三、两种文化世界并存的思维方式
既然世界和历史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都从个人的体验方面展开，那么对于个人而言，体验究竟关涉哪个领域？在福柯看来，体验是属于思维领域的人与对象的关系，“他们在体验中发现了那个隐世界，发现了世界的内侧和外侧，认为这便是一切理智的基础……他并不将它置于心理空间，而是置于思维空间。”[16]体验是“能够而且必须被思考”[17]的存在形式。因此也可以说，体验是个人对于世界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他确立了自我与他者（对象）的基本关系，或可说，体验也是一种在思维意识形态领域的，对于世界内侧与外侧的想象性结构调整的审美效果。
在体验中形成的我与他者的关系无外两种基本形式，这里，让我们借助巴赫金的理论将其划分为对话与独白的思维方式。主流文化无疑是一种独白的思维，因为它只有一个意识，它所建立的是“普遍的人，或者普遍意识、标准意识。”[18]这种思维将自身以外的对象都当做依附于己的客体来对待。而个人所表现出的亚文化则既可以是独白的思维（以独白对抗独白的狂欢化），也可以是对话的思维（复调）。前者是对“标准意识”，即主体客体化的完全对抗和颠覆；
后者则是“强调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依据生活中的对话的本质而成为能够表现自己独立观念的主体。”[19]是一种与对象的协商、交流的关系。正是这两种思维的“协商、抵抗和斗争，构成了处于从属地位的文化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之间的多种关系。”[20]
在《蛙》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体验的这些思维方式，作为主流文化代表的姑姑将他人统统看做必须服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客体，这种体验模式是判定他者“是与非”的命题，她根本无须考虑（或毫不在乎）这个他者所作出的反应，有一种意识就够了。比如面对王仁美可能的寻死觅活的反抗，姑姑“冷冷地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农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21]，而个人的体验模式情况则不同的多，因为它将个人所面对的对象看做活生生的主体，拥有与自己一样的自我意识，在以自身独白的思维方式中，个人采用了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为自己树立起一种权威，比如风俗方面，或是情感方面的权威，它外在于个人，外在于主流文化那唯一的意志，但它对人人都发生作用，个人服从于对这种权威的认同，并以此抵抗主流文化“唯我”的独白，它不是要让那个唯一意志服从于个人的文化认同，而是将那个意志也看做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进行对抗，方式之一就是给予对方以污名。所以当姑姑与人们不断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对抗时，就背上了无数骂名。当她推行计划生育时，被人们称作“彪子、母狗、杀人魔王”[22]。另一方面，在对话的思维中，个人将外在于自己的他者当做独立的主体进行协商、交流。在这种个人体验的思维中，单纯的对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价值与地位相对等的主体在历史中的共存，“任何主体都是在复杂的话语关系中形成的”[23]，《蛙》中，这种对话思维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我”与姑姑的关系。“我”既能从情感的层面做出行动的选择，如“姑姑，要不就让她生了吧，我沮丧地说，党籍我不要，职务我也不要了。”[24]也能从主文化价值的立场，理解姑姑的行为，表现在“我”对姑姑充满“牢骚”的诉说的倾听中，以及“我”眼中所看到的姑姑形象的变化，“她脸上浮现出一种悲凉的笑容。一缕阳光从云层中射出，照着姑姑的脸，也照着浊浪滚滚的河面，使姑姑像一个末路的英雄。”[25]对话的思维并未将主流文化污名化，反而成了一个具有主体性地位及独立价值的“英雄”。综上，从体验关涉的思维领域来说，只有当人们以个人体验的方式去反思历史，才能消解先验的，普遍观念的被书写了的历史图样，从而建立以个人为主体的，与真实生活密不可分的，我与他者的联系。
从个人体验的思维层面去反观莫言的艺术世界，就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那两种文化世界复杂地共存这的审美基础，即作为主体的个人对“世界的认识、价值判断与情感体验”[26]，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纠合的模糊区域，在这基础之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种种冲突、和解都能还原到思维领域中意识的存在方式。正由于这种个体意识存在的多元状态，才能产生对于世界和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实现莫言站在个人体验的立场上，对两种文化世界的独特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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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化学研究中心转移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是西欧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近代化学孕育、确立和繁荣时期。200多年中，世界化学中心发生了三次转移。考察转移的历史背景，探究这些国家化学研究领先地位的确立及其因由，对现代化学及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近代化学在英国孕育
近代化学开始的标志是17世纪波义耳提出了元素的概念，第一次明确了化学作为独立学术的研究价值。自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后期，英国的化学研究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如布拉克、普里斯特列、卡文迪许的气体研究、戴维的电化学研究、道尔顿的原子论等都堪称划时代的成果。
1642年，英国最早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提供了有利的政治前提。在国外先后战胜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取得了海上霸权和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社会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借助科学力量发展物质生产，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方法，大力提倡自然科学，为英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技术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①
教育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因。“一个国家先成为教育中心而后才能成为科技中心，科技中心往往在教育高峰期到来，教育兴隆期越长，科技兴隆期就越长。”②16世纪末17世纪初，培根、洛克等人的教育思想确立了英国教育中心的地位，17—18世纪，英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改制，在牛津和剑桥的基础上，对一些老院校如1597年建校的格列普学院加以改革，增设了新的系科和专业，将物理、化学等作为主要课程。还在英格兰建立了北安普敦高等专门学院、惠灵顿学院、曼彻斯特学院等；
在苏格兰建立了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普里斯特列曾任教于惠灵顿学院；
道尔顿曾在曼彻斯特学院讲授化学；
布拉克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并留校任教，后又担任爱丁堡大学化学教授。布拉克是一位杰出的化学教育家，在当时化学教育的起步探索阶段，他提倡化学教育与化学进展保持密切联系，使学生能及时触摸到化学发展的时代脉膊，并投入到研究中；
他还提倡演示实验，使学生从实践中获取知识。很多著名化学家都出自他的门下，如美国第一位化学教授拉什、氮气的制取者卢瑟福等。
科研组织形式对科学发展起到了最有效的推动作用。17世纪初，英国一些对科学感兴趣的医生、牧师等就常常聚会，交流科学观点。而当社会生产提出的课题远远超出个人能力时，这种智力上的切磋和学术上的交流更显得日益重要，聚会也就变得经常化和制度化，从而导致了科学学会的出现。最初是“无形学院”。1662年英王正式恩准将“无形学院”命名为“皇家学会”，这表明科学的社会意义得到了公认。皇家学会的化学家定期作学术报告、演示实验、收集资料并出版《哲学会刊》，还建立了委员会指导学术活动，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化学研究和化学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叶，伯明翰成立了“月社”，由于化学家普里斯特列、布拉克等人的参与，化学成为主要课题，扩大了化学学科的影响，推动了化学知识在英国的传播。
当时英国的科学普及特别受到重视，政府建立了职业技术学校，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人们以f.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为动力，倡导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科学、学习科学成为时尚，不少王公贵族建立了私人实验室。这种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无疑对化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8世纪后期，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和神学思想的再度兴起以及科学教育制度不健全，使英国失去了教育中心的地位，加之政府没有给予科学活动以资助和组织，皇家学会也仅是官方认可的群众性组织，终因经费短缺和充斥了一些游手好闲的纨裤子弟而几乎成了社交俱乐部。英国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化学中心的地位。
二、近代化学在法国确立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世界化学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拉瓦锡的辉煌业绩和他所享有的崇高威望。拉瓦锡创建了燃烧氧化学说和科学的元素观，完成了化学领域上一次重大革命。同时法国出现了孚克劳、贝托雷、盖.吕萨克、杜马、罗朗、日拉尔、路布兰等一大批优秀化学家，使法国的化学研究突飞猛进，取代了英国化学中心的地位。
法国的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它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彻底解放了法国的科学，全面系统地引进和整理了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科技成果，为法国科学的腾飞形定了理论体系和思想方法。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兰贝尔等，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他们极力提倡研究和普及自然科学。1789年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比100多年前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更加彻底的革命，它从根本上消灭了封建制度，为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条件。
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为了迎头赶上处于科技领先地位的英国，采取了强有力的教育体制改革措施。施行“一留学二办学”的方针，一方面派遣大批留学生到英国等地深造；
一方面建立各种以智育为中心的新型学校，在招生条件、考试制度、课程设置等方面改革，聘请国内外一流化学家任教、建立精良的实验室。如1794年创立的第一所“巴黎多种工艺学校”，聘请著名化学家蒙日担任校长、由孚克劳讲授普通化学、贝托雷讲授有机化学、德莫沃讲授矿物化学、沙亚塔尔讲授植物化学……著名化学家盖.吕萨克、泰纳尔、杜隆、佩蒂等都是该校的学生。
1666年法国成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是世界上第二个正式建立的国家科学院，化学是最早被承认的学科之一。科学院由王室支付经费，院士们共同完成皇室交付的课题，是世界上第一批专业科学家。同时，科学院肩负着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双重职责，形成了教育研究紧密结合、配套互补的建制系统。教育部门以教育为目标并举科研，研究机构以科学为中心兼顾教育。著名化学家承担基础化学教育任务，化学教育家首先是优秀的化学家，学生在学习中研究，在科研中学习，师生教学相长。“正是科学组织上的优势使一些院士在18世纪成为发明创造、技术鉴定及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方面的著名权威。从而使巴黎科学院在18世纪中期取代英国皇家学会成为领导科学发展的组织。”③
大革命初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新兴资产阶级粗暴镇压了大批科学家如化学家拉瓦锡，但他们很快认识到科学对巩固大革命成果的作用，从“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转向积极倡导科学，重用和爱惜人才。选拔了许多科学家担任政府军政要职，如任命卡诺为陆军部长，孚克劳为帝国政府教育部长等。拿破仑还广设科学奖，鼓励创造发明，并允许科学家保持自己的政治见解，甚至在英、法交恶期间还亲自给在电化学方面屡立奇功的英国化学家戴维颁奖。智能型的用人政策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科学职业和科学教育在法国的社会地位，有力地促进了化学的发展。
法国积极吸收和继承外邦的最新成果和先进经验，并慷慨地将先进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传播到欧洲各地。政府制定了专利法，诚请外国知名学者到法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不仅为法国的科学提供了新动力，也使欧洲各国的科学和教育受到了法国中心的有效辐射，形成了法国科学全面开放的局面。
19世纪30年代，拿破仑战争的失败给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再者，拿破仑期间，法国政府加强了对教育和科研组织的控制，导致“科学家远离社会生活，固守传统的研究模式，没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赶上科流，致使法国科学推动了德国科学中那股来自积极应用的动力。”④另外，法国科学组织高度集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的专横，使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受到排挤，这也是法国化学领先地位易手他人的原因之一。
三近代化学在德国繁荣
19世纪20年代以后，德国的化学研究逐渐超过法国，在理论和应用研究两方面得以高度繁荣。其最先崛起的是有机化学。如：李比希改进了有机物元素分析法、提出了有机化学中的“基团”理论、阐明酸的性质，使他在当时有机化学理论方面享有最高权威的地位。维勒一生有众多发明，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尿素的人工合成，它打破了无机物与有机物的界限，开辟了有机合成的新天地。李比希和维勒的成就开创了德国化学的新纪元，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在世界化学研究中的地位。自1850到1920年，德国化学逐步走向鼎盛。如本生、迈尔对无机化学的贡献；
凯库勒、肖莱马、费歇尔、格美林、霍夫曼、拜耳对有机理论和有机合成的贡献；
克劳胥斯、赫姆霍斯、奥斯特瓦尔德、能斯特等对物理化学的贡献；
哈伯、波恩开创了化工技术新领域等。从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开始授予到1920年，共有18人获奖，其中德国化学家占8名，英国2名，法国4名，美国1名。
早在19世纪20年代，德国就实行了强制初等教育，1860年，德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已高达97%，成为19世纪后期文盲率最低的国家，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在普通中学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
在高等学校中，贯彻基础教育与应用研究相结合、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方针。19世纪20年代，化学家李比希在吉森大学改变了以往的教学方式，首创了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向学生开放实验室的先例，形成了实验—教育—研究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大大培养了学生实际研究能力。受其影响，化学家维勒在哥廷根、本生在海德堡、霍夫曼在波恩都建立了类似的实验室。当时德国的化学家几乎都是教育家，与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相比，德国化学家们对教育的热心和投入是其它国家无法比拟的，他们培养出的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独一无二的。
德国的科研条件优越、学术氛围宽松，注重不拘一格降人才。如：21岁的李比希大学没毕业就被任命为吉森大学的副教授，吉森大学还按他的要求，建立了教学实验室。维勒留学归国不久，柏林工业专科学校就为他建立了一所实验室，使他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完成了铝、铍、钇的发现和尿素的合成。良好的软环境、硬环境不仅对德国的化学家是极大的激励，对外国化学家也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如荷兰化学家范霍夫因科研条件优越而移居德国，后来他由于对化学平衡与温度的关系的研究和发现溶液渗透压定律而获得1901年化学诺贝尔奖。瑞典化学家阿累尼乌斯早年提出了电离理论，在自己的祖国倍受冷遇，被称为“奇谈怪论”，但在德国却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此他曾多次到德国从事研究工作，并由此而获得1903年化学诺贝尔奖。
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循环加速机是德国化学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化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结合度是最高的。德国的大学生、博士生们纷纷到化工厂谋职、著名教授也被工厂聘为顾问，他们不仅用理论指导生产，而且将化工生产中的课题带回实验室训练学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先后建立了巴登苯胺纯碱公司、拜耳染料公司、赫希斯特染料公司等六家大型化工企业，这些企业不惜重金创办研究所、高薪聘请化学家担任领导，因而科研硕果累累。1886——1900年德国仅在染料技术上的专利就达948项，染料、酸、碱等基本化工原料的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其中染料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同时，德国的医药、化肥、钢铁、炸药等化学工业也居世界领先地位。
德国化学中心的形成，无疑还受益于其优秀浓厚的哲学氛围。在唯物主义、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斗争中，这一时期德国哲学不仅在世界的本源问题对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方法上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更加显示出其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强有力的指导作用。肖莱马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从事化学研究的思想指南的第一人，因而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被称为有机化学奠基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虽是战败国，但整个化学研究队伍没有太大的损失，从1921—1945年，共有25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占10名，虽然与其它任何一个国家相比，它在数字上都占绝对优势，但希特勒上台后，疯狂推行种族灭绝政策，造成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国外，严重破坏了科学发展的后劲。二战以后，1946—1960年间，共有21名化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德国3人，美国9人，英国6人，号称“头号获奖大国”的德国失去了这一殊荣，也表明世界化学研究中心已从德国转移到了美国。
近代化学的产生与发展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体制、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辩证关系。现代世界化学中心一直在美国，我们期望21世纪中国能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科技的中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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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会计；
研究主题；
理论基础
一、引言
管理会计诞生于19世纪西方纺织、钢铁等重型制造企业中。二战后，管理会计正式成为哈佛商学院的一门专业学科，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几十年来，西方管理会计研究伴随着众多企业的生存与竞争不断地突破自我和创新，研究内容不断增加，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理论基础也不断扩展。可以说，这门学科的研究目前在西方已经比较成熟。
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早期的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还没有自己的体系和重点。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研究逐渐与实务相结合，并经过20多年的研究和摸索，取得了许多丰富的成果。时至今日，与国外相比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还存在哪些差距?如何能够使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我们以相关文献为依据，从研究主题、研究背景、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来分析管理会计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关键性问题，为中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提供建议。
二、管理会计研究面临的关键性问题
(一)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管理会计研究起源于西方传统的制造性企业，其研究的历史也是伴随着产品的制造成本和成本控制发展起来的。早期的研究关注于制造性环境中的问题，如改进生产成本和改善制造成本管理。但是，随着制造性的企业逐渐意识到越来越多的利润来自于非制造性环节时(例如产品的设计阶段、售后服务阶段等等)，而且这些非制造性生产环节逐渐成为北美经济的主流，?管理会计的研究背景逐渐向制造前与制造后活动∞、服务行业②和政府部门@等领域扩展。人们对于非制造环境的关注，带来了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控制系统的科学设计与应用的研究，而价值管理的理念又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成本核算与成本管理的科学性，因此又有了ABC与ABM的研究。而近年来企业战略的重要作用使得人们又意识到许多管理工具具有战略管理的功能，例如平衡记分卡。这便带来了战略管理会计的研究风潮。而当管理会计逐渐突破单一组织和一国的边界，集团与跨国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时，对于价值链管理(包括供应链、专利与特许使用权安排、外部采购、有效的客户反应系统以及竞争者分析等等)、转移定价等主题的研究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背景对于研究的主题或者说研究的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管理会计研究方法的运用要与研究问题的本身以及当时的外在环境相适应，正确地运用管理会计研究方法是提高会计理论研究水平的保证①。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流方法是经验研究。正是管理会计研究的务实性才使得基于企业的实彤案例研究一直以来成为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我国管理会计的系统研究实际上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引入西方研究的成果开始的，起初主要是翻译和介绍类的规范性研究，还没有深入到企业实地进行研究，而那时西方已经开始盛行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的方法，尤其是近几年，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几乎成为了西方管理会计研究的主要方法②。再看我国的管理会计研究，目前经验研究还不占主流，即使是经验研究，大多也属于实彤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比重相当少。即使是案例研究，研究水平也与国外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外成熟的案例研究都有自己的理论框架或者理论模型③，而国内多数案例研究还局限于讲述一个故事。尽管案例研究具有许多优点，但是案例研究的桎梏在于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如果要在更加广阔的环境中检验理论，就应该采用大样本的研究，而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所需的内部数据，问卷调查便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问卷凋查有两个很重要的技术：抽样技术和问卷设计技术。国内现有的问卷凋查与国外<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年第5期成熟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极大的差距，成功的问卷设计一定是基于理论基础，再结合前人的研究设计进行调整和完善而成的。但是从我国现有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大多数研究并不是验证某种理论，而只是说明一种现象，往往是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就直接设计什么问题，而对于研究问题的计量还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和科学性④。
另一个研究的差距就是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方法就是由研究者根据研究问题的本质内容设计实验，控制某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使得实验环境比现实相对简单，通过对可重复的实验现象进行观察，从中发现规律的研究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实验法常常用于预算、激励机制和转移定价等问题。总的说来，实验研究相比经验研究有更多的困难，它除了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专业知识外，还需要心理学的理论指导。同时，它要求大量的实验参与者，以及实验经费和计算机联网的实验室环境。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得到许多在现实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数据，从而在理论的检验上就有了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比较独特的视角，能够捕捉到更为主观的影响因素。因此，在理论基础上与心理学和行为学的结合更加地紧密。
(三)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在理论基础方面，西方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一般采用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经济学(如信息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对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以及审计学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管理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管理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综合叉学科，其基础是数学、经济学和行为科‰管理会计与企业管理密切结合的特性也使得管理学成为其主要理论之一。而近些年，以权变理论为代表的社会学以及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的重要作用也更多地体现出来。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不存在广泛适用于所有环境所有组织的会计系统。应该明确会计系统的具体特征与某种确定的环境相联系，并且是恰当匹配的。OJ而组织行为学与会计学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行为会计学，它通过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来检验会计信息、过程和人的(包括组织的)行为的交互作用。Ho而心理学的研究体现在诸如个人对于管理控制系统的公平性感知(包括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性)以及对于组织的信任和忠诚度等等，而这些因素对于组织的业绩都有相应的影响。
总之，这些理论的作用是不可以互相替代和比较的，只能通过结合它们所研究的背景、主题以及研究方法来论证其研究价值。而实际上，越是高水平的管理会计研究，越是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方面做到了较好的契合。
三、中外管理会计研究的现状分析
(一)管理会计论文的标准为证明上述分析的合理性，我们选择了两本杂志各自代表国内外研究的水平和发展方向。据统计，国内的《会计研究》是权威期刊中发表管理会计研究比例最高的杂志，而且《会计研究》也是国内最具权威性的会计专业期刊。旧1国外对管理会计的研究起步较早，而且有自己专门的管理会计期刊《管理会计研究》
(JournalofManagementAccountingResearch)，该杂志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所以，我们选择这两本杂志作为我们研究的样本，样本的时间从1996至2006年共11年。
为了挑选出管理会计的论文，首先要确定管理会计的研究主题。根据Shields(1997)以及Scapens和Bromwich(2001)的分类，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分为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几个方面。其中，管理控制系统又包括激励机制、预算、业绩评价、转移定价与综合控制系统。在选择管理会计的论文时，基于管理会计要为企业创造价值这一基本原则，我们挑选出符合上述内容的论文，对于财务会计也会涉及的问题(如薪酬机制)，要看其应用的理论与视角是否属于管理会计①。如果研究涉及的是会计的确认、计量和报告职能(现在也包括披露)，我们不视其为管理会计的论文。
(二)研究主题和研究背景
1．研究主题的分布根据论文的具体内容，我们将管理会计研究样本分为七个领域(见表2)：管理控制系统、成本核算、成本管理、管理会计理论体系、资本预算和投资决策以及战略管理会计和其他。其中其他指管理会计的新兴领域，在我国主要指环境管理会计；
在国外主要指行为管理会计。考虑到我国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的介绍战略管理会<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双月刊)2008年第5期计的论文，我们将战略管理会计单独列出。
2．研究背景的分布我们将研究背景划分为三类。
尽管大多数的管理会计研究适合于制造性的行业环境，但是很多研究成果是可以推广和通用的①，不限于任何一个企业或行业的研究属于通用型的(genericsettings)，这类背景一般比较抽象或程序化。如果论文表明研究结论是针对企业或某个行业的，我们则将其划分为企业背景。这些企业主要包括制造性企业，还有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机构以及垄断性企业。最后一类是医院、政府和公共事业部门等非盈利组织。可以看出，针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在国内外的比例都很低，而国外大多是通用型的研究。
3．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以企业界为背景的研究主题非常广阔，而非盈利组织和通用性的研究背景则更为关注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
JMAR中非盈利组织背景的比例几乎是《会计研究》的两倍。并且，《会计研究》通用性的研究比例较低，而JMAR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是针对所有组织的(45篇)，这将是未来我国管理会计学者努力的方向。中外研究相同的一点是，管理控制系统不管在什么样的背景下都是研究的重点，这表明了管理控制系统在管理会计中的重要性。另外，我们还发现，战略管理会计研究在国内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JMAR极为不同。
(三)理论基础西方对组织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的应用比例明显超越我国；
而我国只有在战略管理理论上占有优势，而在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方面尤为欠缺，大多数采用行为学的国内论文只是从规范的角度进行论述，实际上在国外的研究中，行为学研究大多是与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相结合，提出有关行为学或心理学的变量并建立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因此，尽管也是应用了同一的理论，但是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价值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另外，根据相关研究，我国管理会计的经验研究有38．89％缺乏理论基础，是国外17．98％的两倍还多，与本文的数据结果基本一致(见表3)。这使我们感到与世界学术主流的差距并不只是技术方法的应用。在国内其他类中的研究，大多缺乏理论基础，规范性和介绍性的研究过多；
而JMAR其他类中的研究则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多采用经验研究方法。JMAR对于综合理论的应用比例也高于《会计研究》。(四)研究方法现代哲学按照他们以理性或经验为知识的来源或规则而被划分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
根据方法论的不同，现代管理会计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
1．经验研究方法(广义经验研究，包括经验实证)。经验研究是寻求对客观现象解释和预测的某些具体研究方法的总称，包括档案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和实地调查法等等。经验研究区别于规范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它关注实务如何进行的，而不是关注实务应该如何进行；
不采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而是采取价值中立的立场，并且侧重于对命题进行证伪。
2．非经验研究方法(包括理论研究)。指除了经验研究以外的其他研究方法，包括分析性研究和规范研究、最优化等等。其中，规范研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围绕经济政策行为的经济后果进行逻辑推理，提出政策建议和制定行为标准。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国外还出现了大量的分析性研究，分析性研究几乎无不例外地基于理论和生产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它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假设和模型推导基础之上的，是连接理论与实证的桥梁。
我们把非经验研究分为分析性研究与其他(包括规范研究等)。因此，我们将研究方法划分为经验研究与非经验研究(见表4)。而经验研究又可以划分为：问卷调查、档案研究、实彤案例研究、实验研究以及综合方法(见表5)。统计结果证明了我们前述的分析，在国内的管理会计研究中，非经验研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国外管理会计采用的却是以经验研究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研究方法，还没有出现在《会计研究》中，但是在JMAR中的比例却相当的高。另外，国外与国内在研究方法上的发展阶段的确存在差距，国外已经以不再以案例研究为主，相反国内还处在实地／案例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对于国内管理会计的发展极为必要，也使我们更加期待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得到应有的重视。四、我国管理会计研究走向世界的建议
(一)培植良好的企业文化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管理会计研究之所以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还缺少优质的企业。优质的企业不仅仅具有良好的业绩，更重要的是拥有先进的企业文化与管理理念，包括先进的管理思想、员工公认的价值观、严格的管理制度以及激励机制。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会计对企业实践的指导作用，进而也影响了研究的范围和水平。例如在国外，作业成本核算与管理已经相当普遍，作业成本法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大样本，而在国内，目前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采用作业成本法，只能作实彤案例研究。因此，应更加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通过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为未来管理会计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空间。
(二)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由于我国缺乏一个将学术界与实务界都包括在内的管理会计职业组织，学术界与实务界沟通的机会很少，学术界难有机会深入到企业中开展调查研究，因而对企业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管理会计的情况缺乏了解；
而实务界对学术界发表的科研成果感到理论性太强，与企业现实情况不相符合，不能有效地解决企业中的实际问题①。因此，我们应该着手建立中国管理会计师协会，推动中国的管理会计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的发展。成立管理会计师协会不仅能够促进管理会计在企业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而且也能够加强管理会计师的社会地位。
(三)加强与国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西方对于管理会计的研究目前依然处于领先，他们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以及对综合理论的应用能力。对国内管理会计学界而言，走出去之前应该先引进来，通过加大与国外尤其是北美教育背景的海外学者交流和沟通的机会，了解和掌握国外管理会计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将新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的实务相结合，才能使国际学术界更好地接受和了解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交流的形式可以通过邀请海外学者讲授博士研究生专业课程、举办国际管理会计研讨会以及共同进行课题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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