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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10篇

时间:2022-11-17 11:20:04 公文范文 来源:网友投稿

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10篇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述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的渐变的过程,以下是搜集的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10篇,供大家参考。

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10篇

篇一: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述及其美学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的渐变的过程,以下是搜集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述探究的,欢迎阅读参考。

  《周易·系辞上》中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天尊地卑对应着人世间男、女的不同地位:男尊女卑。如果男为阳,女就为阴;男为主动,女就为被动;男为积极,女就为消极;男为主宰,女就为被主宰。男女相互对应的关系类似于阴阳二元对立,这种思维模式或现或隐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变化及其审美意蕴,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善于借助不同的女性形象塑造来实现政治化的诉求,即文学政治化的目的。

  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外貌描写特征是一个由具体、复杂到抽象、简单,从追求形似到注重神似,从注重外貌到内在心灵、精神渐变的过程,其间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人审美心理的嬗变及趣味的新追求。重新梳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蕴含的审美意蕴是全面、系统、整体把握中国文学发展及演变规律的需要。

  早期的中国古代作家倾向于对女性外貌进行具体而复杂的描写,追求高、大、全似的多维、立体、动态的审美意蕴效果。美丽、高贵、迷人、气质优雅的女性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深处款款走来,风情万种、仪态万方、美艳惊人。如《诗经·卫风·硕人》中说:“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2](P77)这是卫国人赞美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歌,诗人连用五个比喻来描写庄姜之美,她柔嫩的手指如出生的白茅幼苗一样,她的肌肤如脂肪一样洁白,她的脖子像白而长的天牛幼虫一样可爱,她的牙齿像白而整齐的葫芦籽,她的额头方正,眉毛弯细如蚕蛾的触角。更神奇地是她微微一笑,露出美妙的酒窝,她美目含情,顾盼神飞。

  诗人不厌其烦地用各种具体事物描写庄姜之美,其实美人之美在于外形匀称、比例和谐而协调。

  最有意思的是她的巧笑与顾盼,把一个静态的美人变成了动态的美人,她的风情神韵动人、风华绝代举世无双,她既是现实的美女,又是理想中的“维纳斯”,诗人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她由衷地喜爱和赞美之情。其深层审美意蕴体现出早期作家对善与美的推崇;再如《庄子·逍遥游》中的藐姑射山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3]她的肌肤像冰雪一样洁白无瑕,她风度翩翩,如害羞的处子一样文静。这是神仙美女中的佼佼者,她亦是以人世间美女为原型而塑造出来的,在这里庄子推崇的是文学中的真,即女性纯真美好的人

  性之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现实中存在的女性外貌描写与理想状态下的女性外貌描写,共同建构了女性文学外貌的特征的主要审美意蕴倾向。

  再如《汉乐府·陌上桑》中的罗敷“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4](P365)美女罗敷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劳动少女形象。在微风轻抚的早晨,欢快的小鸟在歌唱着新一天的开始时,她迎着火红的太阳,提着篮子,踏着香甜的露水,嗅着青草的气息,早早来到城南采摘桑叶。她的美体现在她的各种劳动器具上:青丝绳做篮子系,有着沁人心脾的桂树枝做成笼钩。她头上梳着偏向一旁成欲堕之势的时髦发型,下身的裙子是浅黄色的,紫红色的袄是其上衣。美人之美,不仅在于长得好看,更在于穿衣合体、打扮适度。作者从罗敷的劳动用具、发型款式、衣服颜色与搭配等几个方面,这些具体而细致地写出汉代作家对女性外貌的关注点及审美心理追求:崇尚社会美与自然美相结合。

  再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着我绣裌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做细步,精妙世无双。”[4](P378)美丽的女子刘兰芝因不能讨得婆婆欢心,无端被休弃,她在回娘家前,精心、细致地打扮一番,她光彩亮丽地嫁到焦仲卿家,今天依然要盛妆打扮、体面离开。作者从她脚下穿的鞋子、头上戴的饰品、如杨柳般柔软又结实的细腰、耳坠、手指、樱桃小口等几个方面刻画她的外貌特征,表现她的独特的气质与不凡的精神。红颜祸水,美貌女子更是祸水中的“毒药”,因此,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与社会,普通女性想要得到自由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就要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不亦悲乎?刘兰芝是一个不幸的女性,她用死亡抗争着社会、家庭对她的伤害,悲壮而感人。同时,她用人性的光明之烛照亮冷酷如铁的黑暗封建社会,为女性的自由、尊严、幸福而奋斗着的她虽死犹生。真、善、美是早期作家赋予女性外貌描写的美好品质,她们既来源于现实,同时,她们又超越了现实。中国古代文人爱美求真的审美追求影响着后世作家的创作,这为后世文人提供了创作的素材、激情与灵感。

  中国古代中后期的主要作家的创作追求从女性的外貌描写的繁琐、细致到注重内在思想、精神气质的表现,即从形似到神似,传达出中国古代女性文学人物描写不断变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回《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白娘子:“许宣看时,是一个妇人,头戴孝头髻,乌云畔插着些素钗梳,穿一领白绢衫儿,下穿一条细麻布裙。”[5]白娘子的外貌描写非常简单、粗略,她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一身“白”,这既点明了她孝妇的身份,表明她为夫守节尽孝,恪守妇道,具有传统伦理道德所赋予的美德与善良,又暗示出她和许宣将会上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妖之恋。简略的外貌描写是为了突出白娘子的性格特征及表现小说的主题的需要,这可能与当时社会解放的思潮,推崇男女自由爱情,张扬个性密切相关,其深层意蕴体现出文人审美心理的特点:注重生命价值的美感特质。再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

  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6]林黛玉是形神兼备的女性形象,具有形而上的超现实性。《〈红楼梦〉的赋化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中说:“林黛玉是贾宝玉,亦是曹雪芹心中理想的女神形象,曹雪芹用赋化手法塑造出内外兼美的林黛玉形象。”[7]从表层含义说,这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佳人是中国文学中一个不可多得女性形象,且看她的外貌描写:两弯如细柳叶一样好的眉毛,一双蕴含着无限深情的眼睛,脸颊上写满哀伤与忧愁。她身体瘦弱,娇弱不胜风力。一双眼睛经常流泪,走起路来,如颤巍巍风中摇摆的杨柳一样。她娴静时像一朵美丽的花儿,行动时鹤立鸡群,孤标傲世。她比圣人比干还聪明,比西施还要美丽。林黛玉的外貌描写中主要突出她性格的核心成分:流泪与重情。流泪是为报恩,报答三生石畔神英侍者对它的浇灌之情;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男性以事业为重,齐家、治国、平天下;女性要勤俭持家,抚养子女,孝敬公婆,因此,对于黛玉来说,爱情就是她生命全部的价值与意义,她为情而生,最终又为情而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既有传统女性之美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着强烈的叛逆色彩和抗争精神。而她追求肉体与灵魂自由结合的爱情,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封建社会和家庭所不容许的,男女自由爱情、婚姻要服从于传宗接代、继承香火的现实需求。从深层含义说,曹雪芹想借黛玉的形象表达他对社会的认识、对生活的思索和对人性的探讨,表达形而上的哲理思考与追问:美是什么?美在哪里?为什么美的毁灭令人震撼呢?再如《聊斋志异》中《娇娜》“年约十三四,娇波流慧,细柳生姿。”[8](P18)、《婴宁》“有女郎携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8](P46)、《阿宝》“有女阿宝,绝色也。”[8](P74)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极其节俭的笔墨传达出不同女性外貌的丰情神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外貌描写从形似到神似的转变得以真正实现,这也是他对外表美丽,内在气质优雅女性的喜爱和赞美。他用大手笔写小女子,其间蕴含着他对女性生命价值与个性尊严的尊重与肯定。因此,女性外貌特征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学现象。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作家关注女性的外貌、心理、思想、精神等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的方面,他们在女性身上发现了美与善。拙作《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一文说:“要想了解一个民族,要先了解这个民族的女性,因为是她们生养和哺育了这个民族。”[9]如果说男性展现的是阳刚之美,女性展现的则是阴柔之美。关注女性外貌外在美与内在美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尊重与对中华民族的负责。

  二、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美国文论家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体的变异,“部分是由于内在原因,由文学既定规范的枯萎和对变化的渴望引起,但也部分是由于外在原因,由社会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变化所引起。”[10]文体的变化受内外因的制约,内因起着主导的、根本性的作用,外因是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这里可以借来分析女性外貌特征描写形成的原因。

  首先,女性外貌描写特征的变化和女性地位的历史变化紧密相连。大体而言,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上世:男女平等,中世:贵男贱女,近世:要求男女平等。中西皆然。旧石器时代,男女关系民主平等而自由和谐,“原始人认为孩子是祖先亡灵化身的再现,女人的生育就像土地生产一样,由于崇拜生殖,女性受到崇拜。”[11](P605)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里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了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西方“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家长是一夫多妻,对女人的管辖十分严格;东方民族中可以看到"叔接嫂制。”[11](P605)在西方的中世纪,女性绝对要从属于父亲或丈夫;而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严格限制和束缚着女子之言行,她们在生活、现实、社会中由中心、重心不断转到了边缘、从属的位置。做人是不幸的,身为女子是不幸中的不幸,因此,其外貌描写也经常被有意或无意的遮蔽与忽视。

  但是一些“另类”作家还是发现了真实状态下存在着的女性外貌之美,他们用手中的生花妙笔写尽女性的各种美:自然美与社会美;现实美与理想美;个性美与群体美。

  其次,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追求,这使得关注女性外貌描写成为可能。李泽厚说:“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我以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特征。”[12]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古代社会,重视氏族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更重视实践理性对外在世界的认知、改造。因此,早期作家对于女性外貌描写追求的是具体、细致、全面,这与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求知、探索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的求知欲、好奇心与冒险精神使得他们主动、积极的去关注周围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当然也包括身边的各种不同女性。当他们用审美性的眼光观察女性时,他们惊奇地发现美的多种表现形式,不仅外界的花草树木是美的,而且女性也拥有自然化的社会美和人性美。于是,他们用文学的、艺术的形式表现女性的不同之美,当然,外貌美是最容易、最直接表现的。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学留下女性美丽的倩影。

  最后,女性外貌之美的存在的被遮蔽导致理想中的女性外貌描写多于现实,但是,这也使得女性外貌描写具有超越性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形成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女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如此的,是男人和社会使她成了第二性。社会把第一性给了男人,男人是主要者,女人是次要者,女人从属于男人。[11](P603)“她是附庸的人,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或绝对,而她则是他者,他者是指那些没有、丧失了自我意识,处于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被异化的人”[11](P603)这一段话指出女性处于被压抑、消极的地位主要是男性造成的,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有失偏颇与公允。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现实生活中,女性次要的、服从的地位的形成具有历史原因,更与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心理相关,这就决定了女性个体与群体只能长期处于匿名、无名的状态。因此,要发现她们的外貌美、思想情感和内心世界是困难重重的,这就注定多数可爱的女性只能默默地出生,无可奈何地死去。能够被作家关注到的女性只是少数幸运儿而已。客观而言女性美的存在是合理的、正常的,这需要若干年后的“文明历史”为“野蛮存在”而证明,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吗?

  女性外貌特征审美意蕴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多样的、立体的,需要我们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对待,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足够的关注,挖掘其外貌特征描写背后隐含着的深层民族文化精神与审美旨趣。那么其审美意蕴又有哪些呢?

  三、女性外貌特征描写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

  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外貌描写体现出的审美意蕴是以阴柔之美为主,同时兼有阳刚之美,阴柔美与阳刚美的结合使其审美意蕴呈现出刚柔相济的美学风格。这彰显出人道主义作家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对其个性的肯定及对其历史价值的重新认识与思考,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一个社会强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是弱势的、被动的、消极的,不同的社会同样需要给予其足够的关注。

  女性外貌描写特征体现出的审美意蕴:阴柔之美和阴柔美与阳刚美相结合的美学风格。首先,阴柔美,阴柔之美主要指感情缠绵、含蓄、细致、细微、细小等。如《诗经·卫风·伯兮》中说:“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2](P93)这位美丽、贤惠的妻子深深地思念着他远行出征的丈夫,丈夫不在家,她无心梳妆打扮。因此,头发散乱像风中飞舞着的蓬草一样,心爱的人不在,我打扮给谁看呢?那棵能医治她不断思念的忘忧草在哪里呢?女性细腻、真实的心理描写是阴柔美的体现。其次,阴柔美与阳刚美的完美结合是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习惯的,也更能满足读者接受的需要。皑皎雪月卓文君、风流女冠鱼玄机,万里桥边女校书薛涛,女中丈夫李清照,红粉豪杰李师师,德才兼备的升庵夫人黄娥,烈魂忠唱河东君柳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个体女性与女性群体用生命的歌声唱出她们生命中的大欢乐、大痛苦与大悲哀,具有阳刚之美。如《唐才子传校注》卷六(156)中的薛涛(770?-832)“涛,字洪度,成都乐妓也。性辨慧,调翰墨。居浣花里,种菖蒲满门,傍即东北走长安道也。往来车马留连。”

  元稹给她寄的诗句有“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胡曾有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制作的薛涛笺广受欢迎,薛涛有《锦江集》五卷传世。薛涛的诗歌大气、高远、雄浑。如《送卢员外》:“玉垒山前风雪夜,锦官城外别离魂。信陵公子如相问,长向夷门感旧恩。”她是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才女,在她身上既有女性的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含蓄细致与热情豪迈两种美学风格有机融合在一起。因此,她是一位有着丰富思想感情与精神世界的独特女性,她以自己的卓越才情为后人留下无数精彩的传奇故事,令人津津乐道不已。

  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的审美意蕴带给我们的新思考有:首先,可以重新认识和思考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话题。马克思说:“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类的存在物。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可以表现出人的自然行为在何种程度成了人的行为。

  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对人来说成了自然的本质”这段话中,马克思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出精辟的论述,男女之间自然的关系既具有自然性,又具有社会性,也是最有效的抵制“异化”的方式之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男欢女爱使人类社会得以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女性外貌描写的特征及其审美意蕴从原始欲望出发,充满理想、激情与渴望,女性的身体是孕育新生命的地方,也是一个有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人开始人生旅程的地方。其次,一般而言人类的世界是两性的世界,肉体与精神并重。就一个男性而言,没有女性的人生是残缺的、不完整的。这种残缺与不完整,表现在物质层面上是性与欲的匮乏;表现在精神层面上是情与爱的缺失。这种双重的缺失,会造成人生的残缺和畸形,对于男性或女性同样是如此的。

  男女关系和谐,家庭才会幸福,社会才能稳定,文明才能延续与发展,文学才会健康与繁荣。女性的美不仅在于外貌,更在于内在的思想和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们以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潇洒的人格、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续写着中国文学新的辉煌篇章,她们及其作品所体现出来的审美意蕴必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充满无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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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易.郭彧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356.

  [2]诗经.王秀梅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庄子.孙通海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

  [4]朱东润主编.历代文学作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严敦易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402.

  [6][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21.

  [7]冯英华.《红楼梦》赋化特征及其文化意蕴[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2):96.

  [8][清]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9]冯英华,李淑兰.白娘子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探析[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3(1):34-35.

  [10][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309.

篇二: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读书心得——从父亲形象缺失的视角解读《小妇人》中的女性意识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小妇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美国家庭——马奇家四个小姐妹的成长过程。奥尔科特写就了父亲常年随军在外、家中只有母亲的陪伴和教导的特殊家庭教育背景下,四个小姐妹如何在生活的历练中长大成人,如何成为具有个人独立价值观念并对生活有所取舍的成长经历。这部文学名著尽管情节简单,但是内容却极为丰富,构思非常巧妙,每一章节都反映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内涵以及对于女性的深刻认识。自从此部作品1869年问世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主题思想探讨了其具有的文学价值,普遍观点是认同这部著作从女性的角度讨论女人的角色和地位,其中NinaAuerbach就极力主张这本小说是有关于女人集体自立的问题,并认为小说颠覆了传统家庭妇女的形象。经过多方查找,笔者发现以往赏析《小妇人》的文章大多是从美学或者超验主义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和分析其写作艺术和文学价值。本文则另辟蹊径,从父亲角色的缺失来分析当时男权社会对弱势女性群体的影响与压迫,揭露女性生存地位之卑微以及挖掘作品中女性形象渴望平等生活的诉求。

  一、作品的时代背景

  19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的生活图景和精神状况不同于现在,那时,美国社会严重受到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思想的束缚和道德观念的支配,认可那种“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社会规约女性不能步入社会的主流生活,她们的适当位置应该在家庭,婚姻是唯一被认可的女性生存的形态,她们应当始终保持贤妻良母的形象。这种使女性处于卑微、从属地位的道德观毫无疑问是一道无形的枷锁,阻碍了女性的个性发展和解放。社会风尚极力倡导男孩子

  可以拥有自由和特权、雄心壮志和主动性,而女孩子则只能遵循温顺和被动的行为准则。女人要生存就必须取悦男性,要遵循男权社会为她制定的价值取向。因此,女性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所具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女儿时要听从父亲的教导,做妻子时又要听从丈夫的管制。

  与此同时,在此社会发展时期,女性通过参加废奴运动、参政运动、禁酒运动等较大地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使传统的家庭观念和以男性收入为主的家庭工资产生了变化,为女性广泛从业、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环境。奥尔科特的作品《小妇人》正是在此时社会思想呈现转型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她一方面受到19世纪末期社会推崇“真正女性”,即孝顺、贞节、柔顺和顾家的传统道德标准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早期女权主义运动的启发,支持女性应该具有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所以,在她的这部作品中既可以看到对于传统社会势力的妥协和批判,又能找寻到对于新生活的向往和畏足,奥尔科特在女性解放的理想追求上还不具有坚决性和彻底性。但毋庸置疑,她的作品在当时还是具有时代性的特色和进步意义。

  作品是以作者的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为构思的来源,作者的父亲就是作品中父亲形象的原型。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就成长于一个缺失父亲角色的家庭之中,她的父亲勃朗生·奥尔科特是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一位教育家和超验主义哲学家,然而,他却整日沉迷于乌托邦式的幻想中,对于家庭生活不管不问,所以,幼年的奥尔科特就不得不同妈妈一道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努力支撑家庭生活的各项所需,用自己稚嫩的双手、瘦削的双肩来完成当时社会所认为的父亲理应尽到的义务。可以说,奥尔科特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为她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真实的写作素材,她充实又艰辛的人生阅历体验为女性的生存状况

  和不平等的社会对待提供了切身感受,这部自传体式的小说就是作者亲历生活的艺术升华,是文学作品“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髓体现,与此同时,奥尔科特所接受到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启发在马奇家四姐妹的身上也被活灵活现地突显出来,独立自主、自强自立的精神品质始终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教化。

  二、父亲形象缺失下的男权压迫

  蒲伯说过:“大多数女人完全没有个性。”而同一时代的拉布吕埃尔则说:“妇女总是极端的,不是比男人好就是比男人坏。”可见在传统的男性文学中,女性受到男权社会的误解至深。女性只不过就是性别的一种,只是从生理功能角度受到男权社会的认可,而在社会性别角度而言,女性完全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社会竞争力,她们总被视为弱者,需要男性的保护,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在男性作家的笔触下,女性一直是逆来顺受,倚望男人过生活的社会寄生虫,从来就不可能具有独立的社会价值。而奥尔科特作为女性作家,能够切实深入地洞悉女性的心理,挖掘她们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在小说中,奥尔科特刻画的女性绝不依附于男人,反而作为男性精神上的坚强后盾,在生活中富有理想,追逐自我的人生目标,独立而又自强。小说中所反映的女性人物具有想要突破传统思想对女性规约的意愿,并且她们也积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所具有的才华践行了这一意愿,为女性同胞树立了追求独立的典范。

  因此,与此相应的就是小说中缺乏男性角色的描写,尤其是缺失父亲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引入。在当时的男权社会背景下,家庭中的权威人物——父亲——对于子女的成长所施加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全文中,父亲这一形象只是间接地得以体现,除了第一章交代马奇先生在服役,马奇先生就一直没有出现在小妇人

  的生活中,直到第十五章他生病的消息才传来。整部作品对父亲这一男性形象的着墨不多,“父亲”是从未走入读者视线的一个小说人物,但从四个女儿的对话和“小妇人”的性格中可以看出他依旧是家庭的脊梁、依靠和精神上的安慰。

  [3]马奇先生——家中唯一的男人,虽然离家去了前线,抚养和教育女儿的重担压在了马奇太太的肩上,尽管如此,家中儿女教育的道德权威和思想传递却源于不在家中、作品中一直处于隐身状态的父亲角色,母亲只不过是父权和夫权统治下的代言人,母亲在女儿们成长的过程中充当着父亲思想的“传话筒”,给予家中的小妇人必要的道德告诫和建议。这一男权势力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可以从马奇太太阅读丈夫从前线寄回家中信件这一事例中展现出来,远在前线的丈夫可以通过妻子行使他对于家庭成员的领导权力,以马奇先生为代表的男性牢牢地掌握着家庭的权威地位,即使在他们鞭长莫及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操纵家中的女人对他们俯首帖耳,仍旧按照他们往日对家庭成员的教化,在缺失男性支柱的生活中乖顺地坚守着自己的女性位置。马奇太太就是此种男权社会制度下的被驯服的楷模,当丈夫鞭长莫及无法亲身实现对女儿们的道德引领时,马奇太太便在家中行使起指挥棒的职责。在夫权体制的支持下,马奇太太对于子女的教育才更显得理直气壮、教子有方。马奇先生这一人物就是男性在家庭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体现,尽管丈夫或是父亲的角色在小说中缺失,但是作为丈夫或是父亲的男性却成为引导“小妇人”生活发展的权威,在每位“小妇人”的个性成长中施加影子一样无法摆脱的影响。

  三、“小妇人”形象对女性意识的彰显

  《小妇人》处处强调了人的个性和尊严,主张自我约束,这种思想来源于超验主义。美国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它反对加尔文教宣传的原罪说及命运先定论,他们认为上帝是仁慈的,自然是上帝的一种化身和象征,也是上帝仁慈的体现;人的灵魂具有神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善良的,人同自然是统一的,人可以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事物,分清是非。他们崇尚独立思考与自立自信,人应该了解自己的价值,在去做某件事情时,去了解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在他们看来个性便是一个人的价值所在。

  《小妇人》中马奇家的姐妹虽然无法避免要承受父亲这一男性权威的威慑,并且尽管在父亲在前方征战的情况下,也被笼罩在消散不去的父权式的说教下,但是她们又无法不受到男子浴血沙场保家卫国从而彰显自身价值的诱惑。父亲这一形象的适时缺失,恰恰提供给小妇人女性意识觉醒的契机,从而使她们意识到女性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和实施的可能性,她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无是处的二等公民,她们也不想继续成为男性权威欺压下的牺牲者,在生活的磨砺中她们不畏艰辛,从自己的成长中觉醒到成为独立的人才能实现自身的生存价值,获得独立的手段就是必须从事工作,用辛勤的劳动来证明自己也可以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工作使小妇人们在肯定自我的同时也享受到了自立所能带给她们的欢愉。

  从而,对自由的无限憧憬、对理想的执着向往、对生活的思悟热爱成为马奇家四姐妹性格品质的共同点,她们还渴望拥有与男性一样的被社会所赋予的特权和自由。没有不可侵犯、至高无上父亲这一人物的存在,奥尔科特所塑造的马奇家的女性形象个个都果敢精练;没有父亲担当家庭生活中的责任,小妇人的身上呈现出了男性所具有的性格特点。

  (1)马奇太太的矛盾性格

  马奇夫人是传统与进步的矛盾结合体,她一方面代言着“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纵容着家中的小妇人们追求自己认可的幸福。由于内战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丈夫远在前线,不能养家糊口,所以马奇太太要外出工作,挣钱谋生以养家。除了在外从事职业获取经济收入以外,马奇太太还不得不在家中的男性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包揽教育子女、指引女儿们健康成长的具体事宜,甚至马奇先生归来后,马奇太太也无法卸任经济的收入者和子女的教导者这双重角色,皆因马奇先生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依然漠视家中的女性生活状态和自己应尽职责的担当。不难看出,马奇太太不仅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同时也担当了养家糊口和精神教导者的责任。虽说她最终还是要转向丈夫以寻求道德上的权威,但她可谓是一个新型意义上“小妇人”的楷模。

  此外,尽管马奇太太深受丈夫在家庭中威慑地位的影响,但她又不失是一位伟大的、成功的母亲。在女儿们体会到失望与苦涩的时候,她告诉孩子们工作是实现幸福生活的一部分,工作比钱和衣服更能让女人体现自己的生存价值。更重要的是她能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帮助别人,她鼓励女儿们接触社会与陌生人,但不要对有权有势之人卑躬屈膝,教会她们正确自尊的生活态度。她把自己的爱全部给了女儿,同时也把自己的爱给了同样贫穷的人,更是把这些爱分给了社会与战争,丈夫在前方战场上献身而她却在后方同样为国家尽一份力,把家里的一切料理得井然有序,不给丈夫增添麻烦,突显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马奇太太女性意识的彰显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马奇先生不在家,家庭的领导权交替到马奇太太手中,这其实是作者在情节安排上为实现女性主义主题的一个精

  心设置。据此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者追求在家庭地位中的平等和发言权,马奇太太成就了女性主义者所期望的一切形式。

  (2)乔的人物性格

  乔是一个具有男孩子气和反抗精神的女孩,她的性格可以用小说里提到过的具体细节来说明:乔热衷于像骏马奔腾似地腾跃自家的围栏,如未能一跃而过,乔不会放弃,直至成功。这一细节的描述清晰地反映出乔永不言弃的个性,而这一性格恰恰是女性独立意识得以萌发的必要条件。乔还是一个自立的女孩,曾卖掉自己的头发来帮助家人;她热爱文学并在写作过程中真正学会了保持自我。她还学会了责任的担当,用小说比赛中获得的奖金让妈妈和贝丝去海边玩一趟,并通过以后的作品维持了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开销,满足了爸爸不在家时,自己成为家中男人支柱的愿望。乔用自己的天分与能力写作,造福了一家人,成功找到[6]了独立生存的道路,有了自己的事业。

  超验主义者重视直觉,认为人要相信和遵循直觉,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自我提高。乔遵循自己的直觉,知道全身心地投入家庭的生活并非是她想要的生活方式,遵循自己的直觉嫁给了真爱——巴尔教授,并且在婚姻中要求自立,“我也许是好胜……我要承受我那一份,我要帮着赚钱养家”。因此,乔的[7]婚姻模式承载了超验主义的婚姻观,女性可以同男性一样享有美好生活的平等权利,并具有追求此种生活所需要的足够自由,社会体系不应当以性别差异建立社会分工。乔的这种婚姻理念与当时妇女运动的倡导者颇为吻合:男女本该平等,女性也可以通过艰辛的努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也能够通过辛勤耕耘经营属于自己的事业,从而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自主、自立和自强。

  乔期冀男女平等,注重自己的选择与决定权,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为争取女性自由独立的女权主义者,她就是在男权社会中被激发出女性意识的典型代表。

  (3)艾米的性格分析

  艾米是一位极具艺术气质的人物形象,她可以为了自己的艺术求索而甘心忍受他人对自己的批评和嘲笑,她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不懈努力,并且从不怀疑自己的才华和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说,艾米是一位坚定的女权主义拥护者,她不屑于成为只是担当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形象,她意识到女性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同样可以创造出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她在自己的理想坚持中充分展现出为了成就事业而必须具备的坚韧毅力。艾米身上体现出了女性对于自身价值的质疑,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位置在家庭的信条已经无法说服女性安守家园,把每日的时光打发在琐细繁杂、无止无尽的家务劳动中,女性同样可以畅游于更广阔的域界,发挥出丝毫不逊男性的创造价值。

  (4)梅格的人物形象

  大姐梅格美丽而朴实,富于幻想又不免迷茫,虽然在她的身上展现出了男权思想困囿下的传统女性形象,即对家庭生活充满了向往,努力逢迎他人的感受,使自己能够成为被社会、被公众所接受认可的标准女性,但是在家庭姐妹共同成长的历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来自其他几位具有女性意识姐妹的影响,在她贤淑的性格本色下添抹一缕叛逆的色调,最终她还是为了她的所爱,放弃了追逐虚荣。从梅格的身上可以看出,女性卑微于男性的思想已然是根深蒂固,当时社会中有多少梅格一样的女性成为传统思想毒害的牺牲品,在婚姻生活中找不到幸福,成为丈夫彰显地位的摆设。但就是这样一位循规蹈矩、受缚于男权欺压的软弱女

  性最后也意识觉醒,不再甘于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大胆追求了自己所认可的幸福。可以说,梅格身上所体现的女性意识思想更难能可贵,而且也说明了女性意识已经被根植于大部分女性的思维之中。

  (5)贝丝的性格特点

  贝丝是家中的老三,她朴实、忠诚、忘我却腼腆柔弱。她总是尽心尽力地用她具有的女性温柔和善解人意来诠释女性的美德,让读者感受到女性所特有的细腻品质。贝丝用女性的视角关爱家庭中的成员,努力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融洽关系,维护着男权统治下的正常家庭生活秩序。贝丝其实很接近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乔,安静的她同时拥有反社会的倾向。这些意识使她不想生活在原本的生活方式中,体现了女性急于想改变传统的女性社会角色的意愿。然而,贝丝[8]的过早离世也是奥尔科特的有意之笔,讨伐了女性屈从男权社会所必然面临的悲惨命运,同时也告知读者,女性独立自主和人权尊重的获得是付出过惨痛的代价的。

  作品中马奇家的四姐妹就是女权主义萌醒的表现,就是女性意识成长的化身,她们用自己对生活的企愿、对理想的执着、对价值的尊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付出谱写了自立自强、勃起奋发的时代女性新篇章。

  四、结语

  奥尔科特的《小妇人》这部作品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对于男性权威俯首帖耳、唯唯诺诺,她们具有自己的思想、具有自己的追求、具有自己的性格、具有自己的生命价值,她们不再把家庭视为禁锢女性个性和才艺的樊笼,而是集

  聚女性意识和女性力量的处女地,女性已经不再把家务劳动看做是自己生命价值的所在。

  此部小说所具有的独特写作之处在于全文中男性角色的塑造甚少,尤其是作为家庭中精神支柱的父亲形象更是在小妇人的现实生活中较少露面,父亲形象的缺失深刻地反映出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家庭成员的控制与影响。然而,当男性无法顾及家庭生活时,家庭中的女性就会沿袭男性的作风为寻求生活保障而自立自强,从而可以看出女性并不是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形象特点,她们并不是离开了男性的保护和经济上的赡养就毫无生存能力,女性的社会公民平等性一直被男权社会的利己统治所压抑。没有男性权威的管理,女性的生活仍旧可以如常进行,可以看出生活中缺失了所谓男性的“顶梁柱”,并不会让女性的精神堡垒就此轰然倒塌,女性仍会以蓬勃的生机迎接每一轮朝阳,她们生活中的阳光依然灿烂。

  《小妇人》不仅彰显了女性作为具有才华的平等公民对于家庭生活所带来的经济效用,而且还浓墨重彩地烘托出女性作为家庭主妇在家务劳动中的重要性,确立了家务劳动是真正具有价值的工作这一超乎时代意义的思想。从此点来说,《小妇人》这部作品不仅具有另辟蹊径的文学价值,而且还具有超越时代发展的社会意义。

篇三: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姓

  名:岳娟

  学

  号:2013504052

  班

  级:2013级中文系3班

  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先天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同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同传统的女性女权作家的性别叙事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不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间,在某些意义上,有其独特性。

  关键字:王安忆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

  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一)平凡甚至卑微的、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将她笔下的一部分女性从原来自在欢乐、衣食无愁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生活现实,使她们经历了为生存而不得不拼搏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转变,她们不但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决然的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人对她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保护伞,从内心感到幸福与骄傲,如小说《富萍》里的富萍、《流逝》里欧阳端丽等,安忆笔下的这些女人,又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平凡女性。她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女人.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存在着风浪,同样王安忆也将这样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二)平凡但坚韧、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是平凡、朴实的,但是她们却不是平庸、无华的,她们各有特色、富有女性内涵,读者在读时可能会感觉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会发人深省,就如同她所说的流泪并不一定是一个人软弱的变现那样具有深意。王安忆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能够在明确目标的平凡生活中,完美的利用自身细微且敏锐的直觉,依靠理性的思维、本我的意识,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哪怕是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就算是在碰壁后,她们依然会另辟途径朝着

  自己的目标前进,她们用自身把生活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的淋漓精致,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妙妙》里的妙妙。王安忆小说中这一系列的小女性人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尽管她们过于平淡,甚者有些琐碎,但是她们有本我的生命意识、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有最实在的人生经历.(三)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敢于超越的女性形象

  对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女性,很多人都会站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与评论,而王安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她却对这类女性的特质加以突出。这类女性冲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前卫的、超越常人的对家庭及婚姻的思想观念,使她们生存于传统的道德底线外。她们对待爱情及生活,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社会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得到性爱满足、或是将其视为交易以此为途径而获得更高、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只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作品中,王安忆用同情、宽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态度来描述这些女性,并通过其作品暗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男女地位带给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的伤害。必须强调的是,王安忆作品的内涵不仅在于提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挖掘,她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为视角,深入人性,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质疑。

  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

  (一)童年的体验

  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经验的积淀1。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2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里有一种很传统的、古典的东西.她乐于在家庭生活里确认一种以男性作为家庭依靠的生活方式,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安心地把小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

  (二)职责的回归

  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女性要在上海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拼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必须如男人般顽强地求生存,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块柔弱的角落,等待着爱人的抚慰。在女性的现实境遇与作者女性理想的巨大反差之下,王安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女性思想,《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这一形象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英雄形象,但是她最终背离了她的道路,汇入了普通的大众的人流。“我不忍让她在30年之后再继续承受英雄的命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60.王安忆.上海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1.

  可以发现那些孤傲的女英雄们的结局大都是不幸的,那些优秀坚强的上海丽人们的婚姻前景是可堪忧虑的,那么反过来看,作者心里能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女性类型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冷静地旁观着女性的立场,理性地分析着男女两性间微妙的支配关系.

  在作者的心里,并不是希望女性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品,而是提醒所有的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面前,再自立的女性都要回到既定的性别格局上来。女性越独立自主,给男性的压力和责任就越大,在确定婚姻家庭关系之前,怎样的性别换位都行,一旦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确定,要想维系这种传统的关系,女性应该确立一种依附意识3。王安忆在散文《坚不可摧》中有一段议论:“女性依然是男性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负,越是独立自主的女性,这责任越沉重。无论是如何自由地在男女关系中互换位置,到了婚姻面前就各回各位,无法含糊通融。婚姻的方式坚不可摧。再是屈从的男性或是独断的女性,都无法否决婚姻关系中的既定性别制度.在强大起来的女性跟前,男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担任起软弱的角色,他们甘当昔日的女性角色,由着女性专权,这只有在婚姻外的男女关系里才可以实现。”《流水三十章》里的张达玲最终背离英雄的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当然,作家所持有的女性依附意识与传统女性的依附意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基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而呈现出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是女性的主动选择,选择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依附,而是相对而言的,是人性的自然呈现;后者则是在女性主体意识沉没于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统治的前提下,被迫地进行的选择,因此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依附,注定了她们的不幸.(三)曲折的表达

  在王安忆“三恋”系列发表后,也有许多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三恋"中持女权主义立场,吴亮就说过:“女人中心立场在这三部小说里愈演愈盛.”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形象里,确实也能看到些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子.从那些有着西方女权主义影子的上海女性们的不幸结局里,我们发现作者的重心不是在宣扬女权主义,而在冷静地阐发上文提到的女性依附意识4。因此,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很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中的上海和上海女性,作者一方面尊重作品的现实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女性意识,而是在一个个坚强自主的上海女性的不幸故事中巧妙地传达了出来,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者从小在上海长大,在对上海女性耳闻目睹的同时,也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因此,她笔下的上海女性不仅拥有真实的历史感,也具有作者的主观印记。作者在构筑上海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都市丽人们在新时期下的生存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她独有的女性思想。

  四.结语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践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以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去观察人自身和世界,体认女性经验,表达女性意识,并对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了艺术提升,抵达一种集体经验;同时,她的小说创作也努力摆脱将女性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男性中心叙事传统,进一步书写女性自身的文化想象,颠覆了男性表达其意志和理想的编码与组合,开辟了另外一个不同于男性价值陈规的话语空间,通过质疑传统的性别秩序,重构新的女性角色,赋予日常生活以本质意义,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肯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突显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06).[2]徐德明.历史与个人的众生话语[J].文学评论,2001(01)。

  [3]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

  中国女作家批评[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23。

  [5]刘钊。妇女研究论丛[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3。

篇四: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作者:肖晓

  来源:《北方文学》2017年第32期

  摘要:张爱玲是二十世纪最具创造力的女性作家之一,她成熟的女性意识是她作品中最大的闪光点。本文通过对张爱玲代表作品中的重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论述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独特展现。

  关键词:张爱玲;创作特色;女性意识

  一、女性意识及张爱玲女性意识产生的原由

  (一)女性意识的内涵

  女性意识在女性文学批评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女性意识的基本内涵,是以性别为基础包含生命、自我、哲学、自审等多种内涵的意识觉醒。

  (二)张爱玲女性意识产生的原由

  作品创作与作家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张爱玲小说中关于女性爱情、人生、命运的种种描述与她的人生经历和社会背景息息相关。

  张爱玲出生地上海是当时世人眼中小资、海派的聚集地,也是她作品的根源地。张爱玲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以自己独特的视角,描写了大都市背景下的百态人生。站在女性的立场认清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倾述着女性的需要,争取给女性自由恋爱、经济独立和自我救赎的能力。

  二、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意识的独特展现

  (一)对女性命运和婚姻的关怀

  纵观张爱玲小说,张爱玲始终关注女性这一群体。通过对自己笔下女性人物的命运和婚姻的关注,表达强烈的女性意识。张爱玲所处的社会背景纷繁复杂,但她只把关注点放在女性身上,关注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女性的命运和婚姻。张爱玲曾说过:“像恋爱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从无数各个不同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正如张爱玲所言,她的小说中选取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女性典型,她的女性意识也表现在她对女性生存和婚姻的关注上。

  1.极度物欲、极度缺失——葛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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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对物欲的极端迷失体现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担忧。葛薇龙是一名接受新思想、新教育的女性,她来上海的初衷是完成学业,却在姑母的圈套中一步步走向堕落,甘愿充当她姑母猎取情人的工具。她意识到堕落也想过反抗,但她自身的极度物欲迫使她向金钱世界妥协,有意地挤向上流世界。

  当她从姑母那里得知乔琪乔有能力娶她,但不甘心娶她这样没钱的人做妻子,葛薇龙不假思索地对姑母说表示没钱但可以赚钱。从此,她便意识清醒地走向深渊,她要用色相挣得生存空间,作婚姻的筹码。这种极度物欲、自甘堕落、自我放逐使得她逐步的陷入深渊,也是她悲剧婚姻的根源。葛薇龙寄托了张爱玲对女性命运的深深担忧,她清醒的意识到没有真正的独立,婚姻终究只是一场色相与金钱的交易,寄托了张爱玲对女性群体、对女性婚姻的关怀。

  2.自救与沦陷中抗争——白流苏

  如果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重点关注的是葛薇龙一步步走向深渊的命运,那么《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则是张爱玲对女性婚姻的重新解读。白流苏本是一个聪明的女性,她费尽心机却得不到范柳原的真心,在辗转流离的爱情中自救又沦陷。

  对白流苏来说“婚姻是一种比其他许多职业都更有利的职业”。白流苏被无情的家庭抛弃丧失生存的避风港,对她而言,现实的生存比浪漫的爱情更为重要。她想通过婚姻把范柳原捆绑住,并从他身上获得这种经济上的安全感。而范柳原看中只是白流苏的姿色,对她也是召之即来挥之则去,甚至玩弄手段享受白流苏对自己的爱慕带来的虚荣,毫无真心可言。若不是香港沦陷战火硝烟无情,白流苏和范柳原的婚姻也幾乎不会成功。婚后的范柳原依然不是真心爱白流苏一人,婚姻并没有使他变成绅士、君子,他不再和白流苏打情骂俏,而把温柔的情话说给别的女人听。通过白流苏的境遇,张爱玲深刻揭露了维系于男人的婚姻观的荒谬,这种靠战乱和算计得来的婚姻,女人在其中永远得不到公平和自由。婚姻变成一场色相与金钱的交易,其中的男女各取所需。张爱玲塑造这样的人物,正是出于对婚姻的关怀,出于对女性的鞭策与警醒,呼唤女性独立自强,勇敢的站出来正视婚姻,敢于对不平等的婚姻做出抗争和挑战。

  (二)歌颂独立女性,呼唤新女性

  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半身缘》中的女主人公,温柔、善良、独立而又执着。家境贫寒让顾曼桢自小便养成的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性格。顾曼桢完成学业后有了自己的工作,跟姐姐顾曼璐一起分担着家庭经济负担,养活一家人。本着用劳动和双手改变现状的顾曼桢是自由独立的,并以此规划好自己的人生,而一切都在与命中注定的世家子弟沈世钧的相遇改变。相遇是注定,与沈世钧相爱更是命中注定。沈世钧深深爱上了单纯善良、积极向上的曼桢,两人冲破世俗观念相爱了,沈世钧家中突生变故回到南京,顾曼桢姐姐顾曼露生病发现不能生育,却因急切想要步入婚姻、笼络祝鸿才的心,与祝鸿才一起谋划借腹生子计陷顾曼桢。而后,顾曼桢怀了祝鸿才的孩子并被囚禁直至生子,在这期间,沈世钧因误会已为人夫。顾曼桢在被囚禁期间,一直把与沈世钧的重逢作为精神支柱,在得知他已结婚后,最后的精神支柱也完全垮掉,美丽的新女性就这样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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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曼桢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代表了张爱玲对女性独立的呼唤与追求。顾曼桢是真正的新女性代表,自尊、自立、自强、聪明、理性、执着。因而,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意识表达最全面、最根本的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深刻表现出张爱玲对独立知识女性的歌颂和对新女性的呼唤。

  三、别具一格的写作方式

  张爱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别具一格的女作家,无论是性格、处事作风还是文学创作,在当时都是一面旗帜。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多是以青年男女情爱为主题,涉及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借生活中的小事展现当时社会背景下人性的丑恶和社会背景下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她从女性的视觉发出对女性意识的呼喊,歌颂独立、自信、自尊的新女性。

  在小说创作方面用其独特的叙述方式对生活小事和通俗创作题材的特殊处理形成了特有的苍凉、读之令人悲悯的文风,也因此形成自身特立独行的女性文本。

  张爱玲小说写作中有着自己的写作特色,张爱玲以女性形象为创作出发点表达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唤和追求,但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神化的女性,而是普普通通的、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女性或拜金丑陋或真诚善良或自私软弱或独立执着,但都是真真切切的、可感可触的人。读她的小说,仿佛我们就是其中一员,更能深切体会她笔下的人物心理。

  张爱玲小说中的平凡小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构成了她的通俗化写作方式,用平凡的笔调写出真实的百态人生。尽管人物形象千姿百态,我们却能真实触碰到感受到,甚至是觉察体验到每个人物的悲剧命运。独特的叙述方式,多角度视角描写形成的张爱玲的行文风格,批判现实的直接露骨,使其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抹上厚重一笔。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写什么[A].张爱玲文集[M].合肥:合肥文艺出版社,1996.[2]张爱玲.第一炉香[A].张爱玲作品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7.[3]张爱玲.半身缘[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4]刘锋杰.“故事下的故事”——张爱玲作品的叙事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11.[5]邓丽娟.张爱玲译作中的女性主义干涉策略研究[D].贵州大学,2007.[6]陈理慧.论张爱玲的女性意识[D].西北大学,2002.[7]苏丽.张爱玲小说女性意识在电影改编中的流变[D].苏州大学,2009.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8]张瑶.伊迪丝·华顿与张爱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比较[D].辽宁大学,2014.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篇五: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浅谈王安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姓

  名:岳娟

  学

  号:2013504052

  班

  级:2013级中文系3班

  指导老师:杨高平

  摘要:王安忆作为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其本身所具备的女性身份带给她的先天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同男性所持有的女性主义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方式,同传统的女性女权作家的性别叙事也有着泾渭分明的不同。王安忆的女性意识介于传统与现代的女性意识之间,在某些意义上,有其独特性。

  关键字:王安忆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一、女性文学与女性意识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女性文学”这一概念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女性意识迅速发展趋向成熟。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充分发挥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真实地呈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她们对女性自身,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深刻加以剖析、反省.

  女性意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产物,女性意识主要包括女性主体意识、地位意识、价值意识与解放意识。从女性意识的培养与形成角度,主体意识的形成为最终结果,即首先是女性对社会中性别不公现象的不满,进而引发对女性价值的重新评价及对传统性别观念的质疑和自我解放,从而最终导致女性主体意识的树立和向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转变。依照意识是流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基本认识,女性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终极的、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也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一)平凡甚至卑微的、以家庭为重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将她笔下的一部分女性从原来自在欢乐、衣食无愁的生活,推向了无奈的生活现实,使她们经历了为生存而不得不拼搏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转变,她们不但能够坦然的面对,而且决然的肩负起家庭重担,此时在她们心里这个家庭和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人对她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她将自己视为他们的保护伞,从内心感到幸福与骄傲,如小说《富萍》里的富萍、《流逝》里欧阳端丽等,安忆笔下的这些女人,又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丈夫为生命的平凡女性。她们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将自己定位于好妻子、好女人。但是在现实中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会存在着风浪,同样王安忆也将这样的一面呈现在读者面前.(二)平凡但坚韧、富有顽强生命力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所塑造的女性是平凡、朴实的,但是她们却不是平庸、无华的,她们各有特色、富有女性内涵,读者在读时可能会感觉平淡无奇,但是细细品味却会发人深省,就如同她所说的流泪并不一定是一个人软弱的变现那样具有深意.王安忆的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们能够在明确目标的平凡生活中,完美的利用自身细微且敏锐的直觉,依靠理性的思维、本我的意识,尽自己最大努力将命运掌握在自己

  手中,哪怕是前路坎坷、布满荆棘,就算是在碰壁后,她们依然会另辟途径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她们用自身把生活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演绎的淋漓精致,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流逝》里的欧阳端丽、《妙妙》里的妙妙.王安忆小说中这一系列的小女性人物,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演绎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尽管她们过于平淡,甚者有些琐碎,但是她们有本我的生命意识、有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有最实在的人生经历.(三)面对传统的道德伦理敢于超越的女性形象

  对于不顾一切的追求物质和身体欲望的女性,很多人都会站在伦理和道德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与评论,而王安忆并没有这样做,相反的她却对这类女性的特质加以突出.这类女性冲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她们前卫的、超越常人的对家庭及婚姻的思想观念,使她们生存于传统的道德底线外.她们对待爱情及生活,没有过多的考虑过社会意义,只是单纯的为得到性爱满足、或是将其视为交易以此为途径而获得更高、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享受,只为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

  作品中,王安忆用同情、宽恕、乃至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态度来描述这些女性,并通过其作品暗示,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男女地位带给处于性别弱势的女性的伤害.必须强调的是,王安忆作品的内涵不仅在于提示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对人类命运的挖掘,她以其特有的女性经验为视角,深入人性,针对人类本性和现代问题提出发人深省的质疑。

  三.传统女性意识的当代回归

  (一)童年的体验

  王安忆的女性意识源头最早来自于童年体验.作家的无意识心理,一方面是民族历史、社会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沉淀;另一方面又是个人历史经验,特别是早期经验的积淀1.王安忆的童年经历对其女性审美偏好也产生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纪实与虚构》中也有过类似的内容:“那时候,母亲正忙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天一早出门晚上十点钟才可到家.那时我父母每天上班,接受*****的考验,家里成了我的天下.”散文《思路》里也提到:“小时候,我很寂寞。爸爸在南京尚未调回上海,姐姐上学,阿姨在厨房烧饭,妈妈呢,则在小房间里,把门关得很严,不知道在干什么。我觉得这样无视我的存在,完全是不应该的。我撅着嘴,心里是一样的恼火,思路算什么?难道比我的寂寞还重要?”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致使童年时代的作者无法感受到母爱。对母爱的渴望使得作者在潜意识里更倾向于那种古典家庭贤妻良母型的女性.

  王安忆和李昂在关于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的对话中强调:“我现在特别想回到一种自然状态,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里操持。”2我们也可以看出在王安忆的女性意识里有一种很传统的、古典的东西。她乐于在家庭生活里确认一种以男性作为家庭依靠的生活方式,希望女性回归家庭,安心地把小家庭操持得井井有条。

  (二)职责的回归

  现实的生活是严酷的,女性要在上海这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拼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就必须如男人般顽强地求生存,但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仍然保留着一块柔弱的角落,等待着爱人的抚慰.在女性的现实境遇与作者女性理想的巨大反差之下,王安忆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女性思想,《流水三十章》中张达玲这一形象是作者刻意设计的英雄形象,但是她最终背离了她的道路,汇入了普通的大众的人

  盛英.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760.王安忆.上海女性[M].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8:1.

  流。“我不忍让她在30年之后再继续承受英雄的命运."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可以发现那些孤傲的女英雄们的结局大都是不幸的,那些优秀坚强的上海丽人们的婚姻前景是可堪忧虑的,那么反过来看,作者心里能得到幸福婚姻生活的女性类型是怎么样的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她冷静地旁观着女性的立场,理性地分析着男女两性间微妙的支配关系。

  在作者的心里,并不是希望女性沦落为男性的附庸品,而是提醒所有的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面前,再自立的女性都要回到既定的性别格局上来。女性越独立自主,给男性的压力和责任就越大,在确定婚姻家庭关系之前,怎样的性别换位都行,一旦这种婚姻家庭关系确定,要想维系这种传统的关系,女性应该确立一种依附意识3。王安忆在散文《坚不可摧》中有一段议论:“女性依然是男性不可推卸的责任重负,越是独立自主的女性,这责任越沉重。无论是如何自由地在男女关系中互换位置,到了婚姻面前就各回各位,无法含糊通融.婚姻的方式坚不可摧.再是屈从的男性或是独断的女性,都无法否决婚姻关系中的既定性别制度。在强大起来的女性跟前,男性似乎理所当然地担任起软弱的角色,他们甘当昔日的女性角色,由着女性专权,这只有在婚姻外的男女关系里才可以实现。”《流水三十章》里的张达玲最终背离英雄的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当然,作家所持有的女性依附意识与传统女性的依附意识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基于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而呈现出人的自觉和女性的自觉,是女性的主动选择,选择的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依附,而是相对而言的,是人性的自然呈现;后者则是在女性主体意识沉没于农业社会和宗法制度统治的前提下,被迫地进行的选择,因此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依附,注定了她们的不幸。

  (三)曲折的表达

  在王安忆“三恋”系列发表后,也有许多评论家认为作者在“三恋"中持女权主义立场,吴亮就说过:“女人中心立场在这三部小说里愈演愈盛。”在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形象里,确实也能看到些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子.从那些有着西方女权主义影子的上海女性们的不幸结局里,我们发现作者的重心不是在宣扬女权主义,而在冷静地阐发上文提到的女性依附意识4。因此,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很真实地再现了现实中的上海和上海女性,作者一方面尊重作品的现实性,但在另一方面也并未放弃自己的女性意识,而是在一个个坚强自主的上海女性的不幸故事中巧妙地传达了出来,其间的曲折是可想而知的。王安忆曾说过:“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作者从小在上海长大,在对上海女性耳闻目睹的同时,也有了清晰而透彻的认识。因此,她笔下的上海女性不仅拥有真实的历史感,也具有作者的主观印记。作者在构筑上海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都市丽人们在新时期下的生存道路,并逐渐形成了她独有的女性思想。

  四.结语

  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实践立足于女性主义立场,以完全不同于男性作家的女性视角去观察人自身和世界,体认女性经验,表达女性意识,并对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作了艺术提升,抵达一种集体经验;同时,她的小说创作也努力摆脱将女性作为对象和编码的男性中心叙事传统,进一步书写女性自身的文化想象,颠覆了男性表达其意志和理想的编码与组合,开辟了另外一个不同于男性价值陈规的话语空间,通过质疑传统的性别秩序,重构新的女性角色,赋予日常生活以本质意义,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肯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突显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可以说,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具有某种程度的女性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王德威。海派作家,又见传人[J].读书,1996(06).[2]徐德明.历史与个人的众生话语[J]。文学评论,2001(01)。

  [3]西慧玲.西方女性主义与

  中国女作家批评[J].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23。

  [5]刘钊.妇女研究论丛[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3.

篇六: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在男权主义主宰历史话语中,女性逐步觉醒,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重新定位自我,女性精神追求的变化,都体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对当代文学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古代女性意识觉醒启迪

  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主导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础,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社会上的女性地位也得不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群体认同。因而从主观到客观层面俨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两性的基本格局,以男性为主导意识,以愚化女性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绝代佳人、贤妻娘母、还是男性以美女自喻的形象,皆是“空洞能指”。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女性[1]。女性逐步发展成为了男性社会的附属产品。

  尽管在我国文学史上难以寻得女性文学家的踪迹,但是较少数的女性作家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不容忽视,大多数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也说明了女性是男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古代女性的创作以及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不断重新定位,已逐步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追求解放的发展趋势,女性精神追求和不断的定位自我对当代仍然有

  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众多作家塑造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而形象出众、个性鲜明的则数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男权主义,追求自主自立,抑或是大胆追求爱情的新兴女性,如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等。这类女性思想之先进,行为之大胆,在中国封建史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及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这里我们将浅谈几类重要的女性形象的现代意义,重点分析女性形象

  中女性角色及精神追求的变化及给我们的启示。

  一、才女形象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总体上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主权意识遭到扼杀,女性在封建道德思想中“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文学上的创作量不及男性,但是在创作水平上不输男性,各有千秋。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反映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体现自己的人生阅历,将自己的一生真实的展现。最为典型的数词人李清照、朱淑真。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不畏封建男性的异样眼光,对女性自我情怀的抒发,这种自我意识,不畏男权的思想值得大力提倡,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

  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大致是甜蜜的,着重女性自我世界情感的抒发。自始自终地、多侧面地书写和表现自己思想与感情的全部历程,通过女性的视角,运用女性的口吻,传达出女性特有的羞情和审美感受。“易安体”的内容、思想、情感、手法、语言包括音韵(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的运用)的特

  殊处理,均与善于表达女性生活情感的词体形式,达到水乳交融的完美契合。而发展到了后期,面对着国破家亡,残壁断垣,李清照把她的怀念故国之情以女性的细腻笔法抒发出来。她的词不如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等封建士大夫在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放、粗犷,并没有在词中充满了正义感,政治感,而是基于女性自然人的生命体验,所表现出的用生命所难以承载的痛苦。

  李清照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而一个精神自由,个人感情充实没有枷锁禁锢的自由女性形象,她的内心世界充分被文学化了,这在封建男权社会体系中是很难得的。因此李清照的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的进步、女性的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为爱抗争的形象

  在爱情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勇敢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俗,挣脱包办婚姻的牢笼,勇敢追求爱情,大胆地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如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等各富特色的女性形象。

  尽管她们身份地位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但是她们追求爱情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这些勇敢大胆的女性在所处的时代犹如平地一声雷,唤醒了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苗芽,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对抗“严肃”的社会礼教,挑战了社会的权威。这类为爱情执着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大获成功。

  崔莺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就不管不顾,抛开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惜与母亲抗争到底,最后成为了一名爱情的斗士,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而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更加显得爱情的伟大,和她追求爱情的决心。《牡丹亭》的社会影响力更加深远,以至于《牡丹亭》一出,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再看看杜十娘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一波三折,然而最后遭到了背叛,但依然坚守自己心中那份纯洁的爱情,以死为爱情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样的爱情悲剧更加具有震撼力。她们的文学形象依旧在历史长河中鲜明清晰,成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一曲曲赞歌。

  爱情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不竭题材,塑造了一系列人物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当代看来,这些女性的为爱痴狂成为众多人的典范,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更加勇敢无畏,同时也为现当代的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如《获虎之夜》里的莲姑,《雷雨》中的繁漪等等。三、女英雄形象

  温柔贤惠,才貌双全的女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中向来都不缺乏,然而,她们大多数都因为生活在男权主宰社会的大环境中,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中国古代文学是倾向于婉约温柔方面发展的”[3].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英雄形象,这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她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明课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是对男权社会的当头一棒。如《水浒传》中塑造了个性迥异的梁山108好汉,在这其中也塑造了三个个性鲜明的女英雄形象——顾大傻、孙二娘、扈三娘。

  从很大程度上,女中豪杰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主义的专属地位,集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地位的

  传统文化思想,在三位水浒女英雄的身上,我们解读到了女性自我角色意

  识的开始转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很大的突破。摒弃了传统塑造美女形象的写法手法,而是在厮杀中刻画她们的豪放与大胆,拥有一身好武艺。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取代了丈夫作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为古代文学中的女权主义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4】。

  从《水浒传》之后,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如《杨家将演义》中的雁门女将和《聊斋志异》中的各类奇女子,出现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角色意识有了全新的内涵。一系列的女英雄形象从文本扩展到现实,也使女权思想从文本延伸到社会现实,推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转换。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少有记录女性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记录了很多女性的历史轨迹,不管是女性作家,还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前行。当然不仅在文学方面,古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不断前进方面,女性自我意识也对推动当代社会继续前进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悦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上海文论1989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3、谭正璧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M]上海光明书局19304、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Z]中华书局1977

篇七: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及其价值

  张洁是20世纪80年代最具女性意识、最富才情的女作家。她以自己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以女性作家特有的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尤其以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思索而给新时期女性文学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张洁的作品一方面表现了对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身为女性这一实事驱使她一次又一次将笔触游进女性世界,抒写女性故事,探寻她们精神世界的建构。张洁几乎勾勒了当代女性独立、解放的完整的精神历程。张洁的文本实践作为她对女性命运的一种形象表述,主要是通过对传统女性神话的拆解以及男权中心历史所形成的文化偏见的颠覆,来张扬其女性意识。

  张洁的女性意识主要表现在“女性观”和“婚姻爱情观”两方面。张洁在《方舟》中提出:“女人是独立的”女性观,并提出“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它是靠妇女自强不息,靠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实现”。与传统的女性观和现实的女性观加以比较,张洁的女性观在当代不能不说是进步的,因而也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张洁是一位理想的的爱情主义者。她满怀爱情理想,构想一种美好的两性情感关系,给新时期女性文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张洁以独具一格的勇气,女性的率真敏感给刚刚苏醒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爱,是不能忘记的》,可以算作新时期女性文坛中最早的探索婚姻爱情观的文学作品。随后张洁又发表了《方舟》、《祖母绿》等作品。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张洁苦苦追寻理想的爱情婚姻,追寻着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张洁为新时期女性文学树

  立起一面理想主义的大旗。

  总之,张洁的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充分体现了新的发展时期的时代特点。它

篇八: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内容提要

  李碧华的小说以犀利的笔锋、纠结的情节和浓烈的情感在当代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其笔下的人物饱满鲜明,各具特色,但他们都有相同点,都是一群尘世中挣扎于爱恨纠葛的痴男怨女。李碧华笔下的女子多为痴情所误,终生都沉溺于爱火中备受煎熬,而男子却胆小怯懦,只贪恋情欲与美貌,不懂得付出真心,所以在她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

  作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作家,李碧华以独特的女性视角通过一段段恋情塑造了许多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大多具有反抗性和新世纪女性自主独立的特质,如《青蛇》中的青蛇,《胭脂扣》里的妓女如花和《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里的川岛芳子等女性形象。李碧华塑造了许多率真的痴情女子,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她们都敢爱敢恨,敢于抗争,刚强独立,与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这些人物的塑造都夹杂着作者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情感,她借这种独特的方式传达了她对女性意识的看法。李碧华在描写女性美丽的同时注重对现代女性独立特质的描写,唤醒女性的反抗意识,使女性具有独立的人格,表达出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男权利制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从而引发无数对人生、人性的思考。

  关键词:李碧华

  小说

  女性形象

  浅议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

  李碧华的小说以犀利的笔锋、纠结的情节和浓烈的情感在当代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其笔下的人物饱满鲜明,各具特色,但他们都有相同点,都是一群尘世中挣扎于爱恨纠葛的痴男怨女。李碧华笔下的女子多为痴情所误,终生都沉溺于爱火中备受煎熬,而男子却胆小怯懦,只贪恋情欲与美貌,不懂得付出真心,所以在她的作品多以悲剧收场。李碧华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女性细腻的情感将尘世间的爱恨纠缠描摹的淋漓尽致,彷佛带领读者跨越时空的界限穿梭于各个朝代背景,领略一场场情感盛宴。李碧华塑造了许多率真的痴情女子,她创造出的女性形象敢于抗争,对传统认定的角色与形象进行颠覆。毫无疑问,女性是李碧华小说绝对的主角,这些女性或者是蛇妖、女鬼,或为戏子、婊子,形象往往怪异另类,栩栩如生。本文主要从李碧华的八部长篇小说《青蛇》、《胭脂扣》、《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入手,考察其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特征,探讨其意义和价值。

  一、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的特点

  1.敢爱敢恨,刚强独立

  李碧华的小说在描写女性软弱的同时极力展现出女性的刚强。无论是《青蛇》中的小青,《胭脂扣》中的如花还是《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都无一例外的展现了女性的刚强独立之美,体现了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

  李碧华小说《青蛇》是对《白蛇传》的改写。在这里青蛇作为一个主角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她不再是姐姐的附属品。文章开篇中提到“我是一条青色的蛇。并不可以改变自己的颜色,只得喜爱它。一千三百多年来,直到永远。在年轻的时候,时维南宋孝宗淳熙年间,那时我大抵五百多岁。”李碧华将小青作为主角,站在小青的角色看待白蛇和许仙的爱情,描写她如何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白蛇此次化作美丽娇艳的人形在人间游戏,因为有了千年的道行相助,所以她的许多凡尘情感可以轻易的生成,她的欢笑悲泣都是随心而来,与常人无异。可是白蛇为了自己爱的男子不惜隐藏自己千年道行,故意将自己伪装成愚钝的女子,故意不去猜出许仙手里拿的东西,遇事求助于许仙,这一切只是为了取悦许仙。小青眼里的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是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下子什么都有了。是的,是她先爱上了他。他心里明白。一见他这副表情,我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这样的因缘里,谁先爱上谁,谁便先输了一仗。他太明白了。他也爱她。但比起来,他那么平凡,她竟毫无条件送上了一切。”这里的白蛇为了自己爱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尽自己所能帮助许仙取得一切,整日为这个男人担心,甚至为了救他冒着生命危险拼命去寻找灵芝。她想要与他一起生活一起抚养孩子,过平凡人的生活。她忘掉了自己是一个拥有千年道行的蛇,她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只是许仙的妻子,一切都以许仙为中心。而小青修炼的时日尚浅,她才是五百年的道行,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自己独立意识的蛇,她也有自己的想法,见那许仙跟白蛇终日厮混纠缠,欢乐逍遥,不由得心生妒意,暗下决心要跟姐姐斗法比拼,不相信自己拿不下许仙这等食色俗人。小青不再是以往依附姐姐的一个小丫头,“小青身上有一种复苏的女性个体意识,敢于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情爱。一个柔弱女子,为了爱,可以不顾世俗礼教道德的羁绊,追求自己的所爱,表现的轰轰烈烈。”她主动大胆的追寻自己的爱情,只可惜她爱上的许仙却是姐姐的丈夫。她勾引许仙是因为爱她,为了许仙,她不惜在姐姐喝了雄黄酒后①

  用七根绣花针定住姐姐的蛇皮让她露出原型,不料却将许仙吓死,这一切只是为了得到许仙。可是她最终却发现许仙与世间一般男子没有区别,不过是一个卑鄙胆小无担当的人,在法海收白蛇之时,他没有帮助白蛇而是抱头飞蹿。青蛇在经历了这一场悲欢离合之后,终于明白“貌似情深的许仙其实一直在装笨,以图在她与素贞的斗争中坐收渔利,他早就吃定了她们姐妹两个。这是在现实的夹缝中求生存的男人和女人,为求一点可怜的世俗享乐,他们不惜伤害他人”②正如许仙的辩白:“我不过血肉之躯”许仙承认自己只是凡人之身,所以舍弃不了凡人的欲望。不过是如此不堪的一个男子而已,枉两人不惜姐妹反目,为了许仙明争暗斗,争风吃醋,谁都不愿意让步;而许仙却是一个十足的猥琐小人,情场浪子,游走于两人之间,表里不一,口是心非。所以当最后姐姐被压雷锋塔后,她决然的一剑刺向许仙的胸口,此时的许仙不再是她爱的人,而只是一个懦弱的男人,而她的那一剑也是对男性霸权的反抗,她以一个胜利者的形象站立在男性面前。

  传统的文本里男子作为女性的主权者,支配女性,为女性做决定,而小青的角色成为一个特别的存在,她不再依附于姐姐,对姐姐惟命是从,也不去依附于许仙,她敢爱敢恨,不学姐姐对许仙唯唯诺诺,在看到许仙人性丑恶的一面后,毅然决然做自己独立的主人。在这里男性的主导地位荡然无存,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展现在人们面前。

  2.勇于抗争

  李碧华的作品中不乏这样的角色,如《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里经历轮回转世的潘金莲,《秦俑》里自己跳入火海而将生的希望留给蒙天放的冬儿,《诱僧》里以身殉情的红萼公主??这些女性的共同点是她们都敢于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

  《胭脂扣》中的如花是五十年前的名妓,她是倚红楼的头牌。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但当面对十二少的浪漫攻势,如花这个见惯了虚情假意,逢场作戏的妓女终究沦陷了。即便她是烟花柳巷的一个妓女,见惯了男人取悦的手段,但是,她依旧只是一个女人,逃不脱世俗的爱情。此时的她全心全意与十二少在一起,放下自己头牌的身份,暂时忘记十二少阔少的身份,两人一起共度甜蜜的日子。纵然妾身有意,郎却无奈。一个妓女和一个阔少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不会得到承认,十二少的父亲已经为自己的儿子寻得如意妻,这是他们需要的门当户对。如花决定进行抗争,她不愿意自己苦苦相守的爱情拱手让人,于是动了双双殉情的心思。“如花这时成为一个反抗者的形象,企图用一场残酷的豪赌实现对父权制的颠覆”③她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去赌一场看不见未来的爱情,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抗争,而她抗争的对象却是一直以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所以她失败了,最后,一代名妓香消玉殒,而十二少却被救活。她一直记得他们殉情前的约定,因此她在黄泉路上苦苦等待却一直不曾见到十二少。如果,如花的努力到此为止也就罢了,可是,作为一个追求个性独立的女性作家,李碧华不会让自己喜欢的女性角色就这样从作品里消失。她让她以女鬼如花的角色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这时的如花放弃了自己来世在阳间十年的寿命来到人间找寻自己一直未曾找到的爱人。最终,在世间一对善良的小情侣的帮助下,如花见到了昔日的恋人,经过几十年的风雨沉淀,十二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公子哥,而是成了一个白发苍苍,佝偻猥琐的老头。当昔日为爱痴狂的恋人再次相遇,如花终于明白一切都已物是人非,再也回不到从前,这么多年执着的寻找也终于有了结果,自己苦苦找寻的恋人不过是一直在人间苟延残喘的活着,并不是如她所愿和她一起在阴间重逢。于是她带

  着诸多感悟踏上了轮回转世之路,对她来说无论是在阴间或是阳界,都已没有值得留恋的人和事。小说的结局,李碧华安排如花将象征她情爱幻梦的胭脂扣留在了人间,而她自己安然离去,她走得淡泊而宁静。此时的如花已经觉醒,为了一个贪生怕死的男人,自己的努力也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她在阴间苦苦执意等待,而他却在阳间苟活,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爱情又何必再留恋?妓女如花,为了爱情不惜以死抗争;女鬼如花,虽然身处阴阳两界,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宁愿折寿也来阳间找寻自己的前世恋人。最终却因为恋人的背叛而毅然决然的离开阳间到阴间转世投胎。作为一个女性,从依附于男性一切以男性为中心到为了自己的爱情与父权制进行抗争,从留恋爱情到发觉恋人的背叛自己独自离开,这是很大的突破。

  《满洲国妖艳——川岛芳子》中的川岛芳子是大清肃亲王府的十四格格,七岁那年,当别的小女孩都在父母膝下承欢的时候,她就被自己的亲身父亲作为富国计划的一部分当做玩具送给了他中意的日本人川岛浪速,他将自己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这个自小聪慧的女儿和川岛浪速的身上。在被送往日本之前,母亲让侍从为她穿上一件白绸做的旗袍时,她说“我是中国人!我不是日本人!”也许这时她已经感觉到了自己的命运或许会因为这件白色的旗袍而改变,所以她想要摆脱,她说“我不愿意到日本去”。她太小了,再不愿意,也摆脱不了父亲为自己抉择的路,她还是踏上了去往日本的路。独自在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日本人一起生活着,一个小姑娘又知道什么呢,也许是自小离家,她学会了适当的保护自己。当同学们揶揄她的家乡时,她能够说出“我的家乡在妈妈肚子里”这样一种不正面去对抗的言语,这时的她正在慢慢成长。十四五岁的她经历了父母先后离世的消息,因为从小就接受训练,她异于常人的镇定,“芳子咬着牙,她没有哭。她很镇定、庄严,如一块青石在平视。默然。”一个女子,当她开始知道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面对父母的死亡都镇定如初,她必定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后来她遇见了自己初恋情人山家亨,她也与一般女子一样想要做恋人的妻子,过平凡的日子,只是她的使命不允许她这样做,川岛速浪不允许她有世俗的爱情,她是他的政治棋子,所以他把她奸污,从此让她了断情思。“她的义父,抚育调教她成长的长者,一念之间,对她举动非分粗暴,她从来没防范过他呀!”被义父夺去贞操的她彻底绝望了。生父肃亲王的私利和义父川岛速浪卑鄙恶劣的行为,彻底改变了川岛芳子的性格和命运。她成为了另一个人,再不是以前的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选择与自己不爱的蒙古王子甘珠尔扎布结婚,接受这一场政治婚姻不是屈服,只是为了用一个正当的身份去做自己的事。王子爱她,所以给她想要的自由。她对义父川岛速浪说“我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也不肯向恶劣的环境屈服。我回来,是要与你好好算帐——甘珠尔扎布不是大器,白牺牲了我三年青春与气力。所托非人,是个人耻辱,我不愿再提。要做大事,还得靠自己!”她已经不愿意再呆在无能的丈夫身边,她要靠自己。当一个女人决心自己干成一番大事的时候,她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钱,她利用自己满清格格的身份将自己的故事卖给了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以换得自己的经费,委身于日本驻上海公使馆北支派遣军司令,权重一时的特务头子宇野骏吉以得到依靠。她的所有努力是为了满清的未来,只是纵然“自己那么的努力,就是不肯由着王府中各人如庶人一般沦落地生活着、英雄造时势呀。一奶所长,或同父异母的,竟然没有体贴和感动。她得不到关心!”她是孤独的,得不到族人的认同,一个人去扛起风风雨雨,同时她也是独立的,而“惟有独立,惟有抗争,惟有彻底摆脱男权社会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女性才能真正赢得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只是最后川岛芳子成为满④

  洲国“安国军”的金壁辉司令,成为人们眼里卖国的“汉奸”落了个被公审的下场。川岛芳子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居尊处优的格格,与父母一起享受人间之乐,却因为社会的动荡和父亲的野心最后成为一个政治工具。她没有一直安于现状,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往上爬,自己努力想要保护满清的同胞姐妹们过幸福的日子。李碧华将她塑造成一个勇于抗争的新形象,不管历史里的那个汉奸川岛芳子有多少过错,她终究是一个女人,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着自己作为女人的艰辛与坚强,这是又一位崛起的新女性。

  二、李碧华小说女性形象的意义和价值

  李碧华的小说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作者以她传奇性的书写,创造出了许多既痴情率性又叛逆怪异敢于抗争的另类女性形象,体现出其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

  中国的古典文化里面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在男权意识的影响下形成的,蒲松龄笔下的女子被改装成善良的妖魔,但是其中避免不了男性对于女性的歧视,曹雪芹眼里的女性是一群“水做的骨肉”,她们都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这些女子大部分下场凄惨,她们要么迫于封建的压力被迫远嫁,要么选择自杀来逃避世俗的言论。而李碧华勇于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枷锁,描写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权制的不满。李碧华小说女性,常常选择别人想不到的视角,给读者清新的感觉。“犹如经过痛苦挣扎的蛹终于从硬壳中挣脱出来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女性主义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从传统的父权制文化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身为女性作家,她用女人的眼光看女人,在作品中描写女性美丽的同时注重对现代女性独立特质的描写,唤醒女性的反抗意识,表达出女性意识觉醒的思想。“李碧华小说开始走出单一的社会批判以及一般意义悲剧性格的批判,而从历史文化的层面探寻女性命运的变迁。作者一方面寄美好理想于传奇之中,从中挖掘传统文化的精华,弘扬一种永恒的女性美德;一方面又批判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男权的毒素,暴露其‘吃女人’的本质,锋芒所向不仅指向现实中的男人,更多的指向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自身的心里缺陷,开辟了一个女性自我寻找、自我审视的新领域,并呼唤建立一种新型的两性关系。”⑥⑤在她的创作中,她以女性视角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又充满独立个性的女性形象,她使得女性的形象由被动变得主动,使女性具有独立的人格,而让男性处于配角的地位,这就一反中国古代封建意识里常把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状态,是对封建男权文化的批判。

  李碧华以其匠心独具的艺术想象创造了一群充满生命魅力的女性形象,她们表现出强烈而又另类的叛逆精神和抗争意识,体现出清醒的女性独立意识和对以男权话语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的大胆质疑和有力反拨。李碧华笔下的这类女性形象是当代女性人物画廊中独特的群体,既给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也让我们重新发现女性活着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①聂炎;《浅析<青蛇>中的女性形象》;文学教育;2009,(6);55-57②张艳;《李碧华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2);76-78③贾颖妮;《李碧华言情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江汉论坛;2009,(12);106-108④郑渺渺;《率性的叛逆与另类的光彩—论李碧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2006,(2);33-37⑤寿静心;《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文学》;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115-120⑥贾颖妮;《新女性主义的高扬—评李碧华言情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5,(1);64-67

篇九: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女性形象的当代启迪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由于受到男尊女卑的传统道德思想的束缚,在男权主义主宰历史话语中,女性逐步觉醒,女性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要求重新定位自我,女性精神追求的变化,都体现了女性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对当代文学以及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古代女性

  意识觉醒

  启迪

  儒家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主导文化,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基础,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社会上的女性地位也得不到以男性为主体的群体认同。因而从主观到客观层面俨然已经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两性的基本格局,以男性为主导意识,以愚化女性为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不管是绝代佳人、贤妻娘母、还是男性以美女自喻的形象,皆是“空洞能指”。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女性[1]。女性逐步发展成为了男性社会的附属产品。

  尽管在我国文学史上难以寻得女性文学家的踪迹,但是较少数的女性作家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女性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不容忽视,大多数男性作家创作的女性形象也说明了女性是男性作家创作的源泉。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古代女性的创作以及文学中的女性角色不断重新定位,已逐步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追求解放的发展趋势,女性精神追求和不断的定位自我对当代仍然有

  很重要的启迪作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众多作家塑造了难以计数的女性形象,而形象出众、个性鲜明的则数反抗封建伦理道德,反对男权主义,追求自主自立,抑或是大胆追求爱情的新兴女性,如刘兰芝、崔莺莺、杜丽娘等。这类女性思想之先进,行为之大胆,在中国封建史是绝无仅有的,表现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及封建桎梏下妇女解放的趋势。这里我们将浅谈几类重要的女性形象的现代意义,重点分析女性形象中女性角色及精神追求的变化及给我们的启示。

  一、才女形象

  在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总体上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女性的主权意识遭到扼杀,女性在封建道德思想中“被”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虽然在文学上的创作量不及男性,但是在创作水平上不输男性,各有千秋。女性作家通过文学创作表达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反映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体现自己的人生阅历,将自己的一生真实的展现。最为典型的数词人李清照、朱淑真。他们对知识的渴求,不畏封建男性的异样眼光,对女性自我情怀的抒发,这种自我意识,不畏男权的思想值得大力提倡,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

  李清照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为两期。前期大致是甜蜜的,着重女性自我世界情感的抒发。自始自终地、多侧面地书写和表现自己思想与感情的全部历程,通过女性的视角,运用女性的口吻,传达出女性特有的羞情和审美感受。“易安体”的内容、思想、情感、手法、语言包括音韵(如“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叠字的运用)的特

  殊处理,均与善于表达女性生活情感的词体形式,达到水乳交融的完美契合。而发展到了后期,面对着国破家亡,残壁断垣,李清照把她的怀念故国之情以女性的细腻笔法抒发出来。她的词不如辛弃疾、张孝祥、张元干等封建士大夫在词中所体现出来的豪放、粗犷,并没有在词中充满了正义感,政治感,而是基于女性自然人的生命体验,所表现出的用生命所难以承载的痛苦。

  李清照的作品中,充分展示了而一个精神自由,个人感情充实没有枷锁禁锢的自由女性形象,她的内心世界充分被文学化了,这在封建男权社会体系中是很难得的。因此李清照的文学艺术对于社会的进步、女性的觉醒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二、为爱抗争的形象

  在爱情题材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勇敢追求爱情,反对封建礼俗,挣脱包办婚姻的牢笼,勇敢追求爱情,大胆地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形象,如崔莺莺、杜丽娘、杜十娘等各富特色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身份地位不同,所处的时代也不同。但是她们追求爱情的精神本质是一致的。这些勇敢大胆的女性在所处的时代犹如平地一声雷,唤醒了女性内心渴望爱情的苗芽,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对抗“严肃”的社会礼教,挑战了社会的权威。这类为爱情执着的女性形象深入人心,大获成功。

  崔莺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就不管不顾,抛开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惜与母亲抗争到底,最后成为了一名爱情的斗士,选择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的爱情。而杜丽娘为情而死,因情而生更加显得爱情的伟大,和她追求爱情的决心。《牡丹亭》的社会影响力更加深远,以至于《牡丹亭》一出,便“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2]。再看看杜十娘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一波三折,然而最后遭到了背叛,但依然坚守自己心中那份纯洁的爱情,以死为爱情画上了一个句号。这样的爱情悲剧更加具有震撼力。她们的文学形象依旧在历史长河中鲜明清晰,成为了反对封建礼教的一曲曲赞歌。

  爱情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不竭题材,塑造了一系列人物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在当代看来,这些女性的为爱痴狂成为众多人的典范,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更加勇敢无畏,同时也为现当代的爱情题材的文学创作树立了典范。如《获虎之夜》里的莲姑,《雷雨》中的繁漪等等。

  三、女英雄形象

  温柔贤惠,才貌双全的女子在浩瀚的中国文学中向来都不缺乏,然而,她们大多数都因为生活在男权主宰社会的大环境中,缺乏自我意识和独立的人格。“中国古代文学是倾向于婉约温柔方面发展的”[3].但是在中国古代的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塑造了一系列女性英雄形象,这与传统的女性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她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说明课女权主义意识的觉醒,是对男权社会的当头一棒。如《水浒传》中塑造了个性迥异的梁山108好汉,在这其中也塑造了三个个性鲜明的女英雄形象——顾大傻、孙二娘、扈三娘。

  从很大程度上,女中豪杰的女性形象打破了男权主义的专属地位,集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改变了女性地位依附于男性地位的传统文化思想,在三位水浒女英雄的身上,我们解读到了女性自我角色意

  识的开始转型,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是一种很大的突破。摒弃了传统塑造美女形象的写法手法,而是在厮杀中刻画她们的豪放与大胆,拥有一身好武艺。在自己的事业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取代了丈夫作为主体的传统思想。为古代文学中的女权主义跨出了巨大的一步。“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4】。

  从《水浒传》之后,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很深远,如《杨家将演义》中的雁门女将和《聊斋志异》中的各类奇女子,出现了一大批女英雄形象,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女性角色意识有了全新的内涵。一系列的女英雄形象从文本扩展到现实,也使女权思想从文本延伸到社会现实,推动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转换。从精神层面推动社会的进步。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少有记录女性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却记录了很多女性的历史轨迹,不管是女性作家,还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在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前行。当然不仅在文学方面,古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对当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不断前进方面,女性自我意识也对推动当代社会继续前进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参考文献:

  1、2、3、孟悦

  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J]

  上海文论

  1989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谭正璧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M]

  上海光明书局

  1930

  4、马蹄疾

  水浒资料汇编[Z]

  中华书局

  1977

篇十:人物形象对女性意识书写的价值作用

  历史追踪中的双重启示

  ......试论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王仲生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编辑部,陕西西安..710061)

  摘要:早期丁玲作品高扬着的女性意识,使她有别于其他女性作家,随着丁玲的投身革命,阶

  级意识终于逐渐主导了丁玲作品,女性意识因此就在矛盾困惑中日见淡出。这个思想轨迹

  留给了我们双重的启示:救亡与启蒙的时代错位,作家的人生道路与创作倾向的选择的两难

  处境。

  关键词:女性意识;阶级斗争;历史追踪;双重启示

  ....丁玲,一位坚强的现代女性,我国新文学的杰出作家。她的成就卓越而又坎坷曲折的一生,概括了..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女性的不幸与抗争。在我国现代文学女性作家中,能像丁玲那样,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妇女的现代化道路,可以说屈指可数。为此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女性群体,构筑了丁玲的艺术天地。这当然不是审美对象的偏倚。闪耀在她作品中的强烈女性意识,赋予丁玲的审美空间以独特的魅力,这才是丁玲作品审美价值之真正所在。

  丁玲创作与女性意识

  【摘要】:丁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其一生都以女性的姿态在自己的作品中探索中国女性的生存、地位、价值等问题,在探索女性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她为读者奉献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美的化身,她们在时代的悲剧命运里,不甘沉沦,在痛苦中高歌奋起,充分体现了作家的女性意识。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

  【关键词】:女性命运

  女性形象

  女性意识

  丁玲,原名蒋冰之,生于湖南临澧一个没落的豪门望族。她是一个受"五四"思想感召,毅然离开封闭的乡土走进新思想发源的大城市寻找理想生活的叛逆女性。她对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等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感与热情,从1927年底发表处女作《梦柯》开始,她便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她以作家的正义与勇气,女性的细腻与真诚

  ,深入地描写了一系列妇女的理想和命运,在深沉压抑的社会里迸出反抗的呼喊。对于封建社会的刻骨仇恨和不妥协,为妇女的解放而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一切构成了丁玲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丁玲在文学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其中有农民形象,如张裕民、程仁、阿毛老爹等;有地主形象,如钱文贵等;有新时期人物形象,如苇弟、凌吉士、澹明等。但是在众多的文学形象中,最具震撼人心力量的则是大量的女性人物形象,如梦珂、莎菲、阿毛、贞贞、杜晚香、三小姐等,她们各有特点,在丁玲笔下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她们是美的,是傲的,也是悲的,更是勇的。她们的美,她们的傲,她们的悲,她们的勇,合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了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开遍大地的新女性,为中国现代文学增加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一、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

  女性,是美的尘世的化身。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上帝创造男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教师,在他的提包里只有理论课本和讲义;在创造女人的时候,他却变成了一个艺术家,在他的皮包里装着画笔、水、调色盒,所以女人才会那么美丽,女人的生命才会那么缤纷。在作家曹雪芹的笔下,女人是水做的骨肉。因此,古今中外的许多文章大家,在作品中大都把女性作为美的化身来描写来赞美。这一点体现在丁玲的作品中,其描写的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很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是美的,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

  外表美。丁玲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刻画了一批绝代佳人。如《梦珂》中描写梦珂“......一天一天地长大了起来,长得象一支兰花,颤蓬蓬的,瘦伶伶的,面孔雪白。天然第一步学会的便是那细长的眉尖一蹙一蹙,或是把那生有浓密睫毛的眼睑阖下,就长声叹息起来,不过也许由于那放浪子的血液还遗留在这女子血管里的缘故,所以同时她又很会像她父亲一样的狂放的笑和怎样去扇动那美丽的眼”(1)。这样,活脱脱一个美女就站在你面前,而且眨着美丽的双眼。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虽没有对莎菲外貌的描写,但是我们从苇弟、凌吉士及周围的人对莎菲的态度上可以想象出,她是一个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女,性情乖张而又让人怜爱。《阿毛姑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国立艺术院的教授想请阿毛作模特给他们画,每月给五十几块钱,这足以证明阿毛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妇,但肯定具有较好的面容和身段。真是虽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

  心灵美。在丁玲小说中,除了闭花羞月之貌的美妙女子外,还有心灵圣洁的女性。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利用做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虽被日寇侮辱与损害,但仍敢于寻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并敢于去寻找在一般人眼中已永远失去的幸福。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为了抗战的胜利,她献出了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贞洁,她的心灵是高尚的、纯洁的,作者为这女子取名为贞贞,不就是在赞同吗?贞贞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心灵永远是美好的圣洁的,作者对她充满了赞赏和惊叹。

  人性美。从古至今,凡是符合道德规范的都是美的,是大家赞扬的。丁玲笔下的女性也不乏

  具有人性之美的女性。《梦珂》中是这样描写梦珂之母的:“......但这姑娘却因了在母家养成的贤淑性格和一种自视非常高贵的心理,所以从未为了他的挥霍,他的游荡,以及他后来的萎靡而又易怒的神经质的脾气发生过龃龉......”(2)只廖寥数笔,就把一个让人非常怜爱的标准的旧式贤淑女子刻画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她的贤惠她的高贵她的忍耐,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在不顺心的环境下,仍能低眉顺眼,相安无事。由此可见,她是一个古典美女形象。又如《杜晚香》中的杜晚香小时候受到后母的厉声呵斥,甚至是耳光拳头,她都默默承受,并“享受着劳动的兴趣”(3)。后来遵从后母嫁人作了媳妇,再到参加共产党,飞向北大荒,参加建设,最后成为排头兵,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愿。虽然全文不着一字写她的外貌,我们仍然觉得她很美,是那个时代妇女的楷模。

  总之,丁玲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美,但是各有各的特点,绝不雷同,个性鲜明。

  二、傲气的背面是女性对时代的叛逆

  读了丁玲的小说,其女性人物形象给我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她们骨子里有股潜在的傲气,其核心是不甘沉沦,对旧时代、旧制度的叛逆。这股傲气和叛逆精神在作品中俯拾即得。如《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开始便露出一股傲气,她看不起那个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从第八教室把那个受辱的模特儿挟着挤出了人丛,因为她看不惯这里的众多同学,所以她十分厌恶学校的生活,最后离开了学校,到了姑母家里,不得不与表哥及周围的人相处,并且假装快乐。她不愿意过表哥表嫂他们的生活,卓然超群,最终又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林琅。她虽然没有找到更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又明显表露出不同常人的叛逆性,这不能不说是梦珂的傲气在起作用。

  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呢?苇弟十分爱她,但她却看不起苇弟,认为苇弟不了解她,并且百般捉弄他。对于她深爱的凌吉士,她又看不起他美丽外表下隐藏的卑劣的灵魂,最后痛苦地离开了他。苇弟、凌吉士应该是当时比较典型的人物,而莎菲或多或少多有点看不起,这恰恰证明莎菲有股“世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傲气。再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姑娘出嫁后,虽然没有出格的言辞,但是后来她从心里看不起自己的丈夫小二,对于小二与婆婆的打骂,她“快乐的承受着”,厌倦了一般人的生活。而《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对于村人的不理解、讽刺、挖苦,不是针锋相对地去反抗,而是以一种卓然的傲气不予理睬。

  三、悲剧正是女性命运的深刻体现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红尘中悲剧的源泉。鲁迅先生说过,悲剧是把美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丁玲笔下的女性多是美的,把美的女性的挣扎与毁灭赤裸裸地展示给人们,她们越是美丽,越让人们感到悲哀。丁玲笔下的美的女性,其命运多是悲的。如梦珂生活的时代,女性意识

  开始觉醒,为了维护一个模特的尊严,她放弃了自己的学业,这还不是悲剧的高潮。后来被接到姑母家里,过着貌似安逸的生活,但是心理有些许失落,最后变成林琅,成为“空前绝后的初现银幕的女明星”(4),以供男人们“得到名人所以捧的欲望的满足或只想在这种欲望中得到一点浅薄的快感”(5)。一个有正义感,有强烈女性意识的漂亮女子最后没有了棱角,是被当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女明星,真是红颜命薄。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是多变而令人迷惑的女人,性情乖张,她面临两种不完满的爱情,苇弟爱着莎菲,但莎菲认为他不理解自己,因而嘲笑他,捉弄他,她追求一种完美的爱,但是她爱着的凌吉士却只有漂亮的外表,内心十分卑劣,最终十分艰难地摆脱了凌吉士。她“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6),使她迷失在自己心灵的城堡中,渴望着爱,渴求自由,这不是她的过错,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一番人世激情的行走,香消玉殒,让人痛惜。

  《阿毛姑娘》悲剧气氛更浓。作品一开始让人预感到阿毛的命运大概不会好,因为本是喜事的阿毛出嫁,却被作者描写的很凄凉,阿毛老爹“笑容里却显露出比平日更凄凉、更黯淡的脸”(7),这为阿毛的悲剧埋下伏笔,中间阿毛挨打,她不知这打是找不到偿还的,她恨不知恨谁。阿毛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而且“找不到偿还”,阿毛哭也不哭,“好像很快乐地挨打”(8)。阿毛生病,老爹看望,相别还不到一年,他以为的活泼女儿“已变成他一眼已认识不清的一个无生气的瘦弱女人了”(9),最后阿毛“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10),寻了短见,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利用作慰安妇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这个伟大的女性,为了抗战,献出了一个女孩子最宝贵的,但是,回村后,因为失去贞洁,别人不理解他,看不起她,她没有申辩,没有忏悔,然而心中确有无尽的痛苦,当这痛苦化为一声轻浅的微笑时,我们好像感觉到她的心像熔炉,五脏六腑都被燃烧着,静水下面有激流,在貌似平静的轻浅的微笑后面,隐藏着剧烈的痛苦。

  正因为她们一个个都是美的,而命运对于她们都是残酷的,因此,她们的死让人感到深沉的悲哀。

  四、在痛苦中高歌奋起

  丁玲笔下的女性是美的、悲的,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莎菲、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我们可以说她们是勇敢的,具有一种不屈服于命运的勇气。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如果她们是比较勇敢的,那么杜晚香、贞贞就应该

  是“勇士”了。杜晚香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中长大,却像“一枝红杏”一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不管风残雨暴,黄沙遍野,她总是以她的鲜艳,唤醒这荒凉的山沟。她没有向命运低头,这是个柔弱的勇士,最后飞向北大荒,巾帼不让须眉,成为排头兵,她是成功的勇士,在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妇女的善良、勤劳、勇敢。贞贞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她虽被日军侮辱与损害,仍敢于追求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一次,她身体不好,正赶上一个消息要立刻送回来,就晚上自己摸黑“来回走了三十里,走一步,痛一步,只想坐着不走了”,“可是不行哪,又怕鬼子认出来”,“才又拖着起了身子”(11),寥寥数语,把一个伟大无私,而又勇敢的少女形象勾画出来。为了抗战,她做出了太多的牺牲,难道这不比男性更加伟大,更加勇敢吗?

  丁玲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美、傲、悲、勇”的鲜明特征,构成了丁玲女性小说的独特视角。文学即人学。我认为,丁玲文学表现特点的形成,究其原因,与她的自身经历密切相关。

  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刚刚四岁就死了父亲,从7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四处流浪。幸亏丁玲有个刚毅的母亲,她的刚毅的性格在潜移默化中给了女儿最大的熏陶。在丁玲的生命中,影响最大的是伟大的母亲,其性格的刚毅在某种程度上自然而然地反映到后来丁玲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身上。丁玲在1942年写成的那篇著名散文《“三八”节有感》中,概括她对自身作为女人的命运:“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自身的遭遇和她小说中的人物有些相似,丁玲一生的悲苦命运可以说是她笔下众多女性人物的一个综合写照。丁玲本身是女性味十足的女人,经过四次婚恋,她有过在生活中的苦闷与彷徨,幻灭与追求,挣扎与绝望。

  在丁玲身上,也存在着一股傲气。《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是丁玲的录音整理记录,其中谈到1923-1924年间在上海大学时的一些情况,有一段时间“同学有戴望舒、施蛰存、孔另境、王秋心、王环心等,这些同学对我们很好,我们则有些傲气。”这寥寥三句话,真实记录了丁玲在上海大学时的姿态。这种女大学生的傲气,我们可以在梦珂、莎菲身上找到。另外,丁玲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傲气。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一点可以从施蛰存的《丁玲的“傲气”》中看出,当时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来当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丁玲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傲气,我们可以从阿毛、贞贞身上找到。

  我始终觉得,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写莎菲的心理,写的就是她自己的心理,甚至是

  写的她认为的所有的“女性十足的女人的心理。”莎菲与苇弟、凌吉士的关系与经历象极了作者与胡也频、冯雪峰三人的关系与经历。丁玲曾在信中这样写过她与冯雪峰的感情:“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你不难想象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地望了他几次......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透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这两段文字多么相象。因此,莎菲的心理与丁玲的心理有某些相似之处。丁玲在《梦珂》中写梦珂与其表哥的感情经历,则是作者与其舅舅家的表哥关系的想象,有一定的影射成份。我们所以在梦珂和莎菲身上找到不成熟的作者少女时的形象,而在贞贞身上则看到了作者作为成熟女人的激情美。她在数十年的时代风浪中所经历的浮沉与漂泊,并不亚于《我在霞村的时候》里肉体上遭受了日本兵蹂躏折磨的贞贞,而其精神灵魂上的坚强不屈,对生命的渴求和向往,也是并无二致地契合。在那漫长的遭受非人待遇的时光,她何尝不像贞贞一样“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她“像一个被困的野兽,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12)。在《杜晚香》中的主人公杜晚香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大公无私,用作家自己的话讲,“作家要经常勉励自己去掉私字”。女作家丁玲对革命火一样的热情,也在杜晚香身上体现出来。

  因此,丁玲笔下的众多女性人物形象,有时真实反映了当时丁玲的某些情况。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写到“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也许正因为丁玲“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所以她才能写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女性作品来。她以前的女作家,无论是冰心,还是冯沅君,笔下的爱往往还只是有“情”而无“欲”。无“欲”的男女之情是不纯粹的爱,有了情与欲的爱或许才是完整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大胆、率直地写出女性深层心理的作家,也是女性对男权的“反抗者”。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当时的“历史风云”的笼罩下,存在着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即使是在那些“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中,也透者男性的性别优越感,女性放置于边缘、陪衬的地位。丁玲是最早认识到女性命运,树立自觉性别眼光的作家。

  总而言之,丁玲以其独到的女性视角、女性心理、女性笔触,在其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在最深的层次里深切关注着女性的命运,思考着女性的前途,探

  索着女性的出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用一双女性的眼,一颗女性的心,一支女性的笔,撑起了一面现代文学史上不容忽视的文学大旗。

  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www.chinaqking.com期刊门户-中国期刊网2009-8-20来源:《现代教育教学探索》2009年第4期供稿文/张彦涛(鹤壁市淇滨区文教体局河南鹤壁458030)

  [导读]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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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的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到中期的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关键词】苦闷和追求;

  女性意识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1]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的探索。

  1.黑暗中不甘沉沦的求索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莎菲

  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2]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

  2.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业。

  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

  3.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3]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反

  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再留恋昨日的一切,那些昔日余影只是写作的某种惯性所致,而绝非自觉所为。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作者竭力向当时主导性意识形态靠拢的努力,为此不惜放弃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感觉。

  4.小结丁玲的作品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在时代的启发下,自我意识重新觉悟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这样关心妇女的命运,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手那么多的磨难。

  丁玲小说的女性意识

  【中文摘要】丁玲以其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引起世人的注意。她心理和思想上的成长轨迹,更揭露出在封建意识笼罩下女性解放的艰难。丁玲的创作早期是她女性意识表达得最为强烈和自由的时期。丁玲把几千年来沉积于女性心中对男人的仰视变为俯视的心态历程,做了深层次的透视,从而树起了女性主义的旗帜。写了女性就是在她崇拜的男人面前,她们也会冲出爱的迷雾,以女性要自强的思想走自立之路。丁玲以女性的主体意识来写她笔下的女性常常闪耀出女性主义的火花的美。

  【关键词

  】

  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女性主体意识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主体意识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

  丁玲是一个把自我意识张扬到了极致的人,她自身的悲苦命运可以说是她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她有过她们在生活涡流里的苦闷与迷茫、幻灭与追求、挣扎与绝望以及自我与坚强。

  一

  女性的觉醒与矛盾

  丁玲以强烈的女性意识,表现中国女性在封建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全部痛苦记忆和解放希冀。丁玲把几千年来沉积于女性心中对男人的仰视变为俯视的心态历程,做了深层次的透视,渴望把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能转到女性世界中来,树起

  女性主义的旗帜,在强烈的个性意识、女性意识烛照下。对男权中心文化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全面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彰显出超越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抒写力度与深度。

  承接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妇女解放思潮的余绪,丁玲初登文坛便以其特有的惊世骇俗的思想,孤独而倔强的反抗姿态震惊于世。她从女性视角切入现实,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男性与女性、女性物质与精神的多重文化冲突中,表达女性个体生命与精神世界的痛苦、压抑与挣扎,探究女性解放的精神出路。

  王蒙先生在《我心目中的丁玲》一文中写到“她笔下的女性的内心世界常常比同时代其他作家写过的(包括她自己笔下的)任何女性典型都更丰满,也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也许正因为丁玲“更复杂更痛苦,而更令人思量和唏嘘”,所以她才能写出与同时代人不同的女性作品来。她以前的女作家,无论是冰心,还是冯沅君,笔下的爱往往还只是有“情”而无“欲”。无“欲”的男女之情是不纯粹的爱,有了情与欲的爱或许才是完整的。

  丁玲这种对女性的独特感情,促使她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于是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莎菲,还是沉入苦海的贞贞,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以及在风风雨雨中生活过来的丁玲自己,她们都是渴望自己能在得到社会与人的理解中,来寻求女性的生命真谛。正由于这样,茅盾称莎菲不仅是那个“时代苦闷的创伤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而且还是“旧礼教的叛逆者”,“是‘五四’以后解放青年女子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二

  女性主义爱情理想的陨落

  丁玲以女性的主体意识来写她笔下的女性常常闪耀出女性主义的火花的美,其原因用丁玲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并指出女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丁玲这种对女性的独特感情,促使她对女性的命运特别关注。于是丁玲笔下的“莎菲型”女性,不论是多愁善感的莎菲,还是沉入苦海的贞贞,或是在暴风中仍寻求甜美爱的黑妮,以及在风风雨雨中生活过来的丁玲自己,她们都是渴望自己能在得到社会与人的理解中,来寻求女性的生命真谛。

  丁玲的女性小说大多采用内聚焦叙述,通过日记体、书信体对确定聚焦对象进行集中描写,直率、大胆地袒露女性自我深刻而细腻的生命体验和人格独立的渴求,这使她的小说带有浓重的主观情感色彩和自叙传特点。《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女性对人生的追求与精神上的苦闷徬徨。通篇采用莎菲的心灵独白,没有任何掩饰,在赤裸炽热的情感宣泄中,莎菲的疯狂、孤傲、不柔顺、不通情理,对爱的炽热追求与渴望,以及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的性苦闷全部得到艺术化表达,是真正的女性自我言说。

  我始终觉得,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曰记》她认为的所有的“女性十足的女人的心理。”莎菲与苇弟、凌吉士的关系与经历象极了作者与胡也频、冯雪峰三人的关系与经历。丁玲曾在信中这样写过她与冯雪峰的感情:“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容易,太自然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然而,对于你真真追求,真有过宁肯失去一切而只要听到你一句话:就是‘我爱你’!你不难想象着我的过去,我曾有过的疯狂,你想,我的眼睛,我不肯失去一个时间不望你,我的手,我一得机会我就要放在你的掌握中,我的接吻......”在《莎菲女士的曰记》中有这么一段“高兴使我胆大了,我狠狠地望了他几次......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透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

  即使是在

  两性关系上,她们也彻底摆脱了传统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不再甘于成为男性的附庸或者男性欲望的工具,而是站在与男性平等,甚至更高的精神层面,大胆地打量、坚决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性爱对象,追求一种灵肉相谐的爱情理想。

  三

  文字背后的思索

  从自觉的女性意识出发,她始终或隐或显地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对女性主体进行深层观照,在女性与外部世界多重复杂关系的独特发现与描写中,刻划了一批执着大胆、崇尚自由的个性解放女性形象,表达其对女性解放与社会革命的深层思考,赋予文本强烈的探索性和先锋性特征。

  《莎菲女士的曰记》中莎菲是一个背负着时代苦闷与心灵创伤的的叛逆女性,他追求一种完美的爱,幻想着热烈而刺激的生活,但她又患病又贫穷,生活得灰暗惨淡。

  但是她们在痛苦中高歌:为了模糊而又确实存在的幸福,不惜遍体鳞伤,甚至死亡。阿毛没有向命运低头,以爱的追寻作为她们最明显的抗争手段,在自己幸福的希望破灭时,选择了轻生之路,莎菲的形象是“五四”以后那些冲出家庭,大胆追求爱情却又找不到正确道路的时代女性的典型代表。杜晚香在后母嫌厌的眼光,厉声的叱声和突然降临的耳光拳头中长大,却像“一枝红杏”。

  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在与生存环境的抗争之中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斗志。她们独立、自我、倔强、执着,不受环境左右,勇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在女性自我和自我精神上都达到超出于“五四”新女性的现代精神高度。阿毛不满于现实中愚昧落后的生活方式以及无爱的婚姻,向往现代文明的新生活,几度挣扎与幻灭后,以毁灭自己来表达内心的不屈服。贞贞不幸遭受非人的凌辱后没有痛不欲生,而是顽强地抗争,以坚韧的意志力面对周围的不理解和流言蜚语,甚至拒绝了带有施舍意味的婚姻。

  丁玲的女性小说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她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不懈探求女性的复杂心理世界与精神走向,对女性的存在进行了文学乃至哲学的反思,体现出一种对男权中心文化与传统女性形象史无前例的解构与颠覆,将女性写作最终从男性话语中独立出来。其超前、现代的女性意识和文化品格对同时代和后世的女性文学创作,无疑都产生了深远的思想或艺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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