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部公布政府每年会接到近80万失踪儿童报案，但几乎全部都能被找回。这正是由三名美国儿童所改变的历史。1979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EtanPatz）失踪了。艾坦第一次独自出门，这个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失踪孩子【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失踪的孩子范文第1篇
美国司法部公布政府每年会接到近80万失踪儿童报案，但几乎全部都能被找回。这正是由三名美国儿童所改变的历史。
1979
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Etan Patz）失踪了。
艾坦第一次独自出门，这个纽约小男孩信心满满，告诉父母要自己穿过两个街区，去搭乘校车。得到同意后，艾坦背着书包，头戴印有“未来航班机长” 的帽子出发了。在这短短的上学路上，艾坦失踪了。
正如亚当的父亲，后来成为Fox电视台《头号通缉犯》（这个节目帮助警方找回了65名失踪或被绑架的儿童）主持人的John Walsh所言：“记住，你的参与能改变一切”！
无数记者和警察蜂拥到这对愁眉苦脸的父母面前，看他们一遍又一遍拼写着“艾坦……艾坦”。随之，媒体的大量报道牵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摄影师父亲给艾坦拍的那张咧嘴开心笑的照片，被登上了覆盖全城的寻人海报，被印在了牛奶盒的侧面进入千家万户，甚至登上纽约时报广场的广告牌。
但艾坦终究没有回来，对于整整一代美国人而言，那个戴着棒球帽的童稚笑容是如此令人痛彻心扉。人们发现，艾坦的失踪背后，正折射出学校与家长联系不紧密的漏洞，也暴露了警方低效无能的现状，根据不同的司法辖区规定，警方甚至要在孩子失踪24-72小时后才会有所反应。
虽然当时美国社会没有构建万无一失的制度体系，却留下了宝贵“危机-反思-进步”的自体更新模式。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美国社会开始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并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作为美国最知名的失踪儿童，艾坦的不幸遭遇永远改变了美国，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
1981
1981年7月27日，6岁的亚当（Adam Walsh）失踪。
佛罗里达州一个闷热的午后。6岁的亚当（Adam Walsh）听从妈妈的安排，在百货商场里看几个孩子打电子游戏。但七分钟后，当亚当的母亲赶来接他的时候，游戏机前却空无一人。
焦急的父母印了15万份寻人启事，贴满了全城的大街小巷。但噩耗还是击中了这个家庭：两周后，渔民在120英里外的灌溉渠内打捞上来了亚当的头颅。于是，悲痛欲绝的父母向媒体讲述警方是多么不靠谱：在亚当失踪的当天下午，其母就报了警，警方不但没有及时响应，更告诉媒体“失踪和绑架应该没有关系”；
次日亚当的父亲去警察局追问进展时，警方却回问：“你有什么建议吗？”
《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呼吁在全美范围内建立一条失踪儿童免费报警热线，以及全美失踪儿童的信息汇总和甄别中心。
同年，Walsh夫妇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NCMEC）”，打开了解决失踪儿童问题的关键之门。
虽然杀害亚当的杀手在两年后自首，亚当夫妇却决定从此走上维护儿童安全的道路。在国会山召开的《失踪儿童法案》听证会上，并不精通法律和政治的亚当父亲，却用一句话打动了众人：“一个能发射航天飞机并让它回到地球的国家，竟然没有一个为失踪儿童设立的信息搜集和服务中心？”
1996
1996年1月13日，9岁的安伯（Amber Hagerman）在骑车时被绑架。她的尖叫引发了邻居的关注，但这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的绑架却依然带来了最悲惨的结局：4天后，她的尸体被发现。
这个信息终于传到了警方的耳朵中，于是经过一系列打造升级后，一个接驳美国紧急警报系统，通过电台、电视台、电子邮件、交通提示、短信、 facebook、google等多种渠道，向全国失踪儿童信息的庞大系统上线了。这个名为“Amber”的系统所的内容由警方决定，通常包含了失踪儿童特征、嫌疑犯特征，以及嫌疑犯的车辆描述和车牌号码。
当地居民要求当地广播电台比照天气预报，以同样的频率和力度不间断播出失踪儿童的新闻。半年后，在一场记者会上，有当事者回忆起在寻找安伯的过程中，媒体是如何帮上了大忙。
“Code Adam”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超市启用了儿童安全警报系统，并为纪念亚当而将系统命名为“Code Adam”。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在超市走失，可立即求助于此系统，超市所有出入口将全部封闭，工作人员立即进行搜寻，并反复播放儿童的容貌和衣着特征。如果10分钟内找不到孩子，将立即由警方接手。此后，这一系统被全美众多超市、商场、医院、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采用。现在亚当警报已经分布在美国超过89000个公共场合，包括超市、商场、游乐场和所有联邦办公建筑。
“Amber系统”
如果说“Code Adam”解决了儿童在公共场合失踪的问题，“Amber系统”则彻底将失踪儿童和嫌疑犯置于民众的海洋中。1996年以来，这个系统已经成功寻回或解救了602名失踪儿童。以2011年为例，在通过Amber系统成功寻回失踪儿童的案例中，有50%是因为公众或警方通过Amber警报发现了嫌疑犯的车辆；
39%是因为公众接到警报后，提供了目击线索等关键信息；
更有11%的案例，是嫌疑犯收到警报后释放了被绑儿童。
在中国家长需要知道：
一.照看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随身携带哨子，尽量不要将孩子托负给他人。拐卖儿童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机会更大。
二. 尽量不要留孩子单独在家，如果必要，告知孩子不要给他人开门。
三. 教育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拒绝接受陌生人的物品，拒绝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
四.告诫孩子出门游玩紧跟父母，如果走失，在原地等候，不跟陌生人走。
五.让孩子牢记父母名字、手机号、家庭住址。
六.尽量避免小孩独自买东西，尤其是距离家有一段距离的商场超市。
失踪的孩子范文第2篇
9月的一天，南京铁路警方侦破“5-25”特大贩卖婴儿案，先后解救被贩婴幼儿40名，在进一步的审讯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郎燕和刀芬等人又陆续交代出30余名被贩婴儿的去向。
事实上，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只是中国失踪人口的冰山一角。凤凰卫视曾报道，“我国每年约有20多万儿童失踪，目前仍然没有放弃寻找的案件逾60万件”。关于失踪人口，目前官方尚没有全国性的统计数字。上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部门统计，2001年该市各级治安部门共受理登记失踪人员9627人次，而1995年的总失踪数仅为4526人次，上升了213倍。这个6年前的陈旧数据，也许能说明一点问题。
“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这样的东西还没有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
警方无力?
山西黑砖窑那些曾经被奴役的工人，在媒体曝光之前，对家人来说，他们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飘出家门，杳无音信。即使在山西黑砖窑被查处之后，一些来自河南的辗转寻子的父母仍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知道这些孩子的命运。
人口失踪案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常见于国内媒体报道，近年来似乎有增多的趋势。家人失踪后，人们最先想到的求助对象就是警方。但是事实上，警方在寻找失踪人口上乏善可陈。据2006年9月一家媒体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总共518名来自云南、贵州和广东的历年失踪儿童当中，经记者打电话一一核实，只有31名孩子被找回。
南京市鼓楼区的一位警察坦言，“几乎不可能调动过多警力专门去寻人。特别是在基层派出所，警力常常紧张，要管一大堆事务，零零碎碎，哪里有过多的警力去展开大规模的寻人工作?不过我们会将工作中发现的失踪人员及时与已登记人员进行信息比对，这样做多少显得被动”。
一些地方已经建立起失踪人口信息系统。2005年的一份公开资料显示，北京、上海、重庆、武汉、安徽省的芜湖市等城市均已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网”。
武汉从2001年10月份开始，就建立了“失踪人口信息管理库”。除了收集已报案的失踪人口外，警方还把各种媒体、寻人启事、小广告上登的失踪信息收集到库里。
“这个系统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库容量太小，另一个是地域局限性。”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警官张武说。
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据了解，作为公安部“金盾”工程之一的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近年已经在建设之中。
“警方内部对失踪人口信息的有效统一管理是建立一个健全的寻人体系的第一步。”张武说。
户籍制度的弊端
“人员失踪，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庭不和离家出走，有的是心理疾病自我逃离，有的是意外迷路，也有的是遭遇拐骗，让警方完全承担起找人的任务是不现实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人口统计学教授游允中对《新世纪周刊》说。他认为，民政部门、劳动部门的一些下属机构，比如救助站、劳动力中介机构等，如果与警方建立起协调有效的联动机制，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寻人效果。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单靠一个部门是解决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说。他认为，失踪人口问题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难题，在国外，包括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一般也只是在有关部门(主要是警方)作一个登记备案，一旦有了线索才能加以查找，总的说来也是很被动的。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以户籍为基础管理全国人口。这么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大，条块分割式的人口管理显现出了弊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对《新世纪周刊》说，这种管理方式造成人口在迁徙流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所谓“黑户”、“黑工”现象。由于缺乏这部分群体的相关档案，导致对失踪人口难以有效监控、搜寻。
“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概念里，社会事务不应该也不可能由政府来包揽一切。社会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很多事情的解决，是通过自愿而不是权力的方式。”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吴亦明教授说。已有专家提出，解决人口失踪问题。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公共事务部门。“这个部门更应该具备的是社会服务性质，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
民间的寻人网站
在官方构建寻人体系的同时，民间也在形成自己的力量。
2004年3月23日下午，怀化市嫩溪垅街口，5岁的戴特株在家门口意外失踪。爷爷戴子初在此后两年的寻访中，发现福建、广东和河南一些偏僻乡村里，经常会有人收买儿童，但当地很少有人举报或提供线索。
“如果能将全国有孩子失踪的家庭联合起来，彼此互通信息，一定更能容易找到孩子。”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位年迈的老人在寻找孙子的路上，开始四处联络，很快他成立了“全国被拐儿童寻子联盟团”。目前在全国14个省建立了分部，每个省还推出5至7名代表，负责日常寻人信息沟通。
事实上，在戴子初的“全国被拐儿童寻子联盟团”成立之前，贵州、云南和广东等省份已经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寻子联盟。
2001年1月初的一天，安徽青年沈浩无意间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三个宜昌少女离家出走会网友后不知所踪”。“当时我就在想，这3个人是因为网络而失踪的，为什么不能利用网络找到她们呢?”沈浩对《新世纪周刊》说。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很快，一家旨在寻找失踪者的网站正式开通，沈浩期望这个名为“寻人启事”的网站能够成为“一个为失踪者家庭提供网络寻人服务的站点”。
创办寻人网站的还有吉林通化的张保艳，“我们的网站是纯粹公益性质的，所张贴的信息全部免费，而且一直张贴到孩子找到为止。另外，我们是专门为青少年服务的网站，限定于寻找十六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也帮助因各种原因在街头流浪、乞讨、卖艺等不能回家的孩子。”张保艳和丈夫秦艳友一起创办的这个网站名为“宝贝回家”。网站的创立，缘于她和丈夫2003年开始创作的一本小说《路有多长》，小说写的是被拐儿童的经历和遗失孩子家庭的不幸。
在通化师范学院网络中心工作的丈夫秦艳友负责技术，妻子张保艳负责内容管理。2007年4月30日，网站正式开通，最初取名为“太阳城寻子联盟”，后来改为“宝贝回家”。该网站的主页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宝贝寻家”，一是“家寻宝贝”。在“家寻宝贝”中，遗失儿童的家长可以贴出自己孩子的相关信息，以寻求全国各地志愿者们的帮助：而在“宝贝寻家”中，有大量志愿者在街上拍摄的行乞儿童照片，为家长找孩子提供线索。
在此之前。除了沈浩的“寻人启事”网站外，诸如“110寻人网”、“全国失踪人口信息网”、“一起寻人网”、“中国联合寻人网”等专业寻人网站陆续开通上线，这些网站都是由个人创办的民间寻人网络组织。
“很多寻人网站要收钱，一则寻人信息挂在网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超期是要加钱的。”张保艳说。
对此沈浩认为，要想做好寻人这样的公益性事业，首先要有商业化的操作手法，他的网站就对刊登寻人启事的人收取适当的费用，“我也要生存，没有收入，网站就做不下去，没了这样的平台，很多家庭无处寻人。”
失踪的孩子范文第3篇
2008年1月2日，经过警方的强力侦缉，案件迅速告破。在此之前，失踪孩子的父母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悲壮的“寻子团”，分三路辗转全国各地。风霜雪雨、颠沛流离、受伤受骗的寻子苦旅，让7个不幸家庭饱受煎熬……
9男童相继失踪，悲怆5家庭组成“寻子团”
淅川县位于河南省西南，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可是，这种安详的生活，却由于一连串幼童神秘失踪的事件被打破了。
第一个失踪的孩子叫毕俊欣，是淅川县大石桥乡毕家台村人。2007年4月15日，5岁的毕俊欣来到淅川县老城镇外婆家。中午时分，外婆去叫在门口玩耍的他吃饭时，却发现外孙早已不见了踪影!父亲毕世杰惴惴不安地来到淅川县公安局报案。
就在毕家到处张贴寻人启事时，又一个家庭痛失爱子!42岁的杨天贵和刘改凤夫妇，是淅川县上集镇钟观社区居民。5月19日上午，他们7岁的儿子杨帅，在社区河边玩耍时突然失踪。当天，杨天贵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大家举着手电筒在县城的每一个角落仔细地寻找着，急迫凄厉的呼喊声划破了夜空的宁静……杨天贵在四处寻找无果后，向淅川县上集镇派出所报案。警方接案后，派了两名民警前去调查取证。但因没有任何迹象证明杨帅是走失或被绑架、拐卖，所以不具备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
在毕世杰和杨天贵两个家庭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时，又一条爆炸性的消息在淅川传播开来，7月26日，家住淅川上集镇罗寨社区的贾建峰和朱春红夫妇，他们7岁的大儿子贾少攀和4岁的小儿子贾阳鑫在门口玩耍时同时失踪。
11月3日10时，上集镇谢岭村的刘国军和侯新岭夫妇6岁的儿子刘晓东，在家门口附近玩耍时失踪。22天之后，在雕刻厂打工的陈建国和李焕英夫妇4岁的儿子陈淅阳，在淅川县城关镇西湾村教堂对面失踪。同时，50公里外的西峡县也传来消息，前营镇五里桥村李海楼6岁的儿子李征，于11月10日丢失。
接连发生男童失踪事件，令民风淳朴的淅川百姓震惊了，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传得最多的是，在淅川有一个专门偷盗儿童肾脏和眼角膜的团伙。谣言引起了当地人的巨大恐慌，街头、路边再也不见孩子们嬉戏追逐的身影，街上行色匆匆的大人们紧紧地攥着孩子的手，学校门前接送孩子的家长排起了长队。留守孩子的爷爷奶奶也纷纷给在远方打工的儿子儿媳打电话，要求他们火速赶回。没有孩子的家不能成为一个家啊，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
就在整个山城被紧张惶恐的气氛笼罩时，却又传来两名男童莫名失踪事件。
2007年12月8日，上集镇娃雨河村28岁的吕富金和妻子全玉条4岁的大儿子吕向阳和两岁的小儿子吕向雷同时失踪。至此，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小小的淅川县城，先后发生了9名男童失踪事件。其中，有两家是兄弟俩同时失踪。
深深体会失子之痛的吕富金平静下来后想，仅靠自己一家人寻找儿子，毕竟力量有限，而之前和他一样痛失爱子的几个家庭此刻肯定也在四处搜寻，不如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寻找丢失的孩子，这样一来，希望也大一些。
有了这个想法后，吕富金夫妻带上两个儿子的照片，来到刘国军和贾建峰家，听到这个建议，刘、贾二人连声叫好。之后，他们决定再去联系其他3个丢失孩子的家庭。当他们匆匆来到最先丢失孩子的毕世杰家时，邻居毕大宝说，自从毕俊欣丢失后，思子心切的毕世杰夫妻外出找儿子，已经两个多月没回来了。吕富金一行只好去找杨天贵和陈建国，说明来意后，这两家人都很赞成。就这样，同样的遭遇，使5个素不相识的家庭走到了一起，10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含泪悲壮誓约，不找回孩子，我们就永不回家!
抱团搀扶寻子，一路风霜一路血泪
外出找人肯定要花费大量的钱，而几个月下来，为寻找孩子，5个家庭早已负债累累，怎么办呢7这时，吕富金提议道，“我们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现在各自回家，能凑来多少是多少。”
2007年12月10日一大早，几对夫妻都赶了过来，吕富金借遍亲邻凑来3000元钱，刘国军卖了家中的余粮和牲畜凑来2000元，贾建峰凑来1000元，杨天贵凑来503元；
陈建国没凑来钱，只好让妻子李焕英连夜蒸了两锅馒头让大家路上充饥。吕富金哆嗦着手把大伙凑来的有整有零的6503元钱装进贴身口袋保管，作为今后的寻子经费。
上午9点，他们在县城印制了5000张彩色寻人启事。然后，吕富金又把大家叫在一起开了个会。由于淅川地处豫陕鄂三省交界处，南邻湖北十堰地区，西邻陕西商洛地区，为了扩大寻找面积，他们决定兵分三路，吕富金夫妇和刘国军夫妇前往湖北十堰方向找：贾建峰夫妇和陈建国夫妇前去陕西商洛地区寻找；
杨天贵夫妇则负责南阳地区各县市。他们约定，手机都要24小时开机，发现情况及时沟通。一切安排就绪后，5个不幸的家庭分头踏上了漫长的寻子之路!
12月11日中午，几经周折，吕富金一行4人来到了十堰市。他们分头在车站，宾馆、商场、小区等公共场所张贴大量寻人启事。为了省钱，白天他们啃冷馒头就开水充饥，晚上他们专找小旅社，花5元钱开一个只有两张简易床的房间，4个人和衣而睡。
其实，谁又能安然入睡?因为思子心切，全玉条和侯新岭经常忍不住哭泣，外出找儿子到凌晨一两点回到旅社后，也常常是刚一躺下就从噩梦中惊醒，两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头疼病。而最令全玉条痛心的远不止这些。原来，全玉条和婆婆的关系很好，可自从两个孙子丢失后，一家人闹翻了天，原本宽厚的婆婆变得尖刻无比，一边哭着要孙儿，一边责骂媳妇没看好孙子。悲痛并不比婆婆少的全玉条本已感觉生不如死，再加上婆婆责难，更是心如死灰。一天，她趁家里没人时，在房内的梁上绑了一根绳子，准备自缢。就在她刚踢翻凳子时，恰逢公爹回来了，老人哭喊着把她救了下来。经过此事，婆婆再也不敢骂她了，难过时只好一个人偷偷地哭，哭着哭着，她的一只眼睛竟哭瞎了!全玉条一想到这些就心如刀绞，在漫长的黑夜，陪伴她的只有无尽的泪水。
几天过去了，吕富金4人找遍了十堰市的各个角落，也没见到几个孩子的踪影，他们只好去周边城市找。
贾建峰和陈建国一行4人来到商洛市后，更是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商洛市地处秦岭山脉，行走起来更是多了一份艰难。他们首先到农村，拿着寻人启事挨家挨户地上门询问。一次，因晚上赶路再加上思子心切，朱春红走路时不小心被一根树藤绊倒，瞬间，一根刺藤扎进了她的眼睛，她眼
前一黑，血流满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其他3人跌跌撞撞地将她背到附近的医院，幸亏抢救及时，她的眼睛才能保住。3天后，眼睛上的纱布还没拆，她就又和大家一起踏上了寻子之路。
为朱春红看病花光了仅余的500多元经费，可是那些令他们牵肠挂肚的孩子仍然杳无音信。孩子没找到，自己又给大家添这么多麻烦，朱春红原本悲痛的心又被深深的愧疚撕扯着，她的头发在一夜之间变得花白，甚至想以死来解脱这无边的痛苦。觉察到她的情绪波动后，心情同样悲愤的李焕英打起精神，强挤笑脸，说，“春红，老天爷肯定会被我们的痴心感动的，孩子这会儿正在哪里等着我们，说不定明天就出现了，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好接回我们的孩子啊!”朱春红的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双可爱儿子的笑脸来，她已经咬得渗出殷红鲜血的嘴唇松动了，嘴角那丝坚定笑容给大家脆弱的心灵带来了新的动力和希望，鼓舞着他们继续前行。
而留在淅川寻子的杨天贵夫妻也没有闲着，夫妻俩先到南阳市区寻找，后来又去了周边县城，但杳无音信。而几个丢失孩子的家庭，却由于同病相怜，关系处得胜似亲人。在寻子路上，大家紧紧地抱成一团，有吃的大家一起吃，有钱全都拿出来做路费。
很快一个星期过去了，三路人马都没有打探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所带的钱也都花了个精光，大家只好无奈地回到淅川县城。
2007年12月16日，年关将近，对这几个家庭来说，却是黎明前的黑暗。眼看新的一年来临，孩子们还是音讯全无，他们穿得暖不暖?有没有挨打受苦?那天，几个男人聚在吕富金家喝闷酒，当想起生死未卜的儿子时，几个大男人忍不住涕泪横流……这时，已有几分醉意的贾建峰悲伤绝望地哭着说，“孩子没了，我们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一死了之。”听了他的话，刘国军和陈建国也要一同去死，看到这种场面，整个寻子途中最坚强的吕富金动情地说“我们死了是解脱了，但是我们死后，万一孩子们回来了怎么办?再说见不到孩子我们死不瞑目啊……”他的话顿时敲醒了大家绝望的心。
万般无奈之下，以吕富金为首的“寻子团”想到了向社会求助。5个家庭分工，以夫妻为单位，分别去求助公安、妇联、媒体等单位，他们经常是背一个寻子招牌，跪在这些单位门口。
总理高度关注，父母泪迎儿子回归
2007年12月18日，以吕富金妻子全玉条为首的5个孩子的母亲各自拿着印有孩子照片的寻人启事，来到了淅川县政府办。5位母亲把寻子启事用双手举过头顶，在大门口一字排开，齐刷刷地跪在地上，每个人的脸上都挂满了悲戚的泪水，她们是在泣血请求政府帮助。这一幕刚好被前来淅川政府采访的河南商报记者看到，并对此事进行了采访。在“寻子团”成员的哭诉声中，记者了解到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被5个家庭悲壮的寻子苦旅所感动。12月20日，河南商报在头版报道了此事，遂引起了河南省公安厅、南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淅川警方也就男童失踪事件展开了深入调查。
2007年12月23日，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尽快侦破此案，维护社会稳定。12月24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三级公安机关成立了专案组，警方汇集精兵强将，发誓侦破此案。
2007年12月31日，河南新乡市民警发现辖区有两名群众收养的儿童，相貌特征与失踪儿童相似，遂立即报告南阳市专案指挥部。南阳民警将贾建峰接到专案指挥部，通过无线传输照片确认，两名男童分别系被拐男童贾阳鑫和吕向雷。2008年1月1日下午13时许，专案民警在新乡市原阳县某镇又找到一名失踪儿童吕向阳。3名被拐卖男童的确认，使案件有了突破性进展。
2008年1月1日凌晨3时许，河南省公安厅李建中副厅长率南阳专案民警连夜移师新乡。经查证，迅速确定案件系由新乡暂住人员叶增喜、叶晓林及叶增喜儿子叶欣帆，儿媳李亚琳等人组成的家族式拐卖儿童犯罪团伙所为。警方立即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监控。
1月1日18时许，警方在郑州通往新乡的长途客车上将犯罪嫌疑人叶增喜成功抓获。一个小时后，民警在新乡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叶新帆、李亚琳。
1月2日零时，犯罪嫌疑人叶晓林在郑州市某居民区六楼被抓获，当时他身边还有一名被拐卖儿童。
至此，以叶晓林、叶增喜，叶欣帆等家族成员为骨干的拐卖儿童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全部落网。“叶氏家族”成员均是浙川县老城镇叶沟村人。排行老六的叶晓林，就是这起恶性案件的“始作俑”者。
叶晓林曾于1989年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学，大二那年，因倒卖假币被学校开除，随后便走上了打工之路。2003年，因感情不和，妻子抛下当时年仅一岁的孩子跟他离了婚。感情受挫的他从此变得萎靡不振，很快迷上了，并欠下几万元赌债。几个赌徒把他痛打一番后，扬言10日内还不上钱就把他4岁的儿子卖了抵债。走投无路之下，他向大哥叶增喜求助。叶增喜给他出了个主意，很多家庭都渴盼有个男孩，如果能弄到男孩去卖，一定能发财。听了这话，急不择路的叶晓林决定贩卖男童牟利抵债。
考虑到孩子们之间便于沟通，叶晓林想到了1岁的侄子叶辉辉。叶辉辉是叶晓林三哥叶三元的儿子。叶晓林便骗侄子说：“叔叔欠了外债，急需用钱，你只要把小朋友们骗出来，就能替我还债，但不许告诉别人……”懵懂无知的叶辉辉听从了他的安排。于是，由叶晓林导演的一幕幕偷窃拐卖孩子的丑剧上演了。
2008年1月3日，淅川县城区人山人海，人声鼎沸，街道两旁全是翘首企盼的人群。因为被拐卖的9名男童即将安全归来，数万名群众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自发地从四面八方赶来迎接。“孩子，你终于回来了”“欢迎小朋友回到我们身边”的标语到处可见。
护送孩子们的警车徐徐驶入淅川县丹阳宾馆，早已等候在此、望眼欲穿的9名男童的父母和亲友们飞速奔向车门。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平安无恙时，他们的泪水早已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在地。他们各自紧紧地抱着被拐卖多日又重新回到怀抱的孩子，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回来后一个个精神呆滞，经常浑身发抖，遇事容易受惊吓。没有被卖出去的李征，看到有生人来，哭着往屋里钻。
2008年1月3日，叶晓林等11人被警方以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拘留。在本案中，买主均为家中希望多个儿子的村民或普通市民。在他们购买男童时，却无情地伤害和破坏了另外几个家庭，并使自己也涉嫌犯罪。
2008年1月4日傍晚，因是未成年人，叶辉辉在配合警方指认现场后，被镇派出所送回了家，交给风烛残年的爷爷奶奶看管。叶氏“偷子家族”共有7人涉案，如今，曾经人丁兴旺的叶家只剩下叶晓林父母和叶三元夫妻在家。
目前，案件还没有侦查终结，南阳警方正在分赴新乡、山东等地进一步查证落实有关证据，不日即将主要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请逮捕。
后记：
失踪的孩子范文第4篇
生产该款瓶装水的青岛奥联贸易有限公司将不同失踪儿童照片和资料、亲人联系电话印到水瓶包装上，并承诺“悬赏10万元征集线索”。
但近日有消息称，这款水在市场投放半年后，两批次生产超百万瓶，截至目前却未获得有效线索，因而引发不少社会人士的质疑。
对此，奥联贸易有限公司方面回应记者称，不会因而外界的声音而放弃。目前，该公司根据消费者“价高量少”的反馈，已推出少量低价水。此外，公司4月将投产第三批瓶装水，共100万瓶，“不仅将新增6名失踪儿童的信息，零售范围也将扩展至辽宁、新疆、四川、海南等地。”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还强调，去年发出的10万元奖金悬赏依然有效。
“宝贝回家”瓶装水青岛上架
宝贝回家寻子网是一家民间志愿者寻子的公益网站，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失踪儿童网站。去年5月，青岛奥联贸易有限公司受到该网站的启发，积极加入到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合作项目。生产“宝贝回家”瓶装水的青岛奥联贸易有限公司，其市场部经理王泽尧正是“宝贝回家”项目的负责人。
4月4日下午，谈及“宝贝回家”瓶装水的外包装设计，王泽尧告诉记者，刘德华主演的《失孤》给了他们团队灵感，“影片中，刘德华饰演的父亲骑车游走全国寻子，摩托车后面插着小旗，上面写有失踪儿子的信息”。
王泽尧称，去年7月，得到丢失孩子家长的授权后，公司将失踪儿童的头像和信息印在其生产的瓶装水瓶上，并打上了“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字样，第一批次总共生产了50万瓶。
“消费者买水后，能随手把（失踪）儿童的信息传递出去，让失踪儿童回家多一分希望”。王泽尧告诉记者，去年公司推出该款瓶装水，是希望通过快消品瓶装水的传播引起社会对失踪儿童的重视。
记者查阅该款瓶装水的外包装后发现，该款瓶装水每瓶400毫升，售价5.5元，在首批生产的瓶装水瓶上印有6名失踪儿童的大头照以及相关信息，最早失踪的是在2003年，最小的今年已经8岁。按公司的计划，他们会被持续宣传1年。
“时间这么长，就是想让消费者有更深刻的印象，对找寻失踪儿童有帮助。”王泽尧说。
不过，记者发现，有的孩子现在已经19岁，但瓶子上仍是5岁丢失那年的照片。这也是不少网友质疑该瓶装水实际作用的地方之一。
宝贝回家志愿者小暖是丢失儿童小超凡的联系人，他告诉记者：“不管外界争议怎样，我们都是出于好心做这份工作，我们都愿意看到丢失的儿童能够回家，不能因为时间的久远就放弃他们，并且志愿者协会有过阔别几十年再找到家人的案例。”
虽然5.5元的零售价比其他牌子瓶装水略贵，但市场投放之初依然得到了不少店家的青睐。“这种爱心行为会有共鸣的，很多人就是看了瓶上的（信息）买了”。姚建文是青岛市香港中路一家便利店的老板，去年11月，他通过经销商购进了一批“宝贝回家”瓶装水。
姚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下单前他其实也犹豫过，主要考虑这款瓶装水的售价略贵，担心卖不动便只进了3箱。
投放百万瓶暂未获有效线索
王泽尧告诉记者，半数以上的“宝贝回家”瓶装水已被公司无偿赞助给了爱心企业和公益组织，剩余近一半在零售。市场投放方面，公司主要选择了人流量较大的地段，例如青岛市内和三甲医院的便利店，还有一小部分被投放到了机场、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
记者获得的一份该款瓶装水销量统计表显示，青岛市城阳区医院内的一家便利店，销售量在同类瓶装水中处于领先地位。王泽尧解释，“宝贝回家”的信息引发了病患们的爱心。
实际上，自这款瓶装水上市以来，印有失踪儿童信息的包装就赚足了眼球。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累计生产两批次，共100万余瓶。
记者注意到，这家公司去年推出“宝贝回家”瓶装水时，曾向外界公开做出过承诺：如果能帮助提供失踪儿童有价值信息，将奖励10万元。该行为曾引发不少社会人士的质疑，指出该公司是借此炒作，有打着寻找儿童的幌子牟取不当利益的嫌疑。
对此，王泽尧表示：“奖励是实实在在的，如果有相关线索仍可以和我们联系。”
王泽尧称：“其实，我们也很着急，希望赶紧有人能提供好的信息，帮助失踪儿童找到亲人，也好兑现我们的承诺（把奖金发出去）。”
日前有消息披露，自该款瓶装水上市至今，已有半年之久，公司还没有收到有价值的线索，也没有失踪的孩子被找到。
对此，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女接线员向记者证实了上述消息，称过去半年青岛奥联贸易有限公司的确向他们提供过四五条线索，不过都被筛选掉了，目前还没有收集到特别有效的线索。
这位接线员称，志愿者协会并不只与青岛的这家企业做公益活动，在北京，也有相关的瓶装水企业免费悬挂失踪儿童信息标签。据介绍，从2010年至今，他们已与45家爱心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联手做这种公益活动。
2003年，年仅5岁的小超凡在湖南郴州市某幼儿园内丢失，他是被印上“宝贝回家”瓶装水瓶身的孩子之一。4月4日下午，寻子的罗先生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尽管孩子丢失快15年了，可是家人从未放弃过寻找。
“只要有希望，就不会放弃”。罗先生称，这正是他们同意采取这一方式寻子的原因。
调低价格并增加更多失踪孩子信息
记者了解到，青岛不少市民为该公司的公益行为点赞，认为这是企业公益的创新义e。但也有部分网友质疑，5.5元的价格略贵，不利于购买传播。
记者对比多家厂商销售的瓶装水，除部分进口水，国产瓶装水的瓶装容量基本为500毫升，均价也在2.5元左右。而这款“宝贝回家”瓶装水售价5.5元，容量仅400毫升。
益欣友客便利店位于青岛李沧区万年泉路，4月4日下午，该店的一名服务人员在电话中对记者称，“宝贝回家”瓶装水去年12月就已下架，主要原因是价贵水少，销量不佳，原本摆放该瓶装水的货架已被新产品代替。
王泽尧解释，这款瓶装水售价贵的原因一是所用的优质水源来自崂山，二是瓶体的制作材料耐热好，加热超过60℃不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其称，“前两批次的瓶装水投放市场以后，不少消费者称水量较少、水价较贵，我们公司日前已推出了少量的低价水”。
据王泽尧提供给记者材料显示，该公司在第二批次水中新增了4.8万瓶大瓶装水（520毫升），便利店和商超的定价稍有不同，不过售价控制在了3到3. 5元之间。
截至目前，这款瓶装水又新增了4个失踪儿童的信息，分别印有刘斯睿、卢杨、张慧娟、张t奎4个儿童的失踪地点和失踪时间。据介绍，印有新增孩子头像的瓶装水还未正式进入市场流通，其中2.4万瓶已向各大酒店、车行4S门店进行了无偿赞助。
王泽尧称，4月该公司还将生产第三批次的爱心瓶装水，总量在100万瓶左右，并将增加6名新失踪儿童的信息。“我们不会因为外界的声音而放弃，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会继续做好这个公益，通过这种方式增加失踪儿童信息曝光率”。
其称，“下一步我们的销售区域除青岛外，还将新增辽宁、新疆、四川、海南等地，目的就是为了扩大销售范围”。
【他山之石】
“儿童公益404”帮失孤回家
失踪的孩子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失踪儿童 信息广播 安珀警报 法律制度
目前美国失踪儿童搜救工作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链条，贯穿搜救工作的每一环节。从发现孩子失踪的紧急报警制度，到开展搜救工作的多主体救援组织制度，再到各部门间信息交流的失踪儿童信息报告制度，以及发挥社会力量向群众救助的信息广播制度，这些制度的协作有序运行改变了美国解决儿童失踪问题的轨道，影响极其深远。本文主要研究美国的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
一、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真正重视起失踪儿童问题，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虽然如此，但在当时美国的失踪儿童搜救工作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小女孩安珀・海格曼失踪案成为突破口，进一步推动了美失踪儿童搜救工作的发展。
1996年1月13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一名9 岁的小女孩安珀・海格曼失踪。由于缺乏一个能够广泛传播这个信息的有效系统，警察无法及时找到她，4天后小女孩的尸体被发现。这样的结果让美国民众愤怒了，强烈要求采取措施广播紧急情况，以便在下次发生诱拐事件后，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到寻找失踪儿童的行动中来。“安珀警报”就这样诞生了。
将这种利用安珀警报系统进行失踪儿童信息，以获取公众的帮助的制度称为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
二、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的法制化
2003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儿童保护法案》（P.L.108-21），法案授权司法部长任命安珀警报协调员并拨款以创建全国性的安珀警报系统，来消除各州之间的差距。
（1）安珀警报协调员
根据法案的规定，司法部长任命了安珀警报协调员。
安珀警报协调员有如下职责：
一是鼓励更多地区加入安珀警报计划；
二在整个安珀警报网络中担任区域协调员帮助搜救失踪儿童；
三是创建自愿的警报发行标准，完善警报区域；
四是配合联邦通信委员会在这个项目的实施。
2003年，安珀警报协调员被任命后，司法部召开全国性咨询会议，对安珀警报的标准提出建议， 做出了警报的指导意见，还建议将“安珀警报”的即时资料向联邦调查局（FBI）的国家犯罪资料中心（National Crime Information Center）进行通报。通报中必须输入关于儿童绑架情况的内容，并将案件标示为儿童绑架。几年来美国对任命安珀警报协调员的实效进行追踪，多次通过关于安珀警报协调员的报告。2005年3月1日国会要求各州都加入安珀警报计划，并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搜救失踪儿童。2005年7月向国会再次提交报告，提供概述的策略来促进国家安珀警报计划和开发的标准问题。
（二）财政拨款
此外法案还授权国会对安珀警报系统的开发利用进行财政拨款。国会可以给国家交通部拨款2000万美元，援助国家交通部利用高速公路通信系统安珀警报。州也有资格获得一次性资金400000美元的专项款用以安珀警报系统的开发利用。
至此，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从一个民间规范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真正成为了一项法律制度。
三、失踪儿童信息广播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
失踪儿童信息广播法律制度以“安珀警报”系统的运用为依托。
（一）“安珀警报”的内容和目的
“安珀警报”的内容通常包括被绑架者的信息、绑架嫌疑犯、绑匪车辆的车牌号码等相关情况。
通过“安珀警报”的，一方面，可以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进行失踪儿童搜救相关信息的收集，试图尽快在孩子被伤害或被杀之前找到。另一方面通过迅速的信息传播以及宣传惩罚的严厉性来威慑将要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从而制止绑架行为；
（二）“安珀警报”的主体和标准
“安珀警报”的是由负责调查该绑架案的警察机构决定，一旦警察机构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有未成年的孩子被诱拐，将面临严重的身体伤害或死亡实验时，该系统就马上警报。
在“安珀警报”应用的实践中，出现了警报错误等问题。对此，美国司法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针对不同方面对“安珀警报”的标准提出四条“指引”意见：
（1）从失踪儿童的年龄来看，必须是17岁以下（包含17岁）；
（2）警报机构必须先对失踪儿童案进行必要的事前审核，确认该儿童失踪案属于绑架；
（3）为了避免“安珀警报”的滥发，机构必确认儿童可能面临重伤或死亡的危险；
（4）因为“安珀警报”的主要内容是被绑架儿童、绑架嫌犯、或绑架嫌犯的车辆等相关信息，那么在警报前机构必须要有详细的相关资料。
（三）“安珀警报”的渠道
“安珀警报”于1996年7月正式开始运作，该警报使用美国紧急警报系统（EAS）通过三大渠道向全国警报。一是通过与警方合作的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等向全国；
二是国家交通部利用高速公路通信系统安珀警报；
三是通过全国失踪与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扩大警报的范围，我们可以从其他社会媒体、电子邮件、电子交通状况号志等媒介看到安珀警报。尤其是从2013年开始“安珀警报”已经可以通过无线紧急警报自动向事发区域信号塔所在范围内的全部手机用户发送信息还不会受到常规手机流量的影响和信息使用高峰期的干扰。
一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安珀警报的开发与完善，现已开发采用了多变的消息及司机信息系统，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1983年底到2014年，40个州和哥伦比亚的特区获得安珀警报系统技术援助资金。犯罪预防办公室（OJJDP）每五年对安珀警报培训和技术援助进行投标，征集寻求市场资源，提供技术问题培训，升级执法技术，救助失踪儿童，在竞争中相关技术不断替换升级。2006年，warn法案拨款1亿美元资助“无限警报系统”项目开发，并于2012年完成整合，将美国电信运营商原有的警报系统纳入安珀警报系统。
据美国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报道：从1996年到2013年4月17日，“安珀警报”共寻回642名失踪儿童。全美迄今建有120 多个此类警戒网络。虽然“安珀警报”不能解决所有儿童被绑架案件，但是仍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四、对我国失踪儿童搜救的启示
随着失踪儿童问题的日益严峻，我国相关职能部门借鉴美国的经验开始探索我国失踪儿童信息广播法律制度的建立。2016年5月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平台正式启动，以推动信息的收集与交流，被称为“中国版安珀警报”。该平台的启动标志着我国失踪儿童信息广播法律制度的初步构建。相比以往采取纸质公告收集信息的方法，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平台这种“互联网+打拐”模式则更为及时快捷有效。由于是公安部的消息也打击了在网上未经核实，甚至是虚假的解救拐卖儿童的信息这一现象，给群众真实权威的信息，更快更好地收集线索。
然而该平台仍处于建设期，与安珀警报不可同日而语。安珀警报通过调动大量社会的媒体资源，即时的创造出一个信息沟通的渠道：警方将待寻找的目标公诸于众，同时公众则按照公布的目标源源不断的提供案件信息，这样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这种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具体化、长效化、可操作的特征值得我们借鉴。
目前我国的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还存在着两大主要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制度建设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的实施机制。我国的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更多的是依靠微博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信息的交换量还可以提高，以便进一步完善该制度。参照安珀警报，我国在依托于微博这个平台的同时，还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等公共资源和信息平台，详细地失踪儿童信息和犯罪嫌疑人信息。还可以与中国移动、联通、电信等手机运营商合作，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相关信息。同时可以设立24小时免费热线，供有线索的民众提供消息，对提出重大线索的民众给与奖金鼓励。同时可以在警察机构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对的失踪儿童信息进行跟进，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
二是缺乏法律法规的规范。我国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是公安部在实际工作开展中宣布实行的，在实体和程序上都缺乏法律的规范，而且往往表述得过于笼统，增加了搜救的难度和偏差，无法实现有效的法律监督。因此亟需国家通过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我国失踪儿童信息广播制度的运行实效，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蚤.论“安珀警戒”对我国应对绑架儿童犯罪的启示[J].法制与社会，201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