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文化发展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新文化经济学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方法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工业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社会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科技水平方面、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
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150016001650170017501800185018751900192519501960197019801990
人口（百万）1101601401602253294334134725275826688209831136
人均GDP（美元）630630630630630630500568697973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台湾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政治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历史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
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法律科技多方面的改革。”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
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
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
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
在教育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总结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
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
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
二、方法：文化成本分析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经济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研究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艺术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发展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W.J.&Bowen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B.S.与Pommerehne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A.奠定了“现代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学习和教育，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应用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理学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
（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
（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科学。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计算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
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
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
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历史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参考文献：
阿马蒂亚·森，2002：《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阿瑟·刘易斯，1983：《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
埃维纳·格雷夫，2003：“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载《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第105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戴维·兰德斯，2001：《国富国穷》（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道格拉斯·C.诺思，2000：“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载詹姆斯·A.道等编《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第119-120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商务印书馆。
——2004：“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高波、张志鹏，2004a：“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江海学刊》第1期。
——，2004b：“文化成本约束与企业文化选择”，《南京社会科学》第3期。
——，2004c:“文化资本：经济增长源泉的一种解释”，《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5期。
冈纳·缪尔达尔，200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古奥弗雷·M.毫森，1994：《企业文化与厂商的性质》，载《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第325-354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弗朗西斯·福山，2001：《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海南出版社。
哈耶克，2001：《哈耶克论文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赫伯特·西蒙，2002：《西蒙选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黄仁宇，1997：《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建德、罗来武，2004：“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第3期。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2003：《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中译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罗德尼·斯达克、罗杰尔·芬克，2004：《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2002：“文化与民主”，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新华出版社。
加里·S·贝克尔，1995：《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口味的经济学分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金相郁，2004：“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第三种解释”，《经济学动态》第3期。
肯·宾默尔，2003：《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第1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马克斯·韦伯，200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歇尔，1981：《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盛洪，1994：《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斯坦利·L·恩格曼，2003：“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倾向和劳动制度变迁：对三者互动关系的诠释”，载约翰·N·德勒巴克等编《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中译本）第117-148页，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芬·P·罗宾斯，1997：《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汪丁丁、叶航，2003：《理性的追问—关于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对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韦森，2003：《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威廉·麦克高希，2003：《世界文明史》（中译本），新华出版社。
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江苏人民出版社。
亚当·斯密，1974：《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殷海光，2002：《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
约瑟夫·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五常，2000：《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朱绍文，1987：“《国富论》中的“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经济研究》第4期。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CESS），2004：《企业家价值取向：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报告》，机械工业出版社。
S．艾森斯塔德，2002：“传统、变革与现代性——对中国经验的反思”，载谢立中、孙立平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第1087-1109页，上海三联书店。
Benjamin.E.Hermalin,2001:“EconomicsandCorporateCulture”,inCooperC.,Cartwrighr.S.&EaleyP.(eds.).InternationalHandbookofOrganizationalCultureandClimate,JohnWiley&Snos,Chichester(England.)
Buchanan,JamesM，1994，“Choosingwhattochoose”,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150/1,pp.123-135.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化建设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我国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背景下，现代的群众已经不像计划经济时期一样，对文化活动没有过多的要求，随着时代生活的发展，群众自身也在发展变化，群众文化活动的发展应该体现出这些变化。现代群众的自身素质很高，相关组织者可以举办业余的音乐、舞蹈大赛等。这样的比赛，既能使群众之间的感情拉近，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尤其是一些老年群众，通过这些活动，也可以使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所以看待群众文化，首先应该从群众发展的角度来看，不能以传统的群众观点来看待群众文化。
二、从人为本的角度来看待群众文化发展
群众文化的开展主要为了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使群众能够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因此在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时应该做到以人为本，也就是以群众为主体，组织者应该深入调查群众的业余爱好以及征求群众开展文化活动的意见和建议，这样才能保证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得到群众的欢迎。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文化活动也比较单一，其主导是政府，政府办群众看，就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尽管如此，因为当时群众自身的活动非常少，所以即使是非常单一的群众文化活动依然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市场经济时代的带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群众对文化活动有了更高的要求，不再满足传统意义上群众文化形式，因此群众文化组织者应该做到以人文本，以群众为主导来组织文化活动，这样才能真正的体现出群众文化活动价值。要想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进行深入调查，充分了解群众喜欢的文化活动形式，这样组织者在制定群众文化活动方案时，能够有的放矢，无论是活动内容，还是节目组织，组织都能够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安排，这样的群众文化活动一定非常有吸引力；
另一方面，培养群众的兴趣，相关负责人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出来来培养群众的高雅兴趣，这些兴趣的培养应该从娃娃做起，比如某地开展戏剧进校园的活动等；
平时也可以开展一些体育活动，体育活动通常情况下都比较轻松，也是人们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形式，能够充分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还能够起到锻炼身体的作用。
三、从自身的角度来看待群众文化的发展
目前我国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通常都是政府拨款或者企业赞助，但是新时代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或者企业，而是应该从自身的角度出发，解决资金缺乏的问题。文化与经济本就是一体，经济的发展会带动文化，文化的发展会使经济更加的繁荣，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群众文化应该找到与经济相对应的结合点，随着经济的变化，及时的做出调整，避免出现之后的现象，因为滞后现象越严重，越难以受到人们群众的欢迎。相关责任人应该找到群众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做出相应的调整，抓住群众文化的重点与难点，与群众做好沟通，逐一解决遇到的问题。群众文化活动可以与经济活动相互结合，这样相关企业能够起到宣传的作用，群众文化活动也得以顺利的开展，群众文化市场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个领域。
四、从市场与文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群众文化的发展
无论怎样开展群众文化活动，都要符合市场的要求，按照我国的文化政策去执行，只有满足这两者的要求，才能真正的组好群众文化活动。第一，应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群众文化注重的是社会效益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其获取经济效益，群众文化应该在市场经济的引领下，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获得经济效益。群众文化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完全可以在市场的运作下获得经济效益，这不影响其在社会效益上所发挥的价值。第二，与文化政策相协调，文化政策是发展群众文化的关键，它是政府对文化实施科学化管理的一种行为。同时它是一个个国家、一个社会对文化所实施的战略性的布局。根据政府的文化政策总思路、总目标，我们要制定出一套经过实证分析、科学论证的群众文化发展战略来，使得群众文化的建设有目的、有规划、有效益的展开。当然群众文化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对群众文化现行的基础、结构、设施、人员、资命、投入作一番宏观的调查找出其发展的内在、外在要素及问题所在，方能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事业结构变化作出相应的分析报告及发展模式的总体报告来，才能真正符合社会需要，才能与文化政策相一致。这样，群众文化才能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才能找到自己的独特工作领域，才能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结语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发挥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服务功能，为开展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提供物质保障。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立群众评价和反馈机制，推动文化惠民项目与群众文化需求有效对接。整合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体育健身等设施，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以上决议，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保障中央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配套落实到位。加强对“农村书屋”“基层文化工作站”等公共文化设施的日常管理，真正发挥其文化教化的功能。加强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面向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要以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为重点，加强县级文化馆和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室建设，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推动文化活动经常化。创新服务供给机制，采取政府购买、委托、补贴等方式，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生产质优价廉的公共文化产品，对高雅艺术演出活动进行补贴，免费向低收入困难群体提供文化服务，切实保障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第二，发挥大众传媒信息传递的功能，创新基层群众文化活动的方法和路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书报、广播、电视等传统的传播媒介在群众文化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但是，随着宽带网络和家用电脑在广大农村和社区得到普及，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这就需要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加强和改进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加强网上舆论引导，唱响网络思想文化主旋律。文化宣传可以通过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市场企业积极参与主旋律文化作品的创作和研发。基层可通过开展社区文明网站创建和评比活动，充分发挥网站、论坛、贴吧、集群、微信公众服务号等网络平台传播信息、互动交流的功能，来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宣传，文化活动信息，组织群众为文化活动开展建言献策。只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真正开展一些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才能永葆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生命力和活力。
第三，发挥基层组织文化创新的载体功能，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基层党组织是凝聚党员、凝聚人心的主阵地，是思想建设的主阵地。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村委会、居委会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是基层文化活动开展的主要组织者。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广大群众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者提供广阔舞台。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提高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建设水平，引导群众在文化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积极搭建公益性文化活动平台，依托重大节庆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组织开展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支持群众依法兴办文化团体，精心培育植根群众、服务群众的文化载体和文化样式。及时总结来自群众、生动鲜活的文化创新经验，推广大众文化优秀成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开展群众性文化创意征集活动，集中民智，发动民力，为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挖掘深厚的资源和人力禀赋。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支撑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承载着文化强国战略的重大使命。基层群众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有助于在广大群众中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培育文明风尚意义深远。文化强国宏伟目标的实现需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当地自然与历史文化资源，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文化创新的高度热情，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对走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道路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的走出一条基层文化建设的创新之路。
作者：赵金彪单位：河北省迁西县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继承性；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在理性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行成的，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新世纪的必然要求
——知识经济已敲开21世纪的大门，并将以迅猛之势，给人类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一场深刻的革命。但是，知识经济的巨大威力只有在既有优秀企业文化，又能够与社会融为一体的企业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知本家”和“知识工人”的出现，表明了企业文化在21世纪的企业里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和巨大价值。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1世纪的竞争将会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剧，超强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企业的文化。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成功的企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秀的企业无不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分权管理发展时期，60年代是跨国公司发展与管理时期，70年代是矩阵组织和战略经营时期，80年代是企业文化兴起与传播时期，90年代是企业文化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性质、基础、现状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但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困境以及寻求出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兼并、企业强强联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企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迅速转变观念和机制，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因此，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
三、中国企业文化之根基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文化。
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是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企业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论语加算盘》（又名《道德经济合一》或《实践论语》），被当作“致富经国之大本”。该书作者涩泽荣一生创办了五百多家企业，被尊为“日本工业之父”。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目前在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韩国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真正祭祀孔子的国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孔子的祭祀典礼，政府派高级官员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说：“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1988年1月，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在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目前，西方对东方文化非常器重，认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
按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应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正是因为我们背离、甚至遗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地优越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学。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不同于对待美洲新大陆土著文化的惊奇、神秘和敬畏感。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东方文化出乎意料地达到了使东方人都不得不感到陶醉和惊异的高度，以至到了明清之际，统治者们开始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实行了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儒学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大量流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儒学致命性的浩劫还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我们还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就人为地掀起了“”，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家在高速发展，而我们却在快速退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中，极左分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大家都变着法地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地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拨乱返正，中国人觉悟了，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和继承，《论语》被编进了小学课本，国家也开始实行德政。世界觉悟了，看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基础之上。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中庸、知行等等。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根基之一：宇宙人生的真相——“一体论”
“一体论”源于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天人合一”，是指天与人既分又和，非一非异。天不是人，人不是天，所以相分、非一；
但人又是天的产物，又内在融合统一,所以又相和、非异。“天人合一”首先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都是由天地演化而来的。人之为人本于天，人就是天的缩影。比如人的身体结构就是副天数的。天有365天，人有365个小关节；
天有12个月份，人有12个大关节；
天有五行，人有五脏；
天有四时，人有四肢；
天有昼夜，人眼有开合。又比如人的情感方式与天也是一致的。天有风雨阴晴，人有喜怒哀乐；
天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人有仁义礼智信“五常”；
天有五星，位有五等，人有五脏，地有五方，声有五音等等。“天人合一”思想说明，自然天地好比人的父母，人人皆我兄弟，万物皆我同伴，天地万物与我本是一体。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分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就是天下万理都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分的穴位，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克隆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
“一体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论”强调的是“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和谐、团结和统一，不是“二”，即不应该分别、矛盾和冲突。“一”代表觉悟，“二”代表迷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就是觉悟，“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就是迷误。说一个人“二虎”、“二的呵的”，就是说这个人分了、“二了”、迷了、错了！
“一体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之根基，表现为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代表着个人、集体、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儒商精神。儒商是明末清初产生的贯彻儒道精神的商人，其主要特点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其次，儒商精神是吃苦耐劳、敢于发展自己、善于应战，同时又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第三，儒商精神是把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以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来经商，追求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一体论”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和顾客的正当需求和欲望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和顾客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求得三者利益的平衡、统一。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企业的自身利益也就自然在其中了。也许，企业会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企业也必定会因此获得长远和更大的利益。这种规划与实施不是始于产品生产之后，也不是终于产品售出或服务完成之时，而是包括了产前与售后的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即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不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在消费者，而在于三者的共同利益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根基之二：人类应有的态度——“天下为公”
“人之为人本于天”，人的本性即天性，天性是无私的，是公正的，是平等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给万物以生存的能量，却不求任何回报；
地球忍辱负重，滋养着万物，也没有任何所求；
树木和海洋供给着万物以必需的空气、水分和资源，容受的是万物排放的垃圾，所不同的是，树木高高在上，所以经常被砍伐，而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下，而且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忍受，百川都归于它，所以永远称其为大。
“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是符合天性、人性的，是正确的选择。“公”意为“公共”、“公正”、“公平”、“公开”、“共同”等等，代表的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既反映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也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高效率、高利润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我们似乎过多地注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东西；
过多地注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而忽视了其经济模式背后的文化背景；
过多地注重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实践，而忽视了对其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参考；
过多地注重了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忽视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主义优越之处，有人还得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什么都好、什么都适用，甚至要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虽然它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吸取众长，但是其文化底蕴并不充足，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学习和借鉴的。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以现实具体的“工具合理性”取代抽象普遍的“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实现态度，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行动主义行为方式，平等独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实用主义哲学已成为现代“美国精神”的核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描述为“权益的哲学”、“民主的哲学”、“个人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和“需有冒险精神的哲学”。他总结性地写道：“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痕迹、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一场已经赢得的，一次取得成功的实验；
……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就是工具主义者。……实用主义尽管遭到实力更加强大的哲学家们排炮般的攻击，但是它仍然?找孀炒螅负醭晌拦系恼苎В馐遣蛔阄娴摹6悦拦死此担涤弥饕逅坪蹙褪鞘挛锏某J叮涤弥饕宀唤鐾拦褡逍砸慌募春?而且它的推断和结论同最真实的美国思想和谐一致。”在这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的这种“实用主义”、“个人主义”、“机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天下为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相违背、相矛盾、相冲突的，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反对、抵制和摒弃。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如美国人共同信仰的***所倡导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和“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等，都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品德。在这些方面表现最优秀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本可以再任第三届。但是当华盛顿看到这样做会对美国的未来不利时，便主动提出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提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这是一种既高尚又伟大的舍己为国、舍己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精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以“诚实”而著称于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文化和优秀领导人的引导和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重质量、重信誉、重公德、重形象的优良品质和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市场经济如此先进、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对比之下，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受“”余毒的影响，在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
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行为；
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非到实在不得已或者出了问题，才不光彩地退位的情况。如陈锡同、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内在约束，即自我道德伦理的约束；
二是缺乏外在约束，即制度和纪律的有效约束。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公”的方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用比较完善的体制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意”，“天意”即民心，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肩负起发展经济、兴企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
“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建立起强大的道德支柱和精神动力；
“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根基之三：人类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地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儒家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开始。
“孝”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字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说明一切教育都要从孝开始。黑格而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这样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马克思·韦伯也曾把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做过比较分析，他说：“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不仅是中国基本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现行文化的灵魂。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孝道，新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孝道。一个孝道都做不到、做不好的人，其他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到和做好，因此，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
孝有小孝、中孝和大孝三个层次。“敬养”谓之小孝，“不辱”谓之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敬养”是孝道的开始，是“事亲”。《孝经》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
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因此得出“只有在家为孝子，才能在朝当忠臣”的结论。但是“敬养之孝”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所以称为小孝。“不辱之孝”，是指不伤身，不辱亲。所谓“不伤身”，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体现着父母的大恩惠，子女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无益伤害的权利。所谓“不辱亲”，是指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父母带来不良的影响，让父母操心、担心、忧心。相反，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光宗耀祖，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辱之孝”是孝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称为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
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宋朝寇准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过世。后来当了宰相，皇上赐他金帛。他回到家里，奶奶看到后伤心地哭了。寇准问她为什么哭，奶奶说：“你小时候母亲死了，想求得一块丝布盖尸体都得不到，哪知你今天却这样富贵了！”寇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不积蓄私财，除自己所用，全部送给穷苦人家。大禹和寇准能以天下苍生为父母，把家庭之孝变成了全民之爱，把私爱变成了公爱，这是孝的高层次，是孝的典范。
孝不仅是人伦原则，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人伦精神。孝把天作父，把地作母，要求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
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
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
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呀！
“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对孝的人际关系的世界运用。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理念要求的是和平，而非征战；
是认同，而非排斥；
是合作，而非一味地竞争；
是互惠，而非利己损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孝还是联结全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不仅是大陆之中国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世界的维系，孝道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报恩则是人类必须要做好的第二件大事。“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
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人类应报之恩主要有四种：即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人民恩。十月怀胎，一年乳补。经过父母二十年的精心呵护和培育，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怎么报答都不为过。报答父母恩首先要养父母之身。父母辛劳勤苦了大半辈子，才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他们自己却一年年衰老，身患疾病。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良机。其次要养父母之心。父母年迈多病，固然需要子女精心照料，但是父母更加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各个方面，都要谦虚谨慎，努力认真，做到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让他们操心、担心、忧心。第三要养父母之志。父母一生有很多志向，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他们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够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认真做人，努力做事，在学习、工作和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造就，就是对父母恩的最好报答，父母会为此感到最大的满足和欣慰。这是报父母恩。
父母虽能生养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得礼义和道理，就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就是要谨遵师长的教诲，牢记师长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地学习，刻苦地专研，努力地工作，有所作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的学生和属下取得了成绩和进步，师长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耀。这是报师长恩。
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完全得益于国家恩。国家培养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
建立学校，让我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健全医疗机构，让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
建设公共福利设施，让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生活保障。此恩此德，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加倍努力工作，并争取做出较大的成绩和贡献，才能够报得。这是报国家恩。
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我们经常在挑肥拣瘦；
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却舍不得吃好的，而我们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地浪费；
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楼，也没住上楼房，而我们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
有些革命老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我们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扪心自问，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民群众还吃不饱，穿不好，住不暖，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我们是怎么报恩的？我们一些人民群众仍然在艰苦中工作，在艰难中生活，而我们有些人却一天天悠哉游哉，还这不称心，那不满意，吃完肉放下饭碗就骂娘！拍拍良心，我们每天都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对社会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我们的贡献真的就比人民群众的贡献大吗？我们真的就应该如此地奢侈、浪费和享受吗？现在，是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作，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人民群众。只有这些?罨镜奈侍獾玫搅私饩觯颐遣拍芄惶峒敖饩銎渌侍狻H绻庑罨镜奈侍舛嫉貌坏浇饩觯渌氖虑樵蛞磺卸嘉薮犹钙穑蝗绻庑罨镜氖虑槎疾豢先プ觯甲霾焕矗萏缸銎渌魏问虑樵蚨际窍仿郏际窃谧云燮廴硕眩?nbsp;
四、结束语
最后，用三个寓言故事结束我的论文。
寓言一：从前，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鸟身上长着两个头，人们叫它“双头鸟”。有一次，“双头鸟”的一个头看到另一个头吃了一个香甜的果子，就嫉妒起来。心想：“你吃好果子，我就吃毒果子，让你也不好受！”它真的吃下了毒果子，结果整只鸟都被毒死了。
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1.高校文化传播功能实现能力。
文化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就个体而言，文化不能通过遗传方式获得，文化的发展有赖于文化教育的推动。人类的教育是特有的社会现象，其产生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其载体是语言和文字的产生。学校作为文化传授机构，高效地传递着人类智慧和文化财富。今天，承担高等教育的学校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类文化也通过固有的传播模式和当今的现代科技、互联网络等路径，实现了文化的立体、互动、多维、多向的传播。高校作为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承担着传播先进文化的功能。高校党组织应该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高校的文化功能，不断提升文化传播功能的实现能力。
2.高校文化选择功能实现能力。
学校的文化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培养人和塑造人的过程。这就要求承担教育职责的学校，不仅要有明确的教育目标，而且要有目的地选择和确定教育内容。我国的高校，其性质和培养目标决定了一定要选择教育内容，这是因为以下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领导下的高校，必然是先进文化的传播阵地，这也就决定了高校的文化选择功能。二是因为受教育对象的认识和接受能力。就教育内容本身来讲，教育者一定要量度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差异，选择适当的内容开展教育活动，即今天所谓的“因材施教”。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在开放环境与信息社会条件下，世界文化的多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多元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必然对高校教育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和教育目标的顺利实现，在多元文化影响的环境下,根据学生的思想实际和认识能力，高校教育必须进行教育内容的选择,即整合书本内容、时代内容、实际内容与相关内容,以达到预定的教育目标效果。以上这些，要求高校党组织着力提升高校的文化选择能力。
3.高校文化育人功能实现能力。
教育是培养人和塑造人的系统工程，育人是学校教育的本质要求。既然是育人，必然是有方向和目标的。高校教育以人为本，其应有之义是以育人为本,即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和环境育人。这里的涵义是，教育不仅是把知识通过媒介传播给受教育者，而且必须同时作到“以文化人”，即通过文化传承，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文化育人当然也是有方向的。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影响着每一个人的价值取向。高校担负着文化育人的职责，其方向和目标决定了要发挥“自觉”育人的功能，不能任由落后文化、不良文化的自发影响学生。也就是说，高校育人要发挥“自觉育人”的功能，有目的地消除落后文化、不良文化对学生的自发影响，有组织、有计划地传播先进文化、优秀文化，并以之占领学生的思想阵地，成为主导的文化形态。高校党组织不仅要有意识地强化文化育人的功能，而且也要着眼于文化环境的建设与优化,帮助学生树立对先进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从而从内外两个方面提升高校的文化育人能力。
4.高校文化衍生功能实现能力。
在世界范围内，高校既传播已有文化，又可以孵化、衍生和拓展文化，因为高校不仅担负着教育人的职责，而且承担着服务社会和开展科学研究的责任。通过文化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和科学研究，高校能够在新的实践与原有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新的知识，拓展出更高层次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孵化、衍生和拓展,可以有多种途径：一是通过大学教育，不仅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认知水平，而且可以培养受教育者的创造能力，并影响受教育者的情感趋向和价值观取向，这样不仅能使文化在受教育者身上得到传承和转移，而且能够实现文化增殖。二是通过为社会服务，文化能够与新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不仅能够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且能够形成新的文化增长点，使文化得到衍生和拓展。三是通过科学研究和实验以及学术探讨，能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拓展研究，探索未知领域，从而生产新知识，创造新文化。在文化得到前所未有发展的今天，高校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文化衍生功能，提高文化衍生和增殖能力。
5.高校承担着重要的文化功能。
高校党组织要充分和深刻认识高校的文化功能，努力提高高校文化发展能力，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二、高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培育能力
1.高校文化自觉的生成能力。
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从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都以相应的文化觉醒为前提和基础。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发展战略地位的深度认同，二是对文化发展的责任担当。高校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阵地和领域，要深刻认识到在文化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履行发展文化的职责，在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时，要坚守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当代先进文化，为增强国家竞争力、提高国家软实力做贡献。只有对文化价值形成深刻认识和深度认同，才能做到高度的文化自觉，从而提高高校文化发展战略地位的把握能力。同时，文化自觉不仅是意识上的自觉醒悟，还是实际行动上对文化发展的责任担当。文化发展需要一代人一代人地永续传承和接力推进。而高校正是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与创造的重要基地。高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责任担当，就是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就是永续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就是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就是更高层面的文化自觉。
2.高校文化自信的培育能力。
如果说文化自觉是一种意识、责任，那么文化自信本质上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这种信念信心，不仅关系着文化的现实发展状态，而且决定着文化的未来发展走向。增强文化自信首先需要我们有对民族文化的理性审视，也就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应有的礼敬和自豪，对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有坚定的信念，并能够在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进行扬弃，推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同时，增强文化自信也需要对世界文化的包容借鉴。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借鉴、吸收的态度，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中华文化，本身具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质，这就是历史地客观地表现出的自信气度。当前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这就要求我们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把握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正确看待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树立应有的文化自信。高校作为文化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阵地，必须努力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培育能力。
3.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能力。
党的“十”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综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威廉•A•多诺休曾指出，没有主导价值观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在我国，高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和引领高校文化发展。只有如此，才能矫正、克服指导思想、共同理想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偏差，保证高校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性质与方向。当然，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导，也就意味着存在高校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没有多样化发展，也就谈不上主导性,多样化发展也离不开主导性。高校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面，必须在保持多样性的同时，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能力。
三、高校文化创新推进能力
（一）制度文化的创新推进能力。
制度也是文化。高校制度文化的创新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实的关系，一方面要在立足于学校的现实状况对原有制度进行“扬弃”，即是说在新制度里既要体现新要求，又要包涵原有制度中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要包容已有的文化精华，同时又吸纳时代气息，将传统与现实融为一体，既延续历史，又面向未来。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创新要进行系统设计。系统设计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社会的需求，以培养教师和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习惯为目标，做到具有方向性。例如，文化创新系统可以包括三个子系统。对教师子系统而言，要建立教师综合效绩评估系统，从教学、科研、育人、管理、服务等多方面进行考核等等。对学生子系统，要改革现有的考核方法，注重知识和能力的双重指标，知识考核的同时，又衡量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等。对物质资源系统,根据新的要求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整合，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二）管理文化的创新推进能力。
管理是科学，也是文化。高校的管理是文化的载体，管理的各个层面都蕴涵着文化。其中，管理理念体现和贯穿着管理的灵魂和精髓，而管理模式和管理方式方法等也都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高校文化的创新指导并规范着高校管理的创新。同时高校文化的创新又必须通过管理的实践来加以固化和体现，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高校管理的核心理念应该是以人为本，它要求制度的制定是为了师生、通过和依靠师生并让广大师生享受制度带来的利益。以此为导向去实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形式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不仅要有正确的办学方向，还要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并通过管理文化的创新，推动学校文化的发展，这是新形势下高校党组织文化发展能力的重要方面。
（三）环境文化的创设推进能力。
高校是知识的集散地和创造源，是传承和创新知识的重要主体。在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下，高校应该不断提升良好文化环境的创设能力。
1.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能力。
文化具有天然的历史积淀性和代际传承性，传统文化是文化认同的纽带，也是面对现实和面向未来的重要思想资源。文化育人需要深入研究挖掘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对传统文化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性的人。以人才培养为核心功能的高校，必须形成具有独特气质和强大生命力的“大学精神”，这是大学灵魂，是大学生存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优良校风学风的重要基础。大学精神往往凝固在校训之中，以核心价值主导文化的发展，以特有的方式转化为凝聚力和感召力。每所高校都有自己独特的校训，并使之贯穿于办学理念和治校精神，又融入每个领域和师生行为。一个正确而科学的大学人文精神，对于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于高校文化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能力。
2.学术文化的提升能力。
学术文化是高校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学术文化的提升能力是高校党组织文化发展能力的核心内容。高校党组织要引领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把“质量第一”作为核心理念，鼓励和支持自主创新。高校要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学术领域提供宽松的氛围和空间。高校要坚持“以德治学”，在学术研究方面要弘扬科学精神，自觉与“伪科学”作斗争，要诚实严谨，戒除急功近利的心态，守住道德底线，杜绝学术腐败。高校要弘扬学术民主，鼓励自由、民主地探讨学术问题，做到学术面前人人平等。高校要要倡导正确的和谐的学术批评，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下，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
3.民族文化的传播能力。
高校承担着传播民族文化的重任，应当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发挥应有的重要职责。党中央提出：大学应该成为继承传播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场所和交流借鉴世界进步文化的窗口，成为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的重要摇篮，努力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高校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在更多领域、多层面开展国际合作，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同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要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守望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让中华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民族性和世界性。
四、结语
推荐访问:文化发展 论文 五篇 文化发展论文【五篇】 文化发展论文(精选5篇) 文化发展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