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1篇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安全、稳定、整洁、美观”的总体目标，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级各有关部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铁路车间副主任【五篇】,供大家参考。
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1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安全、稳定、整洁、美观”的总体目标，广泛发动和组织各级各有关部门，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铁路沿线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为铁路运输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
实现“五个杜绝、一个确保”。即，杜绝发生恐怖袭击、爆炸、火灾等破坏铁路运输重大案（事）件，杜绝因涉路矛盾纠纷引发群体性拦车断道事件，杜绝发生铁路道口群死群伤铁路交通事故，杜绝发生因治安问题引发铁路行车事故，杜绝因环境问题引发铁路行车事故，确保辖区内铁路运输安全万无一失。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专项活动组织领导，县政府成立铁路沿线环境安全专项治理活动领导小组。副县长、县综治委副主任、县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领导小组组长刘得利担任组长，县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王强，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县综治办主任、县综治委铁路护路联防领导小组副组长杨立臣担任副组长，县政府办公室、县公安局、县护路办、县安监局、县国土局、县住建局、县交通局、县水务局、县环保局等部门和县火车站派出所、大秦铁路北站派出所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护路办，办公室主任由县政府研究室副主任王强兼任，副主任由县综治办副主任顾玉庆担任。
四、主要任务
（一）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综合整治。严厉打击拆盗铁路器材违法行为、关闭折角塞门、提开车钩等危及行车安全的行为，清除违法收购站点；
治理铁路安全保护区内及河道挖砂、取土等危及铁路桥梁安全的行为。依法拆除铁路沿线违法建筑，清理违规广告牌匾、垃圾渣土、白色污染和堆物堆料；
治理铁路高架桥下违法堆物堆料、停放车辆、私搭乱建等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
（二）提升铁路沿线环境景观水平。确保铁路围护设施完整统一，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铁路线路两侧开展绿化美化，明显改善铁路沿线环境景观。
（三）建立铁路沿线环境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建立路地双方定期沟通联络机制和发现、反映、解决问题的快速反应联动机制，联合办公、联合执法，共同解决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重大问题。明确铁路与属地行政区域结合部管理主体责任，确定环境安全建设标准，推动铁路沿线环境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系统，建立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问责制度。
五、方法步骤
（一）准备实施阶段。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建立组织机构，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搞好宣传发动，明确工作措施、目标和整治标准，逐级逐项落实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
（二）重点实施阶段。铁路沿线各级护路组织和地方、铁路有关部门，要集中时间，集中人员，开展“梳篦式、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行动，全面排查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所有问题。对排查发现的问题，逐项登记造册，建立管理档案，制定治理措施，明确目标时限，按照职责分工，综合整治，强力攻坚，坚决消除重大铁路运输安全隐患，清除铁路沿线垃圾，拆除沿线及铁路桥下违法建筑，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有条件的进行绿化美化，全面提升环境安全质量。
（三）巩固成果阶段。全面包保，严防死守，确保万无一失；
路地联动，联合检查，确保目标实现；
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网格化规范管理，确保实现铁路沿线环境安全。活动结束后，请各部门于前将有关工作总结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并做好迎接省、市检查验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党的十即将召开，确保铁路沿线安全稳定是当前维稳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县境内铁路线路长、时间紧、任务重。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学谋划，精心组织，狠抓落实。
（二）密切协作，齐抓共管。路地双方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工作联动、问题联治的工作制度。
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2篇
董长水不再担任中国丝绸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姚桂清任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副董事长，白中仁任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董事。
任命高和生、吴志新为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2010年6月至2011年5月)；
李长荣不再担任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职务。
任命孟凤朝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董事长，提名为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人选；
李国瑞不再担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不再担任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职务。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裴真一年试用期已满，现予转正，任职时间自2009年10月起计算。
成立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聘任谢企华(女)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外部董事)，聘期二年(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
刘东生任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提名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人选(法定代表人)；
聘任王文泽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聘期二年(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
缪伟忠、尹刚、黄合军、施卫忠、邬永刚、孔宁任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刘会亚一年试用期已满，现予转正，任职时间自2009年12月起计算。
奚国华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孙永才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党委常委；
王立刚不再担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常委、党委委员职务。
刘起涛不再担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常委职务。
周育先不再担任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职务。
姜均露、林锡忠、王振侯、郭建堂任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聘期二年(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
曹德生、张健任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聘期一年(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
陈鄂生任中国轻工集团公司董事长、临时党委书记，木再担任中国轻工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法定代表人)；
俞海星任中国轻工集团公司董事，提名为中国轻工集团公司总经理人选(法定代表人)；
陈学忠不再担任中国轻工集团公司临时党委书记、临时党委委员、董事长、董事职务；
张静之不再担任中国轻工集团公司临时党委委员、副董事长、董事职务。
姚明烨任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侯振武任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副总经理；
雷香菊(女)不再担任中国储备管理公司党委书记、党委委员、总经理职务。
冉昶、申兆军、许强、王采(女)任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党委常委；
申兆军、许强、王采(女)任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副总经理。
张东泉任珠海振戎公司总经理；
杨庆龙不再担任珠海振戎公司党委副书记、党委委员、总经理职务。
翦迪岸不再担任华侨城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
李馥友任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提名为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选。聘任刘福春、李彦梦为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外音瞳董事，聘期二年(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
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3篇
2007年6月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特别重大事故”为30人以上死亡的事故，100人以上重伤或造成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也构成“特别重大事故”。
本刊记者统计公开的资料显示，5年来共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39起。
特大安全事故动辄牵涉舆论，高官出面“灭火”成了情势所选，级别一再提高，与重大自然灾害事故并行，逐渐达到眼下的无可再提之势。
与此并行的是问责疲软，对当事官员的处罚力度多年来并无明显坐实，甚至随着事件频发有落空之势。此次动车事故中紧急出任上海铁路局局长的安路生，3年前在胶济铁路撞车特大事故中曾遭免职。舆论认为，每一起特大事故带来的教训无法被体制和社会充分吸收，将导致类似的特大事故重现。
国务院“救火队”
大陆特大事故发生后，中央层面出于对事故的关注，一般会由政治局常委就事故进行批示，要求全力救援，这是因循已久的惯例。具体处理则由合适级别的官员充任，统筹安监系统和事故相关部门的参与，相当于一个临时成立的领导小组。
“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之初，***与总理都进行了批示，并委托主管工业及信息化建设的副总理张德江前往温州现场指挥处理事故。
相比于安监局的法定职责，中央层面派出高级别官员参与特大事故处理并无具文，是在事故处理中逐渐形成的惯例。高官坐镇处理特大事故，常被民间戏称为“救火”。
近年以前，处理特大事故处理的多为省级党委政府的一把手，善后工作也多由地方政府来完成。受到时间距离的限制，很多特大事故的前期处理是由地市级甚至县级官员来完成的。
2000年12月25日，河南省洛阳市东都商厦发生特大火灾事故，造成309人死亡，7人受伤。这一事故由时任河南省省长来主理。2001年，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瓦斯煤尘爆炸致92人死亡，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回良玉会同当时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长张宝明一同处理。
地方政府官员处理特大事故更为及时，却受制于利益牵涉，南丹透水事故、襄汾溃坝事故等特大事故都曾出现瞒报隋形。“当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民众对他们已经不再信任，中央介入处理更具客观陛和真实性。”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介绍说，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消耗，使高官坐镇成为不得不然的体制。
从法律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是中央政府最高的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拥有国务院授权指挥特别重大事故救援及调查的权限。逢特大事故发生，安监总局局长几乎必到现场指挥处理。2008年，山西、河北等地煤矿铁矿接连发生6起特大事故，总局局长李毅中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奔波于各事故发生地，常常是一处尚未消停，而另一地又出特大事故，被舆论称之为“救火队长”。但安监部门并不拥有直接处理责任人的权力，安监总局级别也仅为副部，在全国性影响的特大事故中，越来越成为更高级别领导处理事故的助手。
2003年12月，重庆开县井喷事故共造成243人死亡及10万人连夜疏散，时任国务委员华建敏受中共中央及国务院委托奔赴当地，指挥处理这一特大事故。
之后出现的特大事故中，分管工业和信息化建设的张德江副总理多次到现场指挥处理。仅在2010年，张德江就亲自参与处置了伊春空难、王家岭矿难、内蒙古骆驼山矿难特大事故，安监总局局长骆琳一路陪同。
涉及伤亡人数特别重大、关键性行业以及大型厂矿企业等因素，决定了国务院层面高官出面处理与否。公路车祸以及火灾等偶发性事故虽可能属于特大事故范畴，但有可能还是交由地方政府来处置。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的前一天，京珠高速发生一起造成41人死亡的客车火灾事故，国家安监总局派出一位副局长会同地方处理。
“很多事故中，中央部委都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这也导致了负责处理的领导级别必需达到国务院层面。”竹立家认为，高官调度救援资源的权限更大，在事故责任处理上也能够抵制地方的护短，达到更好效果。
2007年7月，河南省三门峡陕县支建矿业有限公司东风井发生淹井事件，经过76个小时的全力抢救，被困的69名矿工全部脱困。2010年，王家岭煤矿特大事故被困的153人中115人在坚持了八天八夜后获救。这两起成功救援案例均有国务院层面官员坐镇，其中王家岭矿难救援花费过亿元，创造了矿难救援的历史。
温州“7・23”动车追尾事故，是总理在任期中首次参与安全生产事故的处理。在此之前他曾指挥汶川地震及舟曲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事故的救援。总理亲自参与重大事故处理，从行政级别上说已到顶点。
问责疲软症
大陆近年频发的特别重大事故往往是责任事故。在事故责任追究中，问责官员级别“抓小放大”，处理措施“高举轻放”一直为民间诟病。
记者对多起特大事故处理结果发现，因特大事故追究刑事责任的全部为具体负责工作的低级别官员，主管的高阶官员多数都仅止于行政党纪处罚。与特大事故相关的省部级官员多为记过及检讨处分。2008年以来仅有3名正部级官员被问责：原铁道部长因胶济铁路撞车事件被记过，原山西省长孟学农因襄汾溃坝事件引咎辞职，原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则因三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
现实大事故被问责官员复出已成常态。根据内地实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但一年之后，这些官员普遍觅得门径东山再起。
因襄汾溃坝瞒报事件引咎辞职的山西省长孟学农后来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同时因这一案件被免职的原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也从2010年起担任青海省副省长。而级别更低的遭问责官员复出的例子不胜枚举。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第二天，铁道部党组就对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党委书记李嘉、分管工务电务的副局长何胜利予以免职。而继任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正是三年前在胶济铁路撞车特大事故中被问责的官员，时任铁道部总调度长。此次动车事故之前，安路生已官复原职。
“现在官员职务还是延续上级任命的模式，惯有的政治思维中常常不认为这些领导有责任。”华中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梁木生对记者分析，上级领导认为被问责去职的官员是委屈的，忽略他们本应该负有的管理责任。行政问责的去职决定，很容易被上级走程序。
事实上，近年来在问责官员的级别上非但没有增高，甚至有折扣。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了特大森林火灾，国务院在大火发生后不久就撤销了时任林业部部长杨钟的职务。1988年，当时的铁道部部长丁关根也曾因昆沪80次列车“1・24”颠覆事故辞去了部长一职。
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4篇
穷苦娃参加铁道游击队，化装潜入敌营击毙日军特务头子
1915年10月，刘金山出生于山东省枣庄市蔡庄村的一个矿工家庭。祖父刘凤祥早年死于矿井下。父亲刘济美也是煤矿工人，全家仅靠父亲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刘金山是独生子，6岁时母亲去世，8岁时父亲和叔父刘济贤又被本村恶霸地主杀害，婶母改嫁，刘金山随祖母到处乞讨。不满12岁就在煤矿铁路专线当了童工，14岁时上井为机车看夜灯运煤炭。为了赡养年迈的祖母，他经常爬火车搞煤炭，因而练就了一身熟练爬车的本领。
1938年3月，枣庄沦陷，枣庄中兴煤矿一度停产，刘金山和大批煤矿工人失业，一个月后，时年23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八路军。两年后，刘金山被调到建立不久的鲁南铁道队。在铁道队，刘金山摸哨杀敌，英勇机智，表现突出，屡立战功，从通讯员相继升为组长、分队长，并于1941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活动在临城南北的两支铁道队已编入鲁南铁道队，三支铁道队合编为鲁南铁道大队。
1941年夏，鲁南的抗日斗争进入一场相持阶段，日军扫荡频繁，我主力部队暂时撤离临城以东一带。鲁南铁道大队奉命坚持地方游击战。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铁道队以微山湖畔的蒋集一带为活动基地，活跃在韩庄至滕县间的津浦线上，对敌频频出击，扒火车，搞枪支，打洋行，锄汉奸，来无影去无踪，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为了对付铁道大队，日军济南特高课课长高岗大佐窜到枣庄、临城，组织了一个特务队，用“以便衣对便衣、以暗对暗、以分散对分散”的战术，与铁道大队进行较量。在多次遭遇战中，铁道大队与周围村庄的百姓蒙受了很大损失。刘金山负伤，住在方林嫂（方林嫂的丈夫生前不仅是刘金山要好的矿友，还是铁道队的地下情报员，因送情报时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家中养伤，这里便成了铁道大队领导集会的地方。特务队侦察到铁道大队活动的地点，突然袭击，挨户搜查。来到芳林嫂家时，只见她搂着5岁大的女儿，转身应对汉奸特务们的突击搜查。当敌人发现她家炕上的被角残留血迹时，迅即包围过来，用刺刀比画着逼问她。方林嫂慢慢抬起头，不动声色地狠捏了怀里女儿的鼻子，让其流血，转过女儿身来，说，“这是刚才闺女睡觉时发热流出来的鼻血，还在流着！”汉奸们只知道方林嫂是个寡妇，村里的老实人，便告诉鬼子特务说，“这是个克死丈夫的寡妇家，是大大的良民，家里没有铁道队。”就这样，方林嫂机智地掩护了刘金山和铁道队员们悄然撤离。1980年刘金山离休后，当新版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出版后，面对许多好奇的读者和报社的记者询问“‘芳林嫂’是现在您的老伴吗？”刘金山笑着说，我的老伴也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员，她叫徐惠华。当年流动的战斗生活中没有小说里的这些情节，“芳林嫂”只是鲁南众多抗日妇女的缩影，她们可都是鲁南铁道大队的“得力助手”，她们的家都是铁道大队的秘密联络点，同时也是铁道大队的避风港。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铁道大队决定干掉特务头子高岗。为了摸清敌情，刘金山五下临城，先捕杀了作恶多端的伪乡长常尚德，除掉了敌人的耳目，截获了大量的情报。之后，又摸清了高岗的活动规律，刘金山率领三个小组以化装奇袭的战术，潜入戒备森严的高岗办公室，将高岗击毙。从此，铁道大队又活跃在津浦线的千里铁道线上。
奇袭敌军列车夺取大批军需用品，有效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1958年，国家**刘少奇在视察江苏时，特地亲赴南通向时任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刘金山致谢。）
1941年12月，铁道大队原大队长洪振海在微山湖战斗中为掩护战友中弹牺牲。1942年5月，刘金山被鲁南军区正式任命为大队长。此后，他先后与六任政委配合，率领铁道队员截火车、打鬼子、救群众、锄汉奸、送干部，经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消灭了大量日伪军，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数百名战斗骨干。铁道大队活跃在日军侵华战争的主要铁路命脉――津浦线的山东沿线，像一把钢刀了敌人的胸膛，打得日军魂飞魄散，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对日作战，老百姓称他们“飞虎队”。1995年，刘金山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枣庄、临城一带的老百姓舍命保护、支持“飞虎队”的血肉情谊时，感慨万千：那时，只要“飞虎队”战士一进村，老乡们就自动地把哨放出去五六里；
鬼子一出动，“飞虎队”就得到消息，很快就转移，使敌人常常扑空。“侦察敌情、通风报信，冒死掩护伤病员――鲁南的父老乡亲真是‘铁道队’的衣食父母！”
1941年初冬，鲁南抗日斗争形势处于异常艰苦的阶段。日寇对抗日根据地频繁进行经济封锁，八路军鲁南被服厂遭到日军破坏，在鲁南地区坚持抗日的野战军战士连过冬的棉衣还无着落，“几个人一件棉衣，谁站岗谁穿。”鲁南铁道大队整训出山后，刘金山和其他大队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决定截击敌军列车。刘金山通过内线了解到，当晚日军有一辆票车加挂两节军需车皮从济南南下，里面装的可能是布匹，也可能是棉衣。他随即做通沙沟车站站长张勇驹的工作，要他配合铁道队劫下货车。那天晚上，铁道大队动员600多名民工，划着128条船，早早地埋伏在距离微山湖不远的迟山铁路两边。午夜，他们在张勇驹的帮助下干掉了尾车上的4个鬼子，拔掉了票、货车厢之间的联接插销，打开车门，里面全是白洋布。事先发动的老百姓早已准备好，1200匹布和大量日本军装和药品，靠老百姓的肩膀运到了微山湖畔的船上。日本鬼子很快发现，出动人马来抢，枪声炮声大作。眼看天快亮了，情况很危急。当地老百姓闻讯，不顾危险，参加抢运。说也怪，这天天亮了，却下起了大雾，从来没见过的大雾，很难辨得出东西南北！鬼子没法，只好乱放枪，瞎打炮。等到日出雾散，铁道大队和布匹早已无影无踪。这期间，刘金山充分利用情报站、情报网，获取敌情报，经过周密计划，率领队员一次次地奇袭敌军列车，均获成功，夺取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布匹、药品、粮食、电池、纸张等军需品，并及时地运往山区根据地，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给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极大的鼓舞和支持。
1942年，日军为了消灭苏北鲁南的抗日武装，调集徐州、济南数千鬼子和伪军，对微山湖地区进行疯狂“扫荡”。鲁南根据地被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危险态势，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被切断。上级决定开通一条湖上交通线。年底，鲁南独立支队成立，铁道大队编为该支队第二大队，但对外仍称原番号，刘金山任大队长。这时，鲁南铁道大队的中心任务已转为保卫山东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担负护送过往华中干部的任务。“安全护送军政主要干部通过敌人封锁线，要求绝对保证所有过往的干部均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刘金山接到军区通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周密而详细的护送方案，对周围敌伪乡、保长采取打击“坏中坏”，争取“两面”人物的方式，使这一地区的抗日形势大为好转。在护送任务中，刘金山总是亲自出马，挑选精干队员，严密部署，负责到底。自1942年底到1944年初，刘金山带领铁道大队采取接力传护方式，先后护送刘少奇、、萧华、陈光、叶飞、朱瑞等党政军主要领导往来封锁线，胜利护送过路干部千余名，均安然无恙，受到鲁南军区和被护送领导干部的高度赞扬。1958年，国家**刘少奇在视察江苏时，特地亲赴南通向时任南通军分区副司令员的刘金山致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某旅奉命歼灭驻沙沟伪军，但是，八路军一打伪军，沙沟日军就出动帮忙，致使两次攻打都没有奏效。鲁南军区指令刘金山作为八路军代表去和日军谈判。
刘金山骑上一匹枣红马大摇大摆进了鬼子兵营，几番舌战就逼日军签下了协议：八路军打伪军，日军不管；
八路军保证日军安全。刘金山回去汇报后，八路军要他重返日军兵营守在那里。当夜，八路军拿下了沙沟。此时，驻扎在枣庄、临城一带的日军准备乘火车回国。这批日军迫于反动政府的压力，始终拒绝向八路军交出全部枪械。刘金山奉命破坏了临城至沙沟的部分铁路，炸毁韩庄的铁桥，使日军千余人全部滞留沙沟、姬庄一带。之后，他奉命进入沙沟与日军谈判，刘金山既晓以利害，又发出严厉警告，日军慑于“飞虎队”的威名，吓得赶紧答应交出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向铁道大队投降。交接完毕，日军指挥官木大佐毕恭毕敬地对刘金山说：“你们大大的胜利了，我们大大的失败了！”这批日军在沙沟缴械投降后，鲁南军区给他们开了路条，他们由鲁南铁道队员押送，向徐州方向开去。一支上千人的日军部队就这样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队投降了，这在当时的受降行动中堪称奇迹。
打响解放南京城第一枪，率部南下剿匪战功累累
1946年2月，根据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军区决定，鲁南铁道大队番号撤销，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鲁南铁路局”，负责管理津浦铁路线鲁南段，队长刘金山改任副局长。同年8月，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为迟滞敌人行动，鲁南军区调集原铁道大队部分骨干，重新组建190余人的鲁南铁道大队，刘金山复任大队长，主要任务是在津浦线上打阻击。年底部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第二营，刘金山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1947年1月，他率部参加了鲁南战役，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和打援任务。
1948年10月，刘金山所在的部队改编为鲁中南纵队四十七师一三九团。后该团番号又定为一三师三七团，刘金山任副团长，随部队一直打到了南京城下。刘金山带领三七团克服重重困难，率先进占了浦口码头。当地的老百姓听说铁道大队攻占了浦口，还要解放南京城，深知山东人不熟悉水性、不熟悉江情水情，还缺乏渡江船只。浦口的很多“船老大”主动请缨，要求驾船输送部队渡江战斗，还有很多的老百姓纷纷扛来自家的门板，主动参与到制作简易木舟的行列。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战支前下，刘金山率部胜利地攻进了的首府南京，为主力渡江，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时，刘金山晋升三七团团长，又率部开赴浙江金华地区，参加剿匪战斗。按照上级“党政军统一领导”的指示，刘金山兼任了中共浙江省兰溪县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县委书记。（该部队后经几次转隶改编为守备第84团，后改番号为守备第28团；
1975年3月，驻防浙江的该团，又调驻江苏滨海，后经整编、转隶属，现一部为驻江苏盐城某海防营，一部并入驻江苏南通某海防团。）
铁路车间副主任范文第5篇
一家木材厂就设在道轨旁边，一堆堆处理好的木材堆放在仓库外。
常德国在调度中心技术室工作已有2年多，看惯了南来北往的列车和当地大小企业主们等着“批车皮”的一张张焦灼的脸孔。
他说，按照工作流程，各企业要在每年年底向调度中心上报第二年需要的车皮数量、准备生产多少货物、往哪个方向运，然后调度中心再上报铁道部，让上面批。
“从2000年开始，车皮就一直很紧张，到了去年年初，货运的饱和程度达到了峰值。”常德国记忆犹新。
“铁路上，最常见的车就是那种运煤的敞车，但是很多时候，连这种车都批不到。”华鲁恒升公司是德州当地乃至整个山东最大的化肥企业之一，在那段时间，他们生产的化肥只能堆在仓库，等着上面给他们调度出车皮来。为了争取车皮，企业跟当地铁路调度中心的联系都非常密切。
而农副产品根本就等不及铁路运输，“等上一两个月很正常，有的农副产品早就坏了。”
德州地区的客运情况同样紧张，每逢春运或节假日，有时连常德国这样的“内部职工”都抢不到票。
其实不仅是在德州这样的中型城市，京沪铁路沿线，几乎火车停靠的所有地区，都处在客货运全面饱和的重压之下。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近20年。
“交通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基础和支撑。”在发改委交通运输协会副会长王德荣看来，像德州这样的地方，运力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董焰，分析了京沪沿线的经济发展状况。他认为，目前的京沪地区，呈现出“哑铃格局”――京沪线两端地区经济发达，中段地区，河北、山东和安徽沿京沪线地区，经济相对不够发达，像德州和蚌埠，都属于这种情况。
哑铃的中间段，形成了一块长条状的发展“洼地”。
德州的第四次机遇
1992年，一个修建京沪高铁的文字建议，放到了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邹家华的案头。
经过长达十多年的论证，这条贯通3个直辖市、4个经济强省的高速铁路，终于在2008年底破土动工。
从论证到动工，德州的领导层一直紧密关注着京沪高铁的动向。
“一开始，京沪高铁的规划不经过德州市区，在距离市区70公里的临沂县停靠，后来市里领导跟专家汇报了德州市的情况，又反复争取，最后京沪线终于改到德州市区停靠，这对我们德州来说非常重要。”刘根起说。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专家们在京沪铁路沿线调研的时候，刘根起还不是德州市发改委铁路办主任，现在，他每天都在为京沪高铁德州站的征地拆迁忙碌着。
刘根起是本地人，他说，德州就是因为交通才发展起来的。“对我们德州来说，一共有4次大的机遇，第一次是京杭大运河开通，第二次京沪铁路的贯通，第三次是京沪高速公路的开通，第四次，就是未来将建成的京沪高铁。”
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州的官员和百姓才把京沪高铁走不走德州，看得如此之重。
“如果京沪高铁修通了，德州现在每天120列的客车中，至少可以有50列分出来给货运，就给货运腾出了更大的空间。”刘根起这样盘算着。
而德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李逊全，想的就是另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德州处于京津冀经济圈和山东半岛经济圈交接处，但是从地域来看，它的位置有些尴尬，属于几不靠。所以京沪高铁带给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运力上的增强，它是我们德州跟这两个经济区沟通的纽带。”
如果开通了高铁，德州到北京只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到天津的时间就更短了。
“我们特别看重跟天津滨海新区的关系，现在经济往来就很多，从德州的产业结构来说，农业是基础，工业还相对薄弱，但这正适合承接上游城市的产业转移。”李逊全说，要承接产业转移，人才、物资运输的流量和效率至关重要。
这两点，正好与京沪高铁作为客运专线的修建意图相吻合。
在等待京沪高铁这一重要机遇到来的过程中，德州也在加紧规划城区东面55平方公里的“高铁新区”。而它旁边的陵县，由于高铁新区的链接，也有可能并入德州市区的版图。
“这样德州的城市规模就会扩大很多，对于周围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德州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就更明显了。”李逊全畅想着。
对于在德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年轻姑娘黄山来说，高铁的贯通，意味着她离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近了一些，“我们可以去北京买衣服，只要1+1时。北京和上海人也可以到我们德州来度假，我们的城市小，没那么喧哗，环境好。”
她用直观的方式解释了“同城效应”和“资源互补’。
修磁浮还是修轮轨
如果上午10点从北京南站上车，坐上已经Yr-N了一年多的京津城际列车，30分钟后就可以到天津吃海鲜，吃完中午饭，又可以赶回北京。
京津城际列车是我国修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当大家把目光聚焦在运营时速350公里的勒道上时，没有多少人知道，它曾经被设计成京沪高铁的起始段，是京沪高铁的“试验田”。
在王德荣看来，如果中国要修第一条高铁，非京沪高速莫属。
他曾经做过统计：从北京到上海，连接了三个直辖市四个省，人口占全国的1／3，GDP占全国的40％。京沪铁路的长度仅占全国铁路的2.8％，却负载了14.3％的旅客周转量和8.8％的货物周转量。
“正是因为京沪高铁论证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动工时间不断拖后，所以京津城际列车才成了中国的第一条高铁。”王德荣说。
1992年，京沪铁路双向客运密度已达3171万人，南下货运密度达到7584万吨，分别是全国铁路平均水平的5.4倍和3.7倍。，北京到天津、徐州到蚌埠两个最繁忙路段，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客货混运双线铁路运输能力的极限。
当年，当时的国家经委常务副主任郭洪涛向中央建议，修建一条京沪高速铁路。
当时邹家华组织了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和铁道部一起研究，到底该不该修京沪高铁、技术标准是什么、如何建设和管理等很多问题，王德荣正是报告起草小组的主任。经过一年多的调研，起草小组最后形成了一份报告――《京沪高速铁路重大技术经济问题前期研究总报告》。
“那一年，我们去了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考察他们的高速铁路，还在京沪高铁沿线地区进行了调研，结论是，京沪线客货运量非常繁忙，应该修高铁。”当时他们设计的时速是每小时300公里。
这些研究成果，上交到了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曾培炎那里，邹家华也向中央进行了汇报。
“后来不久，国务院就同意修京沪高铁了，初步计划是，2000年前建成通车。”
王德荣回忆说。
到90年代末，关于京沪高铁却有了一些争论。
“当时有高层人士提出，京沪高铁能否修成磁悬浮列车的问题。于是关于是修磁悬浮还是轮轨式又进行了论证和比较，也引起了各方争议。”王德荣说。
当时大部分参加京沪高铁项目论证的专家和院士，不同意修磁悬浮的方案，王德荣也是反对者之一：“磁悬浮的造价是高速铁路的4倍，而且和已有的铁路轨道衔接不上，噪音也大。”
包括由争论而产生的僵持在内的各种原因，让已经论证了10年的京沪高铁的动工拖后了。选择高铁的能源账
德州的货运司机刘德水，1995年前后开始跑运输。“高速公路到了晚上就全都是我们这样的货车，从玉米大豆到化肥农药，什么东西都运。”
1992年时，据王德荣他们的统计，京沪铁路繁忙段运能缺口已达50％。由于京沪铁路是客货混运的方式，所以真正的麻烦还在于货物运输。
“如果要满足旅客的正常需要、做到人人有座位的话，铁路绝大部分能力就会被客车占用，只能开少量的货车，所有的压力都压到了公路和水路上。与京沪铁路并行的干线公路，实际行车量基本都超过了设计能力。”
2000年后，交通运输能力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严重不匹配，已成为制约京沪沿线城市、尤其是中小型城市经济发展的―个重要原因。
在京沪高铁的建设被搁置期间，如何解决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成为专家讨论的焦点。
有人曾说采用美国的高速公路加民航的方式，王德荣不同意，他做了一个数字计算：
美国中短途多数使用小汽车，平均1.2个美国人一辆汽车。他们一年在汽车上消耗10亿吨油，其中7亿吨来自本国，3亿吨依赖进口。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贫油国，中国人即使是5个人一辆汽车，也至少需要3亿辆汽车。
“石油从哪里来?”王德荣认为，这是个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
美国900万平方公里聚集3亿人，中国这四个省60多万平方公里就聚集了约5亿人口。
“这么多人要是都开车，汽车往哪放?要修多少高速路才能满足需求?如果靠民航，也需要5000多架飞机才够用，那么就需要1.5亿吨肮油，而中国根本没有那么多航油。只有铁路是可以用电的，电可以从煤里、风里、水里获得。”王德荣算的是资源账。
另外，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的用地比是1：2～1：3，也就是说，高速铁路比公路更省占地，效率更高。
“从中国的人口结构、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情况来看，适合中国的运输方式是铁路运输，在城市里就是地铁，在城市外就是高速铁路，这有利于优化运输结构，转变运输方式。”王德荣的观点是，铁路应该成为我国交通运输的主体。 他认为，京沪高速铁路的修建，将改变中国的运输结构。
在2004年政府制定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时，京沪高铁的建设计划列入其中。
又过了4年，京沪高铁在许多人的期盼中破土动工。
火车拉来的城市
对于京沪高铁的期待，从北向南，在高铁停靠的每个中小城市发酵着。
安徽省蚌埠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方旭光的期待，显得更为具体：“小孩以后可以去上海上大学呀，我们每星期都能去看一趟。”
如果京沪高铁通车，蚌埠到上海只需1个多小时的车程，“那就跟住在一起差不多。”
蚌埠市发改委副主任杨祖彬也有切身体会：“我们经常往北京跑，但是坐火车太不方便了，夜里12点上车，晃悠一晚上，所以一般都坐飞机，但要到合肥去坐，前后耽误不少时间。要是通了高铁，方便快捷又比飞机省钱。”
“如今的蚌埠，经济发展水平在安徽省处于中游，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前，蚌埠的经济曾经是全省第二，仅次于合肥。”杨祖彬回忆着当年的辉煌。
如果说中国有三个因铁路而兴起的城市，除了石家庄和郑州以外，就是蚌埠。1911年津浦铁路开通以前，蚌埠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后来，它逐渐成为淮河沿线的重要交通枢纽，人流物流集中在此，经济也由此发展起来。
在当地有一个说法，蚌埠是火车拉来的城市。
这里的轻纺、化工、不锈钢加工、玻璃制造、建材……曾经全国知名。上世纪90年代修了京广线以后，蚌埠的交通枢纽地位，逐渐被合肥所取代。
“很多线路都不通过蚌埠了，我们逐渐丧失了经济区位优势。”杨祖彬说，“加上很多年来，各种政策向沿江城市倾斜，蚌埠的产业结构也比较落后，经济发展逐渐掉队了。”
“京沪高铁对于蚌埠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长期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周加来说。
他认为，这个机遇，最重要的就是和长三角经济圈的融合。“现在长三角经济圈里没有蚌埠，这和蚌埠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有直接关系，但是蚌埠至少应该争取进入‘泛长三角经济圈’的范围，高铁是―个重要机会。”
在他看来，高铁的通过，对蚌埠政治地位的提升，也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高铁对打破省际行政壁垒，会有直接影响。现在长三角经济圈内的城市，人员流动很频繁，逐渐形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和政治的区域一体化，对像蚌埠这样的区域外的城市，还有些封闭，但是高铁的通车，会从客观上打破这种隔阂，让整个经济圈的开放程度更大，蚌埠的政治地位也会因为融入这些大的经济圈内而有所提升。”
现在周加来担心的是，蚌埠是否已经为高铁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做好了准备――高铁开通后，资源可能会流进来，也可能会流出去，“如果蚌埠的投资环境没有改善，体制性的障碍没有突破，只是寄希望于承接长三角的低端产业转移，那就等于是丧失了这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