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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生活管理论文【五篇】

时间：2023-07-08 18:20:04 公文范文来源：网友投稿

1．1ADL量表的评分方法Barthel指数包括进食、洗澡、修饰（洗脸、刷牙、刮脸、梳头）、穿衣（包括系鞋带等）、大小便控制、入厕（包括便后清洁及整理衣服）、床与轮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10项内容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度生活管理论文【五篇】,供大家参考。

生活管理论文【五篇】

生活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1．1ADL量表的评分方法Barthel指数包括进食、洗澡、修饰（洗脸、刷牙、刮脸、梳头）、穿衣（包括系鞋带等）、大小便控制、入厕（包括便后清洁及整理衣服）、床与轮椅转移、平地行走、上下楼梯10项内容。根据是否需要帮助及其程度依次分为15分、10分、5分、0分共4个等级，满分为100分。以患者日常实际表现作为评价依据，而不以患者可能具有的能力为准。0～20分为极严重功能障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护理均由护理人员完成，评定为护理Ⅰ级；
21～40分为严重功能障碍，生活不能自理，但能协助下床者，评定为护理Ⅱ级；
41～60分为中度功能缺陷，生活能自理，评定为护理Ⅲ级；
61～99分为轻度功能缺陷，100分为生活完全自理，评定为护理Ⅳ级。护理部根据ADL量表评定分值，制定生活助理员分级照护标准，即明确护理Ⅰ～Ⅳ级病人，生活助理员需要提供的生活照顾内容及工作流程。

1．2绩效权重及管理办法

1．2．1绩效权重按照ADL评分值划分的护理Ⅰ～Ⅳ级4个等级，分别赋予权重值为：Ⅰ级／人次，记12分；
Ⅱ级／人次，记6分；
Ⅲ级／人次，记2分；
Ⅳ级／人次，记1分。

1．2．2绩效管理办法将生活助理员的劳动报酬分为基本工资及绩效工资。能完成当月日常工作量，无投诉及不良事件者，发放基本工资。绩效工资以工作总量及服务品质作为评价指标。

（1）工作总量：每日由责任护士对所管病人进行ADL评分，根据评分等级及人次计算当日生活助理员的工作量；
护士长每周抽查评分正确率。

（2）服务品质：以住院患者的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每位患者在出院前接受满意度调查，月底计算当月所照顾患者的平均满意度。以生活助理员工作奖惩制度的落实作为监督指标。

（3）计分办法：工作总量得分／月×患者满意度＝当月绩效总分。

（4）绩效办法：绩效系数＝（生活助理员总人数×用于绩效考核的金额）÷生活助理员当月绩效总分之和。个人绩效＝绩效系数×助理员个人当月绩效总分±当月奖罚金额（依据监督指标确定）。

1．3满意度调查

1．3．1采用自行设计的“住院患者对生活助理员服务满意度调查表”，以开放式的方式对住院患者或家属进行问卷调查。共有12个条目，按100分计算，其中有8项为提供的服务内容、个人态度及仪表方面的问题，采用“满意”或“不满意”作答；
另2项为沟通方面的问题，采用“是”或“否”作答；
第11项要求患者写出服务最好的生活助理员名字；
第12项为建议性条目，患者自愿填写。随机抽取实施绩效管理前后每位生活助理员6个月的满意度调查表30份（每月随机抽查5份），共1860份（实施绩效管理前后各930份），分别计算平均满意度。

1．3．2采用自行设计的“生活助理员工作薪酬满意度调查表”以开放式的方式，于使用ADL评分量表前及使用后的第3个月，对31名生活助理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表共设有6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1～5分分别表示“很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很满意”。总分30分，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基本满意以上定为满意指标。后2个为建议性条目，生活助理员自愿填写对工作和薪酬分配的建议。共发放问卷62份（实施绩效管理前后各31份），回收有效问卷62份。

2结果

2．1在住院患者对生活助理员服务满意度调查中，实施绩效管理后，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31名生活助理员实施绩效管理前后，对个人工作、薪酬的满意度比较。

2．3实施绩效管理后，生活助理员年度不良事件发生率有明显下降（以6个病房年度出院病人数为依据，2012年及2013年分别为8797人和10119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3．1实施绩效管理提高了患者满意度，降低了不良事件发生率由于大部分生活助理员来自农村地区，文化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的照护知识，满足不了患者全方位多层次的需要。应用ADL量表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进行评估，可全面、客观地了解患者功能障碍程度，有的放矢地提供基础护理和生活护理，是“以患者为中心”实施优质护理服务的体现［3］。在本研究中，我们根据ADL量表评分对护理分级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明确了不同护理级别患者生活助理员需要提供的生活照护内容，使生活助理员工作有据可依，也为护士督查其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完成的质量提供了明确的督查标准。这样既杜绝了生活助理员工作的随意性及顾此失彼的现象，有效地限制了其越位操作及护士依赖生活助理员现象，又确保了生活助理员提供的照护能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并有效地降低了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升了生活照顾的品质，赢得患者的满意。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绩效管理后，住院患者对生活助理员服务满意度显著高于实施前（P＝0．000）；
生活助理员年度不良事件发生率明显低于实施前（P＝0．017），说明应用ADL量表评分作为绩效管理的量化指标和督查标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2应用ADL量表评分并赋值计算生活助理员工作量，利于实施有文献报道，应用ADL评定法进行护理分级的差异性研究及根据ADL等级计算护理工作量，有很好的代表性和可行性，有助于护士对病人依赖状况和病情变化进行预测分析。我院优质护理示范病房实行责任护士与生活助理员成组服务模式，即一名责任护士配备一名生活助理员。责任护士对生活助理员工作负有指导和监督作用，其每日应用ADL量表对所管病人进行动态评分，根据评分结果赋予的分值，可准确计算每位生活助理员每日完成的照护任务。有了量化指标，病房对生活助理员实施绩效管理变得简单可行，易于操作。

生活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些电视工作者往往重视了对画面的处理，而忽视了声音的效果，或者只注重运用声音中的语言和音乐，而忽略了音响这一重要因素。有的甚至在从事了多年电视节目制作工作后，竟然还不能正确认识什么是音响，音响和音乐有什么区别，他们往往把音响和音乐混为一谈。出现这种情况，我想，也许是由于音响的基本作用和美学功能还没有被人们所熟知。在这里，我谨结合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所接触到的，对经济节目中音响的运用，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音响在经济节目中的运用，与在其它电视作品的运用并无本质的区别。从理论上讲，声音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是客观的。能够被人“听”到的音响指的是每秒钟振动频率为16-20000次的音波，而当这种音响被人所“听”到，在人的大脑颞叶听觉区形成的知觉后，这种知觉却又是主观的印象。因此，可以说音响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而它又是随着人及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变化的，人类社会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其自身的视听世界中，都会增加不同的内容。譬如，在原始社会，在人类的语言与音乐尚未完善的时候，自然界的音响占据了人类听觉世界的很大比重。无论捕食与劳作，音响成为人们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重要工具。因此，自然的声音可以说是这个时期音响的鲜明标志。再譬如，当人类社会迈进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与工作效益都在不断提高，而这个时代的时代标志则应该是飞转的马达与机器的轰鸣声。在我们今天的电视创作，音响自然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的比重是越来越大，经济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这对于反映社会经济生活的经济节目来说，可以说正是大显身手的好时候。当然，随着题材的越来越多，音响素材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所以在经济节目制作中，就要注意处理好音响与音乐、语言(包括解说词)的关系。

在经济节目中，构成“声”的诸多因素，主要可分为三大部分：音响、音乐和语言(包括解说词)。其中，音响是指影视艺术中除对话、音乐之外所有声音的统称。而音响、音乐和语言（包括解说词）三者虽然内涵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外延又往往互相交叉、互相渗透，如秋虫的悲鸣与林鸟的欢叫往往都具有音乐的旋律，而在商场或者聚会现场拍摄的专题片中，背景纷纷杂杂的人声本应属于语言的范畴，但是因为含义模糊，且并非表现主题所必需，所以也就具有了音响的功能，而且这样的音响的运用往往能带给人很强的现场感与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音乐、语言与音响是互有区别又可互相转换的，这不仅仅取决于节目制作者的艺术加工，也与观众的感知能力与理解程度有关。

总之，声音的三个因素在电视创作中是各司其职，但又相辅相成的，它们同视觉因素结合成有机的统一体，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艺术效果。

音响的内容往往是复杂多变的，而它在电视节目中的应用也是多种多样的。在一般的节目中往往更注重音响的象征、比喻、夸张等渲染感情的特点。而经济节目的经济性又使其具有了更鲜明的特点，这一般表现在音响运用的频率，节奏时间的长短，以及感彩的选择等方面。如今的经济节目可以说与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近，与老百姓也是越来越近。过去，经济节目给人的印象只是会议报道或数字播报之类的。而今天，电视可以说已经全面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中。当你看着那学本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在电视屏幕上，演译成一个个就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当你看着节目中的主人公在经济大潮中感受与自己或相同或不同的经历，当你看着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经济信息如潮水般的涌来你才会深切的体会到经济大潮就在眼前，竞争就在眼前！

于是，在这样的基调中，经济节目中的音响也就先天的具有一种快节奏、高频率的特色。在感彩上，也总是给人一种积极向上，跃跃欲试的感觉。例如在《走进秋天的故事》中，在介绍下岗女工庄妈妈开办的庄妈妈净菜社时，就多次运用了加工过程中切菜的声音，那快节奏的“锵锵”声既让人感到她们工作的艰辛，又让人体会到她们自强下息的精神。所以说，音响效果在电视节目制作中的地位绝不低于语言和音乐，音响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强烈的表现力。下面，我们就结合音响在经济节目中的运用谈一下音响的基本作用。

首先，音响可以渲染、烘托环境气氛，刻划、描写人物心理，它使电视节目(包括经济节目)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真实感和亲切感。生活本身是有声、有色、有形的。画面能再现现实生活的形与色，是连续的，声音则是现实生活的声的体现，是片断的。当画和声有机协调，巧妙配合的时候就产生了立体的、连续的、完整艺术的效果，给观众一种真实的立体感受，使人们得到一种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

我们说电视之所以拥有一个宠大的收视群体，主要源于它作为一种双线传播的媒介，它所传播的信息更接近于真实，而音响效果无可置疑的逼真性在其中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经济节目中，无论是对经济人物的采访还是对经济事件的报道，都离不开人物与事件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真实源于环境的真实，而音响恰恰就是再现真实环境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养犬女工─李玉俊》一片中，开场画面是一个远景在缓慢的横摇中，一片砖瓦房屋出现在观众面前，如果仅限于此，给人的印象也只是实物，缺乏生活气息和立体空间感。不过，作者借助画面又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音响效果，随着画面的由远及近，犬吠声也由弱而强，给人一种群犬争吠的感觉。于是，一个农村家犬养殖场活生生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在此处，作者虽不着一词，但透过群犬此起彼伏的叫声，令观众潜意识中，对养殖的红火与兴旺有了初步的认识，为下文塑造养犬人李玉俊这个成功者的形象的出现，埋好伏笔。

当然，在电视艺术中，画面对于提示环境背景，可以说是最占优势，但单纯地以画面和音乐比较往往表现的单调、呆板。如果能恰当的将音乐改为音响，那么一个真实的艺术环境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且能给予观众超出画面之外的外延空间。同时，通过音响的不同混响，还可以表现出立体空间的质感和密度，并且通过画面中的人和物在不同的空间中的运动，以及不断变化的音响，表现出声源与观众的距离，暗示出人或物在荧屏空间里的运动方向，体现出声音的景别和层次。例如，97年，记者随车赴河北辛集采访。

在河北辛集光羊真皮制衣有限公司，参观了一套完整的皮衣加工、生产的过程，由羊皮的鞣制、上色、喷光到成衣的画片裁剪、缝制直至成衣检验入库。在不同的工序，记者采用了同期声拍摄与主持人出镜解说相结合的方式，于是，鞣皮的大转桶缓缓转动而发出的深沉的轱辘声，生产车间里机器的轰鸣声，都作为最贴切的环境音响采入专题片中，增强了真实感。随着片子的播出，在潜移默化中，这些环境音响成为产品质量与企业实力的有力证明，在消费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为企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此外，环境音响的主观处理，往往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心理变化和人物情绪变化起陪衬、烘托的作用。比如，车站送行，再没有用汽笛长鸣与火车隆隆的起动声更能震撼人，来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的了。环境音响的主观处理在经济节目中同样有精彩的运用，如在《走进秋天的故事》一片中，主人公林明钢原是航运公司的一名员工，主动辞职后，成了一个个体小老板，正处在创业的起起落落中。在一次与原公司的老友聚会中，有人吹起了口琴，琴声响起，大家的心也随着乐曲悠扬地飘散……在这里，作者就充分利用音响渲染气氛，成功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是极具神彩的一笔。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味一下，画面只是简单的切换，吹口琴的人、旧船上聆听的人们、一张张饱经风霜的面孔、旧船、滚滚的江水和远处岸上林立的大厦。这些画面都是由悠扬的琴声和滚滚的江水声串联起来，于是一种生活的沧桑感油然而生，对生活的万般滋味也尽在不言中，生活的质感也跃然眼前。

其次，音响在经济节目中的运用还能渲染情绪。作为一种高科技的传播媒介，电视已经走进千家万户，电视艺术的体现同时需要观众的视觉文化配合，即电视节目要调动观众的想象、联想等综合感受能力。苏联现代心理学家津琴柯指出：“联觉出现在各种不同的感觉中，其中最常见的是视听联觉，亦即在声音刺激物的作用下，主体所产生的视觉形象。”音响作为一种外界因素，它能让观众把日常生活中的声音在心理上引起的刺激与感受，同屏幕画面的音响密切地联系起来，或潜移默化，或直截了当地刺激观众的感官，诱发观众的想象，引起情绪波动、心灵的共鸣，从而造成观众与电视节目的心理互渗性和心理演绎性。比如，在介绍新型游戏“匹克搏”的专题中，我们的记者与主持人亲自上阵，身着迷彩服，手持专用枪械，冲锋陷阵。在节目的表现中，我们并没有全部采用远景、全景，而是通过大量近景、中景，甚至特写，来贯穿全片，同时配以时疏时密的枪声，于是虽然观众面对的只是某个人的单个镜头，但在观众的脑海中却再现了一个完整的“战场”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生活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一词是我国特有的概念。“下岗职工”一词的含义为：因企业生产和经营状况等原因，在原单位已无工作岗位，尚未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且未在社会上再就业的职工(简称“三无人员”)。受地缘关系与地方财政的影响，下岗职工生活待遇差别较大。效益好的企业可以保证下岗职工待遇的兑现，效益差的企业的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基本无着落，甚至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也因此而中断。破产企业资产变现困难，更难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来源。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许多地区采取了“财政拿一块，失业保险金砍一块，企业减人带资带一块，社会捐助一块”的做法，并制定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标准。

1998年，中央进一步明确了“三三制”，即用于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资金，企业负担1／3，政府财政负担1／3，各种社会保险、救济捐赠渠道负担1／3。政府根据目前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的实际情况，对政府需要负担的必要支出作了优先考虑，1998年中央和地方此项预算支出175亿元，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代缴社会保险费用是1997年的5倍，为实现国有企业三年改革和脱困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据1998年一季度不完全统计，全国下岗职工人均月生活费仅84元，2／3的下岗职工未领到基本生活费，1／3的下岗职工生活极度困难。究其缘由，是“三三制”一时难以落实，有许多大量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其本身就存在严重的生存危机，无能力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加之一些地方财力有限，社会保险基金收缴困难，捐赠渠道不畅，下岗职工再就业率不高，使得资金发放工作更是举步维艰。一些地方也因财政困难难以落实1／3的基金，以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

与此同时，又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公开失业人员，没有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或者放弃失业人员的身份，属于隐性就业群体，既可得到隐性就业收入，又可从原单位获得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收入或失业保险金。天津市劳动局的一次调查表明：下岗职工70％自己找到了工作，公开失业人员中，也有不低于50％的人在从事着有报酬的劳动，而且报酬不低于一般的生活费标准，无怪乎不少下岗职工宁愿领取很少的生活费也不愿离开国企。据上海市城调队1999年2月对3000名下岗人员所进行的问卷调查，正在从事有劳动报酬工作的下岗人员有971名，而其中的672名属隐性就业者，占下岗职工再就业者的比重达69.2％，隐性就业率达24.9％。下岗职工为何隐性就业，除了可以以“下岗职工”的身份从原单位获得养老和医疗保险、并可每月领取下岗生活补贴以外，用工单位不愿与下岗人员签订劳动协议，其招聘和退聘就更为灵活，由此还可以减轻提供法定社会保险的费用，降低劳动成本。因而，下岗职工和新用人单位均有利益驱动，何乐而不为。

二、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社会保障机制

市场经济国家，失业是个永恒的话题。从上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机制看，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中、西部落后地区与许多中小城市职工再就业问题非常突出。今后几年，随着国企规模的缩小、人员进一步精简和政府机构改革，还将增加大量的下岗者或分流者，脆弱的财政支持与其他资金来源的相对拮据，维系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长期供给犹如杯水车薪。

如何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问题，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排除体制障碍，沿着隐性失业公开化扩大失业保险比率控制建立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改革思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同时理顺财政体制、劳动体制与社会保障体制。系统改革思路为：

(一)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以发放失业保险金作为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发放的第一道环节。

非公开失业即隐性失业。国有企业隐性失业比率大约为25％左右，是我国隐性失业的主要群体。经济学家克里希拉对所谓隐性失业提出了时间、收入、意愿和生产力四种测量标准；
另一经济学家埃德加·爱德华兹则把公开失业以外的劳动力利用不足分为就业不足、表面上有工作而工作量不足、职业损伤、不生产的工作四种形态。隐性失业以牺牲企业效率为代价，又是以行政调节为转移的，它不反映劳动力供求、不能自行调节劳动力配置、不形成企业合理的经营行为和劳动力成本、也不刺激并制约劳动者的行为。

国有企业大量隐性失业是困扰企业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隐性失业公开化是减轻国有企业负担，提高经济效益的必然选择，也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我们把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的形式广义地理解为：将企业的富余人员从岗位中分离出来，通过企业内部的结构优化与再配置、企业外的再就业和公开失业等方式进行分流安置，以实现全社会的劳动力优化配置，保证富余人员的生活来源或基本生活水准。

受福利机制及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隐性失业公开化难度很大。据北京市劳动部门的调查，北京市国有企业对于富余人员的安置结构为：29.6％由企业设法安排岗位，57.3％由企业发放基本生活费用下岗，11.6％自谋职业，真正分流到社会且与企业脱钩的仅占1％左右。下岗职工进入市场难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他们本身就业能力有限，成为职业搜寻过程的必然失败者；
二是有可能丧失原有的养老、医疗等福利保障，承受制度变革的巨大成本。隐性失业公开化是改革的必然趋势，其形式是将富余职工分为与企业不分离和与企业分离两部分。因此，在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失业保险制度的配套改革，对国有企业一部分显性失业的下岗职工通过失业保险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改革举措为：

1．放松公开登记失业率的低比率控制(1998年控制在3.5％)，建议将公开登记失业率放宽为6~8％的水平(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分析，即使扣除下岗职工隐性就业的部分，实际失业率估计也在8％以上)。国务院要求1999年6月底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人数扩大到1.37亿人，全年增收15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这不应只是参保人数规模的扩大和失业保险基金的扩张，而应当相应增加受益人数。因此，为配合隐性失业公开化的改革，应将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显性失业和准备再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纳入到失业保险的范畴。将国有企业失业保险缴费率通过精算提高到相应的缴费水平，国有企业不再承担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发放，政府财政负责的1／3的基本生活费归并到失业保险基金中发挥作用。

2．对于已有“暗岗”收入的失业人员，应根据实际情况，停发或部分停发失业保险金，以保证有限的失业保险基金真正用于需要救助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提高基金公平使用准则与发放的社会效率。上海市新的《失业保险办法》规定：如果失业者现在暂时不领取失业保险金，将来可领取的期限越长，领取金额越多。这一改革对于延缓失业保险基金的紧张局面和刺激居民消费，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3．为了缓解各地地方财政不平衡的问题，应建立相应的调剂基金，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宏观调控能力，解决一些地区“三三制”中财政拨付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份额的难题。

由于实行广义的隐性失业公开化，国有企业一部分下岗职工与企业分离，进人失业保险程序和再就业，失业保险基金中分割一部分用于再就业基金和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再就业基金两部分合成，在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不超过二年的有限期内，用于尽快促使失业人员通过就业培训或其它方式再就业。同时，如果隐性失业公开化改革中，部分下岗职工从企业中分离的时滞大大缩短，较迅速地进入失业程序，并能尽快实现再就业的话，他们原有的养老、医疗保险即使暂时中断，影响也不大。当然，考虑到部分下岗职工转化为失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个人思想情绪问题，政府应通过立法对划分部分国有资产作为企业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基金作出制度安排。今后，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使养老、医疗保险覆盖城镇全部用人单位，从国有企业分流出来的失业人员在任何用人单位再就业的养老、医疗保险待遇得以延续或恢复，将会减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对旧体制的依赖。

(二)在失业人员再就业受阻并在失业保险期满的情况下，通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作为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后基本生活的第二道环节，财税改革要通过负所得税制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性扶贫机制。

失业人员在失业保险期内未能实现再就业，意味着这一部分人将失去失业保险金。如果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直接危及这部分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是其他社会保障措施无法替代的，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截止1998年底，全国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市达到600多个，救济标准从50到270元不等，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和企事业单位，地区间经济发展与经济收入的差距，是决定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高低的关键。

我国大多数城市以“菜篮子法”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具体测算前应考虑三个前提条件：一是生活必须品品种选择的准确性；
二是价格指数的可靠性；
三是贫困家庭及其消费特征选择的可代表性。此外，还应依据实际收入指数、货币购买能力指数与实有社会救济基金存量与增量，进行科学的测定。

在我国实行贫困线制度的城市，其基金来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地方各级财政按一定比例分级负担，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各方出力，财政保底。第一种形式将企业负责救济的对象纳入了社会保障的范围，第二种形式仅能作为一个过渡模式。近年来，为了力争在本世纪内消除绝对贫困，加大了中央与地方财政的投资力度。除此之外，一些城市还制定了配套政策，如对特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房租、水电费、煤气费、学杂费等进行减免，甚至给予粮、油、糖之类的实物补贴，加大了政府每年访贫问苦的操作难度，难于有效地管理社会，不是长宜之计。其原因在于：1．财政统包将“企业保障”转变为“社会保障”，城市扶贫基金的投入强度直接取决于财政的收支状况。在财政拮据的情况下，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动态的社会救济发展机制。2．分别负担、财政兜底的资金形式，事实上意味着企业或单位承担着社会救济管理和资金筹措的责任，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实际操作中，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裕，易于落实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而效益差的企业大多采取“量体裁衣”的办法，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造成单位与单位之间，单位与民政部门之间在救济对象资格审定、救济金确定标准方面不统一、不公平的现象，有损于社会救济的公平性原则。

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必须稳定社会救济基金的主要来源。市场经济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是社会保障基金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借鉴市场经济国家以个人收入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的例行作法。进行财税改革，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过低收入者进行经济补偿，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差距，以此作为我国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的主要基金支持。

从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情况看，世界发达国家个人收入所得税税率通常在40~50％之间，个人收入所得税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30％左右，而主要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支出约占国家财政支出的20~30％。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大力地支持了社会保障支出。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拥有庞大的税源，每年却有近一半的应税流失，主要原因是征管法规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工作乏力，为数众多的纳税人末履行纳税义务。只要加快实现现代信用手段和全面储蓄实名制，扩大信用卡和个人支票的使用，改分税制为综合税制，全面推广实行个人申报纳税制，建立完整的税制体系，我国个人收入所得税预期每年可征收数百亿元，可以为建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给于有力的财政支持。这符合个人所得税主要用于调节贫富差距的国际惯例，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征收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思想的初衷。

如何以划分最低生活保障线为标准，实施社会救济，凯恩斯主义主张对贫困家庭发给差额补助金，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都能达到最低生活水准，拉平处于“贫困线”以下家庭参差不齐的生活水平。货币主义学派则认为，高效率的经济运作导源于市场竞争规则的规范和有效作用，如果将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到政府规定的某一条收入标准线，意味着实行了一种奖懒罚勤的非理性的救助活动，其结果是扼杀经济活力。凯恩斯主义者试图采取补差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水平，强调公平收入分配。货币主义者主张以负所得税方法保证社会经济效率，以效率换取社会的良性运行。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对我国社会救济的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但难于与中国国情合拍。

首先，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群体的产生大部分归结为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有一部分属于素质相对较低、在竞争上岗中处于劣势的职工。我国尚无足够的经济能力效法高福利国家给于下岗职工或失业者各方面的照顾，但至少应保障这些下岗职工和非自愿失业职工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这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其次，我国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线救济基金极为有限，不能简单地追求贫穷的公平，而应建立科学规范的贫困统计指标体系与调查制度，寻求公平基础上的社会效率，减轻社会救济基金紧张的压力。

生活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课程管理学校课程管理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6-0080-02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隐藏在学校管理中的课程管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决定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新课程实施的背景下，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要对学校课程管理展开研究，应首先厘清其基本的内涵和特点，这是当前课程管理研究的前提。

一、学校课程管理的内涵

（一）课程管理源于管理

课程管理是从管理中推演出来的，自博比特以来就遵循着这一逻辑，但在课程论研究史上却少有二者之间关联性的著述。事实上，二者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1.课程管理活动源于管理活动。作为一种教育现象的课程管理自教育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但并没有植根于独立的学校教育中，而是存在于国家的行政管理之中，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如在中国奴隶和封建社会，国家把教育事务的管理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主张“政教合一”，教育的管理权（包括课程管理权）掌握在官员手中，由政务官司徒管理教育。因此，早期的学校课程管理与其说是一种教育管理活动，不如说是一种行政管理活动。从本源上看管理活动是课程管理活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土壤，这一观点在现代管理活动诸如科学化管理、科层式管理、系统管理以及人际管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管理活动就有什么样的课程管理模式。

2.现代课程管理理论源于现代管理理论。课程管理研究的基础源于现代管理理论。一般我们认为是博比特开启了课程管理的研究，其《课程》的理论来源就是当时社会上最为流行的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所追求的不是高深理论的研究，而是课程的科学化和学校管理的效率。认为要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就必须借助于科学管理原理，促使课程管理科学化，实现课程目标的具体化和标准化。因此，课程管理理论的肇始，无论是基于学术探讨，还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都是以科学管理理论为基础的。

（二）课程管理本质的规定性

管理就是物和人的管理的辩证统一。因此学校课程管理既要关注课程相对已定的目标和任务，更要关注处于活动、发展中的人。由此我们认为学校课程管理不是一个现成的或预定的文本，而是在教育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生成的一种共同的责任和行使的权力。具体地说就是学校课程管理者根据国家课程政策以及学校实际，有效地整合校内外各种课程资源，为实现一定的课程目标而对课程的理念、课程设计过程和以及课程运行过程所负的责任和行使的权力，以确保学校组织效益与效率的最大化。

二、学校课程管理的特点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学校课程管理具有以下共同的特征：

第一，独特性。学校课程管理是一个伴随课程实施的一个自然的过程，不是独立于课程之外的一种物态工具，也不是独立于管理者及教师之外的客体存在，而是融于学校的独特哲学理念之中，存在于管理者与教师主体观念之中，是学校课程实践活动的精神文化内核所在。通过这种精神的外化活动，使此学校成为与其他学校不同之所在。通过大量优秀校长的管理理念和成功经验说明：
管理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更没有什么最好、最有效的管理模式、公式、标准等，管理就是一种实践，只有最适合本校内在和外在环境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因为“教育在本质上就是精神上的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过程。”

第二，实践性。学校课程管理本身就是人类的一种实践方式，课程在没有学科化以前就体现着实践性的本质，古人对“学、思、习、行”的论述以及对“学致于行而至矣”的呐喊；

近现代诸多哲学家和教育家对“课程即经验”的论述以及当前课程改革对“教育回归生活”的呼唤，无不证明课程与实践的关联性。作为课程论研究领域之一的学校课程管理从学校产生时起就是学校生活的一种存在方式，它蕴含着大量的现实问题，如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服务于人、解决学校生活的疑问、使其健康成长是其本然的价值追求。同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又直接推动着管理的性质、内容和发展等。当我们审视一种课程管理时，不是看这个体系的论述语言有多么华丽、构造有多么完整，而是要看它对现实的有效性。否则会产生难以避免管理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正如徐继存教授所言：“以思想或理论剪裁现实，用思想或理论规范现实，都将使我们难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巢臼，造成唐吉可德式的历史悲剧。陷入自我构造的教学观念世界的教学论研究者，就会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教学生活世界，就容易将教学论研究当成了一种纯粹知识的追求，而不是当作一种知情意相统一的智慧探索活动。”因而实践性是课程管理的本质特性之一。不研究事实，就没有预见性，也就没有丰富而完满的精神生活，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教育工作的兴趣；

管理中不积累和分析事实，就会产生得过且过和因循守旧的学校生活。明确了学校课程管理的实践性有利于我们遵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逻辑进路，坚持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管理本质论，实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

生活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管理理论；
演进；
发展

管理理论源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分工和协作，从历史维度看，管理的发展与劳动分工存在直接的关系，管理活动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不断呈现出新的变化，能对人的劳动分工、协作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针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进行分析，能对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应用形成更加科学的认识，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因此，为了发挥管理理论的作用，促进管理实践的全面创新，应尝试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进行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进行系统解读，体现管理理论的实践应用价值，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管理理论的演进情况

管理理论从最初形成到现代社会形成相对完善的发展理论体系，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对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进行细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内，管理理论的指导思想、管理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表现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等都存在明显的区别，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和研究思想主要有西蒙提出机械人模式、动机人模式、决策人模式；
孔茨提出的传统管理、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
占部都美提出的科学管理、人际关系管理、现代管理；
马洪提出的古典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以及当代管理［1-3］。总结前期管理理论的基本动态发展情况，能看出管理理论的发展表现出了连续性的特点，各阶段管理内容和管理要点不尽相同。因此，为了便于对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当前世界管理理论的不同研究体系和相关发展阶段进行总结归纳，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阶段对管理理论的基本发展情况进行系统的论述。

（一）第一阶段：传统管理阶段

传统管理阶段，也可称为人机关系管理技术理论阶段，主要以技术理论管理和实践为主，管理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对人的活动对象进行管理。此阶段学界研究的重点是针对劳动生产力下降的原因进行解析，并论证有效克服这一问题的路径，力求能突破传统经验管理的束缚，探寻相对科学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办法，并在具体的管理实践层面进行有效的应用，从而逐步促进管理效率的不断提升，借以论证科学管理方法的实践应用在管理层面可以形成可计量的实际应用效能［4-9］。

（二）第二阶段：科学管理阶段

科学管理阶段，基本表现为人际关系管理的组织理论和实践发展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点发生了变化，开始关注人本身的价值，力求能借助人、组织以及人与组织关系的管理，促进组织原则的制订和组织合理化管理工作的实施，以提高管理效果。但是由于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并且不同的行为会对组织管理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对管理组织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向整个人的行为领域延伸，科学管理阶段的管理重点也表现出对内在人际关系和人情关系的探索。

（三）第三阶段：现代管理阶段

现代管理阶段也可以称之为人境关系管理系统理论阶段，也涉及实践研究方面的内容，此阶段的研究重点体现为传统管理阶段和科学管理阶段的融合，此阶段在研究工作中力求将人与人的活动对象进行统一处理，并且将人的对象统称为环境开展研究工作，认为管理就是针对人与环境构成系统的研究，在研究中将组织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是人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况下生成并得到发展的。在现代管理阶段，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突出强调系统思想与随机制宜思想，研究理论更加完善和系统，能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多元化的指导［10-13］。上述三个阶段的研究在时间和内容层面上没有划分相对严格的界限，并且各个研究发展阶段涉及的基本理论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仅仅是通过研究侧重点的差异对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在管理理论不同研究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相关研究成果表现出交叉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不同阶段的研究交汇融合，对现代社会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上三个阶段虽然也开始表现出管理理论哲学化发展的初步倾向，但是尚未形成管理理论的哲学化发展态势，并且没有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管理理论的基本发展进行论证，因此，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对管理理论的变化发展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和深层次解读，为研究工作的系统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14-15］。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需求的哲学化驱动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发展现状

科学管理的核心思想是管理层面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在管理理论的前期发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衍生出管理哲学，关于管理哲学的著作也严重不足，管理学研究的成果集中从组织行为学以及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得到体现，管理哲学的研究一般局限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真正产出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这主要是由于20世纪以来社会建设发展实践中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理论研究者的重点也开始向组织与环境关系方面的具体研究转移，并且管理哲学的形成依赖管理的成熟，现代社会管理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管理环境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广阔的视野，不能从高深理论思维的角度进行探索，就无法对管理哲学形成深刻的认识，也无法得到具体的管理哲学理论研究成果［16］。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本身对哲学化发展的需求

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已经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哲学化发展倾向，要求管理学研究方面对基本问题的处理应该从管理哲学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美国学者在针对管理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是管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这一新发展方向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传统文化精华加以吸收和借鉴，形成能与时代管理实践相适应的先进管理思想，从而在企业管理活动中为员工树立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等，促进企业行之有效的开展管理活动。这一思想作为当代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延伸，主要研究目的是促进管理理论研究向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延伸，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在管理活动中关注生产效率和人际关系的情况，能直接体现出民本特色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思想［17-18］。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学科领域的哲学化扩展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管理理论学科领域扩展的影响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针对管理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深化发展进行分析，能看出从最初出现管理活动，到管理学体系逐渐形成，人类社会对管理活动认识呈现出全面深化的发展状态。随着人类对管理活动认识的逐层次深入，管理理论已经经过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管理学研究方面基本的研究对象也从传统单一研究对象转变为多样化的研究对象，管理学揭示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并且在管理学理论中研究深度更强，研究的抽象性和概括性也更加鲜明，极大地促进了管理理论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管理哲学的核心思想也开始出现相应的变化，能为新时代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良好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现有研究理论体系中完整而深刻的发展性研究学说，本身属于彻底而完备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在对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深入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思想成果。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于古代人格哲学体系都能表现出一定的优越性，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发展方面遇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针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和探索，能为管理学理论的研究和完善提供相应的指导，促进管理理论的全面改进和创新，凸显与时俱进发展的特色［19］。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管理理论学科领域的拓展

在对管理学理论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比工业企业管理、经济领域管理、其他领域管理的基本发展情况，也对与管理相关的一般管理研究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能看出现阶段我国研究界关于管理的研究从物质生产领域向着国家行政领域延伸，还向着精神生产领域不断地拓展和开发，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管理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某一个特定领域涉及的活动，而且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方方面面、各个领域存在直接关系的管理活动［7］。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角度看，新时期随着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管理学管理对象已经开始呈现出对管理发展史的回顾研究状态，并且开始将普遍的、一般社会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细化分析，管理学发展领域的扩展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1.学科内容呈现出理论化的发展状态任何学科的研究内容主要受到研究对象和人们对研究对象认知度的影响。现阶段管理学的研究对象从特殊向着普遍层次扩展，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并且管理自身属性决定了人们参与管理活动的过程中会不断对管理技术、管理指导思想等进行完善，这表明研究界对管理的研究从专门科学性质的研究向着理论科学性质的研究角度转移。2.学科形成体现出综合化发展态势学科形成的综合化发展主要从学科本身的分化与综合角度中得到体现，在管理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受到新时代研究逐渐深入的影响，呈现出与其他学科理论知识结合的趋势，综合管理实践过程中研究经验的总结极大地丰富了管理理论，使管理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能同时兼具分化和综合的发展特点，充分将管理学的发展生命力展现出来。3.理论形态呈现出抽象化的发展趋势研究管理学的理论发展情况，可以看出研究者在对管理学发展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整体研究方向呈现出从管理实践中凝练管理理论、从管理理论向着管理哲学角度升华和发展的态势。在理论形态方面，现有管理理论同时兼具硬科学和软科学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理论形态逻辑角度进行分析，管理哲学是超越管理学的理论形态，管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和研究范围的拓展，使管理学研究的哲学化发展成为必然结果。从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对管理理论的哲学化发展倾向进行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界对于管理学发展趋势的深入了解，进一步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从而通过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为新时代管理活动的开展提供理论指导［20］。

四、结语

综上所述，管理活动本身蕴含一定的规律，只有从理论层面对管理理论涉及的规律进行系统解析，才能引入科学的管理思想，动态化地对管理指导理论进行完善，从而结合管理实践需求选择恰当的管理方式，在管理活动中把握管理对象和被管理对象之间的多元联系，促进管理活动中基本矛盾的合理化处理，从而提高管理实践效果，从哲学角度促进管理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加快管理哲学的发展进程，使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能为管理实践活动的开展提供相对科学合理的指导，在哲学化管理理论发展和建设的基础上，有效推动现代社会管理实践呈现出全新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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