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19篇）

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19篇）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谈金融危机下依附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摘要：面对金融危机全球性的冲击，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理论再次绽放出光芒，重读该理论，对我们增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1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谈金融危机下依附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摘要：面对金融危机全球性的冲击，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理论再次绽放出光芒，重读该理论，对我们增强发展的预见性和主动性具有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下，我们应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科学规划发展格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扶持壮大民族产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才能在发展的进程中增强自我支配力。

　　关键词：依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民族产业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6-00-01依附理论是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着力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在不发达国家的特殊运动形式的一种理论。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提及的依附理论代表了依附理论形成初期的理论贡献。作者用历史的观点分析了依附形式，文章指出历史上存在着殖民地依附和工业－金融依附两种依附形式。二战后出现了第三种依附形式，即工业－技术依附，其特点是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发达国家与输入国国内市场高科技工业部门投资。这种投资极大的控制了发展中国家该领域的发展，致使输入国对发达国家形成政治、济上的依赖，不仅严重制约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制约着输入国的内部结构、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经济的再生产和社会政治结构等。该理论采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发达国家的发达与落后国家的落后，把

篇二：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

　　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

　　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领

　　域

　　主

　　要

　　特

　　点

　　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化（官僚化）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社会现代化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信息传播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

　　文化现代化

　　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学派

　　结构学派

　　主要观点或特点

　　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帕森斯、列会的转变。重点研究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维、穆尔等

　　换。

　　过程学派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罗斯托等

　　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行为学派

　　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英克尔斯等

　　的现代化。

　　实证学派

　　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开展现代化的实证亨廷顿、格研究。

　　尔申克隆等

　　综合学派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比较布莱克等

　　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定量指标研究等。

　　未来学派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贝尔、托夫趋势。

　　勒等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

　　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

　　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

　　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篇三：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比较

　　一、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基本观点

　　现代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其后迅速向其他国家传播。这一时期正是二战结束后，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时期，所以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如何发展和复兴，战后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如何建设。这一时期的现代化研究主要提出了以下三种观点：一、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现代化就是“传统型”国家向“现代型”国家迈进的过程；二、认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来自内部，而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的不顺利，根本原因也是来自内部的障碍。三、认为各个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将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多地具有现代化国家的特征。这一阶段形成的现代化的理论通常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主要由拉丁美洲的现代化研究的学者提出的，这一理论对经典现代化理论发起了强劲的挑战。支持依附理论的学者认为，世界分为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处于中心的国家是早发的西方发达国家，处于外围的国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围国家的发展依附于中心国家，形成了一种依附关系，而这种依附关系是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在这种依附关系中受益，发展中国家受害。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发达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

　　世界体系理论由美国学者沃勒斯坦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沃勒斯坦采取了新的观察视角，他认为民族国家并不是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基本单位，而具有结构性经济联系和各种内在制度规定性的、一体化的现代世界体系才是考察16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唯一实体。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基本维度构成的复合体。经济体是整个世界体系的基本层面，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经济联系，逐渐一体化，并且一体化过程中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所以最终将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二、现代化理论的优缺点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现代化研究的肇端，是最早被提出的，也是受之后所提出的各种现代化理论抨击最多的，但它对现代化研究观点就真的没有可之处吗？肯定不是的。首先，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了现代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并奠定了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其次，在理论上，经典现代化理论提出的一些观点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一、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从现实来看，目前世界上的国家正是分为这两种类型以及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发展中的过渡类型；二、认为所有国家在发展中，将逐渐趋同，成为具有现代化特征的国家，这一点虽然在部分国家没有得到体现，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但在大部分国家得到了体现，不管是在欧洲、或是在东亚、或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并且，从长远看，拒绝趋同于现代化特征的国家也极有可能会抛弃自己的做法。三、经典现代化理论是一种强调开放的理论，提倡各个国家之间的广泛联系，这是符合现代趋势的。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已经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了，必须积极的参与进世界体系里来，并争取更公平的发展条件。

　　当然，经典现代化理论有许多的不足。首先是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严重，支持经典现代理论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只有走单一的发展道路，即走西方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并且他们强调世界联系时，制定的规则以西方的利

　　益为主。这一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些未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和巴西，现在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一些重复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却变得越来越坏，如许多前殖民地的非洲国家。事实说明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那一种，而附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方式才是发展所需要的。同时，现代化过程中，所有国有应该是平等的，而西方为自己利益所制定的规则肯定是不会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同意的，最终也将被重新制定。

　　其次，经典现代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抛弃了传统的价值观。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的价值观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发展中国家只有抛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采取西方的现代价值观体系，才能成功的实现现代化。但是传统与现代化价值观真的排拆吗？抛弃了传统价值的发展中国家能发展得好吗？很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给这种观点重重一击，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79年伊朗所发生的伊斯兰革命。伊朗巴列维王朝在发展国家时，彻底地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价值观，结果导致社会思想混乱，社会弊病丛生，发展也停滞不前，王朝也被革命所推翻。传统价值观其实和现代化并不冲突，各个国家应该从自己的传统出发，找到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现代化发展不仅不是抛弃传统价值观，而是在新情况下融合传统价值观。只要处理方式得当，传统价值观将会对现代化起到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它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完全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利用自己传统的“忠诚”思想来鼓励奉献，使日本快速的完成了现代化。

　　再次，经典现代化理论将所有国家划分为“传统型”和“现代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确实也过于简单化和抽象化了。毕竟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地理、人文特征，就是“现代型”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就有一定的不同，如日本和西欧国家，更何况残次多态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各自的特点是明显不同的。

　　最后，经典现代化理论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人为造成的，但经典现代化理论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并且天真的认为，通过发展中国家成功实现现代化，可以自然而然地消除这个问题。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没有成功，不平等的问题也没有被消除，反而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在发达国家企图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和明显。这一点是经典现代化理论最大的不足。

　　三、依附论的优缺点

　　依附论是由拉丁美洲学者提出的，是来自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依附论的提出，表现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已经开始对自己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思考，开始挑战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支配地位。依附论让发展中国家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主要问题：首先，在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处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发达国家控制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次，发达国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攫取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成果，使发达国家永远处于优势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却无法摆脱被支配的地位；最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形成一种较强的依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极易受到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发达国家出现危机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马上会出现连锁反应，导致经济停滞、政局动荡、社会混乱。

　　依附理论让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了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地位。但是，依附理论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把世界划分为处于依附地位的边缘国家和处于中心的被依附国家，这种模式过于简单。一些原处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已经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成为了发达国家，但他们一定程度上，依然是依附于其他国家的。并且，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技术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总体上是利大于弊，不能把这些帮助简单说成是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不一定是被剥削。发展中国家物资丰富，拥有大量的工业原料产品，但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本身的技术原因或消费市场原因，无法消耗这些原料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把这些产品卖给发达国家，将无法给自己创造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生产，使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工业产品的成本提高，当这些工业产品被卖回给发展中国家时，价钱必定升高，到头来发展中国家还得花更多的钱购买。另一方面，现在国际上拥有各种不同性质经济组织，其中包括很多发展中国有的组织，这些组织联合起来，可以提高原料产品的价格，保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这些组织中最著名的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

　　再次，依附论过度强调是外在原因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受挫，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缓慢，有发达国家的原因，但其自身的原因也是很多的，比如人口高速增长的问题，国民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的问题，国家政局动荡腐败的问题等等。发展中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不仅得争取平等的外部条件，还必须正视这些内部问题，这些内部问题在阻碍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不一定比外部原因小。

　　最后，依附论具有强烈的激进主义色彩。依附论通常都很偏激，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后，都希望能采取迅速有效的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甚至鼓吹用革命手段来改变社会制度。拉美国家的政变频发，就跟依附论的鼓励有关，这些国家频频进行爆风骤雨式的改革，但事实是这些国家不但没有成功实现现代化，反而由于政局动荡，陷入了更深的混乱之中。依附论看到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部分问题，但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世界体系理论的优缺点

　　世界体系理论首先是承认了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确实存在的，同时，世界体系理论还指出整个世界已经处于一个不断融合的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谁也离不开谁。其次是将世界划分为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使国家的划分更为充实，更能说明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中心”国家拥有生产和交换的双重优势，对“半边缘”和“边缘”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中心”的剥削，又反过来剥削更落后的“边缘”，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甚至在最“边缘”的两国家之间，都可能根据自己所处地位，形成剥削和被剥削关系。世界体系理论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融合了包括经典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在内的各种现代化理论的可取之处，对世界格局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

　　世界体系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世界体系论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失片面。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化即是资本主义化，而资本主义化就是资本支配下的经济剥削关系的扩展。然而，现代化道路不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条路，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巴西，通过走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抛弃了走西方模式的道路，面是探索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现代世界是一个参差多态的世界，所以，不可能出现千篇一律的国家模

　　式，并且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采取符合自身国情的方式才有可能成功实现现代化。

　　其次，世界体系论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过于僵化。世界体系论认为，世界体系本身固有的整体发展规律决定着其构成要素的单个国家在体系中的地位变动。这种观点显然与一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作为发展理论，这种整体研究法忽略了具体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缺乏实际应用性。

　　再次，世界体系理论对经济体系与政治体系的相互关系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沃勒斯坦认为，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经济地位决定它的政治地位。这一观点，日本和前苏联两个国家的例子就可以推翻了。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挤身于发达国家之例，但由于它是二战的战败国，在政治地位上受到了相应的惩罚，所以在国际上没有重要的影响。而前苏联由于二战的胜利，在政治和军事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巨大的影响，但其国内经济问题重重，不但无法成为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占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甚至连自己的现代化进程都很不顺利。因此，尽管经济地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地位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地位。

　　最后，对世界体系，沃勒斯坦给一个悲观的结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体系终将灭亡，并被社会主义的所取代，但另一方面，他又对社会主义是否能实现持怀疑态度，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这主要是他看到了当今世界体系问题重重，而又找不到现实有效的方法来解决所产生的失望情绪。作为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未能给出合适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但它提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并对当今世界的格局作了一些合理解释，这就使我们能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人类的智慧和才有是无穷无尽的，只有人们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这些问题，现代化将不会永远阻碍人类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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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刘海霞.评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4）.

篇四：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

　　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

　　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领

　　域

　　主

　　要

　　特

　　点

　　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化（官僚化）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社会现代化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信息传播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

　　文化现代化

　　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学派

　　结构学派

　　主要观点或特点

　　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帕森斯、列会的转变。重点研究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维、穆尔等

　　换。

　　过程学派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罗斯托等

　　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行为学派

　　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英克尔斯等

　　的现代化。

　　实证学派

　　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开展现代化的实证亨廷顿、格研究。

　　尔申克隆等

　　综合学派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比较布莱克等

　　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定量指标研究等。

　　未来学派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贝尔、托夫趋势。

　　勒等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

　　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

　　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

　　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篇五：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

　　内容

　　提要】从

　　发展

　　社会

　　学的观点来看，依附

　　理论

　　是国际

　　经济

　　和

　　政治

　　关系中

　　影响

　　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

　　研究

　　中国

　　发展

　　问题

　　的理论视角。

　　【

　　英文

　　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

　　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

　　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

　　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

　　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和边陲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和阿明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着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

　　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

　　现代

　　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

　　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

　　历史

　　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

　　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

　　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

　　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

　　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

　　发展

　　论”

　　依附

　　理论

　　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

　　工业

　　国家的经济

　　动力

　　问题

　　。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和恩佐·法莱图的着述中。

　　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着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

　　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

　　影响

　　”。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

　　政治

　　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

　　研究

　　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推向对依附性发展的分析。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这个标签。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

　　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

　　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

　　时代

　　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

　　企业

　　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

　　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

　　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

　　中国

　　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

　　：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

　　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

　　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因而，对于社会

　　科学

　　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

　　规律

　　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

　　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

　　目前

　　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

　　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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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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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六：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展国家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马

　　妮1，陈爱梅2【摘

　　要】［摘

　　要］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几个阶段，一是发展理论，或者叫做现代化理论;二是后发展理论;三是新发展主义。这三个阶段都偏于关注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借鉴这三个理论，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及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实际特点，指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应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理论。

　　【期刊名称】北方论丛

　　【年(卷),期】2011(000)005【总页数】4【关键词】［关键词］后发展国家;发展理论;中国社会

　　对20世纪中国社会实现转型的模式界定颇多，但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型［1］(p.48)。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中国社会在从匮乏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体制选择。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人民物质生活极度贫乏之下发生了经济模式从而带动全社会发展模式的改变，搞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匮乏型社会基础上搞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具有诸多由于经济基础不牢固而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思考，从社会发展理论角度分析，特别是可以借鉴自上个世纪以来的关于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

　　一、后发展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考察

　　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几个阶段，一是发展理论，或者叫做现代化理论;二是后发

　　展理论;三是新发展主义。这三个阶段其实都偏于关注后发展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

　　(一)问题的缘起:发展理论

　　发展理论不仅是西方社会自身发展的理论，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援助第三世界政策的理论基础发展而来，宗旨是指导发展中国家走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发展理论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设计，西方发达国家要从发展中国家身上得到经济利益的，这种理论将西方的现代化视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把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看作西方趋同的过程，是一种典型的“西方中心论”。20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崛起被称为“东亚奇迹论”，或“儒家资本主义”论，在当时被视为现代化理论在非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成为被广泛运用的、普世性的概念。鉴于此，发展主义的一些理论被认为是成功的，开始成为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计划的理论基础，并在全球范围特别是亚非拉后发展地区推行，这就是西方思想和经济模式全球化的新殖民主义。

　　简言之，发展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带有新殖民主义色彩的不平等理论，是优势国对后发展国家在技术、管理、资源等方面垄断的集中体现，是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表现。但是不可否认，其存在有其历史合理性。20世纪70年代，这种理论带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繁荣。然而，发展导致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造成第三世界国家贫富差距加大、自然生态破坏严重，可持续发展中断，是后发展国家为发达国家买单。因此，虽然已经开始认识发展主义的种种弊端，但是发展主义在全球影响已经非常广泛，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要发展经济，走出国门，必然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制约，要发展经济，就必然需要一种可以与西方对话的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

　　济发展的首选。改革之初，我们也应该正视发展主义所带来的问题，那就是以控制自然资源为中心，向自然开战、征服自然，结果使得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紧张，人类向自然的战争变成了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

　　(二)过渡阶段:依附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直接后果是使拉美一些后发国家不得不依附于欧美大国，于是20世纪70年代起，拉美一些左翼开始对联合国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进行深入检讨。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理论的内因论，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不应仅从其内部去寻找，问题在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的存在;在方法上不同意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认为西方化的过程就是把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强加于不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把不发达国家纳入不平等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

　　2001年前后阿根廷模式的兴起，标志着新发展主义在阿根廷的开始，在经济上实施了众多与传统发展主义不同的经济政策，2001年年底爆发金融危机后，阿根廷政府从根本上否定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逐步形成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和旧发展主义经济模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新发展战略或模式，即所谓阿根廷模式或基什内尔模式。有学者认为，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实践是新发展主义在拉美兴起的标志。这是一种正在探索中的模式，因而也是一种不成熟的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还“没有成型”的模式雏形，在今后的实践中也许能逐步发展成一种切实可行的模式，也许最终走向彻底失败。但无论如何，现在它是阿根廷和其他拉美国家正在进行的探索性实践。2006年11月27日，克劳迪奥·卡兹在西班牙左翼网站《仇恨》发表了《社会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一文，认为拉美大陆已经普遍抛弃新自由主义，但是关于未来发

　　展道路，却存在着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新发展主义

　　(利用国家发展民族资本)的争论。作者认为:“拉美的主要问题不是贫困，而是资本主义在所有国家创造的令人吃惊的社会不平等”［2］。简单说，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认为不发达国家处于世界经济体制的边缘，经济落后是因为对中心位置的发达国家的依附造成的。要求发达国家正视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反对西方中心化。认为现代化不等于西方中心化，发展中国家可以自己搞现代化。但是，拉美一些国家并没有走出困境，依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潜力判断不足，依附理论对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改变，依旧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噩梦。

　　(三)理论延伸:新发展主义

　　在依附理论之后，出现一些新发展理论比如世界体系理论、人文生态学派，这些理论与依附理论相似，认为后发展国家重要的是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再模仿西方国家，而走入人文生态的发展道路。追求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谓新发展主义，是西方左翼基于后现代主义立场对以往发展主义和观念的全面清算。新发展主义力主第三世界各国摆脱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尺度，拒绝西方主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一条尊重各民族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实际的‘另类’发展方式和路径。”［3］在一定意义上，新发展主义是依附理论的延伸。依附理论和新发展理论都是对以现代化为标志的发展理论的否定，新发展理论在理论上日趋深刻，在影响上日益扩大，越来越获得全世界特别是后发展国家的重视。新发展理论流派复杂，观点繁多，不一而。

　　还有一种理论倾向我们需要重视。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种东方新发展主义的思潮:第三条道路的观点。第三条道路有两种，一种是西方的第三条道路，从二战

　　后就已经开始，指的是在政府完全干预和完全放任的新自由主义之间找到一条发展道路，但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中庸之路，在发展问题上偏左和偏右之间摇摆。第二种是东方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以韩国学者韩相震为代表，提出“第三条道路”基础是中庸思想，特别是“忠恕”这样的中庸思想的核心部分。认为西方的哲学观是主张征服、占领的这样一种态度，儒家的哲学观是主张协调、和解的这样一种观点。东西方的第三条道路是将发展问题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各国发展方式的一种探讨。

　　综上可见，全球在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前10年，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欧洲亚洲都一直试图寻找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后发展国家在不断试图摆脱发达国家的经济遏制，发达国家在坚持西方中心论。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片面经济利益决定论在近些年有所改善，人类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思考，罗马俱乐部、生态主义以及近来的哥本哈根会议都是很好地体现。

　　然而，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结果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要么解体

　　(如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改革也不好，“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在10年内物质生活极其困难;要么经济极其落后

　　(如朝鲜)。发展中国家经济也步履维艰，以阿根廷为例，2001年经济危机之后就实行新经济政策仍然没有解决经济问题;委内瑞拉经济发展缓慢，政局及不稳定;印度的发展还是不错的，开始走“软件大国”的道路。找准产业发展的切入点是“印度模式”成功的重要环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软件产业开始分工，一些IT跨国公司将部分软件开发业务转包给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顺应这一发展趋势，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一方面派遣工程师到国外替客户写程序，所有程序完成后交给客户。另一方面，从1998起，印度又调整接单模式，仅派少数工程师进驻客户公司，负责沟通，而编写程序的工作则全部在印度完成，最后将编好的程序送到客户端测试、安装。这两种形式的软件业务称为“软件代工”，占印度软件产值的92%。“软件代工”成就了印度软件产业。目前，世界软件市场中40%的份额属于“软件代工”，且年增长率达到20%以上。但是，印度其他方面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则相对滞后。

　　可以看出，20世纪以来的发展理论和后发展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寻求各国在经济上如何发展的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政府干预和新自由主义的博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在讨论经济依附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在寻求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在寻找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契合点。

　　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和拉美的发展理论在内容和发展历程上有相似之处，只是前两个在时间上稍有滞后。中国是少数经济稳定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国模式也备受关注，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相对于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经济来说何以成功，原因在于我们存在许多优势。

　　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

　　历史带给社会发展很多偶然性和差异性。国际社会中，后发展国家虽然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经济欠发达、制度前完善，有着共同处境，但是，国家与国家质检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不同于印度，也不同于拉美，中国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在政治体制、经济基础、文化思想等方面构成的综合体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此，我们要强调的是“综合因素”这个概念，它包含的每个因素不一定是我们独有的，但是综合在一起就成为一个国家独有的现状。

　　第一，政治体制上。****带来政局的稳定性和政策制定、执行的一贯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领导，****，在社会发展的连

　　续性上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一是有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阶级冲突，虽然贫富差距存在，但还不够成阶级矛盾。另外，****，在解决社会问题容易产生一致意见，缩短决策出台时间，节约社会运行成本。二是****会带来政策上的连续性，比较连续性的发展规划，特别是近年来强调可持续发展，使中国社会有一个总体规划性，发展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有政策的连贯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第二，经济基础上。经济基础薄弱，起步晚，带来技术更新成本低，可发展空间大。经济落后，不仅是改革体制的根本原因，是发展过程中的阻力，但是，有时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润滑剂，并且在一定时候可以作为社会问题的缓冲剂。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薄弱是我们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因为经济落后，经济增长空间就比较大，由于原有的经济制度有欠缺，经济增长途径和增长方式也多，这对于一个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就很困难了。

　　以就业为例，经济不发达，最直接的影响是不大存在外来人口对就业市场的压力

　　(并不否认近几年中国市场有外来劳动力的进入，这是我们经济高速发展的直接后果，但是相对欧美，我们的压力小得多)。我们经常说就业形势严峻，但应该看到由于我们经济发展慢，劳动密集型工作还很多，这在短期内对于安排过剩的劳动力很有帮助。目前在欧洲特别在荷兰这样的问题很严重，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摩洛哥和土耳其人去西欧一些国家工作。这些摩洛哥和土耳其人所作的工作是劳动力低廉的工作。那时，人们希望几年之后这些摩洛哥人会返回祖国，但是，之后很多人邀请家人来到欧洲，现在，成千上万的摩洛哥和土耳其人居住欧洲。这些人中很多是穆斯林，这就引起了西方核心文化的颇

　　多关注，很多西方人担心欧洲最终会变成穆斯林大陆——欧拉伯(Eurabia)。近期发生在英国的骚乱已经证实了由于早期移民所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爆发。

　　中国经济起点低，造成我们在改革之出得很长一段时间内，“必须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

　　第三，文化思想上。我们有统一的意识形态，虽然也有民族宗教问题，但总的来说，在全国范围内不尖锐。这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很重要。还拿印度作比较。印度宗教多，每年的宗教矛盾频发，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信徒每每因为教义教规的不同引起激烈的冲突。印度古吉拉特邦一直是宗教冲突不断，从2000年开始，古吉拉特邦政府不得不请求印度政府派驻军队镇压宗教冲突，只2002年5月的一次冲突就造成2000信徒死亡。印度教人口占多数，佛教人口占一部分，伊斯兰教人口也近2亿。宗教问题频发，政府不得不在解决宗教冲突上花费很大精力，各派教徒中很难有统一的价值观，在经济发展上造成阻滞。

　　在思想文化上，中国尽管传统文化和思想保持得不尽人意，但传统思想中潜移默化的意识还在，家国天下的大局意识还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还在，独立自主又兼容并蓄，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摆脱了拉美社会依附现象和极端主义所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儒教文化里的人文主义、民本主义思想可以成为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念。

　　同时，我们注意了发展和增长的区别，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并避免了配鲁强所讲的发展与增长相混淆的问题;调经济增长和全面发展同时进行，特别是人的全

　　面发展，重视文化因素。佩鲁认为，之前人们只是将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理解，只突出了经济现象，而排除了教育、职业培训、人口群体质变和增长率以及人口的联系等问题的评估，是片面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毁灭”了他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恋，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较晚，我们可以吸取了西方经济发展中的教训，纠正了前十多年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错误，追求社会的全面增长。开始注意无发展增长所具有的危险，强调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6］

　　三、后发展国家社会发展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体制转换和经济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双重任务，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既有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的发展诉求，也有与之相区别的转型社会新特点，因此，对后发展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也可以引发我们更长远更深刻的思考。

　　最初的发展理论体现为“现代化”和“西方化”两个关键点，指出了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而发展道路是西方化。中国同样面临着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最初的萌芽是在鸦片战争时，一些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探寻振兴中华的道路。中国真正开创了现代化的新局面则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把西方发达社会二三百年所走过的历程和众多后发展

　　国家半个多世纪的潮起潮落，浓缩在三十几年的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之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面推进了各方面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方面的体制;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整体进入小康社会。

　　当今世界，把以人为中心作为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价值诉求已经成为共识，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增长观已经被摒弃，人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也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主义也成为人们思考发展问题的重要视角。面对现代化的诸多问题，中国政府倡导科学发展观，引领人们从可持续的、科学的高度深刻思考发展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发展理论与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已经站在了同样高的起点。

　　同时，全球化已经是现代社会不得不面对的发展趋向。全球化使人们的活动逐渐摆脱民族的和地域的界限，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依存关系。社会发展研究的视角必然随之发生转换，它要求新的发展观必须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分析和关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命运也意味着“西方中心化”的一元格局必然难以维持，而多元化的理念、多样性的道路成为全球化的显著特征。在去西方中心化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很多思考和创造的空间，西方中心化是对其他人类群体的不公正，但去西方中心化以后，发展中国家究竟怎样处理与西方的关系?是否会变成一种东方中心化或者是其他的中心化?其实，在这里的问题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获得一定国际地位之后如何适应新角色的问题，中国社会一方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无法适应一个全球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又必须与西方社会和谐相处。这虽然又将是一个两难命题，但是中国人民已经开始积极思考。当世界体系论、生态主义等新兴理论开始兴起的时候，中国人民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与“科学发展”一脉相承，共同拟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当然，能够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理论导向的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尚不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式的选择，是对于绝对性的超越。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角色出现的，但解决方案的提出并不代表一劳永逸的答案，只是新问题的开始。未来3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将成为关节点，从国富到民富将成为社会转型的新的目标指向。

　　［参

　　考

　　文

　　献］

　　［1］邴正．发展与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2］［阿根廷］克劳迪奥·卡兹．后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关于未来发展道路的争论［J］．贺钦，译．理论前沿，2008，(1)．

　　［3］周穗明．西方左翼论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2008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研究”成果。

　　(马妮: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爱梅:长春师范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冒洁生］

篇七：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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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附理论的发展历程和新进展

　　【内容提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视角。

　　【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

　　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

　　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1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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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

　　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第一步就是检视20世纪初期霍布森的观点。霍布森坚持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向不发达地区输出资本、积累资本的制度，通过经济扩张和政治统治的结合，甚至通过使用军事资源来维护对不发达地区生产活动的控制，建立起了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的不平等关系。这种观点把不发达国家置于被动、无望的境地，成为关于依附的悲观论的源头。在拉丁美洲，残酷的现实令当地一些学者警醒。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认为，世界经济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由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边陲（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两个部分构成，核心和边陲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平等的，核心国家通过不公正的贸易条件剥削边陲国家。这正是导致不发达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1]（p50）。普雷维什的“核心—边陲”概念，后来通过弗兰克（）和阿明（samiramin）等人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在他的笔下，拉丁美洲成了一个处于依附地位的“边陲”地带，在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中居于劣势地位。

　　依附论的著名学者、经济学家阿明博士和弗兰克看到，在拉丁美洲，到处都是大地产，无论是阿根廷的大牧场和小麦农场、巴西的咖啡种植园、中美洲的香蕉种植园，还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种植园，都是核心与边缘不平等症状的反映。这种不平等导致墨西哥90％以上的农户一贫如洗。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哈林顿所说的“另一个美洲”。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美洲，电视和报刊的新闻和广告对它大肆宣扬，鼓吹那里的生活水平是世界-2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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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冠。50年代时这个美洲就开始为自己的产品过剩而担忧；然而，同时也存在另一个美洲，那里生活着4千万至5千万过去和现在都在受穷的人口[2]（p2）。阿明对这样的“另一个美洲”描述到，传统社会被扭曲到无法辨认的程度；它失去了独立性，现在它的主要职能是为世界市场而生产，这种生产由于沦于贫困化而根本没有现代化的任何前景。所以，这种传统社会并不是过渡到现代化；它是完完全全的一种依附性的、外围的社会，因此处于绝路；它的前进路子都被堵塞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对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阿明发现，欧洲殖民者的殖民化总的逐渐形成了外围形态的一部分，在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它的作用就是建立外围结构，后来，其他地区的民族社会也趋向这种结构而形成了第三世界。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

　　这种结构关系在弗兰克看来是“大都市”与“卫星城”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久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作为“大都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夺、剥削着作为边缘的“卫星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剩余，造成了后者的欠发达[3]（p3）。弗兰克对智利的观察表明，智利的不发达不能归因于有些人设想的封建结构的延续，实际上这种结构从来没有存在过[3]（p115）。因为在智利，国内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这个阶级一直和国外资本主义利益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直主要投资于商业，一直从所有重要的部门搜刮经济剩余。智利的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充其量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弗兰克在智利的发现与阿明对外围地区特征的概括不谋而合，在阿明看来，所有的外围形态有-3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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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共同的主要特点：（1）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2）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主要是商业资产阶级）；（3）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4）无产阶级化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这样，弗兰克就观察到了对理解智利和其他欠发达国家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民族资产阶级”和“民族国家”过去是，现在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是处于卫星城地位的欠发达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因而总是依附于处于大都市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民族国家层次还是在国际层次上，智利和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走向极化；同时，互相依赖，尤其是卫星国对核心国家的依赖也在增强，两者之间在权力、财富和收入，尤其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和技术能力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智利的商业、农业、采矿业乃至工业，也在经济上、技术上和组织体制上越来越依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并成为核心国家的卫星部门[3]（p117）。

　　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4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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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3]（p34）。

　　在弗兰克和其他依附论者看来，要阻止对经济剩余的剥削，唯一的办法是打碎转移这种剩余价值的依附链条。然而，由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出现，弗兰克呼唤的革命并未出现。跨国公司从经济上控制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它们就能通过各地的业务网去控制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由于跨国公司代表着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日益集中和生产走向一体化的过程，它使拉丁美洲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更加严重[4]（p36）。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

　　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5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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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

　　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6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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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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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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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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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参考文献】

　　[1]priebisch,raul.1950.thee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anditsprincipalproblems.newyork:unitednations.[2]安德鲁·韦伯斯特，陈一筠译注。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frank,andregunder.1967.capitalismandunderdevelopmentinlatinamerica:historicalstudiesofchileandbrazi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4]斯塔夫里亚诺斯，迟越等译注．

　　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5]evens,peter.1979.dependentdevelopment.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6]wallerstein,york:academicpress.[7]邓正来《中国发展研究的检视》［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夏季卷）：50—60．

　　immanuel.1974.themodernworld-10

篇八：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的“依附理论”

　　——试论后发展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下的发展

　　作者：刘硕

　　学号：00932003学院：政府管理学院

　　专业班级：公共管理类2009级1班

　　摘要：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国内生产的分析，到“帝国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国际生产的分析，再到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学术理论始终是在不断发展与变化的。本文拟描述这一理论变化的过程，并重点介绍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及其理论体系下的“中心边缘”贸易关系，并用这一理论分析我国这一后发展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发展道路。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中心边缘关系；国际贸易；后发展国家

　　一、从垄断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理论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深化

　　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直至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终得以形成，并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占据了垄断地位。

　　垄断资本主义虽然扩大了企业的规模，使资本家获得了超额的垄断利润，但这一现象也进一步深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出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但是资本家却私人占有了本应由劳动者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与社会化产品，这导致社会的财富大量流入资本家手中，而劳动者却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在不断获取利润的个人理性的驱使下，垄断资本家不断的扩大生产，并进一步压低工人的工资与福利，对其进行剥削。不断扩大的生产使社会上的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多，但与之相伴随的是工人的购买力持续下降。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现象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现。

　　按照这一理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周期性的出现，但每一次的出现都

　　会导致社会动荡与工人阶级的反抗，这最终会导致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因此，资本主义是必然会灭亡的。

　　（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提出

　　然而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垄断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危机，但它迟迟还没有迎来灭亡之日。为了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列宁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并最终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

　　按照“帝国主义”理论的解释，垄断资本家为了解决国内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开始利用其国家力量在全球进行殖民活动，并将其多余的商品卖到殖民地，甚至利用跨国公司在殖民地进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延续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命，推迟它的灭亡。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全球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这一理论下，虽然列宁指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内容及其是指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虽然垄断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易扩大到了世界的范围内，但是它仍旧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国际市场较之于国内市场虽然十分宽阔，但也总有饱和之日，而这会最终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那时资本主义仍旧难逃灭亡的命运，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二、从“帝国主义”理论到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提出的背景

　　在“帝国主义”理论提出20余年之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仍旧没有灭亡的迹象，全球化的生产并没有导致世界性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为了资本主义“为何垂而不死”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以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关注的焦点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转移到资本主义的交换，并提出了“依附理论”。

　　（二）中心边缘关系下的国际贸易

　　“依附理论”将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分为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两类，并认为这两类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上是不平等的。

　　专业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标志，只有专业化，才能使自己的产品生产有效率，并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是不同国家专业生产的产品各有不同，有的技术含量高或者附加值高，有的则低，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

　　以及技术水平等要素。而中心边缘的关系就是在专业化生产不同技术含量产品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由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起步较早，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技术优势，因此他们较多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如高科技产品等，而边缘国家则较多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如矿产、粮食、初级产品等。在这一交换过程中，由于低附加值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因此国家与国家之间面临着较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这使得低附加值的产品通常较低。而高附加值产品由于核心技术难以被拷贝，因此其价格始终可以维持在高位。

　　在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中心国家即把边缘国家作为自己的商品销售国与原料产地。他们一方面将大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输入到边缘国家，并从中获取巨额财富；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断从边缘国家汲取原料与初级产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消费。虽然国际贸易会使每个国家都得到绝对收益，但是边缘的相对收益会明显低于中心国家。因此，在这一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中，任何后发展国家只要被锁定在这一贸易链条上，就会面临产业结构单一、财富流失等严重的问题，无法得到发展。

　　虽然边缘国家在这一贸易关系中无法发展，但是边缘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的。而实际上，根据有关学者对于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心国家的国际资本投资要想在边缘国家生根发芽，就必须与国内资本主义进行联合，并控制国家机器，从而通过国际投资——国内资本——国家机器这样的一个“铁三角”来维持中心边缘关系。因此，中心边缘关系在本质上是服务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

　　（三）后发展国家的“依附性发展”

　　在中心边缘关系中，边缘国家实际上也可以得到“依附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依靠中心国家的需求而进行的，它一方面会造成产业的畸形发展，使产业过于单一，另一方面它会造成国内产业间贫富差距上升，尤其是会产生买办阶级，并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而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仍旧受到不断的剥削，并且由于国家发展的困境而愈发窘迫。

　　三、后发展国家如何脱离中心边缘关系？社会主义道路？

　　（一）走出中心边缘关系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国际资本主义的“中心边缘”关系会使得后发展国家无法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最终使劳动者的生存状况更为恶劣。后发展国家如何才能

　　跳出这一国际贸易的怪圈，并最终得到生产力的发展呢？

　　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彼得·伊万斯（PeterEvans）在其论文《东亚的阶级、国家与依附性：给拉美人民的经验》（Class,state,anddependenceinEastAsia:lessonsforLatinAmericanists）中结合东亚的经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以拉美国家为主的边缘国家之所以被锁死在中心边缘关系之中，主要是由于跨国资本投资与国内资本联合控制住了国家机器，并推动相关经济政策，从而使得后发展国家进入中心边缘关系。然而，伊万斯在对台湾、韩国等东亚地区进行研究时，发现这些后发展地区并没有被锁定到这一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中。他认为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经验，导致其中央政府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所控制。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中央政府相对于国内资本主义与跨国资本投资来讲拥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从而破坏了三者的铁三角关系，并最终帮助东亚部分国家或地区脱离了中心边缘关系。

　　（二）依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虽然伊万斯在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这一点上的论述十分含混不清，但他的理论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根据他的分析，如果一国的中央政府能够具有独立于资本主义力量的能力，并与国际资本投资保持一定距离，那么它就有可能脱离这一中心边缘关系，并最终得到自主发展。这一观点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进行了良好的论证。

　　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在脱离中心边缘关系之后若想继续发展，则应当走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一定程度的中央计划型经济，并利用进口替代战略重点促进核心产业的升级，并最终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四、联系我国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位置与发展

　　（一）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边缘”位置

　　虽说新马克思主义中的“依附理论”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到了资本主义的交换上，但这一偏离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方法仍旧值得当今后发展国家的借鉴，尤其是值得崛起中的中国的借鉴。

　　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当中，国际贸易仍旧由欧盟、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或组织所控制，而我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占比重仍旧偏低。

　　而从产业结构上来看，我国的出口产品仍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而带

　　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却明显不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严重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以跟随创新代替自主创新的“山寨”现象则更显示了我国在自主知识产权上的不足。因此，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以上的分析明确反映出我国是一个标准的“边缘国家”。

　　（二）我国在“边缘”位置上的发展

　　通过上述简略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仍旧处于不利的位置上。为了防止中国陷入“依附理论”的“中心边缘”关系怪圈中，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不断进步，我认为我国政府有必要借鉴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中的部分结论，从而令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崛起之路。

　　首先，我国应当在经济适当自由的同时，保持政治适当的集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时刻防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相反，我们要在保证市场自由的同时，进一步稳固国家对于经济的引导，保证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从而防止国际资本投资与国内非公有制经济联合绑架国家，并使得中国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

　　第二，在社会主义生产的层面，我国应当加大对核心技术的研发，尤其是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的研发，从而使得我国能够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在生产力上得到发展，从根本上避免沦为“边缘国家”。

　　结合新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只有不断坚持走社会主义路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使我国避免成为“边缘”国家，并在国际政治经济市场中不断提升自身地位。

　　参考文献

　　[1]胡卫红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周天勇，中国向何处去[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5]周天勇，政治适当集中，经济自由[J]，共产党人，2006，9，5.

篇九：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简述

　　现代化理论从萌芽至成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萌芽阶段，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这一阶段以总结和探讨西欧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和面临的问题为主，其中主要的学者有圣西门、孔德、迪尔凯姆和韦伯等。第二个阶段是现代化理论的形成时期。从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学者有社会学家帕森斯、政治学家亨廷顿等。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70年代至今，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瞩目于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分析“中心-外围”结构产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论，如“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因此，研究现代化除了要重视经典现代化理论外，也不能忽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一、经典现代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批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相继开展了现代化研究。1951年6月，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经济增长委员会主办的学术刊物《文化变迁》杂志编辑部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上，大家讨论了贫困、经济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与会者认为，使用“现代化”一词来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比较合适的。1958年，丹尼尔·勒纳出版《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现代化》一书，认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现代化。195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召开了政治现代化讨论会，随后出版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学》（阿尔蒙德和科尔曼，1960）。60年代西方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专著，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例如，《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罗斯托，1960），《日本和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沃德和拉斯托，1964），《现代化和社会结构》（列维，1966），《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布莱克，1966），《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埃森斯塔特，1966），《现代化：增长的动力》（维纳，1966）、《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1968）等。在70～80年代，现代化理论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得到全面发展，形成了五光十色的现代化理论。西方学者开展现代化研究，历时50年（50～90年代），最终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体系。尽管这种理论存在许多固有的缺陷，并因此受到种种批评，例如，这种理论不能解释发达工业国家70年代以来的发展等，但是，它仍然被认为是用来阐述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的有力理论，其他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不可能完全取代它，也因此被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

　　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经典现代化理论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不同领域、不同学者关于现代化研究的理论成果的统称。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区，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表1：不同领域经典现代化的主要特点

　　领

　　域

　　主

　　要

　　特

　　点

　　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法治化、科层化（官僚化）

　　经济现代化

　　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

　　社会现代化

　　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信息传播

　　个人现代化

　　开放性、参与性、独立性、平等性

　　文化现代化

　　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经济主义、普及初中等教育

　　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根据领域不同，可以分为政治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个人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理论等；根据研究特点不同，可以分为六个学派。

　　政治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伊斯顿、阿尔蒙德、阿普特和亨廷顿等

　　经济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罗斯托、弗兰克、格尔申克隆和库兹涅茨等

　　社会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帕森斯、列维、勒纳和穆尔等

　　现代化心理理论。代表人物：英克尔斯和麦可勒兰德等

　　比较现代化理论。代表人物：布莱克和艾森斯塔特等）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等。在40～6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步入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有些地区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所以，在经典现代化理论中，现代化可以被概括为一句话：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就是现代化。

　　表2：经典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六个学派

　　学派

　　结构学派

　　主要观点或特点

　　代表人物

　　结构－功能主义。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帕森斯、列会的转变。重点研究现代性和传统性的比较和转维、穆尔等

　　换。

　　过程学派

　　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罗斯托等

　　个过程包括一系列阶段和深刻的变化。重点研究转变过程的特点和规律。

　　行为学派

　　现代化必然涉及个人心理和行为的改变，强调人英克尔斯等

　　的现代化。

　　实证学派

　　各国的现代化具有不同特点。开展现代化的实证亨廷顿、格研究。

　　尔申克隆等

　　综合学派

　　现代化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比较布莱克等

　　研究、发展模式研究、定量指标研究等。

　　未来学派

　　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研究发达国家的发展贝尔、托夫趋势。

　　勒等

　　根据经典现代化理论，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种发展状态，可以指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后所处的状态（完成现代化进程后的状态），也可以指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世界先进水平所处的状态。由于人们对世界先进水平有不同的认识，高度发达工业社会内部也存在许多弊端，而且社会是不断发展的。经典现代化理论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如何解释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学者们发现，用经典现代化理论解释发达国家18世纪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的发展过程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展中国家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也是合适的，用它解释发达工业国家将来的发展就不合适了。可以肯定地说，工业社会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终点，而是一个驿站。那么，发达工业国家今后的发展过程是什么？

　　二、依附论

　　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论，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或地区的角度，研究西方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资本主义积累运动，和帝国主义扩张的严重后果——外围或边缘地区的不发达问题，因此可以把它视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新的重要补充

　　和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它视作批判西方全球化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从其阐释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问题的原因及其对策主张来说，可以把它视作全球化背景下植根于第三世界的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流派中，它尽管显得激进，然而却是非主流的。

　　依附论的中心议题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它在20世纪60年代取代结构主义理论，无疑表明了它对解释当时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说，依附论为我们认识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广大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等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在价值取向上，大多数依附论者倾向于社会主义道路，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政策，依附论提供的具有重要学术参考价值的某些基本结论等，都是值得肯定的理论贡献。至于依附论主要的也比较一致的观点，按照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布鲁姆斯特鲁埃和比约恩?赫特内的意见，可以简要归结为4点：欠发达是同工业化国家的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发达与欠发达是同一世界进程的不同侧面；欠发达不能被视为一个进化进程的原始条件；依附不仅仅是一种外部现象，在内部结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中它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依附论的理论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美国学者拉西特批评依附论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他指出，依附论只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这3种不同现象是不科学的。而且，依附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所谓“中心-外围”的世界，无疑犯了片面强调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矛盾，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全球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根本矛盾的错误，因而其求解外围或边缘地区不发达的出路的各种主张，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在各种场合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真实含意。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

　　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因此，尽管在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不断地“修正”自身，但由于理论上的固有局限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依附论的理论生命力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有的学者现在甚至开始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的问题。关于依附论的发展方向，其著名代表人物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认为，有把它扩展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的必要性。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我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如笔者认为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三、世界体系论

　　世界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在借鉴和融合依附论和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企图实现对二者的超越的产物。这决定了它一方面批判西方中心论，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家们主张的外围或边缘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全盘西化论；另一面分析世界体系的流动性，论证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在学术思想的影响上，世界体系论整体性、宏观性、综合性的理论视野、“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注重相互借鉴与融合的理论特点，以及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动力、经济周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一个最大的剩余价值的“吸收器”等一系列富有新意的观点，都使得它在西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的确，凡是研究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理论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世界体系论的一些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论与依附论存在一定理论渊源关系，同时，它在以下3个方面又明显比依附论更进一步。第一，它在采用依附论核心——边缘理论模型的同时，建构了半边缘地区这一攸关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概念，而且，它不像依附论那样把国家作为研究

　　单位，而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政治、经济和文明3个层次的分析，深刻揭示“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发展变迁和运作机制；第二，它从一个更加明确的分析框架来观察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的静态结构和动态进程，因而比依附论在时空上更具整体性；第三，它从全球角度出发，强调依附的普遍性和边缘国家的共同性，因而克服了依附论拉美经验的局限性。尽管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从某些方面论证了世界体系理论，尽管为着更全面地解读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困境和发展趋势，更清晰地看到作为“反体系”力量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发展前景，我们需要借鉴这一理论。

　　与依附理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所谓“现代世界体系”描述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不同的是，沃勒斯坦以劳动分工为基础，根据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国家机器的实力以及文化的完整性等衡量标准，把它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半边缘区3个部分。在他那里，半边缘区是介于中心和外围之间的缓冲地带，起平衡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作用，没有这个半边缘区，资本主义将会遭受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从“现代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和文化3个基本维度来看，都表现明显。

　　首先，从经济维度来看，驱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动力是“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这种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等价交换存在于该体系内的两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核心区和边缘区——之中。核心区生产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高工资产品，而边缘区则相反，生产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低工资产品，介于它们之间的地区就是半边缘地区。在沃勒斯坦那里，半边缘区或者说国家并不是一种“残余类型”，而是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因为它“将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的产品进口到核心国家，同时将核心国家的产品进口到边缘地区，并且是以大致同样的程度来进行这两种活动的”。

　　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层级结构决定了不平等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决定了拥有生产和交换双重优势的居于体系的“核心”的英、美等发达国家，对属于体系“半边缘”的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以及处于体系的“边缘”的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剥削，维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半边缘”既受“核心”的剥削，反过来也剥削“边缘”，因而“边缘”则受到前两者的双重剥削。沃勒斯坦强调，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对“核心、边缘和半边缘”之间的不平等有很强的“自我维持之势”，同时市场的力量也会强化而不是削弱这种不平等。但是对特定的地区来说，它在体系内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尤其是当技术进步带来世界经济体的范围扩大时，它们之间有可能出现角色的转换。

　　其次，从政治维度来看，独立国家的形成以及国家体系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

　　以前具有单一政治结构的世界帝国之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作用下，出现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结构。在国家体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也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情况也基本一样。

　　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国家体系结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或者说“现代世界体系”长期稳定的重要保证。在这种国家体系中，众多的国家不可能都同样强大，因为“如果是势均力敌的，它们就会阻碍位于别国的跨国经济实体有效运行。那样的话就会妨碍国际劳动分工，世界经济就会衰落，直至世界体系土崩瓦解”。这样在世界体系中就会形成金字塔形的权力机构，从而出现霸权。在沃勒斯坦那里，霸权就是指在大国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因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霸权国家有这样一些共同特征：它们只有将自己的经济优势从农业——工业生产领域开始，逐步扩大到商业、金融业，并维持在此3个领域的全面优势时才能建立霸权；它们都力主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体现在海上。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国家体系经历了3个霸权周期，相应地先后产生了3个霸权国家，即17世纪的“海上马车夫”荷兰、19世纪成为“世界工场”的英国以及20世纪中叶的美国。但是，在这种霸权稳定机制下，除了半边缘的强国对霸权国家的竞争和挑战，还有居于边缘的弱国对半边缘的强国和核心的霸权国家的不满，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始终存在“反体系运动”。对居于核心的霸权国家来说，问题在于，称霸是短暂的，一个国家一旦成为霸权国，它也就开始衰落。

　　再次，从文化或文明的维度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核心、边缘和半边缘式”的结构特点也很明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核心国家基于增进自己国家的政治凝聚力和提高经济生产的有效性，以及长期维持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控制的需要，通过“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化”，竭力把欧美文化或西方文化这种本来只是欧美一隅的“特殊文化”，普遍化为一种所谓的“世界文化”。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一般的核心国家，以及作为一种特殊形态存在的霸权国家都在努力加强其生产者的优势，并且通过它们对世界的文化统治而使得它们在国家体系中的作用合法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通过容易观察到的形式，诸如语言、宗教以及习俗来实现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内文化或文明演变中的这种霸权趋势，最终必然导致世界性的文化或所谓的文明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处于两难境地，对西

　　方文化的霸权趋势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

　　但是，也要看到，世界体系论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比如，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方面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的误区，它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乌托邦。又如，它的“结构决定论”（外部因素决定论）显得过于僵化，明显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实际有差距，而且世界体系论的整体研究法忽略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对期的特殊发展过程，忽视了对具体的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探讨，因而缺乏实际应用性。再如，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作用，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就认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武器阐述世界经济时，在把科学技术革命引入“当代大辩论”的中心时，只有依附论才具备创造性地参与分析世界体系的能力。此外，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对世界体系论的若干重要观点提出了质疑与挑战。世界体系”理论创立和传播的整个过程也充满各种争论，但其焦点在于如何认识“世界体系”，如何视人类历史为一个整体。这一焦点涉及到如何确定世界体系形成的时间。这里简要叙述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这一问题方面的有关观点。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时至今日它一直是伴随着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生产方式扩张而产生、发展的，也必将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被“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所取代。持反对立场的一些世界体系论者，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等认为，沃勒斯坦视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资本积累为所谓“现代世界体系”的特别之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低估了古代世界体系中通过贸易和市场所进行的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此，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并非如他所言发端于50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扩展的时期，它的年代应该再向上推，一直推到5000年前。关于现代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还是5000年前，并非简单的年代数字之争。这里面牵涉到他们看待人类历史的不同方法论。沃勒斯坦断定世界体系发端于500年前，与他更多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有关，与他对于世界体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物质决定论（用马克思主义表述则是“生产力决定一切”）的哲学观点上有关。而弗兰克和吉尔斯等人断言世界体系发端于5000年前，则表明他们的历史观，受汤因比的“文明决定论”的影响更大，因而他们的观点，正如威廉?H?麦克内尔所说，意味着“马克思的现代资本主义独特观点就站不住脚了”。

篇十：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内容提要】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视角。【英文摘要】fromtheperspectiveofdevelopmentsociology,thisessaygivesabriefreviewofthetheoryofdependency,emphasizingthatitevolvesfrompessimisticclassicaltheoryofdependencytonewoptimistictheoryofassociated-dependentdevelopment.underthebackgroundofglobalization,thejattercanbeusedasatheoreticalframeworkinchina"sdevelopmentresearch.【关

　　键

　　词】依附理论/发展历程/中国发展问题dependenttheory/history/china"sdevelopmentissues【

　　正

　　文

　　】在世界体系论和全球化观点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今天，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经济格局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厘清依附理论的演变过程和新近发展成果，探讨其在中国发展中的应用，成为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依附的悲观看法

　　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与阿明对依附理论进行分析，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析。

　　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5]（p10）。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5]（p3132）。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empirenews.page--]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5]（p329）。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笔者鉴别出了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依附发展论”在中国的应用：结语和讨论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但严立贤的论述和批评均没有涉及到依附理论的后期进展，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未必然。笔者认为，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empirenews.page--]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

　　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7]（p76）。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我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目前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参考文献】[1]priebisch,raul.1950.thee上一页[1][2][3]下一页conomicdevelopmentoflatinamericaanditsprincipalproblems.newyork:unitednations.[2]安德鲁·韦伯斯特，陈一筠译注。

篇十一：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

　　姓名：郭星麟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学号：1330020019摘要：依附论在战后非西方国家的道路选择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挑战和替代方案，其目标理论在于探索造成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原因和寻找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最佳路径。依附论在思想渊源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他借助了结构主义发展学的“中心——外围”模式，提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导致的落后国家对外依附的基本假设，主张走激进或改良的非西方发展道路。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依附论过于强调外因作用的单项理论图式难以适应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悄然退出了主流的学术舞台，但是其理论本身和曾经有过的影响都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反思空间。

　　关键词：依附论；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结构；世界体系

　　（一）：依附论的产生和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并未从此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就是基于解释这种现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外围并受剥削与控制的现状而产生的。战后拉美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为鲜明，因此，依附论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

　　依附论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多数依附者认为，依附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伊文斯不仅认为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还强调依附论对边缘资本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做出贡献。

　　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等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分工视为基本的社会现实，是推动其他一切事物变化的因素。依附论者吧这一社会分工学说引申到国际领域，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看做是一种依附。马克思的政治活动阶级说也对依附论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活动主要是由根据生产工具的所有制而划分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来进行，依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统治阶级的作用，根据在不同时期冲突与结盟的变化来描述历史。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沃勒斯坦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问题，从而论证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是贡德弗兰克，他的《拉美的资本主义与欠

　　发达状态》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二）依附与资本主义生产体依附论的核心概念与假设。

　　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显然就是依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后被普遍使用于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分析。在依附论学者中，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他认为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状况，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时，这种扩展对依附国家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存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那么,依附是如何造成的?依附论认为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后者受到由世界统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的制约。国际依附格局是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边缘国家一旦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国内生产设备的发展刚刚起步,它们在国际市场中往往被迫处于严重依赖的地位。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以及边缘国家相对于核心国家的军事劣势,都强化了这种对外的经济依赖由于依附格局是全方位和结构性的依附理论赋予它的核心概念以双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的,指的是国际领域中的经济依赖,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外贸,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认为,吃经济依赖亏的正是世界上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穷国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指的是这种对外经济依赖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影响，因为当国内制度所依重的资源从属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时,政治上很可能也受它们操纵和控制。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得依附论成为了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之一。依附理论和其它旨在取代现代化理论而对第三世界发展进行解释与设计的理论一样,需要回答相同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基本原因是否在于本国的传统因素?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有何关系?如何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依附理论提出了它的核心假设:不发达和依附的形成与发展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为立论框架

　　从范式构成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依附论提供了中心-外围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某种意义上说,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对现代化发展理论提出了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效应,西方价值体系的扩散,能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则认为,当欠发达国家的本国经济面临外来渗透时,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将作为国家利益的支持者而崛起，为此，拉美经委会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反帝的立场，把世界分为工业化的中心和生产原料的外,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中心”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围”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它甚至限制和阻止外围的发展,正是这种“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经济依附，导致外围国家持续的不发达。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外围”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革命的道路,即以改良的办法改变不合理的国内及国际经济结构。这种以“中心——外围”学说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得到了那些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重视,它最终成为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有学者将中心外围学说称为不发达理论、早期依附论或结构主义依附论。但是结构主义对于依附论来说更具有法论的意义,依附论正是从普雷维什那里拿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学会了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政策的开放性方法。在依附论者看来,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不同区域和国家,无论经济水平、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有多大差异,只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都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生产。所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只能分为中心(主导)和外围(被支配)国家,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中,只有中心和边缘、发达与欠发达的区,没有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依附学派解释了不发达与依附的逻辑因果关系,即外围国家的不发达是中心与外围国家所形成的经济依附结构造成的,而不是外围国家的不发达造就了依附结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建立起来的全球劳动分工是形成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第三世界当前的不发达状态,根源在于第一世界所追求的增长方式,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第一世界发达的恶果。

　　（四）依附理论的主要流派

　　在依附论学派内部,各流派在基本立场方面是一致的,即都持反帝的立场,反对外国渗透,主张非西方发展道路。但是在方法论、研究参数等方面存在争议,根据价值取向、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方面的异同,我们将依附论内部各学派分为三个部分。

　　(一)激进依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

　　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是第三世界落后和不发达的总根源,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摆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这一脱离可能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脱钩论”,主要代表人物是保罗?巴兰、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巴兰在拉美经委会的“中心—外围”分析结构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潜在经济剩余被中心国家或跨国公司拿走,使得不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生产性转化,因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剩余的多少及其利用途径。他的结论是,那种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巴兰的观点奠定了激进依附论的基础。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只有脱离必须脱离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外部的剥削与掠夺,他甚至提出不发达社会实现发展的可靠途径是进行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不发达的发展论”。阿明对依附论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分析了“中心—外围”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认为“中心”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他和弗兰克一样主张“外围”国家要获得发展应该与“中心”国家“脱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最终要经过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脱钩),即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

　　（二）正统依附论：“发展主义依附论”与“新依附“。

　　正统依附论学派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但与激进依附不同的是,它既注意到了世界体系中的宗主国与依附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关注造成不发达的内部原因,这一学派的观点使得依附论对不发达成因的认识更加深化。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萨诺瓦提出了“国内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些国家内部可以找到传统殖民主义的同样情况,他相信外部条件不再对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所以本国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和巴西学者安德拉德提出了“发展极理论”,他们认为不平等发展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同样存在于一国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这一理论认为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内部根源在于先进地区与自给自足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妨碍了国家的自主发展。仅从外部原因上即仅从“经济剩余”从“外围”流向“中心”来解释“不发达的发展”是不够的,如果拉美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不发生质的变化的话,这些国家将无法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拉美等国的不发达状况,与其说是一种弗兰克所谓的“不发达的发展”,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

　　（三）改良依附理论:“依附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巴西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不管是强调外因的激进依附论还是强调内因的正统依附论都难以解释新的客观事实。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巴西的卡多索和智利的法莱托等人提出了改良主义的依附论,他们认为在依附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不发达地区也能够取得依附式发展,依附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那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做法。彼德?文斯进一步发展了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理论，他更乐观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五）依附论的理论局限及其历史命运

　　依附论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没有一种理论是天衣无缝的,依附论也有着自身的理论缺陷,同样,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恰到好处地永远适应时代的需要,依附论必须面对的历史命运是,时代的不断变迁超出了它的适应能力。从理论上看,首先,依附论在逻辑的严密性上存在缺陷。依附论采取的是一种单因论的论证逻辑。依附论对外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注实质上是强调某种单一变量的绝对作用,虽然改良主义依附论可能注意到了内部因素的重要影响,但也只是将其视为外部结构作用的结果,仍然是外因决定论，其次，依附论的分析框架局限。依附论以批判现代化理论为己任，它尤其强烈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线性二分法,但自己又落入了“中心-外围”的结构性二分法。在“中心-外围”的分析框架中，依附作为一种变量其实很难精确测量，因为依附论只强调了“中心”与“外围”的冲突关系，而忽略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和相互依存。而且，依附论的横向二分法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

　　形式以及苏东社会主义中的依附关系包括进去，甚至对东亚地区的依附关系解释力也不够。这一缺陷使得它不能准确找到走出不发达的正确途径,不能主动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第三,依附论对世界体系的复杂结构解释得过于片面和简单。依附论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它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而不是不发达国家的落后造成了依附结构。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论，它忽视了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忽视了作为发展主体的国家本身的能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现代化的道路自然各有不同,依附论如果只能提供一条发展道路的话,当然不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依附论要摆脱日渐式微的命运，继续成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就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格局,同时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与相容,进行更加宽容而多元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孙若彦，依附论与拉美国际关系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

　　[2]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篇十二：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效应及其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杂思

　　一、“后发效应”的提出

　　1、后发效应的提出背景

　　后发效应的提出首先是和罗斯托的影响分不开的。罗斯托在1958年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他在书中试图用经济理论解释经济历史的进程，认为“经济成长阶段既是一种关于经济成长的学说，又是一种关于整个现代史的更一般性的（可能仍然是很偏于一方面的）学说”。①他在书中把社会经济发展分为一次经过的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1971年他又加入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也是意义最大的关键阶段。可以说罗斯托的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阶段，即起飞阶段，相当于现代化由初期向中期的发展阶段，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变革。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应该是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沿着这样一条直线前行。他将自己的这个理论称为一个关于生产的动的理论，但是他的理论却无法解释由于起飞阶段的时间不同造成的经济发展条件和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的不同于以往早发国家经济成长阶段的情况，如拉美的依附发展、东亚四小龙的跳跃式发展。这样看来，罗斯托的这一理论略显机械和静态。他只是在小的时空维度内，用相对孤立的眼光看待早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走过的历史道路，没有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联系及引起的效应。总的来说，在他看来，经济成长的阶段乃至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历史演进。罗斯托此书描述的是1958年以前的各国现代化的历程，在这个时间之前，真正意义上开启了现代化的只有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他所描述的只是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发展历程，对当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的现代化尚未接触，解释力自然是要受到怀疑。

　　针对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的不足，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经济学家A〃格申克龙最早提出了“后发展式现代化”范畴及“后发展思想”和关于“后发优势”的论点。②所谓“后发展式现代化”是相对于早发或先发现代化而言的，西方社会由于自身内部发展出了早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或很早的被动开启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很高的阶段。这些早发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巨大生产力通过近代以来的海外殖民向处于前现代化的国家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处于前现代化阶段——传统社会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由于近代以来的被殖民经历，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战后，大量前现代化国家独立，赶超西方就成了它们中的许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正是在前现代化阶段的落后国家正式开启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要并开始了对现代化早发与后发的关系的研究。笔者认为后发现代化的意涵更大。因为要谈论后发现代化，必然要在对早发现代化的内涵条件和发展状况明晰之后，继而对早发现代化对后发现代化的影响及后发现代化国家本身面临的内部问题的进行研究。

　　2、后发效应的正负两方面

　　由于处于后发现代化的地位，必然就会产生一些不同于早发现代化的因素和条件，更有早发现代化对其的影响，相应的就产生了后发的效应。后发现代化不可能只有优势而没有劣势，它的优势与劣势是同时存在的。罗荣渠先生在他的著

　　①<美>罗斯托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7页.②

　　谷晓芸.后发现代化之审思[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6年12月第6期.

　　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专门有一节论述“迟发展效应”即“后发效应”。他认为后发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相比，同样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与“独特的现代必要条件”。①这种特有的后发效应可以分为负面效应和正面效应两个方面。罗先生认为负面的后发效应有：（1）、双重发展效应，即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很大程度上受外在所决定，它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国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还要适应发达工业世界的当前发展趋势②；（2）、同步发展效应；后发国家不仅要和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同台竞技，展开竞争，还要同相似资源条件和社会结构条件的后发国家同步发展和竞争，“无处可以转嫁危机”；（3）、高速问题；赶超战略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可能导致现代化的断裂；（4）、超前效应；（5）、人口效应；人口增长过快和人才外流。另一方面，后发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正面效应，与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是同一个意思，具体包括：（1）、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加速对前现代的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破坏；（2）、可以借鉴早发现代化国家的先进经验，减少弯路；（3）、可以借用先进国家的先进的技术和利用外来资本；（4）、落后国家之间的联合冲击旧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

　　罗荣渠先生是从后发的正负两个方面来分析其效应的，理论性很强，概括的也很全面。然而罗先生只是静态的分析他所观察到的后发效应的正面和负面，没有动态的表现这些正面和负面效应的博弈过程，也没有说明正面和负面效应之间是否可以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相互的转化。当然，这些谈到的都是后发效应两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选取一个国家进行典型研究（探究其现代化历程），这样就可以很具体的说明后发效应的两方面影响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二、后发效应对中国现代化影响的杂思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近代以前，中国处于高度发达的前现代化阶段，是超稳定的一体化结构。这种超稳定在应对内部危机的时候表现出很有效的力量，但却无力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自1840年以来，西方入侵打破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及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过程是符合“挑战——回应”的公式的。

　　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后发的正面和负面效应在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影响取向、大小是不同的，是变化的，是需要在长的历史维度下做新的考察和评判的。后发地位的落后现实，使得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都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落后挨打，赶超欧美。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从狭义上来说就是在近代西方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后发效应的两个方面的存在使得中国在不同阶段总是欠缺某些进行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当然，一些因素的缺失可能不会影响一个国家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但是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复杂的发展进程，内部各因素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的联系的，一个小的因素的缺失就可能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不均衡，现代化通病横生。这就像一个吃了激素

　　①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4页.

　　同上，第215页.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的动物，成长迅速，个头高大，但是它可能会“骨质疏松”，步履蹒跚，东摇西晃，没有生机和活力。怎么办？得补钙，注入一些活力因子改善各结构之间联系，如资源的分配、相互的协作等为整体的发展注入活力。

　　活力因子如何产生，如何注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史记中言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内生性的现代化也正是在对利的追逐不断扩展的基础上引起的广泛联系下促生的。选取何种方式追逐利益呢，以私人利益为基还是以集体利益为基呢？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下，侧重点是不同的。当然现在的主流是混合的，在两者的存在比例上差别还是很大的。对后发国家来说，本国国内资本主义因素薄弱，资源缺乏整合，如何整合资源进行现代化的工作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后发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是值得重视的。后发现代化两个对比最鲜明的例子是拉美的依附发展和东亚四小龙的飞速发展。这些后发而成功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那就是一个发展取向的强力政权的存在，如韩国的朴正熙政权、台湾的蒋经国政权。即使是在后发现代化不是很成功、依附理论盛行的拉美各国，也有一些学者如多斯〃桑托斯在《帝国主义与依附》里认为拉美的依附发展是作用不大的，没有发展前景的，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社会主义是必然的选择，而是强有力的以发展为取向的强力政权才是最重要的。多斯〃桑托斯是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实践中的强大整合力量，从而被吸引。相反，拉美很多国家军人掌权，政治不稳定；也看到拉美许多国家是民主国家，但是政治的早发严重削弱了国家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无力应对后发效应，只能在依附下获得很小的发展，或者受控于其他国家。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中认为，“经济往往被看作是决定性的中心力量。事实上，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知识和政治方面，依赖于知①识的增长和领导人动员资源的能力”。这些经典威权政体在经济上高度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的，利用国家政策支助和奖励其发展，并限制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活动范围，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拓展空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重要的，但不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以规范市场经济，使得经济过程公正、透明、可持续发展。现在韩国和台湾已然完成了向民主制的转型。

　　对照中国，30年的发展成就很大，但是问题也很多。中国是否可以借鉴极权---威权---民主的发展模式呢？许多学者如哈维尔称中国为“后极权社会主义”，中国也有学者如何增科、萧功秦也都有类似的见解。笔者也认为中国正在从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转变。毕竟东亚文化圈已有韩国和台湾地区已成功的完成了由威权向民主的转型，至少说明了这一模式对中国适用的可能性。当然极权——威权——民主的发展并不是一条直线的和不可逆转的，正如亨廷顿认为“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上起步。但应看到，起点不同，民主化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这一模式中，威权主义的意义是什么呢？很明显它是一个过渡形态，要起到承接作用。即实现从极权的转变，再为民主化进程创造条件。中国的威权主义尚只有一个外壳，如何虚化意识形态，做到有限多元，开辟更多的合法空间进行改革，大胆的改，大胆的试，充分发挥威权主义的历史作用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可能性路径。

　　①<美>C.E.布莱克著，景跃进

　　张静译.《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17页.

篇十三：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王文斌;苏洁

　　【期刊名称】《知识经济》

　　【年(卷),期】2010(000)021【摘

　　要】30年的经济发展实践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后发优势.直接利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成果来发展,少走许多了许多弯路.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也有很多改革不够彻底,甚至不到位.制度,产业结构,知识基础的薄弱,技术引入的吸收再创新成为我国今后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阐述后发理论的争议,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总页数】1页(P6)

　　【作

　　者】王文斌;苏洁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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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四：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

　　姓名：郭星麟

　　专业：政治学与行政学

　　学号：1330020019摘要：依附论在战后非西方国家的道路选择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代表着一种对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的挑战和替代方案，其目标理论在于探索造成第三世界发展困境的原因和寻找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最佳路径。依附论在思想渊源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他借助了结构主义发展学的“中心——外围”模式，提出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导致的落后国家对外依附的基本假设，主张走激进或改良的非西方发展道路。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中，依附论过于强调外因作用的单项理论图式难以适应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悄然退出了主流的学术舞台，但是其理论本身和曾经有过的影响都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反思空间。

　　关键词：依附论；现代化理论；中心-外围结构；世界体系

　　（一）：依附论的产生和理论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虽然先后摆脱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统治，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是并未从此走上富裕富强之路，它们在经济上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依附论就是基于解释这种现状，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其外围并受剥削与控制的现状而产生的。战后拉美经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依附更为鲜明，因此，依附论首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在拉丁美洲产生并发展起来是再自然不过了。

　　依附论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多数依附者认为，依附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思想源于马克思的著述。伊文斯不仅认为依附论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还强调依附论对边缘资本主义实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做出贡献。

　　巴西学者多斯桑托斯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等分析，为探讨殖民问题开辟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提供了分析问题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把劳动分工视为基本的社会现实，是推动其他一切事物变化的因素。依附论者吧这一社会分工学说引申到国际领域，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垂直分工看做是一种依附。马克思的政治活动阶级说也对依附论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活动主要是由根据生产工具的所有制而划分的社会集团或阶级来进行，依附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相勾结统治阶级的作用，根据在不同时期冲突与结盟的变化来描述历史。依附论的奠基人之一沃勒斯坦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国际生产价格形成的问题，从而论证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换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来研究发展问题的是贡德弗兰克，他的《拉美的资本主义与欠

　　发达状态》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二）依附与资本主义生产体依附论的核心概念与假设。

　　依附理论的核心概念显然就是依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后被普遍使用于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的比较分析。在依附论学者中，多斯桑托斯对依附的定义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他认为依附是一种限定性状况，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张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时，这种扩展对依附国家的发展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存在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那么,依附是如何造成的?依附论认为依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这种国际分工使某些国家的工业获得发展,同时限制了另一些国家的工业发展,使后者受到由世界统治中心控制的增长条件的制约。国际依附格局是16世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逐步形成的,边缘国家一旦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由于其国内生产设备的发展刚刚起步,它们在国际市场中往往被迫处于严重依赖的地位。殖民主义的文化和政治影响,以及边缘国家相对于核心国家的军事劣势,都强化了这种对外的经济依赖由于依附格局是全方位和结构性的依附理论赋予它的核心概念以双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的,指的是国际领域中的经济依赖,一些国家国民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外贸,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认为,吃经济依赖亏的正是世界上那些经济不发达的穷国二是政治意义上的指的是这种对外经济依赖对国内政治过程的影响，因为当国内制度所依重的资源从属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时,政治上很可能也受它们操纵和控制。正是这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使得依附论成为了比较政治学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之一。依附理论和其它旨在取代现代化理论而对第三世界发展进行解释与设计的理论一样,需要回答相同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基本原因是否在于本国的传统因素?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有何关系?如何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政治变迁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依附理论提出了它的核心假设:不发达和依附的形成与发展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

　　（三）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为立论框架

　　从范式构成的角度来看,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依附论提供了中心-外围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某种意义上说,依附论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又源于结构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拉美经委会对现代化发展理论提出了修正。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效应,西方价值体系的扩散,能够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普雷维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则认为,当欠发达国家的本国经济面临外来渗透时,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将作为国家利益的支持者而崛起，为此，拉美经委会采取了民族主义的、反帝的立场，把世界分为工业化的中心和生产原料的外,世界经济体系呈现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这是一个排斥性的体系,“中心”是繁荣富足的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外围”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它甚至限制和阻止外围的发展,正是这种“外围”对“中心的结构性经济依附，导致外围国家持续的不发达。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为“外围”国家提供了一条不同于新马克思主义激进社会革命的道路,即以改良的办法改变不合理的国内及国际经济结构。这种以“中心——外围”学说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得到了那些对现代化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学者的重视,它最终成为依附理论的分析框架。也有学者将中心外围学说称为不发达理论、早期依附论或结构主义依附论。但是结构主义对于依附论来说更具有法论的意义,依附论正是从普雷维什那里拿来“中心—外围”结构理论,学会了在国际经济框架中阐述观点并推导出政策的开放性方法。在依附论者看来,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不同区域和国家,无论经济水平、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有多大差异,只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都在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生产。所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际上只能分为中心(主导)和外围(被支配)国家,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中,只有中心和边缘、发达与欠发达的区,没有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传统和现代的区别。基于这一分析框架,依附学派解释了不发达与依附的逻辑因果关系,即外围国家的不发达是中心与外围国家所形成的经济依附结构造成的,而不是外围国家的不发达造就了依附结构。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建立起来的全球劳动分工是形成第三世界国家历史进程的主导力量,第三世界当前的不发达状态,根源在于第一世界所追求的增长方式,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是第一世界发达的恶果。

　　（四）依附理论的主要流派

　　在依附论学派内部,各流派在基本立场方面是一致的,即都持反帝的立场,反对外国渗透,主张非西方发展道路。但是在方法论、研究参数等方面存在争议,根据价值取向、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方面的异同,我们将依附论内部各学派分为三个部分。

　　(一)激进依附理论“不发达的发展”

　　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关系是第三世界落后和不发达的总根源,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摆脱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控制,这一脱离可能需要通过革命才能完成。因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为“脱钩论”,主要代表人物是保罗?巴兰、弗兰克和萨米尔阿明等。巴兰在拉美经委会的“中心—外围”分析结构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他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潜在经济剩余被中心国家或跨国公司拿走,使得不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生产性转化,因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剩余的多少及其利用途径。他的结论是,那种按照进步资本主义的方针来解决不发达国家现有经济和政治僵局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巴兰的观点奠定了激进依附论的基础。激进依附理论认为只有脱离必须脱离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以摆脱外部的剥削与掠夺,他甚至提出不发达社会实现发展的可靠途径是进行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这一理论又被称为“不发达的发展论”。阿明对依附论的贡献在于他通过对不平等交换的研究,分析了“中心—外围”结构是如何运行的。他认为“中心”既可以通过国际生产价格进行不等价交换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等来实现价值的转移。他和弗兰克一样主张“外围”国家要获得发展应该与“中心”国家“脱钩”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外围国家的发展最终要经过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必要的“决裂”(脱钩),即拒绝使本国的发展战略听命于全球化。

　　（二）正统依附论：“发展主义依附论”与“新依附“。

　　正统依附论学派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结构,但与激进依附不同的是,它既注意到了世界体系中的宗主国与依附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也关注造成不发达的内部原因,这一学派的观点使得依附论对不发达成因的认识更加深化。墨西哥社会学家巴勃罗?萨诺瓦提出了“国内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一些国家内部可以找到传统殖民主义的同样情况,他相信外部条件不再对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所以本国的解决办法是可能的。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和巴西学者安德拉德提出了“发展极理论”,他们认为不平等发展既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同样存在于一国内部的地区与地区之间,这一理论认为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内部根源在于先进地区与自给自足地区之间的二元经济,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妨碍了国家的自主发展。仅从外部原因上即仅从“经济剩余”从“外围”流向“中心”来解释“不发达的发展”是不够的,如果拉美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对外关系不发生质的变化的话,这些国家将无法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依附。拉美等国的不发达状况,与其说是一种弗兰克所谓的“不发达的发展”,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依附结构”。

　　（三）改良依附理论:“依附性发展”。

　　20世纪70年代后,巴西和东亚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不管是强调外因的激进依附论还是强调内因的正统依附论都难以解释新的客观事实。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巴西的卡多索和智利的法莱托等人提出了改良主义的依附论,他们认为在依附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在资本主义扩张中，不发达地区也能够取得依附式发展,依附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成为垄断资本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新形式。要利用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那种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的做法。彼德?文斯进一步发展了卡多索的“依附性发展”理论，他更乐观地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相互联系、渗透的趋势下,存在着独特的优势,在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有力的政府宏观干预,实现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是实现自身发展的关键。

　　（五）依附论的理论局限及其历史命运

　　依附论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没有一种理论是天衣无缝的,依附论也有着自身的理论缺陷,同样,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够恰到好处地永远适应时代的需要,依附论必须面对的历史命运是,时代的不断变迁超出了它的适应能力。从理论上看,首先,依附论在逻辑的严密性上存在缺陷。依附论采取的是一种单因论的论证逻辑。依附论对外在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关注实质上是强调某种单一变量的绝对作用,虽然改良主义依附论可能注意到了内部因素的重要影响,但也只是将其视为外部结构作用的结果,仍然是外因决定论，其次，依附论的分析框架局限。依附论以批判现代化理论为己任，它尤其强烈地批判了现代化理论“传统-现代”的线性二分法,但自己又落入了“中心-外围”的结构性二分法。在“中心-外围”的分析框架中，依附作为一种变量其实很难精确测量，因为依附论只强调了“中心”与“外围”的冲突关系，而忽略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和谐和相互依存。而且，依附论的横向二分法无法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依附

　　形式以及苏东社会主义中的依附关系包括进去，甚至对东亚地区的依附关系解释力也不够。这一缺陷使得它不能准确找到走出不发达的正确途径,不能主动应对周围环境的变化。第三,依附论对世界体系的复杂结构解释得过于片面和简单。依附论深受结构主义影响,它认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依附结构造成了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而不是不发达国家的落后造成了依附结构。这是一种结构决定论，它忽视了结构本身的变化。也忽视了作为发展主体的国家本身的能动性。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与传统，现代化的道路自然各有不同,依附论如果只能提供一条发展道路的话,当然不能适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依附论要摆脱日渐式微的命运，继续成为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范式,就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格局,同时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对立与相容,进行更加宽容而多元的理论创新。

　　参考文献：

　　[1]孙若彦，依附论与拉美国际关系研究[J]，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

　　[2]江华，世界体系理论研究:以沃勒斯坦为中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3]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篇十五：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AReviewofModernizationTheoryandtheEnlightenmenttoChina

　　作者：饶旭鹏;周娟

　　作者机构：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730050出版物刊名：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66-70页

　　年卷期：2016年

　　第4期

　　主题词：现代化理论;理性精神;传统与现代;中国发展

　　摘要：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表现为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文化理性化,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要模仿西方发展模式。对此,依附理论从＂中心—外围＂的观点出发批判其＂西方中心论＂倾向,世界体系理论则指出现代化理论单线进化思维的局限,后现代主义则极力瓦解其理性精神。面对上述这些批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相应的修正。回顾和分析这些理论交锋,对于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篇十六：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后发优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本文介绍了后发优势理论的提出、发展情况，并建立了短期和长期后发优势模型，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后发优势比比较优势更能强调动态的贸易利益，所以，我国要积极利用后发优势发展我们的经济，同时要避免后发优势的陷阱。

　　关键词：后发优势

　　模仿

　　工业化

　　技术引进

　　1后发优势理论简介

　　1.1提出

　　我国古语有云“前车之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相对的经济落后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思想并不新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句名言：“工业化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的景象”。而托尔斯坦·凡伯伦（veblen，1915）在对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就认为后进国可以廉价的借用先进国的技术而使经济发展的更快一些。

　　但将后发优势（advantageofbackwardness）理论化的学者是出生于俄国的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chenkron)，他在总结19世纪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经验的基础上，于1962年提出了“后发优势”这一理论。他指出：“一个工业化时期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和特征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与先进国家显著不同。”通过对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对比，格申克龙得出了六个重要结论：

　　①一国经济越落后，它就越是强调生产性而非消费性产品。②一国经济越落后，就越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强调大企业和大工程的倾向。③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工业化的起步就越是缺乏连续性，往往呈突然的大冲刺（greatspurt）状态。④一国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对新生工业增加资金供给及提供较为集中和较为高深的企业指导方面所起的作用越大，国家的经济越是落后，这些因素的强制性和广泛性就越是显著。⑤一国经济越落后，人的消费水平的压力就越是沉重。⑥一国经济越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在为成长中的工业提供一个不断扩展的工业市场方面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过来说，工业市场的扩展也依赖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格申克龙认为工业化前提条件的差异将影响不同国家发展的进程，相对落后程度越高，其后的增长速度越快。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的历史地位所导致的特殊的有利条件，是与后发国的经济落后性共生的，“后发”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格申克龙后发优势假说提出后，纳尔逊（nelson，1966）等人证明，一个后发国家技术水平的提高同它与技术前沿地区的技术差距呈线性正比，并进一步指出，后发国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常常高于先发国，但在逐渐接近时又会慢下来，从而保持着一个“均衡技术差距”。

　　1.2其它经济学家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发展和补充

　　1.2.1列维：一个从现代化角度对后发优势的解释

　　美国经济学家列维（m.levy）从现代化理论角度，分析了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在经济发展前提条件上的异同，指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与早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条件有着明显的差异（levy，1966）。

　　列维认为，维持现代化水平的必备条件不一定就是实现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早发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不一定就是后发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即使是后来者，每个国家现代化起步的前提条件也不一样；在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后发式国家，其社会结构中与早发式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结构最相类似的那部分因素，并不一定就是走向现代化的最好基础。

　　列维将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进一步明晰化，他认为后发优势主要存在于：后发国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国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的多，可以使后发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后发国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国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甚至后发国可以跳跃先发国的一些必经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先发国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提供帮助。

　　1.2.2阿伯拉莫维茨：追赶理论对后发优势的解释

　　阿伯拉莫维茨（abramovitz）的追赶理论始于其“追赶假说”（abramovitz，1989），即不论是以劳动生产率还是以单位资本收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与其经济增长速度都是呈反向关系的。也就是说，一国的经济越是落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高，

　　反之亦然。

　　阿伯拉莫维茨指出，把握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因为这一假说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只有在一定的限制下才能成立。

　　第一个限制因素是技术差距，它是经济追赶的重要外在因素。

　　第二个限制因素是社会能力，即通过教育等形成的不同的技术能力，以及具有不同质量的政治、商业、工业和财经制度，它是经济追赶的内在因素。

　　第三个限制因素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它有时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了经济追赶的进程。

　　鲍莫尔（baumol）在阿伯拉莫维茨追赶假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对贫穷的落后国家而言，其低下的教育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使其不能有效利用技术差距以实现经济追赶。

　　2后发优势理论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如今国际经济贸易活动已经不是简单的互通有无，调剂余缺，而在于占领市场，争夺国际间有限的技术、人力资源、创新成果。2003年9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草案）中认为：相互依存是各国发展的前提，而科技进步则是发展的第一手段。南亮进在分析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也认为：“技术革新对日本的现代化经济增长做出了决定性贡献”。我国学者傅家骥也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

　　长的根本动力”。

　　2.1对技术引进和经济发展进行整合性的战略考虑

　　将我国的技术引进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包括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框架中，为技术－经济发展建立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撑体系。

　　首先，国家应该鼓励技术的进出口。通过后发优势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技术引进，我们可以节省经济发展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所以，引进技术是多快好省发展经济的捷径。

　　其次，为了贯彻科技应该为经济服务的方针，我国的技术政策应该奉行如下原则：

　　引进技术不得阻碍本国技术和技术能力的内生发展。

　　引进技术不得造成对产业体制和产业秩序造成损害。

　　在引进技术尚未消化吸收完毕之前，禁止引进新的技术，提高引进技术的有效性。

　　成立中央级的专门机构，对一定规模以上的技术引实行登记、审查制度，杜绝重复引进。

　　2.2有目的吸引跨国公司向我国转移新技术

　　跨国公司是目前世界技术创新的主角，它通过技术转移使技术得以扩散，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技术扩散来自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以直接投资为背景的非股权合作。科依朱米（t·koizumi）和科佩基（kopecky）在其模型（1977）中认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技术水平）有赖于外资份额。来自外资的技术溢出将使资本的边际产

　　出提高到国际利率之上，促进一国的积累水平，导致更高的资本－劳动比。在这里，跨国公司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取决于外资份额，亦即取决于外资的控股情况。某些学者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之所以成效不大，以及外资企业出口结构与我国总体出口结构大体重合，其原因主要在于在某些行业中我国对外方规定的持股比例太低所致。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产业政策，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根本要求，结合世贸组织规则，大胆的放开某些竞争性行业的外方持股比例限制，为我国的技术引进创造良好的环境。

　　跨国公司之间的缔结战略联盟，提高了扩散技术的水平档次，使一些保存于跨国公司内部的专有技术在联盟之间进行扩散，联盟伙伴可以共享各国的专有技术和创新技术，所以，战略联盟是国际技术扩散的一种更高形式，我国应该制定政策鼓励引导我国的大企业与跨国公司结成战略联盟，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获得先进技术。

　　2.3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就如同有形商品被盗窃而使物权所用人丧失对商品的使用权一样，知识产权若得不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将极大挫伤知识创造者的积极性，最终使知识很难充分供给，这将从根本上动摇一国的信用基础。笔者认为，我国在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大的失误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盗版的知识产权大肆充斥市场，虽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消费者剩余，但是也打击了本国的知识产品生产厂商，致

　　使国外产品基本上垄断了国内市场，国产产品产业难以发展壮大。只有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外国的技术垄断者才有可能将先进的技术转让给我们，同时国内企业也才能有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

　　所以，我国应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时大力的鼓励企业个人的创新活动。各级政府应该把保护知识产权放到保护公民财产的角度来看，加大执法力度。对侵权企业与个人进行重罚，以大幅度提高非法模仿创新者的盈亏平衡点，确保合法模仿创新者的后发优势利益。

　　2.4自主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是消除“恒”距离差的核心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恒”距离差是无法通过技术引进所消除的。所以，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才是实现赶超战略的核心所在。

　　2.4.1建立健全国家创新体系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体系还远没有达到合理与完善的程度，部门之间、地方之间的保护主义问题比较突出，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完全打破计划经济的传统格局，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高，产、学、研之间的有机联系也缺乏有效的机制和杠杆，所以加速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成为我国科技工作的当务之急。要加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引导科技中介服务业快速发展；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对社会公益性科学的支持；要在全社会科技活动中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目标，全面加强国家层次上的科

　　技宏观调控；启动科技基础条件大平台建设，促进科技资源共享；政府在提高研究与开发费用的同时，鼓励民间企业增加对技术开发的投入。

　　2.4.2重视人才的作用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继续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努力为国家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注重海外留学归来人员的重要性；注重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现代化建设培育熟练技术工人。

　　参考文献：

　　[1][日]南亮进著，毕志恒，关权译.《日本的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12月第一版.[2]郭熙保、胡汉昌.《后发优势研究述评》，载《山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3]吴晓波，许庆瑞.《二次创新竞争模型与后发优势分析》，载《管理工程学报》1995年三月第9卷第1期.[4]陈鹤.《知识经济与后发优势》，载《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5期.[5]鄢泽星.《试论比较优势和赶超战略》，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6]贺雪娟.《论科技移迁导致的后发优势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载《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4月第13卷第2期.[7]刘芳等.《中国经济后发优势分析》，载《财经问题研究》2002年第5期.[8]胡隐昌等.《后发优势研究述评》，载《湖北大学学报》2002年11期.作者简介：张绍辉，男，（1976年-）山东烟台人，山东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

篇十七：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马克思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作者：张雪梅

　　来源：《理论导刊》2016年第09期

　　摘要：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提出了国家和社会最终统一的发展方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对中国国家治理具有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展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国家治理现代化；马克思；国家-社会；良性互动；制度保障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9-0018-04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表明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提升创新和方式的转变。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就是在社会成长与国家治理之间构建良性的和谐互动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国家治理体系能够有效适应现代性公共问题的治理要求。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与社会关系，找寻国家与社会互动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一、马克思的“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首要阐明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寻找唯物史观这块基石“就是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开始的”。[1]早在马克思之前，西方就有了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理论传统，并由此出现了两种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一是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研究框架。该范式以理想化的自然状态为理论出发点，将社会看作是依凭人的天赋权利组织起来并先于或外于国家的共同体，国家仅是社会为实现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价值的一个“理性产物”。从而在逻辑上确立了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范式。运用该范式来论证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边界，就为西方社会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提供了学理基础，进而为建构“有限政府”和“有限国家”提供了政治框架和理论范型。二是黑格尔的“国家高于或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框架。黑格尔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二元分离的前提下，将市民社会研究的重心转向了经济活动，从而“摆脱了自由主义理论家通过虚构的自然状态来建构国家和社会关系框架的理论模式”。[2]在黑格尔眼中，市民社会虽是独立存在的，但它是一个“个人私欲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3]309只有外在的最高的公共机构——国家，这个“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才能解决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冲突。因而，在黑格尔的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三位一体的逻辑学中，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普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遍利益的代表者和社会的管理者，它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神圣性，国家决定社会，个人和社会只是国家的工具和附庸。因而，“人们必须崇敬国家，把它看作是地上的神。”[3]285马克思通过清理传统社会契约论和批判性改造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从“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研究方法中阐明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找到了开启唯物史观的钥匙，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范式，从而为人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国家与社会何为第一性？究竟谁决定谁？这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系统批判中，马克思发现，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思想，虽是欧洲近代社会现实的反映，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并没有科学揭示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因而它所构建的也不是指向未来的理想化的“国家—社会”模式。究其原因是未能阐明科学国家的本质和来源。国家并不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及其普遍利益的代表，因而，不能把理性国家作为现实国家的批判尺度。理性国家本身必须被批判。于是，在对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批判与扬弃中，马克思立足于现实历史建立了自己的“新社会观”，进而确立了“社会决定国家”的原则。“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因而，“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4]252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恩格斯更是从人类学的视域阐明了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5]170国家表面上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但“绝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6]247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生存和发展过程的结果，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原动力，而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形式，是一定历史阶段整个市民社会获得的集中表现形式。

　　2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中，国家与社会是对立统一的。马克思“社会决定国家”原则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唯物史观上是确立了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原则，明确了国家与社会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国家是普遍性领域，社会是特殊性领域；国家是自主性领域，社会是自在性领域；国家是政治领域，社会是经济领域，[7]从而科学阐明了国家与社会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国家作为从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构，它体现的“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5]116但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8]132当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它代表的不是某个阶级而是整个社会。国家既是社会的代表，又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工具。国家的自主性存在最能说明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恩格斯对国家经典定义中所说的“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5]170这种力量就是国家自主性的体现。这种自主性主要是针对被统治阶级的，是少数人自由的制度化、合法化，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偏好；同时这种自主性又是相对于统治阶级，以公共利益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出现，代表整个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3政治国家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复归于社会。国家与社会对立统一的二元化，实际上已经预示着“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资本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却使得国家不断脱离社会的控制，日益凌驾于社会之上。怎样才能真正全面、彻底地消除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早在19世纪40年代研究比较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时，马克思就提出了一个精辟的观点：“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政治国家返回实在世界。”[4]283马克思认为只有“民主制”才是国家和社会统一的唯一途径。而在国家与社会的统一中，“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4]282国家开始自行消亡。巴黎公社的经验，更使马克思意识到，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把社会委托国家的那些权力重新还给社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有机体。”[9]57-58这样，随着社会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政治管理，国家将不再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而是全社会普遍利益的真正代表。马克思强调，随着国家重新回归社会，国家的政治权力将失去存在的意义，“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10]755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影响

　　“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的内在规定性，是在“治理”方式上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概念基础上形成的。国家治理可以界定为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的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协调和引导的活动。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经历了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一元结构——国家与社会有限分离二元结构——国家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有机互动的历史变迁。这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折射出社会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变动和治国模式的转换。

　　1国家统领社会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在传统中国，国家、宗族、家族三位一体的结构，使得国家政治权力通过家族或宗族渗透和扩张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国家与社会同构一体，高度粘合，这里既没有明确的政治国家或公共权力观念，也不存在独立的私人活动领域和社会经济生活。因而，社会长期处在国家权力的笼罩中。20世纪的中国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整个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全面崩溃，为挽救民族危亡，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势力试图依照西方社会制度模式，建立宪政基础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近代体制，但国家的过渡性和国家统一的双重使命使这一任务不能实现，中国只能通过社会革命来达到国家制度的重建。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一个真正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诞生，更在中国开创了由社会多数人掌握国家政权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且属于人民，人民既是社会的主体，又是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权力的主体与社会的主体的这种高度一致性，为我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异化矛盾创造了前提。但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后现代化国家的特殊赶超任务，如何确保人民有效统治和治理国家，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为此，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为国家治理建立制度根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文化体制，逐步建立起了国家统领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实现了国家政治权力和社会结构的高度统一。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同时社会对国家权力也呈现高度依附的状态。但这种全能型的国家体制，不仅限制了现代社会在中国的发育和成长，而且也限制了现代国家在中国的逐步形成和发展。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2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互动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我国社会开始发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深刻转型和整体变迁。在此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同构一体向有限分离和良性互动演变。改革开放之初，整个国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性地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开始逐步向社会放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措施，逐步改变了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全面管理方式。先前以政治原则统一各领域的社会结构方式和运行机制得以改变，中国的社会自主力量开始产生并迅速发展。这种国家与社会的有限“分离”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成为大量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社会现象产生的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冲动的高涨使得社会政治参与的实践不断扩大和深化，国家颁布的一些制度规则和政策措施，特别是国家选举制度的改进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健全，为社会大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过程提供了多种渠道和方式，社会的发展也将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国家扶持的状态，走上一条自主发展、自主管理、自主监督的道路。由此，国家的治理主体逐渐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私营部门、公民个人和各种社会组织，通过一些制度化的方式向政府部门提供意见咨询，也使得我国的国家治理方式正在由集权化向民主化转变，治理理念由阶级统治向治理现代化转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与社会虽已进行分离并有限互动，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仍然处于失衡状态。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与现代化转型同步进行的阶段，我国现有的体系制度与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之间还存在脱节现象，表现在：随着公共事务复杂性程度的提高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权威回应型政治机制失灵的现象有所显现；国家权力仍然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国家行为的约束在许多领域是自我约束，还没有转换成制度约束；在政治参与方面，虽然社会在某些领域已经可以与国家进行对等协商，但还没有获得法治所保障的独立地位，再加上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的能力不足以去承担独立运营和有序表达的功能，使得社会对政治的影响还相当有限。国家治理现代化直接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内在反映的则是国家与社会在各领域中的相互关系。因此，正视当前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才能有效地构建出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从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之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马克思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的一个过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私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与结果。当前，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模式正处在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转型过程中，“强国家—强社会”作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着耦合性，即“良性互动、协同共治”。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出发，探讨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有助于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与相互形塑，最终实现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和谐共生。

　　1坚持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的基本价值理念。国家是从社会中孕育而来的，没有强大的社会就没有现代国家。马克思主张国家的普遍性，反对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特殊利益的特殊性；主张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国家回归社会、成为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领导的社会性，反对国家对人统治的政治性。所以，国家应以社会为本，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实现社会普遍利益。

　　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长远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具备完善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社会。着眼于这一长远的发展，在中国目前社会发展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培育社会成长是优化国家与社会关系格局的重要举措。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一个虚弱的社会无力支持一个国家持久的强大和发展。减少腐败，有效制约国家权力滥用的出路在于让社会权力强大起来。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行政管理主体还没有充分适应从管理到治理理念的转变；一些政府主体存在轻视、不信任甚至恐惧社会组织发展的错误观念；社会对国家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力量不足、监督效果有限等问题，阻碍国家与社会关系合理化转变。因此，在深化改革中应当有针对性地在各级政府中持续灌输“治理”这一理念，通过建立一系列相关制度，特别是建立社会协同参与机制和外部监督制度逐步削弱社会管理中单纯依靠行政管理的色彩；坚持社会本位观，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培育壮大社会力量，在“现代化”这个更高层次上为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创造条件。

　　2强化国家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能力主要是指国家将自己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既是政府的能力，也包括公共权威的能力。英国学者迈可·曼（MichaelMann）将国家权力分为专制权力和基础性权力两个层面。在他看来，“强国家”是指国家拥有强大的基础性权力，而非专制权力。[11]18迈可·曼的这个区分，不仅可以避免国家为其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而寻找借口，而且为我们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找到了立足点，即通过提高国家的基础性能力（如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和合法化能力等）来加强国家能力建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现代化的开展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在国家行政权主导下推进的现代化，而当今政治化的进一步发展依然需要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权威。”[12]加之我国又处于社会急剧转型期，矛盾错综复杂，社会自治能力较低。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应以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强化国家对社会的主导性功能，并同时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同发展，建构起一种良性的社会秩序。当前，构建现代国家面临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权力范围的同时增强国家的能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13]社会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守夜人式的“弱国家”，而是一个有限且有效的政府。就政府需要减弱的权力而言，应该减少政府领导者不经社会协商而独断专行的专断性权力。就政府需要强化的能力而言，它必须担负维护社会稳定与保障全民的安全、健康和福利的责任。一方面，政府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履行好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产品、调节收入分配、稳定宏观经济、维护社会公正等职能，以弥补“市场失灵”；另一方面，还要根据我国体制机制转轨及其市场发育不完善的实际，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为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加强社会组织和社会能力建设，培育壮大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在社会治理中所起作用的大小，是社会成熟与否和社会发展进步程度的标志，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有效控制与协调的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国家政权，更需要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富有自主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发展能力、服务能力的社会。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责权、依法自治、发挥作用”[14]的原则解决影响我国社会发展问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社会组织要在积极争取和维护政府对其合法性认可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专业能力、自治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建构和财政的自主性，使自身具备与政府交流与对话的平台，真正实现与政府的合作与互动；二是党和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发展，从资金、制度和精神等方面支持和鼓励社会自主发展的同时，给予社会以足够的自治空间，让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法则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从而把各种社会组织蕴藏的巨大的组织资源转化为强国家-强社会建设的动力和源泉。

　　4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轨道。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相对的，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共产主义阶段，国家将走向消亡回归社会，实现二者间的统一。对处于转型中的国家而言，我们曾经呈现过高度一体化的“国家一社会”关系模式，改革使得这种关系模式逐步被打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已经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互强关系，防止国家自身权力的滥用以及社会的无序行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做到有章可循。一是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建设，建构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联系的链条。二是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建构中要把握好“强国家”“强社会”的尺度，以免越位或缺位。一方面，根据“法定权限”原则，实现公权力的“法无授权即禁止”；另一方面，对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必须主动加以解决，以免社会与政府之间留下“真空地带”造成国家和公民的权益受到损害。三是积极主动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消除那些阻碍社会成长成熟的体制因素，让社会能够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向国家反映诉求，切实参与到国家政治和政府决策中来，并促使其能够成为一支独立自主的监督力量，以有效地监督制衡国家权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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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张静.国家与社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12]马振清，孙留萍.“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13]李强.后全能主义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J].战略与管理，2001，（6）.[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闫生金】政治与社会政治与社会

篇十八：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依附理论(DependencyTheory)，从发展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依附理论是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影响重大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经历了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具有乐观色彩的“依附发展论”的演变。霍布森、普雷维什、弗兰克和阿明对古典依附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卡多索和埃文斯的观点则是“依附发展论”的代表。“依附发展论”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发展问题的理论视角。依附论从一种经济与政治的相结合的角度出发论证当代发展中的边缘国家与西方发达中心国家之间的发展问题，因而，从一种学科角度上讲，依附论应划归为西方国际

　　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流派。

　　依附理论

　　-理论产生

　　二战后，先前欧洲中心国家所殖民的广大亚非拉国家先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建立了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但从经济上分析，这些国家要么是不发达，要么是在经济上附属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这种现状的经济学理上的解释就应运而生，不发达与依附理论(theDependencyTheory)由此产生。在20世纪6、70年代，依附论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理论流派中的一种激进的学说。

　　依附理论由阿根廷学者劳尔·普雷维什（raulprebisch）在20世纪60-70年代最先提出。该理论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外围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该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学派之一。

　　依附理论

　　-发展历程

　　从悲观的“古典依附论”到乐观的“依附发展论”

　　依附理论对于理解古典的依附是有用的。可是，很显然，需要重新考虑新兴工业国家的经济动力问题。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一种较新的知识传统在发展，这一传统特别集中在费尔南多·卡多索（femandocardoso）和恩佐·法莱图（enzofaletto）的著述中。

　　与较为宿命论的依附理论不同，这种“依附发展”学派承认在依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比如，古典的依附状况是，外国控制的农业或矿业领地是

　　主导经济部门，它们促成了长期的经济畸变。相反，在强有力的政府与国内工业化战略（既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也服务于本地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谐一致的地

　　方，多样化的经济增长得到了促进。弗兰克早期的著作在阐述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其经济剩余被发达国家吸走了，所以

　　不可能发展。但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经验使一些激进的拉美学者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关于依附性的理论。

　　卡多索把“发展”界定为“资本的积累及其对生产体制分化的效用和影响”。卡多索和法莱图看到，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国内市场和资产阶级的国际化。“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同时伴随的是私营民族产业、国外部门和公共部门三个经济部门的有分化的扩张。从政治上说，“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需要掌握

　　这些经济部门的利益群体之间建构一种相互关系的系统。这些研究使得传统的“依附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把停滞模型建构（modelsofstagnation）推向对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的分

　　析。

　　结合卡多索对“发展”与“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的看法，埃文斯作了发挥，创造了“依附性发展（dependentdevelopment）”这个标签。

　　认为“依附性发展”既包括资本的积累，同时也蕴涵着边缘地区的一定程度的工业化。“依附性发展”是依附的一种特例，其特征是国际资本和国内当地资本的联合

　　或结合，国家也积极参与其中，三者的联合是依附性发展的基本因素。依附性发展早在传统的依附时期和“出口型增长”时期就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了。它不是依附

　　的反动，而是依附和发展的结合。也并不是说所有的的边缘国家都能达到依附性发展的阶段。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埃文斯以巴西为例，展示了“依附性发展”的一个案例。他把巴西50、60年代的经历放在长远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论述了巴西是怎样从20世纪初期“传统的依附”演化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依附性发展”的。在那里，60年代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地方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尽管存在一些冲突，但三者的联盟业已形成，从而提供了当地工

　　业化的社会结构基础。在利益、权力和资本等方面存在差异的三方联盟，促进了当地的工业化，参与其中的精英人物们受益很多，却把普通大众排除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外。

　　相对于古典的“依附理论”来说，“依附发展理论”促进了这一领域的更具开放性的经验研究。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看法，“核心—半边陲

　　—边陲”的结构不会改变，但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边陲国家可以升为半边陲国家甚至核心国家，同样，核心国家也可能下降为半边陲

　　甚至边陲国家。处于半边陲地位的少数国家就能够成功地实现依附性发展[6]。

　　但对于传统的依附理论的几个关键设想来说，它仍然是墨守成规的。依附的事实仍然被看作基本上是受到抑制的发展战略。

　　在埃文斯关于巴西的讨论中，发展的外部限制谈得很清楚：依附发展只有从较大的帝国主义体系中获得支持才能存活。要知道依附发展是否总体上成功，必须根据跨

　　国公司的投资意愿和国际银行家们扩大信贷的意愿，与古典依附相同，依附发展最终将达到极限，即如果没有来自中心国家的联盟，所谓的“巴西模式”是不可能存活下去的。

　　根据上述“依附理论”从“古典的依附论”到“依附性发展论”的演化过程，60、70年代这一理论的几个主要原则：

　　第一，第三世界国家经济被纳入扩大了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促成了农业生产或原料交易出口的专门化，也促成了这些主要出口部门和外国资本及市场之间的协调性联系。

　　第二，依附对于经济质量有不利的影响。

　　第三，虽然这种纳入带来了短期发展（因为初期的生产和雇佣利润得到了实现），但从长远看，持续依赖中心地区的市场、资本和技术会造成抑制发展的力量，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面向中心地区市场的生产和对于中心地区技术、资本及生产要素输入的经常性依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结构性畸变。

　　第四，无论是“和依附相联系的发展”，还是“依附性发展”，有赖于第三世界政府和当地社会实力的增强。

　　第五，“依附性发展”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或外国经济实体）、当地政府和地方工商界精英，而不是普通老百姓。

　　依附理论

　　-理论分类

　　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和占主流地位的依附论理论，各种理论流派之间的发展程度和分歧、差异仍然很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依附论进行不同的类型学划分，可以规定为不同的理论取向与流派。

　　如“根据他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国经济发展或欠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评价，可以区分为?新马克思

　　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依据他们对摆脱贫困和欠发展而实现真正发展的途径的不同设想，可以区别为激进主义者和温和主义者。”[2]本文着重从一种基本理论

　　价值倾向上进行分析，认为依附论主要包括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改良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正统主流依附理论等。

　　1．激进主义依附论

　　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有弗兰克(GunderFrank)、阿明(SamirAmin)等。弗兰克最重要的理论是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他认为两种结构的存在使得处于外围的国家日益走向贫困：宗主——卫星的全球体系和卫星国的中心——农村的结构，而“外围”的发展与“外围”与“中心”的联系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张一种“脱钩论”。

　　相对于弗兰克而言，阿明的理论更为系统，着重强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外围”发展的一种制约与剥削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体系。矛盾并不存在于各个孤立考虑的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而

　　是存在于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无产阶级之间。”

　　从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来看，激进主义依附论是一种外因决定论。简而

　　言之，即处于外围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们贫困的总根源，要么在于一种从殖民主义时代延续下来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要么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这

　　样一种整体的结构的作用。其实，弗兰克、阿明等学者强调外因和外部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作用，这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角度是可取的，应该说这也是不发达

　　之根源之一。但另一方面，这种单维度简单化从外部环境来寻找理由不免过于单薄，而他们所主张的通过一种激进的途径来实现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设想与当今世

　　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似乎又相差太远。正因为如此，“多斯桑托斯认为弗兰克只从外部原因而忽视发展中国家内部依附性社会经济结构的做法过于简单化”。

　　2．改良主义依附论

　　改良主义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巴西社会学家卡尔多索(F.H.Cardoso)，从理论倾向来看，他既反对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派的现代化理论把不发达国家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其内部因素，但同时，对于弗兰克的外因论他也是持批评意见的。

　　一种实践上的经验促成了人们对先前的依附论进行反思。那就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东亚在经济发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卡尔多索根据这些新的现实将发

　　展和依附联系起来，“指出了发展和依附是同时发生、并存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两个范畴”。更进一步的是，他提出了要利用与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来为本国的发展服务，而不是原先的脱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思想。显然，这是对于东亚模式以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发展实践经验的一种理

　　论上的折射。

　　3．正统主流依附理论

　　多斯桑托斯(DosSantos)以其所提出的新依附论而成为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在其主要著作《帝国主义与依附》中，他提出了一个被学界所普遍接受的关于依附的定义。重要的是，他认为对当代不发达问题的研

　　究的着重点应在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他所定义的新依附论是，20世纪5、6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垄断资本主

　　义阶段，而发展中国家进入了一个依靠外资实现工业化的新时期。进一步又对依附的三种形态进行了论证，即商业—出口依附、金融—工业依附和技术—工业依附。

　　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是对20世纪6、70年代以及8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完整的反映。新依附论强调附属国与统治国关系的不能改变性，而且，由于附

　　属国受国际和国内依附结构的影响，附属国就会走向更加不发达的地步，依附性结构也会影响生产率。多斯桑托斯的论述虽然在现世看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主流的依附论及其对现实的一些借鉴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依附理论

　　-体系构成

　　依附论没有一种理论流派能取得统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共识”地位，即它缺乏统一性。甚至有的学者提出依附论是不是已经“死亡”的问题。面对众多的理论学说，依附论是成为一个整体的和相互联系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各种理论的堆积。

　　一定的理论是与其相应的理论假设相联系在一起，“国际关系的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是在一定的理论或方法论支配下

　　进行的……事实上，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了解依附论，也是为了更好地对依附论进行评判，有必要对其理论前提进行合理的推断与论证。

　　1．不发达和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外围”国家的发展问题是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不

　　论是哪一学说都有一个基本的研究出发点，就是不发达与依附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于“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及其形成的国际分工格局、国际交换体系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8]。对于如何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发达或依附状况，大多数依附论学者倾向于走社会主义道路，至少应该说是反对实行一种全盘西化的政策。究其

　　实质，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手法。

　　2．思想渊源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或者说是具有相关性。

　　这是因为它是建立

　　在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的剥削的概念之上的。从一种基本的理论价值倾向来说，依附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尽

　　管他们都不是完全赞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判断。如从方法论特征上讲，依附论“共同点在于都采用总体分析方法、历史—结构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尽管在运用这些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另一方面，所有的依附论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主义中的现代化理论都是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3．关于依附的定义。

　　对于依附论来说，其首先要解决一个概念上的界定问题，即依附的定义。对于依附的概念，一般而言，普遍接受的是多斯桑托斯关于依附的定义：

　　所谓依附，人们指的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一种反映，而这种扩展对依附国的发展或产生积极的影响，或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

　　从这一概念出发，依附论探讨了不同的国家（主要为中心与外围国家）在依附中

　　的不同的结果。如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从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中获得发展和优势；而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则情况相反，即依附的存在是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或一个主要的因素之一。即使是从这种相互依存中获得好处也只是发达国家对外资本输出的结果，或者说，不发达国家应充分利用这些外部条件，实现自身的发展。“简而言之，全球性相互依存关系愈发展，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以来就愈加深。”

　　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言，依附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参合在一起，是对二者的有机结合。依附论从思想方法和理论渊源上吸取了马克思主义

　　的手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分析，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依附论又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对于依附论而

　　言，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放在第一位的。

　　依附理论

　　-理论评判

　　依附论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看，它遭受到不断的修正和发展，同时，也由于其本身具有的一些理论缺陷和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现实发展的影响，人们对于依附论的批评一直

　　存在。这种批评有来自于依附论本身内部理论流派之间的批评和发展，也有外在的批评。甚至奇尔科特在《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一书中专门花大篇幅来讨论“依附论是否真的死亡了”这一议题。

　　从一种学科方法意义上说，人们不能否认依附论为人们认识当今国际发展问题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打破了原来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被称为是“第三种声音”。20世纪60年代，依附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取代原先的结构主义理论，说明了这一理论对解释当时的不发达国家情况的适应性。然而，当今主要有两方面对依附论提出例如一种质疑或挑战，其一为一些学者从学理或理论上所做出的批评，其二为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实践给予了依附论一种挑战，至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动摇了依附论的一些基本的设想。

　　依附论所要解决的中心议题的是探讨不发达国家的根源和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的发展与依附问题。从上文对依附论的几种理论形态的分析来看，这些理论观点并不能说都是非常全面的，它们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中心—外围的论点“忽略了对中心国家政策和特殊需要的深入研讨，错误地把落后归

　　因于传统或封建寡头”，而对于激进主义的依附论者对外因的偏好，这似乎又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美国学者拉西特（Russett）指出，依附论使用一个独立的变量——国际经济的运作——来解释第三世界出现的三种迥然不同的现象：不发达、边缘化和依附性发展。从

　　简单的方法论角度看，任何理论只用一个独

　　立的变量来解释三种相互排斥的结果，这是不科学的。确实如此，依附论只是一种单维度的分析，只是从国际经

　　济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运行出发来说明国际发展中的不平衡现象。

　　从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现实上分析，依附论似乎也遭到了挑战。苏联和东欧的变革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依附论坚持者的一个动摇，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力量的弱化以及处境的艰难更是让依附论似乎

　　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论。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也受到怀疑。总之，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国际关系的现实都对依附论

　　提出了挑战和质疑。从另一方面说，对于现在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而言，不管是加入世界经济的过程还是与其隔离，这些都不能保证一国经济的发展，重要的是一国改

　　造自己国家经济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战略、财政体系以及经济和政治领导人是至关重要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瑟尔瓦尔

　　(A.P.Thirlwall)则强调发展中国家运用计划比市场机制更为重要。

　　当然，谈及这些多对于依附论的批评和批判，并不说明依附论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人们应承认依附论作为一种理论，确实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然而，对于一种理论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要认识

　　它所提供认识和论证问题的方法。依附论采用了一种结构主义手法，从埃及经济学家阿明的不平等的发展理论来说，其主要是强调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体系对于形成一种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不平等依附的意识，阿明认为中心国家是通过一种国际不平等的交换格局，实现和加剧了中心与外围这种国际经济关系。

　　从本质上看，依附理论的分析方法和分析范畴依然有效，对于认识不发达国家在西方国家跨国公司投资中的地位，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政治与经济关系是有参考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为“外围”国家实现工业化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依附理论

　　-具体应用

　　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依附理论主要适用于拉丁美洲国家，不具有普遍性。众所周知，依附理论者大部分是拉丁美洲学者，也有非洲国家的，如阿明，但没有一个是亚洲国家的。由此，国内有学者认为，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为蓝本而建立的，如果它对拉丁美洲还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话，那么将它简单套用到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是不合适的。日本学者小仓充夫批判依附理论忽视了地区差异：弗兰克为首的依附理论大都是以拉丁美洲为基础的，它将拉丁美洲的特点过于一般化了。小仓充夫的批评也仅仅是针对弗兰克而言，两者都没有提到卡多索、法莱图和埃文斯的“依附发展论”，更没有对后者做出评价。如果他们的立论成立，即“古典依附论”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简单地套用到亚洲国家，“依附论”的新近发展——“依附发展论”则

　　未必然。虽然“古典依附论”不能简单地应用到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中去，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可以为“依附发展论”提供新的经验，运用

　　“依附发展论”观察受外资影响地区的发展历程有助于从理论层次上认识和把握亚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前景。

　　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要拓深这方面的研究，不仅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需要对支持这些研究及相关的具体研究范式的理论框架及其预设做出分析和批

　　判，还需要客观的、冷静的怀疑眼光。中国发展研究应否采用西方的概念及理论，对于这样一个严肃的学术论题，凭藉任何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态度随意论断都是不足取的，只有透过谨慎的知识学分析和中性的方法研究，才能期望获致知识上的自觉和认识上的拓深。因而，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遗产，不应抱着有色眼光看待，某些意识形态的障蔽反倒阻碍了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对依附论和依附发展论都应作如是观。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信息、管理制度等等，伴随着国外公司的到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交通运输条

　　件优越、享受优惠开放政策的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形成了“外向型”或“外联型”的区域发展格局。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沿海毗邻资本主义世界的前沿的地区，通过大量的“海外关系”，引进外资和技术，兴办了一批“三来一补”企业和“三资企业”。更多的人在思考“引进资本主义”之后的发展问题。如果运用“依附发展论”的理论观点观察沿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发展经验，对于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未来，应当是一个十分有用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20多年来的经济大发展确实离不开外来企业家、资金和设备的引进，然而也造成了

　　生态污染、环境恶化等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区、行政官员、外商等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怎样？谁是受益者？这些都是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实地调查才能回答的问题，也是“依附发展论”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篇十九：结合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发展和变迁谈谈依附理论对我国社会发展有什么启示

　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变革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进入了“正式”现代化时期，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道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相对较少，实际上在模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与世界接轨，参与全球性的经济和劳动分工，并且很快成为世界最主要的交往活动主体之一。本文通过对世界发展理论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之间关系的探讨或对照，来审视各种发展理论的真实价值和科学性，并从中寻找适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新道路。

　　现代化理论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社会思潮，也是指导它们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预设，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为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明天”，也就是说那些新独立的亚非拉落后国家应当模仿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按照同样的“进化”规律，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达到发达的状态。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世界各国都开始了所谓的工业化过程，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并没有按照西方自由市场模式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从目标角度看却是与一般现代化理论一致的，即通过工业化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最终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当时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本质上也是在遵循西方现代化理论范式进行国家建设，只是受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一直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独立开展这项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现代化理论几乎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普世真理”，所有国家的政府都积极致力于各国的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

　　但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许多社会理论家注意到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难题，弗兰克、桑托斯等人创立了依附理论，他们认为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欠发达状态正是发达国家的剥削和压迫导致的，中心-外围的依附关系是发达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等形式剥削发展中国家的途径；发展中国家只有断绝这种不平等关系才能取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也才能真正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从当时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看，这种观点存在很大的合理性，许多资源型国家正是在一个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流失了大量的发展资本；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一些国家开始采取相对独立自主的发展政策，并为争取合理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开展斗争。而当时的中国出于政治原因仍旧处于封闭式发展的状态，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真正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所以依附理论并没有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决策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从客观上配合了依附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支持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斗争。从这时候开始，依附理论与传统现代化理论一起，成为影响世界发展的两大理论流派，但从根本上说两者还是存在相同点的，那就是最终目标的相似，只是在具体道路和外部条件方面存在差异。

　　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世界体系论从一个折中的视角检视了以上两种发展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由中心、边缘和半边缘三个部分组成，它们之间在功能运作和分工上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是其主体；只有将一个国家放在世界经济体制的脉络中，才能彻底了解各种政治文化力量肯可能都旨在影响和改变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这种观点相对于依附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它即看到了世界体系的现实，也看到了世界经济分工的不平等结构，还从不确定性的角度预言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振兴能够很好的证实世界体系论的逻辑。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家长达近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这充分说明一个经济体在世界体系分工中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尽管中国在与世界发达国家的交往中一直存在这不平等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但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世界体系论的假设；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国的发展实践也变相地支撑了现代化理论。

　　回到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话题上来，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到：现代化趋势尽管一直受到各种质疑，但世界的发展潮流从未逆转，甚至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变迁一直都是各国政界的共识；真正存在分歧和差异的问题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策选择，而中国的发展道路先后证伪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并正在检验世界体系理论的适用范围。新中国在建国后的30年时间里独立

　　自主地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通过自由市场途径完成的任务，虽然也付出了很多甚至惨重的代价，但毕竟达到了现代化理论中设计的工业化目标。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境况的对比，又在一定程度上对依附理论提出了挑战：按照该理论的推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受到世界“中心”国家的剥削，经济发展应当陷入困境甚至危机，但实际上这种结果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出现，即使在1997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也没有出现重大经济危机，随着国际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反倒是发达国家开始担忧中国在世界市场中取得过多优势；这些事实都不能不让人怀疑依附理论的“普适性”。最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分工，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隐藏着巨大危机：国际贸易失衡造成的人民币汇率问题，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加重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经济安全脆弱性问题等，这直接影响着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这又对世界体系论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并从根本上对现代化的理论目标形成了冲击。

　　最后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从理念层面上已经超越了以上介绍的三种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观、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后现代主义发展观等都彻底动摇了现代化理论提出的发展目标模式，同时也将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之间的具体分歧转化为第二层次上的次要问题，国家经济的发展仅仅成为社会发展总目标中的一个，甚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可以选择取舍的目标。所以，当我们审视那些专注经济增长的发展理论时，也不应忘记那些更广泛领域的发展理论，包括带有“反发展”意味的一系列发展理论，这对于正确认识和看待人类的未来命运具有重要价值。

　　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我们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极为丰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同时，我们要求的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展。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更加注重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才能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社会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要抓住发展机遇、**发展难题，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关键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把握越准确，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理解越深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动就越自觉越坚定。把科学发展观同改革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越紧密，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就越能结出丰硕的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发展的实践，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全力以赴地去做；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毫不迟疑地去改，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和谐发展就是根据社会——生态系统的特性和演替动力，遵照自然法则和社会发展规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系统自身控制规律，合理分配资源，积极协调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实现生物圈稳定和繁荣。也就是说，和谐发展是社会——生态系统的竞争、共生和自生机制的完善结合，环境合理、经济高效、行为合拍、社会文明、系统健康地发展。和谐发展强调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高度综合和合理竞争，共生与自生能力的结合，生产、消费与还原功能的协调，社会、经济、环境的耦合，时、空、量、构、序的统筹，以及哲学与工程学的完美结合，实现社会关系和生态关系的协调，达到“天人合一”、“人地共荣”的目的。因此，和谐发展可以归纳为：资源共享，适时协同，按需生产，和谐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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