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先说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法文化论这一学术领域刚刚成立,是文化理论这个一般性的学术趋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理论”与“法文化论”一同得到充分的发展。一定的事实背景促使“文化理论”的形成,而且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动物行为文化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之前,先说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法文化论这一学术领域刚刚成立,是文化理论这个一般性的学术趋向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理论”与“法文化论”一同得到充分的发展。一定的事实背景促使“文化理论”的形成,而且这一现实背景一直持续到将来。这种现实不仅在国家之间,而且在各国内部文化共同体中都是存在的。主体性应得到尊重的历史根据,这在作为对象的法的侧面来看在某种意义上需要视觉的转换。一般来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归属于文化、经济、政治、艺术一同组成的文化。只要说明什么是法,就会充分涉及到法的意义。当前的法哲学书籍一直依此进行说明。但“法文化论”自称是新成的学问,涉及的对象、范围、考察方法还未有专门的共同的理解。可是,法文化论企图从“文化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法,文化理论被运用到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会学,在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中起着一定影响。“文化理论”从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范围上看,属于经验社会科学,以认识文化这一事实为目标。本论文中的观点与“社会理论”相比较,并把“文化理论”对作为文化哲学有关法的文化理论的观点进行验证。因之,有关法的文化理论,可以从文化理论、社会理论、文化哲学三个方向进行验证。这种证明从经验科学发展到哲学,从事实发展到价值,也意味着通过法的特殊性来考察法的普遍性。
二、经验科学中的法文化论
(一)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概念通常提到法文化,使人联想到什么呢?“法”和“文化”是人们常用的单词,一提到法,使人联想到国会制定的法律;但一提到文化,就想不起来适当的对象。通常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文化如教育、艺术等,乃是为了一定价值的实现做出人的努力和活动,通常“文化人”、“文化遗产”、“文化国家”、“文化生活”也包括在这一类。另一类是包括上述内容的广泛的文化,被称为“对自然的文化”、“表示人类社会特点的文化”,这是指一种人为形成的环境,不仅包括物质而且包括制度和观念的东西。在这里重要的是,法文化虽然联系到文化人类学的概念,但属于后一种广义的文化。下面就来详细说明广义的文化。文化人类学上用机能主义文化理论来为人类学奠定基础的B?K?马林诺夫斯基,曾在1926年通过《未开发社会中的犯罪与习俗》一书,从人类学的立场上展开了“民族法学”。他在1931年出版的《文化论》的开头中对于“文化人类学”作了如下的说明:人类在肉体的形式和社会遗产即文化上来讲相异。肉体人类学根据人类的体格、生理特点(肉体形式)不同来对于人类进行分类是成功的,但人类在其他方面也互不相同。如果一个黑人小孩长在法国,那么其结果大大区别于非洲森林中长大的小孩,因为他体验到包括不同的语言、习惯、理论、信仰(文化)以及社会遗产,他并且成为不同的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中的一员。这里指出了社会遗产在文化人类学中不可忽视的概念。它在现代人类学及社会科学中通常被称为文化。由此,马林诺夫斯基强调人不同于动物,根据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和抚养。从这种观点上看,人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像动物和自然环境一样非常必要。然而对人类来讲必要的只是一般的文化,而不像动物用天生的本能来适应特定的环境。虽然对人类来讲并没有特定的环境,但作为环境的文化个个都具有特殊性。这种有关文化的观点,在法学界上成为法文化论的小小的原因。再举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来讲所谓法文化概念。社会学家常把文化外的东西引进社会组织,这是错误的。社会组织可称为“标准化的集体行动手段”,说明构成社会组织的所有个人行动带有协调性,能促进协调行动的“情操”或“价值”的形成,并始终把其基础放到“社会中文化装备”上。文化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社会学实体”,通过好几代祖先的文化生产中才能理解—从这种观点上超越个人。文化是“与物质或心理学实体中不可分隔的物质装备与肉体习俗复杂的结合之结果”。亦即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带有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基本模式,随之文化由物质和心理两方面构成。“物质装备”指的是工具、武器或衣服以及住房设备,它们构成部分的文化。如一定长度的木棍随着不同的文化可作为手杖、桨、挖洞时的工具来使用。这里木棍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文化内部物质装备具有如此价值,那么文化的心理方面的“肉体习俗”更为重要。即依据明显的方法被承认或以明显的自动方法发挥作用的社会规范,即习俗达到和谐性。像法律、习俗承认的规范可看成肉体习俗的获得。这不仅引出特定行动的内部强制机构,而且是“内部冲动”以及“文化条件”内部“逐渐调练”的结果。马林诺夫斯基有关文化和社会的看法基本上维持在人类学学说中。人类社会不像动物依据本能而是依据文化。如今更加注意文化的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强调惯学和学习的重要性。例如E?A?霍贝尔在《原始世界的人类》一书中称道:“文化是社会成员特定的学习过的行动样式而综合的系统。”在这里,“综合的行动系统”中的“综合”和在前面马林诺夫斯基所用的“文化脉络”相联系,但更加注重惯学。这一观点起源于贝内德把“文化统合”看成文化人类学中的概念。根据其“文化样式”,人类的文化行动虽然逐渐相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组合。如现代科学主张,不是部分之间的简单的组合而是依照特殊的安排和相互关系的结果生成了“一个新的实体”。总之,文化作为一个统合的部分,具有个性和相对独立性。
(二)机能主义社会学中文化的概念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在确立文化人类学的基础中把马林诺夫斯基的“社会组织”看成“文化的一部分”。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关系观点来观察,不仅在文化人类学上而且在社会学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马林诺夫斯基注重文化统合的全体性,这就说明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通过整体的统合来执行一定的社会作用。人类具有一定的基本欲望,采取营养、生殖、繁殖、对抗威胁生命或身体的物质装备,采取一定的体系的文化满足人的基本欲望。文化协调第一次生物学欲望,通过执行派生出来的第二次手段命令来作为具体形式。‘这种命令意味着为了满足基本欲望,决定有必要建立行动、惯例、价值的命令或规范体系。随之组成经济组织、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也可把宗教、知识、技术看成满足需要的体系。把社会当成文化来理解的观点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心理社会学中形成一个“文化社会学”派。总之,依据人类基本的欲望或派生出来的满足需要的观点理解文化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流派,创造出了社会学中的机能主义体系。机能主义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人类的行为构成一个系统,并且这种系统作用于维持全体,因而其内部组成一定的结构。社会系统包括在行为系统之中,构成文化系统,这种观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主张相同,不把社会和文化当成同一个东西,认为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是文化。把人类社会看成文化的观点是由贝内德解释的。文化原来的意思不是满足基本欲望的自身方面,而是派生出来的满足必要的、特殊的方面。文化永远是一种特殊的个别的生活样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从人类活动具有的广泛可能性中选择的结果。从这种特殊意义上讲,全部的社会生活方式都可称之为文化。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行为,具有功能性,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象征性和意思性。如前所述,社会体系的作用结构内的常数(价值观)或社会当中文化的象征性之重要性已被指出,社会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相互关系已被充分认定,在后面的法文化部分中将详细说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对作为象征体系的文化之关注,在当今文化人类学上正在成为一个倾向。
(三)两种法文化论在说明法文化之前,先弄清法的概念。下面在简单说明两种概念之后,重点解释法和文化成为一体的概念。第一个社会指标是社会规范。所谓的规范指的是行为的准则,行为必须规律性地进行。法规范超越个人的作为社会存在的根据,在这一点上称为社会规范,是社会赋予的。第二个指标是强制性,对于违反指示的行为者进行制裁,最终通过实力来强制性地对付,至少在法里包括这一部分。然而,带有这种强制性的法怎样和文化联系形成一个法文化的概念?关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针对法文化的理解,存在着贝内德和帕森斯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前者是以霍贝尔观点为出发点。霍贝尔认为,任何社会都从自己的文化中选择一定的东西,一定社会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法文化的重要问题是把文化联系到法来解释。这时法是带有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现实中执行。后者的观点反映在劳伦斯?M?弗里德曼的《法与社会》一书之中。法系统成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执行社会功能,包括社会制约、处理分歧、再分配、改革,广义来讲它们都归属到社会制约。法不仅具有上述功能,而且由结构、实体、文化三个部分构成。结构指的是法院、警察局等权力系统;实体指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人们现实的行动的样式;最后,文化表示需求,意味着“有关于法的思考方式,态度、信念、期待、意见”等,社会作为有关法的思考方式创造出一些需求,即人们是否执行法的需求,如何利用法系统都由法文化来决定。如果人们对法文化无知,那么法的结构和实体就不带有现实性。如上所述,弗里德曼把法系统归到社会系统中,其中一部分由文化占居。如何评价两者差距?弗里德曼的法文化是由法系统或关系到这部分的人的观念、思考方式来构成。这就决定法系统和联系到这部分的人的使用方法。这里包括前面所讲的以结构和实体来组成的法系统,但有关思考方式则看成文化。有关文化的这种关系,以前没有讨论过。文化存在于部分法系统、成为有关法系统的思考方式。因此,把文化看成存在于法系统的外部更为确切。与前面讨论的帕森斯的理论相同,在社会内部法系统与带有自律性的文化系统并存。所谓的法文化理论,指的是从文化到法的外在的联系,因此,只要注重个别文化特色就认为适合以前的法意识论。在霍贝尔的法文化论中,法作为一种社会行动样式在实现着。它的行动样式总在文化中,那么我们就能说法的行动样式就是文化。根据这一点来看,弗里德曼法的结构和实体的核心内容就用文化来解释。例如,法院的结构或家庭法的主体在内容上具有文化的独特性,但这种法文化论是从文化到法的内在联系。如果从霍贝尔的文化与社会同一论来讲,法文化就具有包括法意识在内的广泛的意义。在上述两种法文化论中,讨论哪一种较确切,这已超越个别的法文化论的基本问题,这种课题在法文化中成为一个总的理论。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来讲,拟应限定在法文化领域来解决问题。下面的讨论应该从社会科学的法文化论,转移到人类哲学的法理论。
三、文化哲学中的法文化论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进化论；
文学达尔文主义；
文学批评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
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
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人兽》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乱伦的暗示；
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
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文学达尔文主义总是选择通过生物学而不是政治学或记号语言学的理念来研究文学，以自然法则为最高指导原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理论基石去解读文学作品，将文本中的人类一切行为内在动因归结为三点：后代的繁衍、资源的获取、竞争与合作。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化；
人类学；
危机；
生命文化学
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Robert Borofski（2002）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从灵长类动物存在的学习传统，使用工具和操纵符号，我们再也不那么肯定文化符号的习得性遗传是人类所独有的了。”
仅仅一年后，Edward Wilson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他定义社会生物学为“所有社会行为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6]”同时，他宣称社会生物学的目的是“利用当代综合进化论的成果重新规划社会科学。[7]”
自从70年代以来，所谓的进化派社会科学一直在学术界中发展和传播。我用“进化的社会科学”这一标签来称谓用进化论的方法来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一派研究。这个标签反映了在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交叉，现在有很多学者使用这个词。在进化的社会科学领域最先进的无疑是社会生物学、进化心理学、人类行为生态学，人类行为学，模因论、以及“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的方法。上述学科的代表发展了他们自己关于文化的概念，我们称之为文化进化论。
那么，早期文化人类学家把文化定义为一种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而社会生物学家的定义则是完全对立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性，或者说文化是符合“自私的基因”的利益的。进化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中也有关于文化的类似表达。
人类行为生态学和“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理论，都在文化人类学对立的角度使用文化的概念，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两者有所不同。他们认为文化不是生物适应的产物，基因并不能操纵文化。
在行为生态学中文化是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下生物最大化自己繁殖度的适应性策略。他们在人类行为的水平上研究文化；
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对于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适应型策略（SmithWinterhalder1992）.那么，文化是一种行为的适应性。
共同进化方法包括基因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动力系统。例如，William Durham已经列出了基因与文化作用的五种关系（1991）：cultural mediation（文化调节），genetic mediation（基因调节），enhancement（增强），neutrality（中立）and opposition（反对）.前三种是互动的，后两种是比较的（Durham 1991，205207）。总之，他认为两者在互动中可能会影响到对方。基因与文化的关系将参照：（1）相同的目标（增强）；
（2）矛盾的目标（反对）；
（3）不同，但目标并不矛盾（中立）。文化不能解释为基因进化的产物。在协同进化理论中，文化是基因与社会文化环境协同进化的产物。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概述了目前的被看作是整体科学的人类学中的危机。首先是，人类学的过度强调分支化和跨人类学的薄弱的合作性。其次，危机的根源是，文化概念在人类学中的滑坡，它被指责将西方的工具加在非西方的社会中的一种中心主义的建构。第三个根源是，“文化”这个概念的膨胀，人类学成功地给出“模因”，并认为它承载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它最终将涵括任何东西。并且如果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洞的词汇。危机的最后一个根源是，在进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这个概念的宽泛的讨论。它的表征是从人类学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但是一般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背景。
基于文化学理论框架的生命文化学，方便了人们对进化社会科学和人类学的理解，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文化学的分支。生命文化学这个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家伊诺・若斯在1980年提出的，它是一个物理人类的分支的标签，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关注文化和生物现象。生命文化进化从文化属于非生物学的适应性这个前提出发，将人类与其它生物区分开来，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人类独立于他过去的进化。
相反，文化有它进化的根源，人类是被他的特征所决定的，并且建立在人类基因的生物进化过程中。另外，生命文化学处理一种更为宽泛的主题包括动物和人类的不同。生命文化学进一步研究的是生物和文化适应性及进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并关注后天PK先天讨论的结论。生命文化学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传统这一方面和从进化社会学另一方面，为了支持人类作为生命文化个体的整合性研究。简单来讲，生命文化学采用了从科学和社会科学中认识的相关的发现并从文化角度来进行解释。
生命文化学对于目前的人类学在三个方面的难题起作用。首先，生命文化学支持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性学科的合作性研究。其次，它将文化看作是在科学对人的研究中理论上、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工具。最后，它方便了对人类学和进化论方法在文化的研究上，对人类本质的二分的难题的克服。
[参考文献]
[1]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Kuper，Adam（2000）：Culture：Anthropologists’Accou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Borofski，Robert（2002）：The Four Subfields：Anthropologists as Mythmakers.American Anthropologist，104（2），s.463480.
动物行为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剔除旧弊；
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023-0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总体要求，博物馆事业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握好历史机遇，从观念、理论、机制体制上进行革命性、系统性的全面创新。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一、观念的创新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落后的传统观念羁绊着我们的创新步伐，先进的现代观念则会引导我们向改革的纵深发展。
博物馆系统长期处于旧的管理模式和体制机制之中。首先要破除等、靠、要的观念，树立“有为才有位”，“自强得助”的观念。等、靠、要的观念，是旧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严重妨碍新的历史时期博物馆事业的发展以及所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我国新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日趋成熟，博物馆必须树立竞争意识，自觉地融入社会发展的洪流之中，在发展中赢得社会的关心、支持和尊重。
破除封闭保守，墨守陈规的观念。树立大胆探索与时俱进的观念。当今的社会是开放的社会、竞争的社会，封闭保守意味着倒退，墨守陈规必然被淘汰。我们应该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认真研究博物馆事业发展方向和工作创新，勇于打破旧的条条框框、成规定论，把思想认识解放出来。
破除得过且过，无所作为的观念，树立永于创新、锐意进取的观念，在充满竞争的时代，博物馆如果不开拓进取，将自身存在置身于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之外，其事业必将萎缩枯败。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开拓出一条适合博物馆事业发展繁荣的新路子。
二、理论的创新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源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具备时代先进文化的一切属性，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体现国家、民族乃至地方个性的重要内容手段，是建设现代文化的根基和前提。而文化事业的发展要以理论、学术为支撑，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理论作指导。发挥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并将理论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因此，我们要求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的放矢，与时俱进地做好博物馆工作。
从1905年张謇创办南通博物苑算起，我国的博物馆事业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解放前，博物馆事业久经战乱步履蹒跚，困难重重，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和计划经济的制约，新形成的有关理论往往带有教条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互联网络、多媒体等新的信息传播、收集、使用等方式的变化，博物馆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博物馆的实物性特征提出了新的质疑和理论挑战，促使理论界和博物馆工作者对博物馆文化本质特征及社会功能进行新思考，在理论上进行创新。
三、体制的创新
体制是事业发展的保障。对于我们多年来习惯于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命令管理和运作的博物馆体制其管理体制的多样化，投资体制多元化已成为发展的必然。体制创新是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要求，它涉及管理体制、投资体制、人才保障体制、分配体制等诸多领域，但这种文化新体制应建立在一定的原则和基础上，即管理体制要以不改变博物馆社会公益性质及文化传统和爱国教育基地职能为前提；
以如何有利于文物的保护与利用，有利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为准绳。人才保障体制应以改革分配和用人制度，建立健全一整套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科学的管理和合理的运作，将员工的绩效利益同单位的工作目标有机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培养优秀的拔尖人才和工作骨干，达到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良性循环。投资体制的创新，一要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博物馆的性质、功能和作用，有效利用国家投资，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二要有效引导其他社会组织及民间资本的投入，在切实保护好国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
三要能够激发博物馆自身内在发展的潜力，打破旧框框，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新方法；
四要依靠社会各界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博物馆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管理机制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