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4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945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
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D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文章说：“毛
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总之，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阶层各种
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正确、及时地解决了国外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那样深刻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超民族、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位印度作家说：《讲话》不仪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艺理论家原藏惟人更深有体会地指出：《讲话》关于深入群众的言论，“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⑥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概观藏原惟人自己的国家—旧本战后文学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法西斯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战后的日本文艺战线出现了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艺家，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在为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反动的文学家则到处兜售腐朽、没落、散布民族前途绝望悲观心理的文学；再一方面，进步文学队伍里的一些作家，他们虽然向人民靠拢，但世界观仍保留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面临这样复杂斗争的现实，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为文艺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争论，竭力寻求一种真正是以指导他们创作，把日本文艺健康推向前进的光辉理论。毛泽东同
志的《讲话》的译传，正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日本进步文艺的领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豁然开朗，看到了革命文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伟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为深刻，成绩也最为卓著。他在《讲话》思想的启发下，坚定走深入工农、深入斗争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一根木的创作道路。他说：“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同时又进一步走群众路线，事实就是指到工厂或农村，这种从事生产的地方去。”又说“这种事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而且，他还不断用《讲话》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具体的创作实践，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就具体地谈到了《讲话》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间，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都在于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点—在第一部里，作者企图写出当时日本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幼稚性，但作者却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来描写的；另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又说：“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话，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发，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⑧德永直这样按照《讲话》的思想，内省和磨炼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使《静静的群山》比以前的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有德永直这一光辉榜样，所以，在日本，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变成自己的血肉”已成为一种急切的希望了。
当然，受到《讲话》启发教育，取得显著成绩的，不止东方各国的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有深切体会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说过：谁研究了《讲话》，“并把他的体会应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围环境中去的话，他也就是为自由与和平而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了。”⑨安娜·西格斯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使她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她提供了不少正确的答案。她说：“毛泽东的讲话在我数年前读到它的时候，曾经帮助了我，它帮助我看到我的若干错误，它今后也将帮助我去避免犯错误。”⑩一个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学习《讲话》，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艺工作者，总对《讲话》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样，是一部光辉的文献，它发表的四十年来，始终在启迪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着他们的创作实践，成为了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艺领域中，显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战斗性和深广的意义。
注：
①
②《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3页。
③
《十年以后》，罗马尼亚作协书记托·赛尔玛鲁，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2页。
④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4页。
⑤
同上，第99页。
⑥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藏原惟人，见《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8页。
⑦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流，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8页。
⑧
《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
⑨
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发表十周年》，安娜·西格斯，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1页。
篇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作者：王越;廖青作者机构：广西大学,广西南宁530005出版物刊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12-14页
年卷期：2015年
第3期
主题词：文艺思想;人民;发展;当代意义
摘要：最能系统且集中体现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的便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毛泽东同志主要通过提出问题并回答问题的方式阐述了在革命时期自己的文艺观，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纠正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使得中国文艺健康发展。其文艺思想对新时期的文艺工作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篇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内容提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二，《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光辉范例。
【关键词】毛泽东
《讲话》
经典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
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理论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对此，国内学界一般是无人否定的。然而，《讲话》的经典性或者说经典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未被深究过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对此有所思考的人来说，给出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使我们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在《讲话》发表70年后的今天，为了中国当代文艺更加健康繁荣的发展，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具时代特质的理论创新，认真思考并深入研讨《讲话》的经典意义，无疑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这种思考和研讨也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一
作为一个理论文本，《讲话》的经典意义首先体现在文艺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方面。其理论创新，概而言之，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确认文艺的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等等，作了丰富多面的阐发。
文艺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上，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着革命文艺的兴起而逐渐地传入中国并被左翼文艺界所接受。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里，毛泽东首次明确地讲到：“一定的文
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694。在《讲话》里，毛泽东又将对文化性质的一般性认识具体延伸到文艺领域，强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860这两段引文中的“观念形态”均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中文译法。对文艺基本性质的这一确认，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当时结束了《讲话》中所批评的抽象“人性论”或“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对进步作家文艺创作的干扰和侵袭，从基本文艺观念上统一了左翼文艺家的头脑，而且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广理论内涵。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就有一个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生活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因而也就存在一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包含着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因素、革命力量及其革命活动，也包含着这些因素、力量与活动的反面以及与正反力量利益争斗相关的政治问题，由此便有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见，《讲话》的理论论述是有其内在思想逻辑的。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文艺基本理论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均已提出过，并有所阐发，《讲话》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一般性地再次提出和强调了这些问题，更在于其论述处处闪烁着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艺术体认的思想智慧。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方面阐明了作为生活之反映的文艺对于被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2]860，不能用对古人和外国人过去的优秀文艺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替代自己基于生活源泉基础上的文艺创造，这种继承和借鉴虽然也很有益，但却不是源而是流，不能以
流代源；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起现实生活中的美来，文艺属于更高的审美形态，“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61。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视之为“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并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853就“为群众的问题”而言，《讲话》基于当时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最广大部分，也就是为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鉴于工农兵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性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身弱点和局限，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革命文艺的中心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2]863，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多数作家熟悉小资产阶级而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具体情况，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逐渐地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而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来。而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以及在延安的文艺运动中有些同志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而不适当地太过强调了提高的偏向，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人民群众第一步的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普及与提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把“向工农兵普及”与“从工农兵提高”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而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讲话》主要是从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理论和实践前提出发，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2]866；二是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
于政治的主张，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翻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2]866，反对将政治与艺术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或多元论，认为基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的革命文艺能够做到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完全一致，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文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869～870。《讲话》对以上各方面理论问题的论述和阐发，其系统集中和深刻辩证的程度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未曾有过的。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建构起了以人民为本位的艺术接受观，不仅时间上比此后在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要早，在内容上比起将读者虚拟化的西方接受美学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里，需要特别对《讲话》里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有关主张和论述做一点辩说。进步的文艺应该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革命政治服务，这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文论家一贯的主张，在民族抗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42年，作为当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代表党中央宣讲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毛泽东申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就其现实语境而言，也是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性的。就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身份来说，他不讲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而大讲艺术独立、艺术至上，或同意有些作家所主张的艺术与政治并行，甚至是艺术与抗战无关论，反倒是匪夷所思的。而且，尽管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提法在表述上不甚科学，但他绝不轻视艺术性，如上所述他是主张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论而反对政治与艺术相分离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在提出自己的统一论要求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
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2]870在1942年5月28日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延安文艺界在思想倾向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之后，又特别指出：“现在强调革命性，就把文学艺术的革命性所需要的艺术形态也不要了，这又是一种偏向??没有艺术性，那就不叫做文学，不叫做艺术。??不注重艺术形式的问题，只注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这就把艺术与其他东西的区别取消了。说艺术无需乎带有什么特殊性，它在革命工作中也不是特殊部门，这种看法同样是一种偏向。”[3]428～429因此，在反思《讲话》中有关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论说时，应该秉持一种历史地理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以往的某些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上走入极端，发生了以政治代替文艺，甚至把文艺当成政治斗争工具的种种情况，给文艺事业造成伤害甚至灾难，这不能说与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论断和论说毫无关系，为避免历史的错误重演，对此加以反思和矫正，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替代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和口号，是极有必要的。但像有人那样在反思毛泽东文艺思想时硬要说毛泽东以政治取代审美、不讲艺术性，则是不很公允的。同时，将这种反思引向完全否定和取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艺术与政治全然无关，这在国内乃至全球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政治、有时是激烈利益冲突的政治斗争的当代语境下，也是有违事实的。今天，规定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本身就包含着政治上的要求，对有社会责任感的文艺家来说，思想深处里政治这根弦依然是不可以完全放松的，对政治问题的敏感，保持政治立场的正确性，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和评判社会与人生，依然是优秀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应须具备的一种可贵品质。放眼世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绝大多数论者，甚至许多其他西方学者，都是极为关注艺术与政治关系问题的。
二
《讲话》对一系列基本文艺理论问题的深刻阐发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与拓展，而且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具权威性的重大影响，这是《讲话》经典性的另一个重要体现。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首先表现在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当时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上半叶，尽管中国文艺界也先后发生了革命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有过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和文艺的大众化等等问题的论战和讨论，但那基本上都是发生于国民党统治区，处于弱小和被围剿之中的解放区首要考虑的还是如何壮大自己的武装队伍以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对“武”的重视远远大于、多于对“文”的关切，诚如毛泽东1936年11月22日在延安保安县(现名志丹县)召开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中所指出的：“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4]3虽然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说是“要文武双全”，并且在此后的一些报告、电报、题词中就文艺工作发表了一些重要主张和意见，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关问题，提出并阐述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新文化建设方略，但是直到《讲话》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一个系统、权威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期间，萧军在听取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之后于6日所写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中，曾就边区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条建议，其中即有这样两条：“由党或行政方面对各方加以解释，使知道：作家的任务，他们对革命的用处，他们的特殊性”；“可能时应
制定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5]331。这说明在延安进步文艺界的心目中，当时我党的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并不明了。座谈会结束几天之后，毛泽东5月28日于中央学习组会上所作报告中，也坦率承认：“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已经有了，但是对于文学艺术工作，我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很好的决定。”[3]425由此，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在基本文艺观念和文艺主张上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和见解，包括一些错误的观点，也就不足为怪了。《讲话》不仅从正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重大问题，明确了我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基本文艺方针，而且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并结合延安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倾向性地存在于文艺家头脑中的抽象“人性论”、“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以及各种糊涂观念作了批评，其现实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而其统一认识的功效也是极为显著的。我们知道，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以及毛泽东、朱德、陈云、凯丰等时任中央领导的有关讲话、报告，是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中央高层有意组织的，座谈会召开之后，广大文艺家纷纷要求下乡，大量采用民间形式，采用广大群众能听得懂看得懂的形式，创作出一大批接近群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作品，展示出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同时《讲话》的思想和观点以及延安文艺界的新气象也传播到全国各地，推动了全国进步文艺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的接受。由此可见，《讲话》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整顿文艺队伍、统一思想认识的作用。
《讲话》在实践层面上的指导意义不独体现于当时，在此后的岁月中，无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还是建国之后的和平与建设时期，它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最为重要的法典。《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正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正式作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方针的决定》，该决定一开始就明确指出：“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
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6]50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再次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第二部分“文艺方面的几个问题”里专门讲了“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说这个口号大家都赞成，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就是说毛泽东过去在延安提出的文艺方针不仅没有变，现在还要贯彻到全国范围中去。周扬代表解放区文艺所作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大会报告里，不仅结合解放区的文艺创作成就阐释了《讲话》的基本精神，而且提出要把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新时期以来，尽管文艺所面临的客观形势和发展条件与此前尤其是处于民族存亡的抗战年代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近一二十年，在全球化的文化互动语境中，文艺家的视野、心态和创作观念、艺术方法的选择等等越来越趋于开放、自由、多样，已不再能够定于一尊、统于一律，但《讲话》的基本精神、基本观念并没有因之过时，在现实的文艺进程中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生命活力。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里明确提出“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的论断，论述了“人民需要文艺，艺术更需要人民”的道理[7]181,183，这个《祝辞》是新时期党的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其在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上的论述不仅与《讲话》所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一脉相承，而且是对《讲话》思想的深化和进一步强化；此外，党中央一再倡导的“深入群众、深入生活”[8]6，“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9]6，是《讲话》关于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思想的具体化，为新时期文艺家融入时代生活、溶入人民情怀，创作出富有时代风貌、当代气息的文艺作品，指明了途径。在当代文艺创作中，不仅经历着时代风雨、浸润着《讲话》精神成长起来的老一代革命文艺家依然将《讲话》视为自己的精神“圣经”或创作宝典，即使是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中青年文艺家，也在以他们新的创作成就印证着《讲话》的真理性，践行着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神圣职责。就对中国现当代文艺实践的影响广度和深度来说，迄今尚没有另外一个理论文本能够与《讲话》相媲美，《讲话》的思想和精神历久弥新，依然光芒四射。
三
除去理论上的创新和在现实文艺运动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之外，《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一点，在以往的研讨中，人们往往予以忽视。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主要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来自于现实生活实践，这是从理论的来源和生成角度来说；其二是正确的理论认识和观点还应该回到现实生活实践之中接受检验并指导实践，这是从理论的发展和作用角度来说。前面关于《讲话》在其后中国文艺发展中的权威指导地位以及新时期对《讲话》精神的发展和一些提法上的修正，正体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第二方面含义的精髓，不再细论，这里仅从第一方面含义的角度将《讲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论的创造性实践略加申论。《讲话》对基本文艺理论问题和理论关系的论述与阐发，尽管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脉相承，但绝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的简单照搬和抽象宣讲，不是单纯由经典作家的既成文本中伸手拿来的，事实上毛泽东历来最反对本
本主义、教条主义。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的作家曾引经据典大谈文艺定义问题一个多小时，对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毛泽东是不赞成的，在5月23日的总结讲话中，他一开场就明确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2]853我们知道，早在1937年7月所作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就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认识和实践亦即知和行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发，提出了“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需再回到实践去”[10]292的科学认识论，解决了真理性认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能动作用问题。毛泽东《讲话》中的上边这段话，可以说是辩证唯物主义科学认识论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一个延伸，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法论的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期间，毛泽东本人是充分践行了他所提出的这个方法论原则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一次文艺整风，而整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大都来自于国统区，有革命热情却又自身存在着种种缺点和局限性，因而发生了种种与革命不很协调甚至对革命不利的混乱现象，如文艺观上的错误和糊涂，文艺创作上对延安消极面的过于关注和批评，文艺教育上的关门提高，文艺队伍中的宗派主义等等。从1941年下半年与萧军等一些延安作家的交往中，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发现和掌握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不良苗头，为了克服这些苗头及其所引生的种种混乱现象，提高和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使文艺更好地为革命事业服务，也使文艺自身得到更好的发展，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决定开展整风活动。为了开好座谈会，使讲话更具有针对性、指导性，毛泽东在座谈会之前，先后通过通信和当面交谈的方式，从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何其芳、丁玲、刘白羽、罗烽等十多位作
家那里详细了解了文艺家们对文艺问题的想法和看法，并特别请欧阳山、草明、艾青等人为他搜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在座谈会期间又认真听取了一些作家的发言[11，12]。这些充分的调研工作使毛泽东对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有了真实客观的了解，从而为《讲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讲话》就是根据延安文艺面临着的客观形势和实际状况，而对文艺运动的方针和政策作出规定，对当时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作出评判的。
自192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直是作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主导性建构力量而存在的，对中国现代性文艺理论和新文艺的发展起到了思想指导的作用，其历史的功绩不可抹杀。但是，如若加以深入的反思则不难发现，长期以来，中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守持较为突出，而发展、创新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状况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研究者自身而言，对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的研究、运用和发挥用力甚多，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则关注不多，是重要原因之一。过去，人们也时常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但往往把这种结合搞成在批评和研究论著中引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和言论之后，再列举一些中外文学和艺术的实例加以说明，这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做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所真正要求的，充其量只是证明了先前理论观点的正确或自己的理论言说有所依据，却无助于新观念、新学说、新理论的创造。可以说，尽管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种理论和思潮相比最具优秀的一个方面，但对方法论的研究和重视却恰恰是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至为薄弱的一个方面。新时期之后的1980年代中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理论研究方法论热潮，固然与改革开放后国外新思潮、新观念、新方法的涌入和冲击有关，但与我们自身长期以来方法论研究的缺失以及基于科学的方法形成理论创新的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当时方法论热的兴起有其必然性，而且也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成效在于：促成了学
术研究者方法论意识的自觉，推进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和多样化，并间接带来了理论观念的多元和多样化。然而，现在看来，当时的方法论热也存在两方面的严重问题和不足：其一是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只要运用新的方法自然就会带来观念的变革和创新，因此一味追求新方法的使用，为方法而方法，将理论研究变成了外来时髦方法的模仿秀、表演秀，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方法秀场所形成的眩惑氛围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因其不够新潮而被一些人淡化了、遗忘了。上述的问题和不足，尤其是后一个方面，直接导致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后果，就是虽然研究者们比之以往更加充满了创新的激情与渴望，但值得一数的理论创新成果却不是很多，方法论热并没有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带来观念的大变革和理论研究的大收获。事实上，就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来说，经典文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只是当代理论创新的出发点，但并不是或主要不是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当代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只能是当今文艺发展的现实实践。只有面向当代文艺发展的客观事实、现实语境，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之下，从中观察、发现和思考、研究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新趋向，从中提炼出新的观点，发展出新的学说，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也才会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由经典形态向当代形态的转化和提升。从方法论上说，这就叫做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仍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范例，这或许是《讲话》的经典意义在今天更值得我们领会和重视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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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篇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浅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治意义及文艺影响作者：王新宇
来源：《参花·下半月》2016年第10期
摘要：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这次讲话形成了很严谨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所创新地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文艺工作产生了调度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以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意义
一、马克思文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文艺是一种产生于生活，植根于生活，反映社会生活并且影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毛**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文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文艺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将马克思文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围绕着两个中心和一个最终目的进行主要论述，以此为中心提出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校问题，构建了适合中国实际的文艺理论体系。
在革命文学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中，毛泽东认为文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具有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文艺文本等在政治生活中起到鲜明的调控作用，应当充分利用文艺的这一特性。毛泽东所指的文艺即文化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可以作为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具有教化引导作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给予引领和指导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文化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社会教育等方式，增强人民大众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感，能够凝聚民族力量，这也是毛**高度重视文艺座谈会的原因。
毛泽东针对革命时期的文艺工作，要求文艺工作者们用现实主义的态度，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关心现实实际而非理想虚无，认为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也是我们研究问题应有的要求。要求文艺工作者们坚持一个立场，便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一边，批评暴露不利于革命及社会发展的敌人，充分表扬内部及盟友的成绩，批评其不足之处。由此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针砭时弊，运用文化的教化作用，改造思想落后者，使人民团结进步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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