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年的文化经费达10亿英镑，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0.5%，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95年开始发行国家，每年可从中筹集超过10亿英镑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此两项相加，可达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化产业管理论文【五篇】【完整版】,供大家参考。
文化产业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以英、法、德、意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保护主要通过国家艺术投资方式。
英国每年的文化经费达10亿英镑，占国家财政总预算的0.5%，这些经费远远不能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95年开始发行国家，每年可从中筹集超过10亿英镑的巨额资金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此两项相加，可达国家财政总预算的1%。其专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的经费每年可达2亿英镑。英国政府对人文艺术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主要通过英国艺术委员会来执行。英国艺术委员会是英国国内负责艺术工作的半官方机构，其宗旨是发展艺术实践，增进社会对艺术的了解，在公众中普及艺术。为实现这一目标，委员会承担着各地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的顾问工作，与其合作。其具体任务是根据各下属机构的建议，将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的艺术资金分拨给各文艺团体、艺术家个人，及用于文艺设施建设的有关方面，如大英博物馆每年的拨款就达3000万英镑，艺术委员会还必须对资金的运用进行指导和监督。
但这种主要由政府委托艺术委员会执行的拨款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艺术发展的需要和经济变化的现实。80年代以来政府力求改变过去文化艺术事业过分依赖中央财政的作法，倡导中央和地方政府、政府和企业共同负担。但由于"大英帝国"社会中长期形成的文化贵族主义影响，企业对资助文化艺术态度冷漠，尤其是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没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使企业资助无利可图。为改变这种情况，提高企业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积极性，英国政府制定了《关于刺激企业资助艺术的计划》。该计划1984年获得国会通过。财政部每年为它另外拨款。该计划对"资助"作了具体说明。它规定：企业或私人无偿地向艺术活动出资属于"捐赠"，企业为了经营目的借助艺术活动提高知名度、招待客户和职工，做广告宣传等属于"资助"。政府高度评价为了文化艺术无偿捐赠的企业和个人，也鼓励企业把"资助"作为其经营策略的一部分。为保护企业投入文化的积极性，政府决定采取"陪同投入制"。即：如果一企业决定资助文化工业，政府便陪同企业资助同一项活动。政府特别鼓励"新投入"，即当企业第一次资助时，政府"陪同"投入的比例是1:1，也就是说，企业出1英镑，政府也出1英镑。对于企业第二次资助，政府则对企业多出上次资助的部分实行1:2的比例投入。这一政策一方面调动了企业投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使该文化艺术项目的成功率大大提高，相应降低投入的风险。1984年以来，英国企业资助文化艺术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企业资助文化的事务交由"企业资助艺术协会"执行，这一协会负责制定资助办法，接受研究申请，直至具体拨款事宜。对提出申请的文化艺术组织和活动由"协会"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审定其是否符合获得资助的条件。
法国政府通过文化部对其文化艺术事业进行管理和指导，主要采取国家财政拨款方式，辅之以行政和立法手段。1993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28.96亿法郎，占国家经费预算的0.93%；
1994年的文化预算比上年增长了4.3%，为134.55亿法郎，占国家预算的0.95%。1995年文化预算的数额与1994年基本持平，为134.49亿法郎。1995年法国新政府更加重视发展本国文化事业。希拉克总统宣布，国家今后每年拨出的文化经费将不少于国家经费预算的1%。根据这一决定，法国1996年的文化预算增加到155.42亿法郎，比上年增加了15.8%，占国民预算的1%。1997年法国的文化预算为151亿法郎，仍占国民预算的1%。虽然绝对数额有所下降，但因几处大型文化基础工程已经完工，实际费用并未减少。近年来，法国经济形势严峻，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问题丛生，但他们并没有采取牺牲或削减文化投资的方式来孤立发展经济，而是选择了通过增加文化投资，以文化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文化投资的绝对数额在逐年增加，在国家经费预算中所占比例也在逐年提高，并已稳定在1%。文化投资的增加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复苏，增加了就业数量，更重要的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大大地增加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减少了社会内部各种排斥力量的冲突。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与艺术资源的保护、崇扬，猛烈抨击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与电子殖民主义，采取了限制美国文化产品进口，补贴本国文化产品等多种方式。95年法国政府规定，所有法国电台播放的音乐节目中至少应有40%为法国音乐。否则便以违法论处。巴黎法院就曾以播放节目中没有足够的本国产品而对本国收视率最高的法国电视一台作出罚款4500万法郎的判决。概括起来，法国政府的主要作法是：1.设立文化工业信贷，将文化工业特别是本国电影产业等列为重要的工业部类，除增加政府贷款和拨款资助外，还运用文化产业信贷方式，鼓励银行和财政机构投资；
2.分散文化权力，调动地方文化机构及文化组织的积极性，对其予以经济资助，指导帮助其建立文化活动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等核心工程；
3.建立文化合同制。除对地方重点文物机构给予经常性的财力支援外，还通过协议(合同)形式，对地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予以投资；
4.提供固定的经济补贴，对一些国家文化机构、团体以及与国家有合同关系的文化团体，每年给予固定补贴，金额逐年增长。同时设立文化部专项预算，如"资助剧作家项目"等，来促进文化艺术发展；
5.成为专门的基金会，对属于重要的文化遗产又在文化市场中难以生存的文化团体，成立相应的专门基金会来挽救和扶持；
6.对重点文化工作进行重点投资保护，如对卢浮宫、印象派艺术博物馆等中央直属重点工程，不惜耗巨资予以修缮或扩建。法国文化部设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司，96年的预算就高达20多亿法郎，用于保护整修1.3万个历史建筑和维修2.4万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此外法国政府亦越来越认识到对文化艺术的企业和个人赞助的重要性。对之从行政和立法予以确定和支持。法国也设立了全国性的文化资助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企业家、艺术家(文化专家)与政界代表组成，负责协调企业和私人资助事宜，评估企业的赞助能力等。法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基金会，与法国民间6000多家以保护地方历史遗迹为使命的协会保持密切联系，筹集资金，争取社会广泛支持，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遗产。这个基金会的初始资金为5000万法郎，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企业赞助，三分之一为私人捐助。各大公司和企业也专门设立了文化资助委员会，隶属公司或企业基金会管辖，由各公司委任优秀的文化科技人士组成，负责审定资助项目和对象，每个企业都根据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进行规划，确定资助对象。如资金雄厚的埃尔夫石油公司面向音乐、造型艺术与文物保护；
法国航空公司注意发掘、支持有才华的音乐家、美术家的新秀及各大艺术节；
法国电务公司则把资助的重点放在歌剧上，其他如巴黎国民银行、法国煤气公司、托塔石油公司、雷诺汽车公司集团等都有各具特色的资助方针。
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艺术保护方式侧重于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杠杆来鼓励各州、各企业、各集团以及全社会对文化艺术进行保护。美国三分之二的非盈利文化机构是通过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向文化机构捐赠减免税法律而获得资助的。1917年美国联邦税法就明文规定对非盈利文化团体和机构，公共电视台、广播电台免征所得税，并减免资助者的税额。对以非盈利的、促进文化、教育、科学、宗教、慈善事业为目的的团体免征赋税，个人和企业对上述非盈利团体的捐赠可享受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美国不设文化部，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自大萧条以后第一部支持文化艺术事业的法规，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此法律即《国家艺术及人文事业基金法》。依据此法，美国创立了其历史上第一个致力于艺术与人文事业的机构：国家艺术基金会与国家人文基金会，并设立了联邦艺术与人文事业委员会，由联邦政府中工作性质与文化发展有关的部门的首脑组成。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的宗旨是为发展美国文化艺术服务，保护美国丰富的文化遗产，鼓励国家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发挥创造才能。这一立法，保证了美国每年拿出相应比例的资金投入文化艺术。其使用直接面对文化艺术事业而不是耗费于庞大的文化行政机构的运行之中；
基金首先用于集团赞助。国家艺术人文基金会每年向各州及联邦各地区艺术委员会拨款一次，占年总基金额的20%，1991年这一比例增加到了15%，1995年又增长到35%。其次，其余款项直接用于向各个艺术人文领域内的个人及团体有关项目提供直接资助，也用于优秀艺术成就的奖励。
有意义的是，美国人文艺术委员会的投入只占人文艺术整体投入的一小部分。美国联邦政府对艺术的年投入约11亿美元，而州、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赞助高达50亿美元以上。这是由于政府在政策上采取了"杠杆方式"，以"资金匹配"来要求和鼓励各州、各地方以及企业拿出更多的资金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事业。这种"资金匹配"对于各地来说，就是要求各洲、各地方拨出相应的地方财政来与联邦政府的资金配套，如美国国家交响乐团每年得到的艺术委员会拨款只占总费用的10%，其余款项需由地方、企业及全社会予以资助。因此，美国艺术团体的一些演出节目单上总是密密麻麻地印满赞助者的名字，其赞助数额既有高达几十万、上百万美元者，也有仅赞助25美元的小额赞助人。而对于各艺术团体或艺术家来说，如欲获得政府补贴，必先从企业或其他途径筹集到政府资助三倍以上数额的资金。国家艺术与人文基金会规定对任何具体项目的资助总额都不超过所需经费的50%。显然这种资金匹配方式一是调动了各州、各地方以至全社会资助艺术事业的积极性，也调动了各艺术团体、艺术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多方考察，既确认该项目的社会意义与艺术意义，又提高了项目的可实施度，避免了无效投入。这种方式从制度上突出了私人保护的重要性。美国政府艺术保护方式除少部分直接资助外其主体仍是间接资助。这种间接资助，除前述《基金法》及《版权法》、《志愿人员保护法》等法律外，还有一些法令法规。如美国不将州的法令、一些市政当局的条令规定在新的建筑项目中，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艺术，这些法规或条令要求在新的政府建筑工程中，建筑费用的1%以上必须用于建筑的艺术方面。还有许多州规定，修理州政府所属的建筑物，使用州政府资金修建任何建筑物，在公有土地上修建建筑物，其建筑设计和选址方案都须经州艺术委员会批准。这就大大改善了整个地区的文化艺术风貌。另如，组织艺术品的公开展览等类活动均可享受企业赞助法律或法令允许的税收优惠。这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形成一种十分有效实用的艺术保护机制。
上述两类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欧洲方式和以法律结合鼓励社会赞助为主的美国方式。不管哪一种方式，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都日益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努力寻求企业、市场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资助，以达到文化艺术事业总投入的逐年实际增长，这种方式似乎已成为各国研究者的共识。
美国政府将其国内的文化机构大致分为营利性文化机构和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两类。其中，那些反映美国传统文化，能对大众起到服务和教育功能，而自身营利能力又较弱的文化机构大都被归人非营利性机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美国全部文化机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具有较大影响。例如，成立于1942年的全美交响乐团联盟中的成员，几乎均属非营利性机构，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再如，全美歌剧院协会200多家歌剧院团体会员近95％为非营利性机构。
对于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美国政府比照慈善机构对待，在税收方面给予较大的优惠政策。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501(C)(3)款的规定，具备以下条件的即为非营利性机构：1、以提供公共或慈善服务为宗旨，2、无股权所有人、受益人；
3、机构盈利全部用于今后的公共服务或慈善工作。而一旦被批准为非营利性机构，将主要享受到两方面的税收优惠。
首先，该机构可以接受社会捐赠，而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物抵扣其应纳税所得额。1999年美国国内税收局最后一个有完整数据可查的年度统计表明，当年共有3550万纳税人向包括非营利性文化机构在内的各种非营利性和慈善机构捐款、捐物，折合1258亿美元，其中现金捐助为883亿美元。这些捐助者均可享受税收优惠。例如：一位年度应纳税收入(应纳税所得额)为$50，000的纳税人，向非营利性机构捐赠$2，000，则此$2，000可从他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其应纳税收入成为$48，000，他可以少缴纳$540的所得税($2000乘当年规定的他的应纳税率27％)．这种税收政策，极大地鼓励丁美国企业和国民向各种非营利性文化机构捐赠的积极性，也使社会捐赠成为这些文化机构的支柱经费来源。仅以在全美200多家歌剧院中经费预算排名居中的衣阿华州德梅茵大都会歌剧院为例，据了解，其2003年经费为100万美元，其中45％来自演出门票、广告等剧院的各种收入，55％来自政府支持和社会捐赠。而在这55％中，政府支持的款项只占10％，也就是说，该团50万美元的经费来自社会捐赠。长期以来，歌剧院已拥有了一批相对稳定的捐赠者，使这些捐赠成为了剧院的一项支柱性经费来源。
同时，美国实行商品价外税。文化机构申请成为非营利性机构时可以同时申请豁免纳税的特殊优惠。这样，他们一方面可以豁免支付购买商品时的消费税，另一方面还可以豁免支付地产税，即他们在对本机构所属的地产进行交易时的应纳税额。这种纳税豁免减轻了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费负担，有利于其不断壮大发展。
另外，美国政府对进口乐0S等文化机构必需的高价值商品的关税扶植也值得一提。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2003年关税安排第92章的规定，大部分价值昂贵的乐器，如三角钢琴、小提琴等，只有2％一6％的关税，对有特殊协定的，进口关税全部免除。这种扶植是着眼于减轻文化机构，特别是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经济负担，帮助其提高专业水准和服务社会能力，也是与其政府对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扶持政策一脉相承的。
本章要讨论的是，未来十年，在发达经济和成熟的民主社会中，要使其民众的期望和潜能得到实现，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政策。本章所涉及的范围十分之广，从岛屿国家到大陆国家，从塑造过去400年政治现实的文化到那些自诩具有前历史根基的社会文化。它类似于对待欧洲，在欧洲，已经有一个多世纪几乎没有设定什么边界了，加拿大的广阔空间，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们具有欧洲殖民传统，在这些国家中，欧洲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讽刺性）的建立了更为稳固的基础。
就欧洲国家本身而言，它们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政府应该为文化活动提供支持。但是，在政府支持如何运作这一点上，欧洲国家却有极为不同的传统。在慷慨程度上、在政府认为符合条件的行为以及由哪一级政府对之进行管理等方面，欧洲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国家、地区和地方的文化管理机构、艺术委员会、电影委员会、公共和私人的广播公司、宽带网络、执行委员会、外交促进机构、半官方基金会和基金等。当有些市民以文化为职业谋取生活来源时，他们并不是传统的…………。.然而，较之于其他任何职业领域的负担而言，艺术家所具有的官僚管理或监督层更多，而获得的公共投资却更少。
伟大的威尔士作家雷蒙德•威廉斯曾经指出，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词汇之一”。在此，我还认为，文化也是英语中最令人激动的词汇之一。它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激情。它包含着如此之多的对我的自由和归属意识来说占有中心地位的东西，以至于它不能像健康或税收那样运行。当文化纵时，它甚至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然而，文化中也内在地包含着和解的意义。文化能够保护自尊，并作为无知的野蛮的托辞。文化能为社会提供杰出文明的展示，也能将之表现得无比原始。它能被作为我们自豪的中心加以对待，为后代留下我们对这个世界进行修修补补的每一个印记，或者，它也可以是社会用自我意识的琐事来娱乐自身的短暂之物。为政府提供一幅可持续文化政策的地图，就是为之提供一幅具有等高线、充满疑难路标和特征的图表计划，它与看起来与与这些国家以前所作的二维图表计划有着很大的不同。
或许是由于每一个国家都将文化看作是标示其独特性的方式（没有人希望自己和邻居相同，即使真是这样的时候也不愿承认），因此，将公共财政用之于文化活动的机制也像世界的碎裂本质所表明的个体一样的不同。然而，从广义上来讲，这种体制可以分为三类：法国－德国模式，旧的共和国和北美模式，美国模式。如同其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一样，美国看起来也追求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被别国所认可的方式，这些国家是美国政治、语言和宗教方面的自然的联盟。然而，看起来相同的是，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共同特征将会出现，它由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公共财政稀缺以及美国文化组织中对更多稳定性和更大可获得性的需要作为支持。美国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压力，它要求美国发展某种程度的政府平等，以便在政府间能有更多的建设性的讨论——正如最近德国所作的那样。
法－德模式是一种国家财政直接来自于政府的模式。在德国、比利时和西班牙，强调的重点在于地方和城市机构，同时，联邦政府负担相对较小的部分。在法国、意大利、土耳其、中欧、丹麦、瑞典和挪威，中央政府是最有影响的来源，大都市和地方扮演着强有力但却是第二位的角色。这两个传统都反映了以前国家都从宫廷和城市获取保护，对文化的支持也被看作是国家的责任，如同国防和外交一样是必须的。实际上，文化是作为展示性外交得到支持，同时也作为一种令个体和公众得到满足的方式而得到支持。
由于各种原因（其中之一或许是，在君主立体中，公众在反对贵族化的行动方面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英联邦、爱尔兰、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有一些采用这些国家的政府模式的较小国家——都发展了一种体制，它在政治控制和文化组织之间插入了一层半独立的管理机构。芬兰——或许是为了采用一种与以前的帝国统治者不同的方式——也采用了一种将政府赶得更远的方式。
所有这些方式都同时既有长处又有不足。创造一种以税收为基础的、可以被成功地用于所有国家的、自由同时又能不受政治干预的文化支持模式，是极费脑筋的事情。然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现实了。所有的国家都正在认识到，实际上，没有多少东西比自己文化的呈现和传承更具政治性。在建立资助机制之外，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试图将文化从联邦政府的责任清单中清楚出去，并对国家艺术资助委员会和国家人文资助委员会（二者都由国会提供资助并经常受到国会的攻击）提出警告。实际上，宗教、社会清教徒的（sociallypuritanical）或其他的国会利益的每一次攻击都是一个例子，说明了为什么体制在传统上都分为两部分，二者之间互相几乎根本不能互相了解。
尽管各个国家看起来要将基本的体制维持下去，但是，在基金筹集方式、组织结构和跨国合作的新型论坛等方面，它们之间也互相借鉴。将好的想法在各国之间互相分享是必然的。欧盟的发展和及其联合国家的过程，欧洲委员会在文化能源（culturalenergy）方面的（暂时）复兴，1998年在加拿大政府的帮助下发起的文化部长非正式网络，等等，这些都意味着文化方面的政府官员们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但是，在这种同化等值方面能走多远也有限制。西方的文化管理顾问们痛苦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在苏联解体之后侵入东欧，他们当中的每一个都到处游说，说从自己国家带来的东西能够解决这些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他们错了。实际上，支持文化的方式与本国政府的期许有着内在的联系。这些方法不可能在没有灾难性的管理失败和对文化组织的野蛮掠夺的危险的情况下被转移。
所有国家都需要保持那些在自己理解范围内运作和留存下来的体制。如果他们要满足市民的期望，应对国际主义的挑战，以及当地图边界线在文化中作用不大的时候对文化进行强调，他们也需要改革。
正在出现的政策
不管执行机制如何，文化政策都在获得新的重要性，这些重要性有着相同的因素。这些对于因为经济和政治体制共享而产生的社会压力的回应，因而引申出可以比较的回应。当然，每一国家所强调的重要性会有所不同，但是，某些共同的基础却是显而易见的。文化在本质上更容易与霸权组织相认同，因此，它经常被看作是地方控制的主要领域之一。其主要的经济结构是在极小范围内的（广播媒介例外），它涉及到极少战略的重要性，并且他在本质上符合那些地方群众和政治家的野心。对于美国“思考全球化，行为地方化”的格言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文化领域更为适用了。因此，对于像德国、美国、澳大利亚这样的在地方层次上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国家来说，也都正在重新强调自己的许诺（同时，也羞答答地派出有能力的联邦官员参加国际会议）。
有些国家甚至不情愿地放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法国、英国（在这里，我们是从严格的地理的意义上使用这一词汇，英联邦的其他成员国不包括其中）在近年来也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将作出决定的权力转移给个人——即使他们是在中央政府的操纵下工作。这将使地方政府的文化管理更为专业化。它也将必然导致新型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并不一定要与传统的民族国家进行合作。利益集团希望加强……那些有着强有力的电影政策或双语文化的国家。
正如在文化部门工作的人们正力图在服务组织的多层次中构建网络一样（详见下文），地方官员也开始寻求普遍的方法，以解决那些可能是全国范围内都面临的问题。这可能首先发生在一个十分表面化的层次——EuropeanNetworkofCitiesofDiscovery的形成以及威尔士、新南威尔士和卡塔伦亚之间的合作都是1990年代以来的例子——但是，对交换和互相合作来说，在未来的几年中，肯定会出现很多机会。联合出版和新的产业投机，音乐节的共同生产，共同的培训和教育方法等等，在这些领域中，经济规模必须适合中型的政治组织而不是作为国家进行运作（小型国家或不到300万人口的国家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许多地区有着自己的语言，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联邦/国家的文化政策之外进行运作的原因。21世纪，世界上的语言应该繁荣多样。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传播的时代，人们的读写能力和信息接受会得到巨大提高。然而，21世纪也是一个多种语言消亡的时代，殖民主义、到处找工作的需要、大量移民和人口迁移等等都会对语言产生一定的冲击。语言经常是被那些经常说这种语言的下一代所消灭；
那些在教孩子们语言方面失败的父母们觉得，在一个全新的世界中——欧洲的主要语言和亚洲皇权都是需要知道的，旧的语言可能会是一种不利的因素。统治权力将语言从孩子们身上清除出去之后，就没有什么剩下的东西可学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恰恰是那些权力极大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进程——法国、英联邦、西班牙、荷兰，在这些国家中，仅仅在50年前，在今天的充满激情的国家官员还极力要消灭少数民族的语言。
正如同时代的官员们对环境中生物多样性的判断失误一样，他们也没有能够理解：语言的多样性恰恰是人类表达的储存地。一旦我们开始经常应付不是我们第一语言的节奏和情感时，表达就会受到限制。美国英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多数的美国人来是从上一代的成人移民那里学习英语的。在美国，英语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外语，要使这些人理解，英语就必须在一般的流通中减少词汇量，它也借鉴了德语语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美国移民使用德语），并且创造了少量的复合短语，将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副词、对介词进行简化等。它将语言理性化，使它像“downsizing”（一个词就能完美地表现某一意思）一样是逻辑的和非感情的，正如通用公司的汽车工厂里所做的那样。
这一情绪现在转向了另外的方式，正在出现的文化政策是濒危语言的重新展示、平行推动和扩展使用。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涉及到本土的美国语言——美国法语和西班牙语；
在新西兰是毛利语；
在欧洲，是巴斯克语、盖尔语、凯尔特语、和斯洛文尼亚语。就像那些保护民族服装和home-curedskins的人一样，对某些保护语言的尝试来说，也必然存在着某种人类学的评价方式，也有将使用较少的语言也有委托给博物馆的因素；
带着充满尊敬的好奇心为之鼓掌欢呼，但是，他们却又并不经常去那里参观。但这至少比将之消灭要好的多，它也为那些急于寻找某些东西以加强自己的身份认同的下一代提供了机会，激发他们重新点燃热情并寻求新鲜的表达方式。
然而，语言政策并不一定仅仅包括在本土语言和方言方面的更新兴趣。在所有的主要国家，都有一种处理移民愿望的需要，这些移民——不管他们是殖民主义、政治迫害还是经济萧条的结果——都搬迁到新的栖息地。在英联邦的某些城市中，移民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在地中海地区，非洲对南欧的影响已经和欧洲对北美的影响差不多大。地中海作为一个大的湖泊的真实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
对大多数人来说，对少数语言的保护或斗争不过是一种与地方团结一致的姿态，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这一点往往被巨大的皇权国家所压制（接下来是忽略）。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著名的例外，在那里，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语言团体被置于在地理上隔绝的位置；
例如，加拿大和路易斯安纳的说法语的人，或者西印度群岛的说荷兰语的人。对西方国家所有的移民团体而言，都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在英联邦的旁遮普人、在澳大利亚的希腊人等等，他们都觉得有必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以维护语言作为文化遗产的神圣性。
许多文化行为的目标就是要用一个共同目标将一群人粘合在一起，而这一目标又构建了他们的独特性。有时，这一点是内视的（inward-looking）；
除了评价性的旁观以外，外来者的参与是不受欢迎的。然而，一旦这一行为找到一个市场，目标就会改变，达到并使得尽量多的人们（无论他们的自己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享受它就变得十分重要。一旦这一点与业务扩张的商业逻辑联合起来，有吸引力、结构良好并易于获取的文化产品就会遍布其他的所有领域，而那些易于接受商业宣传的文化则为之让出地方。这就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人有幸成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文化的生产者（或者仅仅是足够狡猾来确保这一点），那么，文化产品的全球传播就会带来自信和财富。加利福尼亚电影、英国电视和戏剧、法国葡萄酒、澳大利亚啤酒、德国音乐和意大利歌剧都具有了获取全球性的成功的措施，它强调原初国家的世界感。
对那些获得了全球普遍性的类型来讲，这一过程很明显是有利的。然而，对那些与这些类型相似却不那么成功的类型来讲，全球竞争就是一种灾难，特别是当贸易壁垒被清除或者全球化产品的经营者寻求有可能创造竞争对手的非法的特别帮助——官方的推动或补贴——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利用统一国家来说明问题），加利福尼亚戏剧、英国艺术音乐、法国电影、澳大利亚绘画、当代德国文学和意大利橄榄油生产也感觉到了全球化的威胁——恰如统治性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所作的那样。
然而，如果文化成功的信号是它的表现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人所获得并享用，那么，目标就不能限定在全球，而是要向最大程度的文化多样性敞开。只有最保守和顽固的文化才将排外性作为美德。实际上，新的出版和传播方式使得地方性文化得以大规模播撒变得更加容易。威尔士的电影生产、切罗基人的网站等等，我们现在都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一点即使在1970年代也是难以想象的。
全球化是一个机会，但这也有一个前提条件：立法框架必须认识到，某些文化和类型将需要财政支持，而这种支持在自由贸易逻辑的完全商品化操作的情况下是不能被接受的。在未来的和平中，采取可行的、能够被接受的文化行动是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如果文化作为消费娱乐产品被迫去仅仅为了其自身价值而竞争，那么，统治的规则就会产生重要的愤恨情绪。将文化竞争变成对国家主义进行诋毁的面具就过于简单了。必须要有有效的市场导向的推动、合理的公共财政和法律支持的结合。目的不是要敌视某种文化产品（好莱坞电影就是一个引起无数反对意见的例子），而是要为了有利于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而采取措施，因此，如果仅仅依靠私人的资金筹集，公共的方面就有可能根本无法达到。
抵达公众——不管是地方的还是国家的——是所有文化行为中的专业努力的共同目标。因此，接近（access）必须居于政治战略的中心位置。所有人都能接近已经成为英联邦、澳大利亚和北美等国政府的主导性的文化政策。对大多数党派来说，这是一个认识到是谁投票赋予民主政府以权力的政治现实（不再是少数的有钱的经纪人）。但是，它还有不那么愤世嫉俗的一面，一种拓宽当代文化参与基础的尝试，超越高等教育和富裕阶层并给那些没有包含在“高雅文化”传统之中的人们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行为也是重要的。在德国和受德国影响较大的国家里，带有返还津贴的低票价、社会包容的专家压力（thepeerpressureofsocialinclusion）已经使得正式文化成为市民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一历史已经有100多年了。同时，在许多国家中也存在着一种充满矛盾的转向，从国家教育中系统的文化教育转向对文化的大体轮廓的描述。音乐已经几乎从美国的学校中消失了。美术、戏剧和文学正在成为专业课程。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过去艺术在正式课程中所占的份量虽然不大，却也保证了它是学校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却存在着认为文化教育可有可无的趋势。尽管在大学中开设艺术课的要求有所增加，但是人们却普遍认为，学校层面上开设的数学、科学、主要的外语课程等要比艺术课和小语种课程——尽管事实证明这些领域对孩子们的心智机敏、自信和行为的稳定性也有着重要作用——重要得多。
有一个简单的规则（只有美国除外），操纵着为什么接近必须成为文化政策中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在一个选民们越来越不愿意接受高额直接税收的借口时，政府认识到，如果每一个人都为文化服务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就能期望那些服务不仅能够实现，而且可以看到它反映大多数人的趣味和利益，同时也使少数民族（毕竟，每一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的利益也有公正的位置。在美国，对直接税收的恐惧加上个人慈善事业的传统，意味着公共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更加微不足道。组成美国文化政策合作现实的基金会依然追求与西欧政府在指导自己的机构时没有多少区别的行为。
知识的接近也需要通过物质的获取来实现，在此，那些传统上在税收之外为文化提供支持的政府发现，他们处在哲学倾向和财政倾向之间的尴尬境地。在哲学上，他们意识到，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有普通的权力，却有着特殊的和昂贵的需要。即使普通大众对表演和建筑遗产的接近程度已经超过了人们所预期的临界点，对那些作出承诺要让大众和精英阶层拥有平等机会的政党来说，接近的比例仍然会低得令人恼怒。
同样，尽管大多数人现在居住在城镇或者郊区，但乡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财富的宝库。不列颠群岛和北欧的乡村地区靠文化为生的人的比例，也比平均比例要高，这部分是由于爱好，部分是由于其他工作形式的减缩以及将重要但多余的建筑用作文化资源的趋势。
但是，在乡村中的文化供应与城镇有所不同。建造一座剧院、举办音乐会或音乐节、确保小型社区拥有图书馆等这些还不够——尽管不能提供或维持它们会导致极大的愤怒和政治麻烦。在农村，景色本身的保持以及由此产生的传统实践——打猎、牧羊犬的训练、竞相开垦、葡萄采摘节、仪式中对肉的准备以及对地方精神的敬畏等——对一个文明的文化健康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对主要由农村人口选举出来的政府——他们通常认为这些农村事务是最为奇怪和粗野的——来说，要制定一项照顾到辖区内文化整体的政策是十分困难的。
文化环境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它包括文化遗产和行动的总体性，强调了与针对自然世界的工作的平行。这一术语可以为所有的文化政策提供一个任务。对任何的公共服务来说，刺激和保护文化环境都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将文化活动用作发展的方式正在成为促进农村重建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很少工作形式能够代替农业，它作为一种工作形式既能维持生存又不对环境进行严重破坏或者用安排不当的郊区来代替农村社区。
文化被用作和文化本身无关的经济和社会的目的，这一点不仅仅发生在农村。不管它是通过安全、一种高的生活质量（与世界上其他的部分相关，甚至是与1945年相关）和本身不能带来满足的社会流动性的逐渐的启蒙；
还是因为政治家们涉及出建设性的观念，文化都是被用作实现一系列政治益处的方式。由于重工业、农业和制造业的下降，人们希望文化产业会给出新的出路。艺术将会为创造性研究、人才（观念经营）原材料以及文化产业的高科技、发行和管理提供全球市场，提供新的职业、多样化的商业和个人成功。
这些之中没有一个是不成熟或者是不好的。值得赞美的成就是，公共行为的每一个领域都成为文化上自觉的。文化被用来使铁路培训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传播社会责任意识，整合移民的生活方式，复兴濒临灭亡的城市，抓住失业者或退休的人。然而，这一“工具化”过程是从文化对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政策所作的贡献而非其自身进行评价。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文化用最多的篇幅和时段来传播符合政治家利益的东西，这样做有可能产生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危险，对此，我将在以下的部分进行论述。
仍将持续下去的文化工业化的水平或许会与政治家所梦想的有所不同，政治家们急于在那些已经成为经济累赘的领域内寻求新的活力。这一点当然是事实——除非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去积极地使用文化。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时候，缩减书籍、音乐、和艺术方面教育投资或许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限制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如果政府在维持高水品的文化参与（它能在地方和全球的水平上保持经济的活力）方面持严肃认真的态度的话，那他们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去激活更加多样性的文化市场。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补贴性的供给（尽管它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意味着运用教育和媒介来产生效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体育的发展方式对我们很有教益。人人可以获得、媒介覆盖范围、美化、设备提供、教育和明智的补贴等方面的结合，成功地将体育从一项业余消遣转化为最有效的社会财富创造者。关键是，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这都是展示性的——无论是我们正在讨论地方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赛马还是奥运会。在地方体育文化和世界利润之间没有冲突。全球化刺激了地方的参与欲望。地方行为为全球化的成功提供了人才和公众热情的基础，没有什么特殊原因表明文化在方面不是这样。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文化也的确是如此。
文化产业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安全生产管理意识淡薄。大部分企业只重视企业眼前的利益，对于安全生产设施的建设不足。执行力不足。虽然国家考虑到劳动者安全健康问题，出于以人为本的考虑，坚持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以《安全生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法律规章，然而在被监管对象的实际生产过程中，经常怀着侥幸心理，只做表面工作，应付检查，实际应对力不足。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只在形式。企业对于安全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大多数的管理者认为教育不起作用，因而本身并不重视，导致在安全教育过程中绣花拳居多，干货很少。检查者检查工作力度不足。作为安全检察人员，自身对工作懈怠，流于形式，在实战中根本无法真正的发挥其作用，最终导致事故预防工作“形同虚设，摆摆样子”。监督不足还会导致上游的安全措施更加松懈，导致恶性循环。管理分散责任不明确。无论是管理环节、落实环节还是监督环节，实际操作过程中责任并未明确划分。
2应对措施探究
2．1安全生产基础措施改进
（1）技术创新。这是实现本质安全的重要途径，主要包含：①压力容器和管道技术。压力容器和管道技术安全控制的核心就是对整套生产装备的实时监控，通过传感器传递至中央控制中心，实现实时危险预警，预防危险的发生。②具有腐蚀性的物质的监测技术。该项技术适用于在腐蚀物质较多或者较为密集的生产场所或者设备。通过特殊检测技术，在不影响正常运转，无需拆卸的情况下对设备的薄弱部位或者环节如凹槽或者接缝处等进行监测，并预测设备的使用年限。③防火防爆技术。根据能量释放理论，防止或爱或者爆炸的措施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从根源和原理上不使用危险物质，其次，提高控制能量的能力，防止能量和人或者财产接触。（2）重视设备维护。化工企业对于设备的安全管理应该有明确且严格的标准。首先，应邀请相关专家对于设备的安全提出专业的技术标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作为顾问更好。其次，在公司的制度层面应该制定出可执行的安全制度管理，针对压力容器、管道、锅炉、升降机等国家法律规定的特种设备和其他危险性较高的设备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在执行日常的检查、维护、更新和监督的过程中，要加强责任制的落实，并备案处理。（3）严格安全操作。为了保证安全，化工企业需要对员工的操作作出严格的规定：①严格执行工艺技术规程，遵守工艺纪律。②每个员工需要配备符合标准的个体防护用品并正确穿戴。③在意外事故发生时，应该及时采取控制措施，防止事态扩大，并且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2．2教育和培训
（1）转变化工企业和员工的思想观念。首先，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的宗旨就应该具有安全和以人为本的意识。无论是在日常运行，还是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都应该重视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安全文化氛围，使员工在耳濡目染更加深刻的安全意识。其次，在后期发展和培训过程中，企业应该重视引进先进管理模式，及时关注安全动态，无论员工素质如何，都应进行及时的安全教育，让员工观念满足发展需要。（2）整合化工安全教育培训的资源。安全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理论基础、工科技术和人文管理理论。政府可以从法律制定，支持高校和研究院相关学科的建设，引导相关行业标准，支持安全员培训入手。同时，对于就安全工作开放群众监督和建议的渠道，这样才能有效彻底地保证安全教育的长远发展。（3）化工企业安全教育培训要全面统筹。无论是企业自身安全教育工作，还是社会第三方的安全教育培训机构，在制定安全教育方针、编制安全培训教材、强调工作重点时，都需要因材施教。针对不同企业的生产性质和状况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和方法。规模小的企业可以重点放在技术措施控制上面；
而针对大型的复杂的企业，需要从管理、教育、标准、最新动态、技术支持等多个方面入手。（4）安全教育形式多元化。企业在实施安全教育培训相对于全日制的学校的安全工程的教学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企业的员工丰富的工作经验使之对安全教育具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新时代的条件下企业的安全教育培训应与时俱进，采用多媒体、网络技术等不仅深刻生动，而且适应现代快节奏的需求。然而，企业不能否认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和发展动力。
2．3管理措施
文化产业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是相对于传统的管理方式而言的，顾名思义就是在生产的过程中，将有限的人力、设备及材料在相应的空间范围内实现最优化的配置，做到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些方面的支出，从而有效的实现准时化、均衡化的管理理念。这是一种单件流、品质管理和设备维护全员花的全新企业管理理念，这种管理方式的使用可以大大的缩减时间上的缓冲区域，使整个生产状态向着准时制、人性化的发展方向靠拢。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的范围广，精益化生产管理与传统的大批量生产不同，它的着眼点是产品的生产工序，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加强密切的供应链产品的供应和配置，从而大大地降低企业协作中的交易成本，保证产品市场的稳定需求和供给，从而实现整个大生产系统的最优化目标。
(二)质量观更优。在传统的生产管理方式中一定量的次品被看作是必然，100%的最优被认为是不可能。而在精益化生产管理中认为生产者可以很好的保证产品的质量是绝对可行的，并且具有不牺牲生产的连续性特点，因此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通过消除产生质量问题的生产环节来消除一切的次品带来的浪费是完全可行的。
(三)对员工的态度更人性化。在精益化生产管理理念中，个人对于生产的过程具有着重大的干预作用，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大的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同时在这种管理理念中非常的重视协调，对于员工的评价都是基于长期的表现而言，具有巨大的公平公正性。
二、精益化生产管理理念在机械制造企业中的存在的问题
自日本丰田企业在上世纪提出了精益化概念之后，这一管理理念就被快速的应用到现实的管理生活之中，为企业的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大大的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成为了现代机械制造企业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但是由于理念认识不足及现实条件限制等原因，现实中的精益化生产管理模式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现场凌乱杂乱。在现在的机械生产车间中，由于管理人员的水平及管理的理念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很多的管理者没有充分的认识到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对于生产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生产材料乱放、生产产品不能放置在规定的范围内，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严重的影响生产的效率，同时也不符合精益化生产管理的需要。
(二)员工专业技术能力有限，生产效率不足。在现代的机械生产车间中，大多数的员工都不是专门的技术人员，而是从社会上招聘的劳动职工，他们对于专业性的技术没有充分的了解，也不能及时的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就使大部分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中都是被动的工作，没有主动创造的意识，也不能对于生产中出现的专业化问题及时的进行解决。
(三)资金得不到及时的回笼，给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压力。机械制造企业是一个前期投入浩大的大型制造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不恰当采买材料、不合理的商品生产导致库存积压繁重，资金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能及时的得到回笼，这就会给企业的正常运行带来一定的问题，同时也不符合精益化管理细致规划的原则。
三、如何做好机械制造企业中的精益化生产管理工作
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是现代企业生产的重要形式，对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快生产速度，提升企业品质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已经日渐的发展成为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的重要方式，从目前来看，我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管理:
(一)建立“精益”企业文化内涵，发动全员进行参与。在现代的机械制造企业中，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已经成为了企业管理发展的重要方向，这种方式的实行并不是简单的依靠管理者就能够轻松的实现的，而必须要把这种理念渗透到每一个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之中，才能使这种管理理念在日常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将精益化生产规定写入企业的文化要求之中，使广大的员工充分的认识到企业文化的内涵。
(二)建立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提高精益化生产管理水平。在机械制造企业中实施精益化管理，就必须要全面的建立健全机械制造的生产管理体系，层层分工、职责明确，把每一项责任落实到生产的个人或班组之中。将每一个个人及班组运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建立在一个统一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之上，这样就可以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实时的监控，从而大大的提高管理的效率，保证精益化生产管理方式在机械制造企业中的有效运用，如在企业中推行物联网、ERP、OA协同办公、PDM、条形码、供应链管理系统等。
(三)建立高柔性的生产系统，加强对员工的技能培训。在机械制造企业中建立一个高柔性的生产系统，就必须保证企业的组成形式是灵活多样的，从而使其能够完美的适应多变的市场需求，及时的组织多样的产品生产，以有效的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通过5S方式改善现场管理水平，排除无效劳动，提高生产效率。所谓的5S就是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通过5S的管理方式可以很好的避免很多的质量问题，优化生产流程和工序，使生产过程达到最优化组合，从而达到规定的生产目标。同时在标准化的作业过程中，生产的程序被合理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某些不必要的无效劳动，从而大大的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四、结语
文化产业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应进行多角度观察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兴起，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十五大报告指出：“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十五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农村出现的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区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十五届三中全会能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取得这样的认识，是来之不易的，是经过相当长的过程才取得的共识。这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与规律。在此之前，从什么角度看待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摆在什么位置，是颇费脑筋的。刚开始的时候，多是从引导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看待农业产业化经营，试图以此解决小农生产的盲目性。的确，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农业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面向市场的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是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是贸字当头，把产品的销售放在了第一位，依据市场的需求兴办农产品加工业，依据农产品加工业的需要去布局和组织农产品的生产。这是对生产什么卖什么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根本性改革。农民生产的原料通过加工、销售的龙头企业变成最终产品流向市场，解决了以市场为导向生产初级产品的问题。
接着，人们又多从农民分享加工、流通利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的角度看问题。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农业从单纯原料生产向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农产品的生产在农村，加工和流通往往在远离产地的城市，而且产、加、销三大环节又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形不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形不成利益共同体，农民的收入限于出售初级产品，不能分享加工、流通利润，因而农业比较效益低。农业从单纯原料生产向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转变，农产品在初级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加工、流通，多层次增值，农民在出售原料的基础上分享加工、流通利润，可以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后来，又从调整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待农业产业化经营。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一是可以改变我国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的布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年来，我国农产品主要是运到城市加工和销售。实现农产品的就地加工，既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又可以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如可以利用食品工业的副产品发展养殖业，增加有机肥料等。二是促进农村工业化，开辟新的就业门路，扩大就业容量。将农产品加工业布局到农村，既能为农村工业化开拓新的领域，又能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的压力。三是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多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贸易，换回廉价的初级产品，与国际市场实行资源交换。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耕地少，但劳动力充裕。在农产品国际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出口贸易，或者进口初级产品经地加工后再出口，以劳动含量大、价值高的加工品来增加较多的外汇收入，再从国际市场购回价值相对较低的初级农产品，以补充国内市场的需求。这种以劳动换资源的办法，应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基本方针。实现这个方针，就要推行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建立发达的、现代化的农产品加工业。现在，我国肉鸡、蔬菜等加工出口已经打开局面，取得成功经验，为发展农产品加工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
再后来，人们从现代农业发展规律的角度看待农业产业化经营。将关联产业纳入农业的范畴，建立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产业体系，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发达国家的情况看，农业作为一个现代产业部门，不仅包括农产品的生产，还包括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3:1以上，我国只有0.5:1。以食品工业为例，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食品约占饮食消费的90%，而我国仅占25%；
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值通常是农业总产值的1.5～2倍，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还不及农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再从我国目前所处的由温饱向小康过渡的发展阶段看，人们对成品、半成品等加工后的农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农业走向国际市场也要求在产品的加工、包装和保鲜等方面狠下功夫。
因此，在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或领导讲话中，一般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放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产业结构、乡镇企业等部分中，作为这些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这次中央全会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认识则更进了一步。在继续肯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对农业市场化、农村工业化的重要作用的同时，特别强调农业产业化经营对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作用。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放在“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题目之中，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稳定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并通过分户生产、联合加工和销售的途径实现规模经营效益。家庭经营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为我国农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后随着农业劳动者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土地相对向种田能手集中，家庭经营规模会逐步扩大，但家庭经营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是长期存在的基本制度。现在的问题是，要探索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农业规模效益的具体途径。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家庭经营和规模效益二者兼得的一个好形式。龙头企业带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基本单位的地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加强。家庭与龙头企业的关系，不是工人与工厂的关系，而是一个产业链中上游企业焉下游企业的关系。家庭既要独立管理农业生产，还要处理与龙头企业的各种经济关系，其生产经营职能随龙型经济的发展而扩大。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的供应，先进适用技术的吸纳，市场信息的收集，产品的加工和销售等由各家各户去干明显没有规模效益的环节，由龙头企业去干，则可获得潜在的规模效益。这种规模效益的相当一部分通过减免收费、利益返还等方式，由龙头企业向农户转移，从而使家庭经营与规模效益统一起来。在龙头企业的辐射半径比较大的情况下，实行产业化经营，还突破了社区的小范围，按区域经济优势发展经济，形成大片基地和区域性支柱产业。跨乡、跨县甚至跨省的龙型经济，使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得到新发展。分，仍然表现为分户生产、承包经营；
统，则由原来的由村统一承担某些环节的经营，发展为由龙头企业在更大范围内承担这些统一经营的职能，充分发挥了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
文化产业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方新闻传播；
产业化；
进程
自15世纪末世界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中世纪的地中海和北海贸易开始转向全球贸易，开辟世界市场。欧洲商业和工业向全球的转移，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开端。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初发生工业革命，现代西方的产业化才初具规模。而西方新闻传播业的产业化，由于它的特殊性，其经历的过程要比纯粹的物质生产产业复杂一些。以下将这一发展进程简单作一描述：
一，早期新闻传播的简单买卖关系。欧洲自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形成时期起，就存在社会性的新闻传播，是官办的，主要在官方系统（一定程度也在商界）流通。欧洲中世纪末期的新闻传播，形成印刷新闻纸、手抄新闻两种载体。前者在德语国家较为流行，后者在地中海沿岸较为流行。印刷新闻纸类似现在的印刷传单，一般一张纸只印有一条新闻，以社会新闻居多，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
手抄新闻一张纸上有数条新闻，以商业新闻（包括战争消息，对这类消息的需求主要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避免贸易受损）居多，主要满足商人对信息的需求。政治和宗教性的新闻也有流通，但不是主要的。这两类新闻载体大多以买卖关系流通，但是服务范围很有限，没有形成市场，更不能说形成了一个产业门类。
二，官报时期的新闻传播“产业”仅对少数特许出版商而言。17世纪起，印刷新闻媒介替代了手抄媒介，“报纸”的概念形成。大英百科全书对它的定义是：“每日、每周或有规律的其他间隔时间发行的，提供新闻、观点、特写及其他公众感兴趣的信息，并且常常伴有广告的出版物。”但是，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尚处于封建王权的统治下，因而报刊主要不是作为商品，而是作为一种从属于官方政治控制的工具。由于它们一般由王权特许少数出版商来编辑出版，因而对这几个出版商来说，存在报业的经营问题。于是，新闻传播业最早的两重性在这里显现：一方面它们可以作为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它们也同时可以作为这些出版商的“产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法国的特诺多家族，自从1631年被路易十三特许出版官方的《公报》以后，连续5代人经营该报。对这个家族来说，报刊是他们经营的产业；
但对社会来说，该报不是产业，而是官方的事业。
三，党报时期不存在规模化的新闻传播产业。当封建制度过分阻碍资产阶级开拓世纪市场的步伐之时，各主要西方国家先后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然而革命前夕和革命后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新闻传播依然没有形成产业。新闻自由的原则确立了，报纸刊物骤然增多，但它们大多是为各个党政派别服务的工具，其“政论”的功能远远大于“告之”的功能。读者与报刊的关系，形式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但是双方观点信仰的相同，远高于这种买卖关系，所以英语“订户”（subscriber）的原始含义是“捐助人”，也就是说，卖报与订报的关系主要不是一种交易，而是一种政治、文化或宗教方面的捐助和受助关系。
原因在于，革命成功之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未来前途未定型，各个党派必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争论中。在西方主要国家的新闻传播史上，大多存在着这样一个“党报时期”，这个时期不存在规模化的新闻传播产业。美国的党报时期较为典型，从1775年独立战争至19世纪中叶，大约有六七十年，这个时期的结束较为明显；
在其他国家，党报时期的初期，其特点较为明显，但这时期的结束表现为一个过程，与商业报刊时期有一个较长的交织、重合期（有的长达一二百年），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党报时期而逐步进入商业报刊时期的。
例如法国和意大利，其新闻传播的主流，二战后便进入了（严格说是重新开始）商业时期。但是政党报刊，法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是在90年代初才基本消失的。
作为这种转变的余波，有两件象征性的事情：一件是1969年英国工党机关报《每日先驱报》在经营不下去的情况下卖给跨国报业主默多克，默氏在很短的时间就将这家党报改造成大众化日报《太阳报》，该报每天第3版刊登一幅女郎照片，发行量飙升到400万份，成为英国发行量最大、欧洲发行量第二的报纸。另一件事情是意大利的3个主要政党天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在90年代初几乎同时自行瓦解，其党报也因此不复存在。已经作为独立报纸的原共产党机关报，也是意大利战后持续40年的最大的政党报纸《团结报》于2000年5月宣布停刊。显然，新闻传播作为一个产业，在西方多数国家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
四，新闻传播产业化的开端——廉价报刊的出现。既然多数国家党报时期与商业报刊时期存在一个较长的重合期，那么总是有个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一个国家出现规模化的廉价报刊，通常被视为这样一个转折点。在美国，以19世纪30年代出版“美分报”作为标志；
在英国，以1855年出现“便士报”作为标志（英国不像美国那样“干脆”，政党新闻业还存在了相当的时间，但影响力日渐衰落）。这些国家在政治体制和国家发展前途基本确定之后，政治争论大大减少，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新闻传播这时才像是突然意识到自己本来就有的商业属性，作为一种产业骤然发展起来。
五，首先集团化的报业。大约只过了半个世纪，即19世纪末，美国和英国的报业就开始走向集团化，分别出现最早的集团报业主斯克利普斯、北岩勋爵。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是西方报团急遽发展和竞争极为激烈的时期，典型国家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魏玛时期的德国等。这个时期，新闻传播的产业化主要是以报团经营的形式出现的。当年参与竞争的报团，现在三分之二以上已经不复存在。
六，广播电视业从公营体制转向公营与民营并行体制，广播电视业的产业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先后出现新的传媒广播和电视，初期大多是民营的，由于刚刚出现，规模很小。几年后英国议会认为广播不宜由个人掌握，于1927年将已经建立的民营广播公司改组为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是一种独特的西方广播公营体制。在这里，公营≠国营，广播电台和随后出现的电视台不属于政府所有，也不属于个人所有，而属于社会所有；
政府或议会对其有一定的监督权，提供一定的经费，但不得干预具体的编务和经营，其收入主要靠收听（收视）费和其他经营项目的收益；
一个由社会人士、政府代表、新闻工作者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是其最高管理机构；
节目不播广告，以防止商业利益的干预。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除了美国，其他西方国家大多效仿英国，建立起这种公营广播电视体制。因此，作为新闻传播一部分的广播电视业，其作为一种产业，在整个西方世界当时尚没有提上日程。
但是美国没有实行这种体制，在广播出现后几年内，就出现两个民营的大型广播公司，即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1943年因反托拉斯法的限制，NBC出售一个全国广播网，形成第3个大型广播公司，即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出现以后，随即也纳入原有的广播公司业务范围（大广播），广播电视业作为一种产业，同样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随着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服务（包括新闻信息，特别是财经新闻）越来越成为支柱产业。于是从50年代起，广播电视民营化的呼声渐强。1953年和1972年，英国分别开放电视和广播，允许民营，公营垄断广电的局面被打破。
随后，西方其他国家也陆续开放民营广播电视。大约从80年代起，美国以外的主要西方国家，形成了公营和民营两大广电体系的竞争局面。民营广电公司吸纳大量广告，完全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以及后来出现的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作为产业经营。面临这种竞争局面，公营的广电公司也开始一定程度上实行产业化。在基本取消收听（收视）费的情况下，经营多种与传播相关的产业；
禁止公营广电播出广告的规定有所松动，改为允许有限播出广告；
它们与民营广电公司合股开发数字化卫星电视。由于西方国家民营广电公司大多有较强的财力作后盾，其播出的节目质量逐步提高，各国均呈现民营广电一定程度上压倒公营广电的趋势，迫使公营广电进一步改革。
在无线电视基本上取消了电视机执照费之后，公营电视更要依靠公司的其他经营收入，而民营电视则完全依靠广告，进一步的发展是有限的。因而另一种关照观众特别需求的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作为产业发展了起来，在80年代以后具有强劲的优势。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80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崛起的CNN（有线新闻网），现在已有近亿订户。其他较大的跨国的卫星电视网也均是民营，例如以香港为中心的“亚洲卫视”（在东南亚和南亚）、南非“多选卫视”（在非洲大陆和欧亚地区）、“墨西哥电视公司”（音译则为“特莱维萨”）的卫视网（在拉美西班牙语国家），都是以产业方式运作，影响力很大且利润丰厚。
七，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的产业联姻。纸质媒介与广播载体虽然初期有过矛盾冲突，但是几年内就形成一种联姻关系，许多广播电台的创办者就是报刊。在美国，这种情形从20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
在战后日本，50年代起，主要的民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是由报刊集团创办的；
在西欧，民营广播电视开放以后，报刊投入资本的也有不少；
在澳大利亚，若不是有报刊、广电业相互拥有资本不能超过一定限量的规定，可能广电与印刷媒介的集团联姻更为密切。
大约从60年代起，综合性的媒介集团成为新闻传播产业的主要存在形式，原来的纸质媒介集团大多拥有了一定的广播电视产业，广播电视媒介集团也拥有不少纸质媒介。这里较有代表性的就是70年代合并的美国时代－华纳公司，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新闻周刊集团公司，后者是美国著名的电视和电影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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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近年世界新闻传播业的两个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6轮漫长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在以前的物物贸易之外，加上了两大类新型贸易，即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因而关贸总协定也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两项与前一项的并列，意味着世界市场产业的重大变化，知识经济开始主导市场，精神产品和服务的产业化越发显得重要。在这个大背景下，新闻传播的产业化出现两种新的趋势，一是跨国的综合性媒介集团急遽扩展，一是新闻传播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酝酿着新的更大规模的重组。
从80年代以来，跨国知识产业越发主导世界市场。新闻传播业作为这类产业的一类，也开始显现这种趋势，其代表人物是80年代走向世界的澳大利亚传播业主默多克（R.Murdoch）、90年代走向世界的加拿大传播业主布莱克（C.Black）。默多克80年代末买下本国最大的媒介集团“先驱与时代周刊集团”，不仅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媒介集团老板，而且也是英国、美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主要媒介集团老板之一。他的家族掌握着世界第一号大报《泰晤士报》，欧洲发行量居第二位的《太阳报》和影响全欧洲的“空中卫星电视台”（BKsyB），掌握着美国第四大广播电视（＋电影）公司（FOX）和一些美国相对重要的报刊，控制着亚洲卫视和一些亚洲报刊。而90年代从加拿大冒出来的布莱克则是一匹黑马，他收购了英国第三大报纸《每日电讯报》、以色列最大的《耶路撒冷邮报》、澳大利亚最大的和历史最悠久的《悉尼先驱晨报》（这几家濒临破产的著名报纸在他的经营下，二三年内均扭亏为赢），并一举买下了加拿大已经历经5代的最大的索瑟姆报团，成为加拿大媒介集团的第一号老板。他还是美国数百家中小报刊的老板（买进卖出这些报刊成为他赚钱的一种基本手段），另外还在各国广电领域有不少投资。对这些跨国的媒介集团老板来说，他们的本分是经营，至于经营新闻传播业，不过是碰巧遇到了这个操作对象。除了他们自身的经营有方外，知识经济的来临、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则为他们在新闻传播领域谋求最大利润提供了条件。
以1996年美国修订电信法为契机，新闻传播产业本身已经不再作为单独的产业，而是开始与其他相关产业实行大合并。首先是时代－华纳公司与CNN的合并，新的公司集印刷媒介、无线广播电视和有线电视、卫星电视为一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团，年收入超过200亿美元；
其次，迪斯尼娱乐公司兼并ABC，将娱乐业、电影制作业与广播电视业融为一个新的集团，该集团成为美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媒介集团，年收入接近200亿美元。欧洲也在这种大兼并的趋势下，出现物质产品产业兼并传播业或在传播业大量投资的风潮，例如法国最大的电视一台，即是一家工业公司经营的；
德国最大的卫视一台，则被一家电器公司接手经营。
2000年，又一轮对传播业的兼并开始了。首先是美国的大型电器公司维阿柯姆（Viacom）兼并CBS，形成美国第四大媒介集团；
接着，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美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美国在线，与兼并CNN不久的时代－华纳公司的再合并（合并交易额达1830亿美元），通过了最后一段法律程序。现在这个世界传播业巨无霸的名称叫“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它将最新的传播技术――计算机网络传播信息平台与传统的印刷媒介、无线广播电视、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仅时髦了10年左右）集于一身，年收入将超过400亿美元。
九，难以预测的未来发展。21世纪还会不会有单纯的新闻传播产业，各种信息传播会不会融为一体？无论未来的发展在技术上呈现何种趋势，包含新闻传播在内的信息传播，主要将以产业的形式经营，这是无法扭转的。当然，这不会排除各种以非盈利为目的的新闻传播媒介的存在，用于公益、慈善、宗教、教育的媒介依然会有活动的空间，但是它们无法在社会中成为主流媒介。例如在美国这个媒介完全私营的社会里，还有一个大型的民营公共广播公司（PBS），它不以盈利为目的，集合了数百家这类电视台和上千家广播电台。
西方国家新闻传播的产业化进程，19世纪以前呈算术级数增长，而在传播科技突飞猛进的20世纪，则呈几何级数增长，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对此，用“是”或“否”来简单判断是困难的。大规模的媒介集团兼并，以及其他产业兼并新闻传播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充分而有效地利用新闻资源和其他信息资源，提高效率；
但是这也可能带来传播业的更大规模的垄断。尽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皮托福斯基表示，有各种法律的限定，“旨在保证新的媒体集团具有开放、多样和自由的特点”①，但是新的更大的集团利益也可能扼杀公众对新闻的接近权和知晓权，以及意见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现在，西方各国的新闻传播业垄断大多呈上升趋势，澳大利亚最高，已达到95%以上，其次是加拿大，也有近80%，这是令人不安的。西方产业化的过分发展，在全球范围也造成了更大的新闻流通的不平衡，新闻传播如何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将传播业仅仅作为一种产业，这个传播业的两重性问题既然明显地没有被摆平，那么它在新世纪依然会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