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15篇）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媒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 时间:2011年08月24日 16时20分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国庆 字号：『 大字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15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媒体如何影响外交决策时间:2011年08月24日
16时20分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张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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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的卫士自居，标榜自己独立、客观、公正。近期发生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事件，反映出一些西方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完全可能做出侵犯人权和公民利益的行为。那么，其他西方媒体又怎么样呢？它们能做到尊重人权尤其是其他国家公民的人权吗？它们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能做到客观、公正和独立吗？我们不妨从美国媒体与美国外交决策的关系来看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复杂。仅就过去十年而言，从伊拉克战争到阿富汗战争，从反恐到防核扩散，从中美关系到美俄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依赖并且在多数时候相互配合的关系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也颇耐人寻味。
一、美国媒体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业帝国主宰的“进步媒体”，就曾成功地将国家引向战争的狂热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现时代，电视和互联网的日渐强势，以及“CNN效应”的频频奏效，则被视为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标志，这其中，默多克集团对美国媒体的全面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媒体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方面。由于媒体对于一些国际事务有较高的期望值，它的报道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希望事情可以向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在无形中给了政府需尽快采取行动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扩大了事件关注者的范围，也对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在海湾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甚至包括萨达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节目，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科林·鲍威尔评价说：“鲜活的电视节目虽然不能改变政策，但是的确能够创造一种政策制定的环境。”
媒体的影响也体现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方面。在**期间，美国媒体就起到了阻止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对示威活动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反战言论的传播，媒体对华盛顿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战争之外，从经济到文化的许多领域里也都可见媒体的这种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的迪拜港口并购案和此前的中海油并购案。
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然而，在议程设定方面，媒体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
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二、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媒体公关
事实上，在美国媒体努力影响外交决策的同时，美国政府也在尽力引导媒体进行有利于政府形象、有利于推进其外交政策的报道和宣传。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锤炼”，美国政府在影响媒体方面，积累了一整套经验，从而使得媒体在以下几方面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政府的影响。
1.兢兢业业地进行日常舆论引导。美国政府很清楚，新闻界反映的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如果政府对这些事件反应冷淡，不做任何解释，他们就只好去找其他的分析家，而持不同见解的人士总是很乐意发表他们的看法。因此，白宫非常注意对日常新闻舆论的引导工作。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政府的新闻办公室来承担，它的主要任务是向社会说明政府的各项政策和计划会对公民产生哪些影响。
一般来说，政府新闻官员肩负着两方面的责任。一方面，在与媒体打交道时，他们作为政府立场的维护者，向公众解释官方行动的理由和效果。他们需要纠正错误的信息，尽力引导公众对现有信息的理解。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政府内部的媒体利益维护者，要反映记者的需要，例如在记者有可能就某一话题进行采访前，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从而使采访显得自然和亲切，富有人情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言人经常做的就是记者的工作，他们为媒体搜集信息，转达政府和专家需要对媒体讲述的情况。
白宫新闻秘书的工作则是介绍总统的立场和想法，以帮助总统推行自己的政纲，同时也帮助媒体了解政府正在做些什么。对此，担任过小布什总统白宫新闻秘书的阿里·弗莱舍坦言：“这需要一种平衡术，为两个主人服务，必须善于判断。”
2.对总统形象进行系统包装。美国政府很清楚，对于总统形象的精心策划，不仅关系到总统本人的支持率，也关系到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目睹了尼克松等总统所遭遇的“媒体门”之后，无论是里根、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政府乃至当下的奥巴马政府都十分重视对总统形象的精心策划和包装。
克林顿在这方面的表现就可圈可点。克林顿的任职表现使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在他的监护下国泰民安。其实这是通过精心策划的媒介策略——利诱、误导或威胁新闻界——才保持了这种成功幻象。几乎每一天，克林顿总统及其幕僚们都在煞费苦心地制造有利新闻，消除负面新闻，以通过新闻媒体的宣传确立他们满意的形象。
3.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策划”。美国政府针对某一细节展开“专题”宣传经常被证明具有很好的效果。在发动旨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政府已通过媒体和公关公司对这场已圈定的战争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事实证明，在伊拉克战争的前期，美军得以迅速拿下巴格达，美国政府引导下的媒体倒萨宣传起到了重要作用。
“放气球”和“高级泄密”是美国政府影响媒体的重要手法。所谓“放气球”，就是为
了试探公众的反应，而在某些问题上做出模糊的表态，这常常由政府内阁成员来承担，而一旦公众、媒体和利益集团表示强烈反对，就会有人（比如总统或国务卿）站出来否定这种说法。至于“高级泄密”，则是以政府中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的名义，提到一些计划或法案，而个别媒体会将其作为内幕新闻“泄漏”出来。这种方法同样可以达到试探舆论的目的，同时，对于一些政府不方便公开表达意见的事情，它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处理方法。
4.打拉结合地操纵媒体。对于白宫来说，它所具有的先天优势是它掌握了新闻的来源，因而在与媒体“持久战”中占得了先机。而媒体也很清楚，与政府保持默契意味着自己能得到政府更多的关照。例如，如果能得到来自白宫的“独家新闻”，则意味着可以走在同行前面；能在一些重要采访中得到白宫的襄助，则意味着可以进行“深度报道”。
为了满足一些媒体的愿望和营造声势，白宫还经常倡议一些小的议案，虽然它们大多不了了之，但却通过被悄悄透露给若干记者而产生良好的公众影响。此外，总统等政府高官对与政治无关的事情发表评论也是白宫制造新闻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同样，对不“配合”的媒体予以消息封杀也成了白宫操纵媒体的手段。最典型的是，“白水***”期间克林顿政府对美国广播公司“断粮”。与此相关的，便是对“不友好”记者的打压。对于那些“喜欢生事”的记者，白宫是或拉或打，一旦找到借口，便会借机打压，轻则给他的上司打电话说“你得管一管你的手下了”，重则让他丢饭碗。
5.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限制媒体报道。对美国媒体来说，“9.11”之后是颇为寥落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与总统关系的平衡被打破了，“布什总统”及其一系列“爱国”行动成了媒体不敢碰的高压线。
在与媒体打交道方面，小布什也确实非常精明，他反复强调“爱国主义”和“恐怖威胁”，使媒体在报道战争时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方面，出于爱国主义的情结，媒体需要在报道时把美国的全球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政府在国内外所做的一些容易引起反感的事情做辩解和澄清；另一方面，由于恐怖威胁是真实的威胁，媒体需要时刻为国家的安全考虑，在信息发布等方面配合政府的工作，而这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中并不是媒体的主要工作。更重要的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反恐行动，媒体有必要在一些问题上三缄其口，淡化一些原本看起来很严重的事情，这也是布什政府历经“安然门”、“预警门”、“夫人门”、“情报门”等却安然无恙的重要原因。
6.记者、编辑与政府的私人关系影响媒体的表态。与新闻从业人员发展私人关系是现代美国总统的重要公关手段。克林顿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善于和记者发展关系的总统，他经常通过与记者的私人会晤增进感情，改善个人形象。而“巧合”的是，“来白宫喝咖啡”之后，几乎所有记者回去都对克林顿的相关政绩大肆宣扬，并从不同角度向人们展现克林顿的风采。
这种私人关系，也成为了一些媒体大亨的保护伞。“窃听丑闻”发作后，默多克集团在英国声名狼藉，但在美国却没有遭致打击，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集团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影及新兴媒体，全方位地影响着美国人的生活，也帮助默多克在美国政界交下了很多朋友，而这些人脉在他落难时就会给予相应帮助和回报。
7.媒体受到政府高官制作节目和撰写文章的影响。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当属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罗斯福的政治生涯中，“炉边谈话”堪称他的一大“秘密武器”。事实证明，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不仅对重振美国经济起到关键性作用，而且在日后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巨大作用。
而为了更好地影响舆论，适应媒体的风格，像西奥多·罗斯福这样的“有心人”，还会通过海量阅读，以及与媒体编辑的交往，了解媒体的报道方针及倾向性，以便自己及身边人所撰写的文章和发布的新闻（侧重点）能够让媒体心甘情愿地广为宣传。
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默契与合作
事实上，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更加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公众的信息量最大化，作为必要的妥协，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美国政府显然也很清楚媒体在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撰写文章称，需要加强美国传媒力量，以击败全球狂热极端分子。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有可能是全球反恐战中的一场长期斗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战役或许并不是在阿富汗的山区或伊拉克的街头进行的，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及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展开的”。为此，他特别呼吁要加强美国传媒对外宣传的能量，以反制极端势力的宣传和动员。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的，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并实际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以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时的美国媒体与**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市场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集团公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而不是其新闻价值，决定了这些报纸的价值。而媒体上市公司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这些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
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
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这一点在政治新闻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全国性的新闻媒介都定期派遣负责政治版和国际版的记者到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门进行采访，如白宫、五角大楼、国务院、国会和最高法院，并把这作为主要的新闻来源。这使得大部分有关政治和国际问题的新闻报道都围绕着政府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政府“策划”议题、引导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记者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并在一些敏感的报道上笔下留情，因为他们一旦得罪政府，就很有可能失去饭碗。
白宫记者团的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从数目的变化看，1945年的白宫记者团只有25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数字已上升到惊人的1700人。这一数字的变化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得大量记者必须尽力在同样的时限内报道近乎相同的事件，“不漏报重大新闻”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媒体的竞争点，而为了不漏报，就必须与“重大新闻”的提供者（往往是政府）搞好关系，至少是达成某种默契。二是白宫记者是被派来专门报道总统的，他们几乎整天在白宫打发时光，与总统及其身边人接触频繁，这也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比较接近白宫，而且长期的白宫生活也使得他们逐渐养成了从“大局”看问题的习惯，与白宫的思维习惯逐渐接近。
同样重要的是，媒体的所有者，往往与政界尤其是白宫和国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彼此互相需要。因此，他们往往比旗下的记者和编辑们要保守得多，更加不愿意冒犯政府与国会。不仅如此，一些前政府职员在离开政府后进入了新闻圈，他们深谙政治运作，更能清楚地看清政府的立场，这也在无形中拉近了媒体与政府的“心理距离”。这些人业务方面轻车熟路，但他们同时也带给了自己的同事更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
四、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的共生关系
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一般来说，国会影响外交政策，是通过授权和拨款，而宪法赋予的权利则使得国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保持了相对平衡。在国会与政府的这种平衡中，美国媒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报道，对其中一方占据上风，或者促成双方妥协与合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媒体对国会事务的报道，首先是使议员们受益。由于国会议员会不断提出新的议案，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表态，他们就难免要与媒体频繁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不仅会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主张，而且也会在事实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从而为今后的重新当选
打下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会议员与媒体有着彼此呼应和共生的关系。对美国媒体来说，就影响对外政策而言，在白宫之外，国会山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基于国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们来说，这也是广泛宣传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机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声望。
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机会。正如戴维·杜鲁门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其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争。”（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479页）这其中，利益集团是试图影响外交政策的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利益集团深知，对政客们来说，媒体是最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试图通过媒体来影响议员，进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如今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而这在美国媒体经营状态不佳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者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
事实证明，在美国，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对外政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太多的力量参与其中。正如查尔斯·A·比尔德所说：“世界上恐怕再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公民和团体在忙着制定和讨论关于治理世界的宏伟计划。”（查尔斯·A·比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1页》）而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媒体、国会与政府联动的过程中。
由于国会在外交决策中的特殊地位，媒体在直接影响政府之外，也会将重点放在国会上，一方面是通过推动议程设定来推进议案的通过，另一方面是通过引导国会议员的表态，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这一点，在中美经贸摩擦中表现十分突出。
媒体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折射出政府与国会的微妙关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茨所言，由于双方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角色，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力量局限”，而政府与国会双方又都很清楚媒体的功用，因而在利用媒体方面也是各显神通。与白宫能够系统地影响媒体不同的是，国会更侧重于个人和小组对媒体的影响，侧重于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国会议员们较白宫更热衷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即便是不十分成熟，也至少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五、美国公众舆论的驱动与新媒体的崛起
媒体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和执行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影响公众舆论来对政府施加影响。由于多数美国人对国外缺乏直观的认识，很难知道发生在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因而在外交事务上缺乏自信，这使得他们更依赖于媒体的报道和专家的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民众在外交问题上看法的影响是潜移默化而又显而易见的。
一个对媒体有利的事实是，美国人对媒体的依赖性非常大，而美国媒体显然也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所在。根据传播学家的描述，媒体对什么报道得多，公众就可能对什么感兴趣，而公众（也可以说是选民）感兴趣的事，政府就要给予更多的注意。无形之中，媒体就可以通过公众的力量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方向。换句话说，决定什么是新闻，即“新闻制造”是媒体的日常工作，这使得它较改变民意更容易制造出“新”的民意，而这种新的民意常常会对政府的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越南战争是媒体影响民意进而影响对外政策最显著的例子。在媒体的报道下，**的真相赤裸裸地显露在美国亿万民众的面前。结果，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被**泥潭所淹没，一场令美国人羞耻的战争被不情愿地结束，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仅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而且《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表现也获得了公众的空前好评。
应该说，在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媒体与公众舆论是存在着共生和互动关系的。一般来说，公众关心和热切谈论的外交话题，也往往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使得公众舆论可以通过媒体的报道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美军虐囚丑闻中，美国公众对媒体的高要求就对媒体产生了影响，也成为了媒体必须有所作为的重要推动力。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近年来，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客以及微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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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摘要】：美国自从独立以来，发动了不少内外战争，而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战前、战争过程中到战争结束，始终都有大众传媒的参与，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也在影响着战争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大众传媒
美国战争
作用
【作者简介】：唐辉，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序言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西方称为新闻媒介(News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media)。是指以印刷媒体、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化的传播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业务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相继经历了印刷媒体时代、视听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只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在当时更先进。
了解美国，就必须从了解美国战争开始。美国从诞生以来一直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有人说“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铁砧敲打出来的。”而美国呢，则不断用战争来壮大自己，锻炼自己。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再到**、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可以二战为界，之前的战争，美国是不断的壮大发展；之后的战争则是壮大和削弱参半。而在历次战争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与大众传媒的纠葛之中。或利用借助或被动卷入，从而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美国的战争，也影响着改变着美国甚至世界的面貌。下面按历史顺序来看一下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
独立战争中印刷媒体的作用
18世纪中叶，随着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增强，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七年战争后，英国为弥补战争损失，加重对殖民地人民的盘剥与压迫，从而使殖民地抗英斗争从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在1776-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报刊在战争的酝酿、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诞生。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期间由托玛斯·潘恩(1737—1809年)所写的小册子《常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776年1月，他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强烈抨击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批判了那种依赖英国的殖民地思想，陈述了英国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害处。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辩论的时期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最后的争端。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呼吁，“站起来吧，接受自由！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人们都被潘恩的思想和热情所感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读过这本书。《常识》在唤起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促使殖民地人民将独立作为自己战斗的唯一目标的宣传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塞谬尔·亚当斯等几位卓越的革命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和鼓动，鼓舞了战争中民众的精神力量，对革命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北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这里只介绍一部文学印刷品对美国内战的影响。1851年，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陀夫人）在丈夫体弱多病、家境极其贫寒的情况下写成其生平最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or,LifeAmongtheLowly），又译作《黑奴吁天录》、《汤姆大伯的小屋》，是一部反奴隶制小说。也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小说首先以连载的形式在《民族时代》报纸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陀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汤姆叔叔、乔治夫妇等黑奴们曲折经历的描述，揭发和控诉了黑暗的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下，不失为引发、推动废奴运动的惊世之作。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南北战争，而是这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使得奴隶制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也让赞成和反对这一制度的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局，进而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甚至对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获得胜利，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美西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在美西战争中大众传媒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垄断资本财团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于是各种宣传机器大造对外扩张的舆论。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向海外扩张时，整个世界已为老牌殖民大国瓜分完毕。美国想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但因力量有限，还无力同英法等国相抗衡，只有老朽帝国西班牙是个好目标。美国决定首先拿西班牙开刀，夺取这几个西班牙殖民地，以便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取得向远东和亚洲扩张的基地。这时，西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也给美国创造了有利环境。菲律宾和古巴先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菲律宾起义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包围了马尼拉。古巴起义军则牵制了西班牙的20万大军。在美西战争爆发过程中，美国报纸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1898年2月份，发生了两件诱发战争的事件。第1件，是西驻美公使攻击麦金莱的信件被公开。第2件，美国l艘军舰在哈瓦那爆炸。《纽约日报》2月9日刊登了一份西驻美公使德洛梅去年12月写给马德里《先驱报》一位编辑的私人信件。信中谈及麦金莱的国情咨文时，说麦金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这封信评论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政治骗子，既要把自己的后门打开，又要和党中好战分子保持良好关系”等等。这些观点纯属公使的个人感受，不料，这封信被《纽约日报》公之于众后，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纷纷谴责这是西班牙官员对美国国家元首的侮辱。在压力下，西班牙政府担心事态闹大，西政府一面正式向美赔礼道歉，一面让德莫洛引咎辞职。但美国人不依不饶，抓住此事大造舆论。
在古巴起义军日益壮大的形势下，1897年底，美国驻哈瓦那总领事菲茨休·李要求
政府派军舰到古巴“保护”美国侨民。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海面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沉没，舰上的354名官兵中有266人丧生。爆炸事件发生后，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口咬定这是西班牙人的阴谋。一时间，“记住‘缅因’号事件”和“西班牙人见鬼去吧”成为美国人口中最流行的话语。加上《纽约世界报》等报的记者在报道古巴局势时对西班牙的邪恶和残暴加以渲染，很多不明真相的美国人产生了“正义干涉”的冲动情绪。《纽约太阳报》在第2天发表的报导，更是让美国人冲动。美国笼罩在一片痛苦与惊恐之中，华盛顿停止了公务，全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哀悼活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爆炸原因。尽管报纸提到，许多士兵是被西班牙军舰派出的小艇救起来的。人们还是怀疑此事为西班牙蓄谋制造。调查结果对于已经群情激愤的国内气氛犹如火上浇油。“让西班牙见鬼去吧”、“记住缅因号”、“讨还血债”的复仇怒吼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已有人开始煽风点火。佛蒙特州参议员普洛克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以不久前访问古巴的所见所闻，揭露西班牙在岛上实行集中营的罪行。据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说，这次演说使“华尔街许多人转变了思想”，倒向主战派。《纽约日报》的老板郝斯特在此期间曾电告驻古巴记者：“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此后不久，美西战争爆发。
二战中的美国媒体的作用
广播是继报纸之后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报纸相比，它具有时效性强、收听方便、万水千山瞬间即至、能够克服语言障碍跨越国界传播、感染力强、没有文字障碍受众面广、抗自然灾害能力强等传播优势，正是这一传播优势使广播成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和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武器。大众传媒无疑是战时舆论战的先锋。如果说网络和电视改变了现代战争，报纸推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广播则决定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方。
二战中，美国的广播主要起这几个方面作用：1、传递信息，改变本国受众思想。广播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许多重大事件，人们都是最先从广播中得到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的相互广播公司最先报道这一新闻，许多美国人是从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得到这一消息的。美国国内的中立主义思想很快烟消云散了，全国都在积极备战。2、鼓舞己方士气，对外广播获得国际社会和盟友的支持。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战前动员莫过于罗斯福通过广播所进行的四次被称为“炉边谈话”的演讲。被罗斯福当作政治武器的“炉边谈话”，因为定位准确，采用适合于说与听双方身份的广播语言方式而独具魅力。它对美国走进二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混淆敌方视听，离间敌人的关系，瓦解敌军斗志。美国的一个“诺顿海军中校”电台节目向德国海军进行了309次广播，成为“美国在整个大西洋战争期间，在进行具有战略水平的战时宣传上卓有成效的一员。……被缴获的德国海军文件承认：‘诺顿广播对于德国海军人员的士气具有摧毁性的影响。’”还充分利用广播对敌军进行怀柔软化，使他们军心大乱，无心恋战。二战期间，盟军充分利用广播，在战场广泛播放一首德国歌曲《莉莉·玛莲》，歌曲广为流传。歌曲中流动的旋律所讲述的缠绵故事，使德军产生了思乡情绪，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美国的参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媒体英雄,那就是美国之音(VOA)。美国之音在二战中,不断地给敌方制造混乱,瓦解对方的士气和斗志,离间敌人和其盟友的关系,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一语道破了舆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中美国媒体的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1961--1974），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是被美国人称为“**泥潭”而留在记忆中的。而此时大众媒体发展到视听时代，电视新闻成为主流快捷的传播形式。视听媒体对**的介入极大的改变着**的进程和结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的泥潭中脱身。所以，有人也称这次战争为“第一次电视战争”。
二战后，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
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加强对越南的干涉，并不断升级。由“特种战争”演变为“局部战争”的全面参战。从1961年到1968年间，包括电视在内的美国媒体大多都热情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行驶着自己“爱国主义”神圣职责。
而1968年对于驻越美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春节攻势”之外，还有转变美国国内对**态度风向的媒体对“美莱村事件”的集中报道。新闻媒体对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美莱村事件”的报道，彻底打碎了美国民众支持越南战争的道义理由，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这两件事都极大的改变着美国的内外政策。“春节攻势”让美国民众深切地感受到赢得**希望的渺茫，而“美莱村事件”则从内心上刺激了民众的反战决心。美莱村事件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的一个连队在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几个小时的大屠杀。全村109名村民无一幸免。战地记者西摩·赫什率先捕捉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绝人寰”的消息。很快，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村：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被战地记者的电视摄像机把捕捉到的血淋淋的战争画面直接传播给美国民众，电视带进千家万户的血腥屠杀、悲痛的哀嚎、惊愕的表情都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美国的大众舆论出现了裂痕，国内开始掀起反战浪潮。CBS和NBC都进行了电视特别报道，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也进行报道，并配以血腥的图片。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CBS播报的克朗凯特关于越南的特别报道。作为CBS的节目主持人，成为当时美国最获民众信赖的“新闻先生”。以至于总统约翰逊说，克朗·凯特的报道可能会改变那些“一直以来支持战争的公众”的立场。还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大众。”随后，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大大限制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缩减向越南增派援兵的规模。后来，他写道，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公众意志一直在遭受着来自越南战场的军事失败的打击，而同时，报纸和电视采取何种方式来把越南发生的一切报道给美国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在评论克朗凯特的作用时指出：“克朗凯特的报道确实改变了原来的平衡。在美国历史上，由一个新闻主持人宣布一场战争应该结束，这还是第
一次。”
1973年，美国经过长期谈判，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上签字，宣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可以这样说，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而言，这几乎是一场被美国媒体定义为失败的战争。美国民众通过电视新闻，在起居室里近距离地接触越南战争现场的画面，使之产生了厌战情绪，掀起了反战高潮，最终促使美国撤出**泥潭。越南战争结束后，有观察家声称这是一场发生在起居室的战争，是一场电视化了的战争。也使美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扭转了自己在国际角力场上的颓势。
冷战后美国媒体对战争的影响
索马里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1991年巴里政权垮台后，索马里的形势日趋混乱。电视画面上那些可怕的关于索马里的镜头让人明白，索马里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外界干预了。
在干预的这段时间里，艾迪德是索马里被全力追捕的人物：当美国部队在摩加迪沙真正开始追捕他的时候，联合国也公开要求逮捕他。1993年10月3日，形势紧张起来。三角洲部队没有通知联合国便袭击了位于摩加迪沙南部奥林匹克饭店附近的一座建筑，因为猜测艾迪德的重要军官在那里聚会。行动成功抓捕了所有参会人员，但对美国来说是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这天夜里，有18名美国士兵阵亡，索马里人死亡达1000人之多。10月4日下午，美国士兵的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示众的电视画面毫不留情地传送到美国家庭的电视机上，被俘的杜兰特也上了电视。这件事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美国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这件事导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没有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匆忙下令撤军，以应付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还与艾迪德方面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妥协：艾迪德交出飞行员杜兰特和那具美军士兵的尸体；美军则释放扣押的全部艾迪德的俘虏，不再把艾迪德派作为打击目标。
1994年3月，美军全部撤离索马里。
电视新闻再次提前结束了美国的索马里之战。
伊拉克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2003年3月20日，英美联军突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高科技战争，而且引发了一场媒体大战。伊拉克战争也被称为是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从美英联军开始对巴格达打响战争的那一刻起，CNN、FOX、BBC、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就开始了对这场战争的电视直播。也是一场被各种媒体全方位报道的战争。除了电视，还有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都参加进来了。如果说**中美国政府和军方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政府不断试图利用和控制媒体，想法设法让媒体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无论是战前的舆论造势，还是战时控制新闻舆论，美国政府都做了精心安排，甚至在战争中多次摧毁伊拉克的广播电视设施，以图控制对方的声音。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两年以前，美国政府就开始进行舆论造势了。很快伊拉克被定义为“邪恶轴心”，萨达姆是屠杀人民的“暴君”，伊拉克“拥有或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于是美国必须“先发制人”。战争爆发后，为了控制舆论，对外保持口径一致，由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国务院及国防部发言人共同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来进行新闻发布。
对于记者报道，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时期实施了所谓的“嵌入式”报道方式。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记者的言论，进而控制媒体。美军严格地执行了详尽苛刻的采访规则。
相对**中的媒体而言，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与美军的严格控制有直接关系。也说明了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得服务于政治。
结论
西方媒体历来标榜“客观、公正”等理念。而美国，新闻媒体被当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美国媒体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媒体在战争中既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传媒与战争正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宣传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大众传媒的宣传对美国发动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美西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前，为了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仇敌情绪，大众传媒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2.在战争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宣传战的主打工具。从对己方，对敌方两个方面对起巨大作用。对敌方的欺骗、隐瞒、恐吓、瓦解斗志等等；对己方的鼓舞、激励、促进团结等等。当然也包括对中立国的宣传，争取国际道义舆论的支持。
二、大众传媒与战争反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可以阻止或延缓战争的爆发。
2.大众传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战争的升级、激化。
3.大众传媒可以加速战争的结束。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美国的越南战争的结束。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美西战争，再到二战、越南战争、索马里战争，都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对战争的独特巨大影响。而从伊拉克战争中有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强大控制力，也不言而喻地表达了一个信息：美国的大众媒体是美国政府的大众媒体。
参考书目:
1、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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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桂珍主编：《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5、蔡国芬：主编
《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6、赵雪波：等编著
《看得见的手----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8、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蔡国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篇三：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与1969年，是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它首次联系大众传播的两大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作者以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独立立场，紧扣现实问题，广泛地从工业和政府方面汲取信息，批判地研究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
1992年，本书修订再版，其对于美国全球统治过程中媒介-文化力量作用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进而理解美国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及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议程设置结构，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赫伯特·席勒（1919-2000），长期从事美国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分析家。其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思想的管理者》、《文化公司》以及《信息与经济危机》等。
此书在传播学领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扬的政治经济批判主义大旗，更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并成为此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滥觞。
在此书中，席勒首先指出，杜鲁门1947年3月在贝勒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远比和平更重要的宣言正是二战后美国扩张主义机制的思想来源，同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对领土资源的侵占转向通过实施非正式控制来获取最高利益。就大众传播而言，“被解释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受限制的传播讯息”的言论自由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商业和传播媒介的物质利益；而作为间接后果，其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得以在全球扩张，因此，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渠道”。
接下来，作者从商业广播的崛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军事化到以军事－工业团队为特征的国内传播联合体的形成，从传播在干涉别国革命中的特定用途到美国
政治、经济向全球化的推进中的作用分析，细致的追寻了美国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维度批判性的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彰显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利坚帝国的强大支柱。
事实上，作为初版于1969年的名著，《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一书的思想早已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此次汉译本所依据的1992年修订版更重要的部分显然在于席勒以“二十五年来的回顾”为题所作序言。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
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时，作者不无嘲讽的指出，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公司化的美国以其不负责任的措施急速颠覆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混乱的变化已经被作为一种技术福音强加到公众的头上，并且被贴上了神秘而可靠的标签——‘信息社会’”。显然，相对于技术理性主义者的技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乐观论断，作者依旧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席勒看来，技术本身不但不能越过制度性的结构——即利益群体、特权阶级、国家权力以及自满的决策者——的阻碍，而且更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紧追慢赶的“信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需求？）
而对于将来，席勒指认为，媒介－文化部门的兴盛实际上正在阻挠已经丧失了机能的社会秩序的自我革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并最终引起社会动乱。
然而，无论席勒的批判如何激烈，一方面，随着全球私有化进程不可遏制的推进和工业经济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仍将继续长时间的保持强势地位，但是在从欧洲、东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传出的不同于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模式是否还能继续用以解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大众传播的国际格局，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席勒所作的“未
来的阶级冲突将聚焦在媒介和文化机构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未来的大众传播究竟传播的是谁的声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副标题:《世纪前沿》丛书
作者:（美）赫伯特·席勒
译者:刘晓红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06年7月
篇四：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的影响0904224012刘爽
摘要：美国称自己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华盛顿说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和伟大进步的国家，为人类社会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和仁慈所指引的民族高尚而新颖的榜样。而布什又宣称美国既有道德标准又有手段去维护世界和平，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够团结和平力量的民族。正是这种自命不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促使美国不仅要在国内推行民主，还对国际社会输出民主，想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和民主。民主离不开公众，而舆论又反映了广大公众心目中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文化。因此，公众舆论就必然会对美国外交产生影响。
关键词：公众舆论
美国外交
民主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正文：
美国自诩为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自从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大量移民北美新大陆之后，美国人就想在这里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因为他们在英国饱受宗教迫害，为了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宗教理想，他们迫切需要一片净土。经过漫长的岁月，随着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进步，他们终于实现了心中的梦想，找到了一直向往的净土，而这块净土就成了现在的美国。美国人认为自己特别受到上帝的青睐，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秀，他们是例外的，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楷模。正是由于这种自命不凡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美国不仅要在自己国内实行民主，而且还要向荒野传播文明，即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民主，想建立一个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民主体系，而美国就是典范，其国家形象高高在上，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演变成两种不同的主义思想，即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普通公众对外交事务和国际关系普遍都是漠不关心和缺乏了解的，就算他们想关心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对国家外交事务做出理性而明智的判断，有时候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普通公众往往束手无策，很多问题都只看表
面，根本就无法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而且他们对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看法变化无常，情绪容易冲动，立场缺乏稳定性，从这方面来说，普通公众根本就不应该干预国家外交。就像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普通公众整天为日常生计而奔波劳碌，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国际关系，即使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获得准确可靠的知识和信息。从表面上来看，公众舆论确实具有无知和摇摆不定的特点，无论是没有兴趣也好，还是缺乏知识也罢，公众舆论都可能随时间而剧烈变动。再说普通公众大多是基于道德观念来判断外界事物，大多时候都容易感情用事，也有从众心理。普通公众的政治态度与他们的价值观之间仅存在着极小的关联，对公共政策就不应该具有约束性，因为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思想体系来规范公众的参政行为，所以公众舆论从理论上就不应该对国家外交施加过多的影响。在摩根索看来，好的外交政策的理性诉求从一开始就注定不能依靠冲动和非理性的公众舆论。美国的建国元老们似乎早就发觉了这个问题，于是他们就将国家外交权力交给了参议院，而不是众议院。因为美国的参议院不是直接由普通老百姓选出来的，而是由各个州指派的，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再说参议员一般任期都比较长，每两年只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这样就可以保证参议院的相对稳定。相对来说，众议员直接民选出来，普通公众总体上的知识水平也可能不是太高，这样对国家外交这种头等大事显然是参议员比众议员合适了。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美国自称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民主要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之上，离开了公众又谈何民主？独立宣言体现了自由主义天赋人权的思想，人民是主权者，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政府和政府官员应该对人民负责，因此，像国家外交这种头等大事就必然离不开普通公众的参与。正如林肯所说的那样，民主政府必须要遵循选举人的意愿，一切都要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公众的情绪就是一切，美国依靠公众的力量而无往不胜，若离开了公众美国就必败无疑。国家利益必然体现人民利益，不可否认，普通公众对国家外交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和精英团体是有一定差距。精英团体大多是名牌大学毕业，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已从事国家外交事务多年，经验十分丰富。他们往往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严谨细致的外交分析能力，这对做出正确而明智的外交政策确实是一大保障。相对来说，公众群体在这一方面确实是有所欠缺，也可以说有很
大不足，但是政府也应该有责任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了解国内外的形势状况，大众传媒就是一种很好的手段，国家可以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学术演讲等方式来提高广大人民的参政素质和知识水平。只要把握了主要矛盾，我相信集中千千万万普通公众的智慧，国家一定能做出明智的外交政策。就如毛**所说，群众最有发言权，我们应该集思广益。另外，康瓦斯发现所谓公众舆论的高度不稳定其实是由于民意测验中所提问题的模糊性所造成的，问题不在公众，也就是说普通公众的头脑还是清醒的。既然一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然有某种共同的东西在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就有坚定不摇的国家认同。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必然会在各自心底深处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感把他们系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国家，这是不可动摇和磨灭的，而公众舆论却正是反映了这种思想意识。政府应该顺从广大人民的意志，这才是一个真正民主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公众舆论理应成为国家外交的基石。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公众舆论在国家外交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公众参与国家外交事务的意识越来越强，许多国家的执政者都努力争取人民大众的支持，竭力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其他国家身上，以便赢得民心。
举两个典型的例子，美国一开始发动朝鲜战争的时候，公众对政府出兵的支持率高达82％，但是后来随着美军死亡人数的增加，战争支持率大幅下降，到1951年联合国军反攻并在三八线附近对峙的时候，美国公众对战争的自信心逐渐恢复，随后交战双方开始谈判，公众似乎看到了战争结束的希望，战争支持率又上升到了新的高度。然而不幸的是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美军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战争支持率又急剧下降到36％，最终美军被迫撤出了朝鲜战场，从以下的民意测验中就可以看出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外交，抉择者在制定国家外交政策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普通公众的态度和反应，尤其是会对普通公众学习和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的世界大事。
民意测验表格
民意测验日期
1950年8月
1950年12月
1951年2月
1951年3月
1951年4月
1951年6月
1951年8月
1952年3月
1952年9月
1952年10月
累计死亡数字
4631139911671617602186742064121459256172818529092战争支持率（%）
66394143454247373936朝鲜战争过后不久，美国公众又心照不宣地想在东南亚渗透，以便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冷战政策对保卫美国在越南的国家利益和输出自由民主是很有必要的，正是这种思想驱使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但越南战争结果却成为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疤，强烈冲击了美国一向自命不凡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感。越南战争的失败就像美国人发了一场噩梦，强烈震撼了美国人民的心灵，促使美国公众的思想意识出现多样化，对美国外交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表明公众舆论与美国外交紧密相连，可以说公众舆论是外交政策的依据，公众舆论可以直接或者间接对政府官员起到制约作用，即决策者必须考虑普通公众的态度，有些时候往往特别敏感。现在是选票的年代，可以说总统和议员都非常关心自己在总体上受公众支持的程度，也就是他们在广大人民心目中的威望。
总的来说，美国外交离不开公众舆论的参与，普通公众也可以影响国家外交，这也是国家民主的体现。
参考文献:
1.孙兰英.大众传播与当代美国政治文化的全球扩张.郑州大学学报，20062.徐海娜.大众传媒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环球视野，20063.袁小红.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理论探索，20054.王玉林.试论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45.李艳辉.谈公众舆论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
篇五：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李黎
【期刊名称】《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1【摘
要】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不仅会影响外交政策议程的设置，还是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但其影响是有前提条件的，媒体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取决于决策的阶段和类型，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共识度，还取决于媒体与政府、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关系。
【总页数】5页(P25-29)
【作
者】李黎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政治理论系，上海200435【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771.2【相关文献】
1.浅析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J],王芳
2.大众传媒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途径[J],许月明
3.大众传媒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途径[J],许月明
4.美国思想库及其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J],钱文荣
5.少数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以美国对土耳其武器禁运为例[J],申博闻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篇六：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公众外交与美国对外政策韩召颖
【期刊名称】《太平洋学报》
【年(卷),期】2001(000)004【摘
要】公众外交是美国外交的重要工具,已经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公众外交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重视.本文主要论述了美国公众外交的特点、发展演变、主要活动及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公众外交的实质是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总页数】11页(P28-38)
【作
者】韩召颖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政学院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5【相关文献】
1.新闻报道是怎样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从《外交头条》看美国对外政策的新闻机制[J],李笑一
2.辨析自交与自由交配、正交与反交、测交与回交[J],岳显兵
3.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工作之思考——以南京市审计局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为例
[J],任冬莉;华宏
4.政党外交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笔谈[J],王存刚;牛海彬;阎德学;刘海泉;蔡
篇七：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全球化时代下大众传媒对政治斗争的影响摘要：自古以来，人类的生存与文明发展，都始终有信息传播活动左右相随。当前，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个国家和国际政坛及其他诸多领域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大众传媒拥有不可撼动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内和国际政治斗争中，传播媒介还常常作为国家推行政府意志和实施外交战略的工具，并且有力影响着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大众传媒；舆论；信息战；软打击
国际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传播更是意义重大，它是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载体的国际传播,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间政治斗争中，大众传媒发挥着其社会功能，搭建传播思想的桥梁，健全多元化的言论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吸引政治同盟军，作用于斗争的参与者。
一、对大众传媒的整体认识
大众传媒，即承载传播信息咨询的工具。自1702年第一份报纸诞生直至今日，人类的传播活动共经历了原始、手抄、印刷以及电子四种传播方式。大众传媒已经以一个崭新的形象注入了每一个空间。现代的传播媒体有印刷媒介、广播电台、卫星电视、通讯社和互联网这五个类型，拥有着强大的覆盖力，进而广泛作用于所有受众。
17世纪初，定期的报纸出现就极具标志性特色，它标志着以大规模采集和发布新闻信息为主要特征的新闻事业登上历史舞台。19世纪初，到美国考察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也看到了报纸的力量。他指出：“在美国，报刊分别来说几乎都没有什么权威；然而，定期报刊的权力仅次于人民。”二战结束后，新兴技术革命蓬勃发展，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也随着网络的问世而更加引人注目。网络自问世之日起，就显示出它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权力，无论它掌握在谁手中、以什么方式发挥作用，都必然会成为政治体系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二、全球化与大众传媒的相互促进
“全球化”是个政治、经济、传播学的概念。第一个提出“全球化”概念的是布热津斯基。1969年,他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一书中首次使用“全球化”一词,指出世界正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1980年,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全球意识”的概念,指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拥有比国家利益更大的利益集团的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形成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叫做‘全球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世界上加速流行。
全面开花的全球化时代首先是以经济全球化作为起点的，经济全球化在上世
纪7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它打破了迫切渴望对外经济活动的民族国家界限，使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也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必然要求信息传播全球化。信息传播全球化，就是信息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交流与共享，信息传播进人了瞬间化和全球化，“就是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影响力将减弱。”信息已经成为继劳动力和资金之后第三重要的生活要素,网络传播的世界性推进了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电信网络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名副其实的神经系统和重要动因,推动着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与沟通。
这种以最快捷的方式促进国家间的联系和文化交往的信息传播，大大促进了资本的跨国流动和国际金融的全球化进程,信息资源的挖掘和技术与信息的全球化传播,使全球各经济体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也日益加深。一句话,信息传播全球化又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三、全球化时代下大众传媒对国家政治行为的影响
随着全球民主制度的完善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传媒对政治关注的密切程度的提高，大量的大众传媒也开始主动、积极地介入国内政治领域，并且不时做出有影响的举动。这种影响看似微不足道，事实上其在国内政治行为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并进一步影响国际事务或某一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它一方面担当着政府与社会的桥梁，负责为民众传递国家的意志与决策内容；另一方面承担着政治事件中某方发言人的角色，充分维护其利益；最后，它还发挥着最主要的监督与制约的作用，这个功能多为民众所用。这表明，大众传媒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连接因素，已经发展得独立且成熟。
1.在国内大众传媒的一般作用
在国内政治领域中挥斥方遒的应然是各国的当局政府及首脑，而大众传媒则是一国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媒把政府的决定、意志、法规等告知大众，实现政治控制。
由于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民越来越容易接触到非本国类或非官方类的传播媒介的声音。因此，国内大众传媒的力量对于本国国民意识认同的控制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大众传媒向公众灌输对政府有利的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使大众的思想与政府保持一致，排除外界干扰，使政府的政策得以实施，使社会相对安定。各级党政领导由凭借仔细圈阅文件转为通过浏览简报和接触新闻传媒尤其是收看电视新闻节目来了解社情民意和考虑决策因素。这无疑加大了新闻传播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权重，尤其是要求畅通主流媒体的信息渠道，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运用及时有效的信息流，准确地反映社情民意，潜移默化中增进民众与政府间的认同感。
2.大众传媒影响国家的政治选举
在一国内部，民主选举可以算是国内政治活动中最重要的政治行为了。通常，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选举都为整个社会范围所关注，在为某个领导职位努力保证民众支持率的候选人们之间，展开唇枪舌战，这种“大位之争”常常需要强大的媒体做后盾，并制造有利于自己有损于他人的言论以左右舆论导向。因此，美国著名学者西奥多·怀特曾说，“在美国,没有任何国会的重大立法,任何国外冒险,任何外交活动,任何重大的社会改革能够成功,除非新闻界准备好了公众的思想。”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本来，布什似乎具备了败选的所有因素：国内经济持续走低，4年来，失业增加了300万，财政从盈余变成亏空；拉登仍逍遥法外；伊拉克乱局愈演愈烈，绑架和恐怖袭击依然风行；虐囚丑闻沸沸扬扬；布什的行事风格备受争议，他本人的**服役记录充满疑点；倒布言论此起彼伏……结果却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布什成功连任。
事实上，这是一场典型的传播领域的成功，传播战贯穿了总统选举的整个过程。在经历了2001年“9·11”的恐慌之后，大多数公民都希望国家能够更安全，“反恐和国土安全高于一切”，布什连续长途跋涉，在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抛头露面，增加了在地方报纸和电视上的曝光率。他面对恐怖威胁绝不妥协的态度博得了公民的赏识。
3.大众传媒影响国家对外的战与和
大众传媒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各领域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使得传媒技术和范围出现了巨大变革，进而在更广阔的领域、范围，更高的层次上影响到战争。
首先，国家利用大众传媒助战。以当代最大的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为例。伊拉克战争赋予西方新闻媒体全新的角色定位。布什政府让数百名各国记者“嵌入”部队出征，首次将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战争武器投入战斗。
在战争的前期，美国就为攻伊和倒萨造势，制造侵略伊拉克的口实。美国传媒在报道中大量加入所谓的“爱国主义”感情色彩，西方一些电视台报道的大量画面都“有选择性”。对遭受轰炸的村庄、血泪纵横的伊拉克妇女和儿童则一概不播或一晃而过，美英一些电视台还反复播放美英联军对伊拉克战俘进行搜身的清晰画面，美军士兵向当地儿童发糖果的镜头，为的是引导舆论赢得民意。
并且，在美国国内媒体对战争捷报连连的报道过程中，以CNN、BBC、NBC、FOX、ABC为主的英美媒体对全球的新闻流动形成了垄断效应，其威力绝不亚于战争中的军事力量，许多非主流媒体不得不大量转引CNN等美国媒体的信息和图像，而绝大部分战争信息是美国军方通过媒体发出的或制造的，目的是激励己方斗志，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内部的稳定性。
显而易见的，武力威慑会因为对传媒力量的借入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甚至
能取得使对方不战而屈的理想胜利，这应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的一句名言：“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①
其次，国家民众利用大众传媒反战。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大量廉价信息扩大了流动范围，国家决策变得更容易被影响。因此，爱好和平能够运用传播媒介起到反战作用。在遏制战争的力量中，2006年7月，以色列人民在以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事件中的行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7月30日凌晨，以色列战机对黎巴嫩南部加纳村的空袭导致至少60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7名儿童。这一惨案震惊了世界，国际社会随即谴责以军暴行，并纷纷要求以色列尽快与黎巴嫩真主党实现停火。当中一名军官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伤害了无辜平民而拒绝服役，成了第一个拒绝上前线的以色列军人，他被判处28天监禁。事后,由于支持反战媒体将消息迅速传播到以色列各个地区,最终鼓励了更多的反战人士抵制服役。
传媒此时反战报道成了公众的发言人,寄托了公众的心声，导致世界各国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7月31日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以色列政府宣布暂停对黎空袭48小时。这是大众传媒在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一役。
三、大众传媒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的“软打击”力
此处的“软打击”力是相对于硬打击提出来的，即利用非军事手段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信心”上的全面打击。在现今各国经济政治相互依存度愈来愈高的全球化时代下，“软打击”作为一种柔中带刚的回应经常出现。这里所说的“软打击”经常是通过舆论渠道来发挥作用的。
“舆论”即公众言论。舆者，众也；论者，言论也。②大众传媒对于舆论有着巨大的导向作用。尤其是政治舆论，影响更加深远。政治舆论是一种精神力量，是支配人的行为的无形约束力。它一旦被政治组织所利用，便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③
1.发达国家之间借助大众传媒的交锋
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代枭雄拿破仑就说过：“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皇威廉二世也曾哀叹，“德国之战败，就在于没有一张《泰晤士报》”，说的就是新闻媒介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而在全球化时代，传媒成为宣传的主要工具，宣传则是战争的必要条件。随着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的体系化程度极大提高以及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增大，战争目的不再绝对追求单纯的力量较量，越来越趋向于通过破坏敌人的体系和影响敌人的心理来制约其行动、降低其效能。毕竟，传媒的强渗透力、强负载力及高度的大众可信奉率赋予其卓越的冲击力是不容忽视的。
冷战从开始就是一场宣传战：各方都以一种绝对而坚定的方式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并努力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与
地区。美国相信，只有苏联的共产制度崩溃后，这个世界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为此，美国在欧洲地区积极进行**宣传，亲手策动了东德人民大量外逃事件，并唯恐天下不乱地扩大波兹南事件以及匈牙利事件的事态。它利用舆论工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其手法往往是无限夸大确实存在的错误，“呼吁人民起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些手段充分削弱苏联当时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为以苏联为首的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埋下了动乱的隐患。
2.发达国家利用传媒力量牵制发展中国家
在全球化时代下，有别于发达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利博弈，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处理中，更多的表现出一种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自身意识形态定位模糊，使其弱点更容易成为发达国家渗入和干预其内政的突破口。近年来，东欧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旋风就席卷了不少国家。
“颜色革命”是指21世纪初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活动。究其根源,西方国家自然是始作俑者。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特殊的传播机构，训练目标国的反对派代表，给他们传授创建“抵抗”组织网络的经验，然后将他们派回国去，把希望变革的公民集结起来。例如，在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中就任总统的萨卡什维利，就在那年夏天应邀前往美国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培训班，接受过塞尔维亚式“温和革命”的培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还采用秘密观察目标国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从中物色能够煽动群众抵制和反抗政府当局出台的种种举措、制造政治危机乃至大规模骚乱的工具。例如，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就始于反对派报纸《我的首都新闻》在议会选举之前刊登的一幅总统阿卡耶夫正在修建中的豪华住宅的照片，激起民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
结语
自从有了大众传媒这种受时空限制较少的非战争手段的出现，传统国际关系舞台不再局限于政治、经济和常规战争的范围，各国除了在以上领域内展开竞争、冲突之外，还在日益显得重要的大众传播领域展开一波又一波较量和斗争。另外，它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使国家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观念产生了巨大改变，并且使信息安全成为渗透和影响其他安全要素的关键因素。大众传媒为国际政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和战场，而它本身也是国际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
注释：
①【春秋】孙武：《孙子兵法·谋功篇》。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59页。
③吴大英、杨海姣：《政治意识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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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软实力”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作者：王晓德
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0期
[摘要]美国的“软实力”的一个主要基础是其具有无国可敢的“硬实力”，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实现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他国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大众文化，这是美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美国大众文化的垒球扩张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软实力，硬实力，大众文化，美国化
[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10－0005－06当今世界，“美国化”已成为很多国家维护国家认同或文化价值观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但这种现象并非新颖，早在20世纪之初，美国境外许多人就对此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忧虑，他们担心在富有朝气的美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本土文化将失去自我，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着“更像美国”的道路上走去。他们的这种忧虑，无疑是美国输出其文化的目的，也是美国实现和维护其全球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在西方大国中，美国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在国际社会崛起之后，很大程度上是用其商业和文化优势构筑全球“帝国大厦”的，除了短暂的时期之外，美国基本上没有走老牌殖民国家在海外建立完全附属于自己的殖民地的道路，但其通过文化输出，在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上实现对他国之人的“征服”或“改造”，这种手段不仅让西方其他大国望尘莫及，而且它所产生的巨大冲击，也使其他大国感到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同种”国家的严重威胁，这样一种受到美国文化强烈冲击的感觉，可能在西方之外的国家更甚。
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却形象地反映了美国对这一世纪全球发展的全方位影响，即使是进入了21世纪，这种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呈现出了更为加剧的趋势。美国不是一个“有形”的帝国，但却有着对全球“征服”的帝国的目的。在此过程中，“软实力”含量较高的美国文化，在美国建立和维护其全球霸权过程中，发挥了其他任何手段所不能替代的作用，而美国从中获得的有形或无形收益，则远远不是用具体数字所能衡量的。
一、美国文化是“软实力”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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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美国政府通过向国外传播其所谓“民主、自由、平等”的文化价值观来实现其外交上的目的，可以说是贯穿于其中，但美国人通常很厌恶把具有利他性质的“民主文化传播”与通常带有国与国之间你争我夺味道的“外交”联系在一起，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很少承认政府在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状况完全改观，“冷战”的爆发使美国决策者进而认识到，在这场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中，单靠战争手段已很难实现美国外交确定的目标，而“争取人的思想”却成为取得冷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因此，对外宣传、人员交流以及通过大众媒介传播有关信息等成为美国政府实现其外交目的的有效手段，由此，文化外交(美国人将之称为“公众外交”)开始在政府的全球战略中有了一席之地。尽管在如何利用美国的文化资源，以及所要达成的目标上，美国政府官员并没有一致的认识，而且还一直伴随着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但争执的焦点并不是要放弃在外交中利用文化上的“攻势”，而是如何使对外文化活动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外交战略的目的。美国对外输出其文化的活动，说到底首先是为实现美国的外交目的服务的，但却向国外传播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尤其对国外之人的思想变化过程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国外之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认识，加剧了全球的“美国化”进程。冷战的结束给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美国靠着其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打赢了这场战争。尽管很多学者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但很难否认美国文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渗透和扩张，促使这些国家的很多民众对美国文化张扬的全球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认同。捷克作家伊万·克里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谈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和美国的宣传攻势对东欧国家演变所起的巨大作用，“我确信。这种‘地下文化’对1989年秋天的革命性事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克里马以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了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促进美国文化在国外传播，对实现美国对外战略目的的巨大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决策者的重视。2000年11月底，克林顿政府在白宫首次举行了“文化与外交”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的目的，既明确表明美国政府对文化外交的重视，又向国会呼吒加大对文化外交的拨款，使美国能够在充足资金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化这一“软”资源，以加强美国文化对全球发展的影响力，确保美国在全球化时代能够左右世界事务的独特地位。当时具有“铁女人”称号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研讨会上做了较长的发言，强调了文化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重要作用：“事实是，在过去几年期间，无论我什么时候旅行，我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明白无误，即文化一直对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件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在我们面对着从建立贸易规则到寻求和平的共同基础的许多国际挑战中，文化因素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外交计划是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中心所在——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些计划帮助我们教育我们的公民理解其他国家的民族经历，帮助我们的国外朋友了解我们自己文化的动力和多样性。这就是为什么文化是如此之重要，致使我们能够把文化和公众外交变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流。”奥尔布赖特这里所谈到的“文化”，主要是指通过各种手段能够比较真实地向国外大众传递的一套反映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以便他们对美国政府在海外活动的认同，进而为美国政府实现其政治、经济以及战略目标扫除障碍。这种文化上的力量便是美国著名学者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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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按照约瑟夫-奈的解释，“软实力”概念主要是用来说明文化等因素在国家之间交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靠着使其他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导致你欲要之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人眼中具有吸引力，而且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花费更多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但影响之大小却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文化中体现出的“软实力”程度，以及这种文化主体所具有的能够给其他国家构成威慑力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后者就是所谓的“硬实力”。一般而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是成正比的，有形的力量越强大，文化就有可能越具有吸引力，至少是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有的文化或许包含着具有影响他国之人的思想与行为选择的内容，可是却缺乏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基础，所以，这种文化不可能有效地发挥它对不同文化场景下的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很难对他们产生有利于该国利益实现的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约菲举例说，梵蒂冈拥有大量的软实力，但它没有任何硬实力，这意味着梵蒂冈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瑞典的软实力也很强，但在硬实力上一无所有，瑞典由此在国际事务中根本无声音可言。只有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互为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一国实现对他国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资源。
从目前来看，世界上大概只有美国既具有无国可敌的“硬实力”，又显示出对他国之人吸引力的“软实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莉萨·安德森在评论小约瑟夫·奈2002年出版的一本书时指出，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一样，“软实力”产生于形成全球政治和文化“议事日程”的能力。“因为互联网是英语(美国英语)，因为50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观看美国的电视节目，在美国的快餐连锁店就餐，模仿美国少年的时髦狂热，所以美国在世界上享有一种不依赖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特权地位。”约菲甚至认为，美国的软实力“比它的经济和军事资源还要大。美国的文化，不论是粗俗的还是高雅的，都强烈地向外散射，类似于罗马帝国时代，但表现出一种新奇的扭曲。罗马和苏俄的文化影响仅限于它们的军事疆域，而美国的软实力统治了一个太阳永远不落的帝国”。多米尼科·莫伊西在采访法国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时让他谈谈美国“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这是否是让其他人确信美国模式的实力，是否是这种模式对他们产生吸引力的实力，是否是强迫他人行动的实力，在这种意义上，“软实力”是否要比“硬实力”更大。韦德里纳举例回答说这两种类型的实力是相互加强，互为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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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德里纳尽管明确回答了“软实力”和“硬实力”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并没有对之详细阐述，只是蜻蜓点水地论证了美国“软实力”的来源。并批评了美国政治制度在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将之说成是有效发挥“软实力”的障碍。韦德里纳承认美国具有无国可比的“软实力”，但却一针见血地批评了美国的制度，这种批评反映了法国精英们对美国制度的一种普遍看法。这与很多美国学者的观点显然相左，在他们看来，美国民主制是美国最富有成效的“软实力”，美国之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公民具有吸引力，民主制的有效运行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伊沃·达尔德和詹姆士·林赛强调了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的“硬实力”与文化上的“软实力”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认为“软实力来源于美国价值观和文化，也来源于美国使用硬实力上的成功。软实力能使华盛顿通过让其他国家的人想要美国之想要来确定国际议事日程，界定辩论术语和构架一致同意的结果。硬实力为软实力提供了基础”。正是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为后盾，美国文化对异文化的世界具有很强的磁力。与此同时，该文化的主体积极向外推销自己的文化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加上跨国公司、互联网与国际贸易的作用，美国文化借着全球化大潮掀起的风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世界其他地区蔓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硬实力”是“软实力”能够发挥效用的基础之一，但如果在国际事务中过度使用硬实力，也就是说，凭借着自己力量的强大盛气凌人，以强凌弱，对他国内政说三道四甚至武力干预，那么，结果就有可能造成“软实力”中所内含的吸引力下降，乃至造成很多国家对美国在国际社会采取的行为进行激烈抵制，更谈不上它们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领导了。所以，“两种实力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交易或平衡，过度地依赖硬实力便会实际减弱美国的软实力”。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塞缪尔·伯杰也指出：“我们必须牢记实力和权威之间存在着区别。实力是通过武力和制裁强迫的能力，我们有时必须使用这种实力，因为总是存在着值得为之战斗的利益与价值观。权威是领导的能力。我们依赖这种权威实现我们试图实现的几乎一切。我们的权威建立在完全不同于我们实力的品质之上：我们价值观的吸引力、我们榜样的力量、我们承诺的可信以及我们倾听和支持其他国家的愿望。今天不会存在着对我们权力的真正威胁。不过，如果我们以激怒我们的朋友和不兑现我们之承诺的方式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权威——我们的实力将会变得很少有意义。”伯杰多年身处美国决策层内，他的这番话反映了如何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号施令之权力的良苦用心。
三、“软实力”中的大众文化因素
“软实力”的内涵很宽泛，不仅仅局限在文化方面，但文化价值观是这种实力的主要源泉，而大众文化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文化价值观如何对外国政府和公众发生影响，一方面在于政府有意识地进行“文化输出”活动，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文化本身对美国境外之人的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吸引力。对外国普通公众来说，文化上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把美国看作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的灯塔”，而是能通过与这种文化的大量接触，获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上的“享受”，或精神上的欢快体验或其他好处等等。小约瑟夫·奈在2003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认为，最近对27个抽样国家的民意测验调查显示，在过去两年内，美国的吸引力在其中19个国家大大下降。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过分地使用“硬实力”所致。小约瑟夫·奈这里绝不是谴责美国政府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而是强调使用“软实力”可能会取得更富有成效的结果。他指出，软实力“出自美国文化与美国政策。从好莱坞到高等教育，公民社会的确远远比政府所为向其他民族展现了美国。好莱坞常常描绘了消费主义、性和暴力，但也促进了个人主义、向上流动和自由(包括对妇女而言也是如此)。这些价值观使美国对海外许多人具有吸引力，但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却将它们视为威胁”。他呼吁政府支持美国大众文化的输出，劝告政府“不应该试图控制大众文化的出口，而且国务院文化交流项目有助于提醒人们美国价值观和文化的非商业方面。同样，政府对其他国家公正的、开放的和信息量大的广播有助于以一种宣传从来不能达到的方式促进美国的可信度和软实力”。从这段话中看出，小约瑟夫·奈很强调政府应该注重以文化交流的公众外交，但他绝非忽视从表面上看主要出于商业目的的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出。
实际上，美国文化中对外国公众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很大程度上是大众文化。所以小约瑟夫·奈在较早关于“软实力”的一篇文章中把美国大众文化的吸引力称为美国对外政策“库存”中的“软”资源，在他看来，“体现在产品和通讯上的美国大众文化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从未到过美国的日本青年穿着印有美国大学名字的运动衫，尼加拉瓜政府在与美国支持的游击队作战(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时期——引者注)，而尼加拉瓜电视台却在播放美国的电视节目。苏联青少年身着牛仔服，寻找美国唱片”。一些学者说得更明白，如约菲更是把美国的“软实力”说成就是“哈佛大学以及好莱坞、麦当劳和微软”。因此，美国在软实力的游戏中“显然是独一无二的。在牌桌上，中国、俄罗斯、日本甚至西欧都无望与美国手握的一堆筹码匹敌。人们在公海上甘愿冒死进入美国，而不是进入中国。很少有人想要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位或者像身着和服的日本人那样跳舞。令人悲哀的是，越来越少的学生想要学习法语或德语。美国口音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语言”。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在2003年出版的一本专著的序言中，把美国的“软实力”分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战略资源，这种战略资源主要不是涉及五角大楼的军事力量，而是美国大众文化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工具作用。因此，弗雷泽认为这本书的创新之处是“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的动力中把好莱坞、迪斯尼乐园、CNN、MTV、麦当娜、巨无霸和可口可乐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地位”。显而易见，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美国“软实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最能引起外国公众的兴趣，是传播美国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四、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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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20世纪之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两次世界大战为美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主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乃至到了“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如今又是一个没有任何国家在力量上能够与之抗衡的唯一超级大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可能改变向外扩张的本质，但它很少像欧洲殖民大国一样，把获得殖民地作为实现其征服其他国家或民族的目的，当然在19世纪末叶之际，美国也一度扬帆远征，在海外建立了自己的“保护国”。不过总的看来，美国是靠着强大的商业优势和具有吸引力的文化来构建其“世界帝国”大厦的。美国大众文化的向外扩张既具有追求商业利润的驱动，又有着以一种强势文化的优势征服他国之人的目的。
在西方工业国家中，美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大众消费社会，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大众文化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以“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生活方式很快就伴随着美国经济向外扩张大规模地向境外蔓延，只要与美国有着往来的国家，无不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对当地文化认同的威胁，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大众文化的传播似乎是“势不可挡”，对只考虑到过日子的普通民众具有难以抵制的诱憨力，他们可以说是通过对美国文化产品的消费达到了物质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愉悦，与此同时，却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受到了这种文化所张扬的价值观的影响，导致整个国家在面貌上发生了“更像美国”的趋势。这就是令很多国家精英们整日担忧的“美国化”。他们是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的主体，在这种文化体系中一向享受的受人尊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竭力想维护本土文化不遭受到美国大众文化的侵蚀，在他们的呼吁下，很多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把这股来势凶猛的文化“洪流”抵挡在疆域之外，但最终还是收效甚微，无济于事，美国大众文化照样“我行我素”，在异文化的场景下“横冲直闯”，成为在20世纪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文化多元发展构成的最大威胁。
迄今为止，在全球化大潮的推动下，美国大众文化依然保持着难以遏制的扩张势头，生活在他文化囤内的人们，无不切身地感受到美国大众文化是无处不在的。“美国化”，成为美国境外文化延存与发展所面对的巨大挑战。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不仅加强了美国政府影响他国之人行为选择的能力，使美国政府可利用的“软实力”资源更为广泛，而且美国文化产品在国外市场的急剧扩大，的确给美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国外赚取的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国内，给美国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硬实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大众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很难通过具体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消费领域完成的，它的外在形式是大众文化产品，这些产品与其他物质品并不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所不同的是它，们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时携带着生产国的文化观念，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如电影、电视节目、书报杂志、流行音乐以及快餐食品等等。故此，经济性和娱乐性是大众文化的两个最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本身是通过市场交易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消费者则从对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达到了程度不同的娱乐或消遣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影响具有“有形”的一面，是可以用具体的统计数字衡量的。
大众文化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所得，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图书以及电脑软件的出口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种类，这里面还不包括每年因盗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版而导致的数以亿计的美元损失。1998年，美国第一大出口行业既不是飞机制造，也不是农业，而是影视和音像出版业，出口总收入达600亿美元以上。美国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心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对经济贡献是巨大的。在美国，“包括电影、电视、音乐、出版物和软件在内的版权业年收入接近45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这些产业在全球销售超过了790亿美元。据估计目前有760万人在这些领域内就业，其就业人员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许多其他经济部门的就业增长。文化部门属于版权业的组成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5％”。自冷战结束之后，几乎整个世界的市场向美国产品开放，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顿时利润剧增，电脑软件和娱乐产品的国际销售额呈直线上升趋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哈维·费根鲍姆认为，一个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只需要按一下电视，购买一张光盘，浏览一下日报“娱乐”版，或者路过当地麦当劳店，就可消费到美国的文化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术语只是美国化的同义词。大众文化是美国最大的出口。1996年，美国在软件和娱乐产品销售上出口了602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出口自1991年以来上升了94％多。这一数字不包括非法复制和盗版的其他形式。麦当劳餐馆在全世界一天以开张6家的比例增长，从来没有看过篮球赛的儿童却能识别迈克尔·乔丹的光头形象”。因此，在很多国家民众的脑海中，“全球化逐渐意味着耐克、牛仔衣和MTV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
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构成了“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美国文化在全球对国外之人产生吸引力的主要因素。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佩尔斯通过具体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在20世纪风靡全球的文化成功之原因“是语言的、技术的、经济的、人口统计的和艺术的。结果是，外国人感到在全球娱乐市场上越来越难以挑战美国的优势。无论西欧人和日本人多么的善于在全世界推销他们的轿车或计算机，但他们在新闻、电影、影像、音乐和电视节目上不能与美国相匹敌”。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美国大众文化在全球流行的原因，即“美国和世界的文化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相反，美国过去是而且继续是作为一个外国知识和艺术影响的消费者，犹如它一直是世界娱乐和情趣的形成者一样。毋庸置疑，美国文化向全世界传播，恰恰是因为它一直在吸收外国的式样和观念。美国人然后重新装配和包装了他们从国外接收的文化产品，重新把它们传递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区。实际上，美国人专门从事把其他民族的奇思怪想和民间创作返销给他们。这就是美国文化在许许多多地方长期流行的原因”。
美国大众文化的全球扩张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关注。2002年10月2日至10月9日，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办了主题为“美国大众文化政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40余名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与会。这次会议重点讨论了为什么一个国家的大众文化传播如此迅速?抓住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人民的想象力。对美国大众文化强大辐射力的一种解释是美国社会的多样性；另一种解释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力量。无论这种扩散的动力是什么，显而易见，美国文化产品无论什么时候穿越国际疆界时，都在改变了自身的含义。与会者还讨论了美国的文化霸权，考察了美国文化产品的全球威力，以及对不同接受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的巨大冲击，特别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影响，以及美国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的迅速向外蔓延所带来的结果。与会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者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很少有人否认，美国大众文化的成功，是构成20世纪导致变革的最带有决定性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之一。
在当今的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联系密切的整体，美国大众文化借着全球化的大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全世界蔓延。“美国化”已经成为非美国文化所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几乎其他所有国家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精英都发出了维护民族文化生存的呼声，同时似乎又对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感到束手无策。各国如何应对“美国化”对本土传统文化所带来的冲击，在未来很长时期那还是摆在它们面前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得不予以重视的问题。
作者简介
王晓德(1956－)，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篇九：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概括说来,美国外交决策的因素不外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方面。一方面,美国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是对某一或某些国外因素(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所作的反应。另一方面,国内因素又是美国外交决策的基础。在国内因素中,有些是自然方面的,而更多的则是社会和政府方面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是最重要的自然因素。美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传统、民族构成、意识形态以及像利益集团、公众舆论、大众媒介、政党等是社会方面的因素。总统而以及国会、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等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则是政府方面的因素。一般说来,社会因素仅仅影响外交决策,而政府因素中的多数不仅影响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决策。在政府因素中,既要看到决策机构在参与决策中的重要性,又不能忽视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在美国外交史上,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高层决策者在不同程度上对外交决策起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而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则取决于决策者在决策中的地位(例如总统的作用一般要大于国务卿,而国务卿的作用又要大于副国务卿及其他外交官)和决策者的个性特点(包括决策者个人的信仰、道德、观念、习性等心理因素。以上概括了影响和决定美国外交决策的各类因素。这些因素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制订,它们的变化决定着外交政策的变化。它们同各项外交政策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即各类因素通过决策过程转化为各项外交政策决定。然后,各项政策决定的实施又对各类因素起反馈作用,于是又推进决策过程,影响新的政策决定。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它规定了美国外交决策的基本目标。国家利益概念是美国外交决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美国外交决策者毫不隐讳地谈论美国的国家利益,将它视作美国外交决策的根本依据和美国对外关系的行为基础。美国外交决策的特点.历史上,美国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其中有些是基本的和长期不变的,例如美国的“国防”利益(或称“安全”利益)和国际经济利益自立国至今始终是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防”利益在美国建国之初表现为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免遭外来侵略,以后又发展为军事上的向外扩张。二次大战后则是在“国防”与“安全”的口号下争夺世界霸权。国际经济利益要求增进美国的国际贸易,扩大海外投资,获取国外资源以及维护美国企业在国外的利益。20世纪以来,这一利益常常表现为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扩张。另外有一些国家利益则较为短暂并随着国际条件和国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例如,19世纪,避免卷入国际争端曾经是美国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而进入20世纪,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越来越多地卷入世界事务。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美苏结成战时同盟曾
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到战后这一利益因美苏间爆发冷战而为美国对苏遏制的利益所取代。%当然,决策者在制订外交政策时,除了首先考虑各种国际事件涉及何种国家利益外,还必须善于正确判断这些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从而制订出处理每一事件的对策,采取符合国家最大利益的行动。
例如,同样是涉及“安全”利益的事件,有些可能涉及美国的切身利益以至生存利益(如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等)。对这类事件,决策者或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或采取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可能手段全力以赴。有些事件仅仅对美国的“安全”产生潜在的影响。对待这类事件,美国一般不使用武力而采取外交和经济手段以及军事援助的办法。对于那些虽涉及国家利
益但并不影响美国“安全”的事件美国一般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某一国际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国家利益,除了决定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和国际条件的变化外,还取决于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但是,尽管外交决策总是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估价与衡量,某项外交政策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往往难以有一个客观标准加以衡量。这是因为国家利益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它总是因人们价值观念的不同而不同,随人们价值观念的改变而改变。外交决策者总是声称自己的政策代表了国家利益,反映了“公众的意志”,而实际上由于美国外交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为少数决策者所垄断,这种国家利益常常只是反映少数决策者的价值观念与主观愿望。此外,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社会里,有着不同利益的各种社会集团总是企图通过它们各自在立法与行政部门的代理人对外交决策施加影响,而它们对国家利益又往往持不同的甚至对立的观点(例如美国犹太人集团和石油利益集团在中东政策上的抗争),加上庞大的行政机构各部门之间的官僚利益之争使得外交决策实际上可能成为不同利益之间的某种平衡,成为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经过讨价还价后的折衷妥协。因此国家利益概念作为决策依据总是具有某种局限性。它难以成为外交决策完美的指导原则。
参与决策的角色(包括决策机构与决策人)和决策程序,即决策的集中统一程度因政策的不同而异。“安全”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享有最重要的地位。从这一点出发,美国外交政策大体上可分为危机政策与非危机政策两大类。危机政策是指在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如1958年的黎巴嫩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政策等)。它们同国家“安全”密切有关。非危机政策是指在正常情况下,即未发生严重国际危机情况下的外交政策。它们
中间有许多仍然同“安全”直接有关(如军备控制、国防预算、对外军援等政策)。另有一些虽然与“安全”问题并非毫无联系,但又不是同“安全”直接有关的政策。它们常常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如外贸政策、关税政策、能源政策等)。这种政策类别上的不同带来了决策角色和决策程序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外交政策由于反映整个国家的利益并且在秘密性与时效性方面要求更高,因此,它的制订同国内政策相比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
然而就某项外交政策的制订而言,其集中统一至何程度则因政策类别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危机政策具有突然性。它要求决策者作出迅速反应,在最短的时间内制订对策,采取行动。加之情况的秘密性使危机政策只能由最高决策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参与制订(如古巴导弹危机时,处理危机的是一个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由13名高级顾问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它不允许在立法部门、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中进行公开的长时间的讨论。甚至连外交机构也常常被排斥在外。同时,在面临国际危机的情况下,国内各方利益能趋于一致,利益之争减少至最低限度,因此危机政策的制订可相对地摆脱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最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国会、利益集团、公众舆论以及官僚机构对决策的影响极为有限。同“安全”直接有关的非危机政策具有长期性与连续性,它涉及国家长远的“安全”利益(例如军备控制政策自1963年美苏达成部分禁试条约算起至今已有24年。在这期间,军备控制谈判虽时断时续,但政策则保。
这类政策中的大多数虽然主要仍由总统和高级决策机构制订,但由于它常常动用大量人力、资源与资金,因而需要立法部门的审议与授权并得到舆论的支持。
同时,由于它比危机政策更多地涉及国内各方利益,容易在国内引起争论并有代表各方利益的各种机构与人物要求参与和影响决策,加上它不具有危机政策那种突然性与紧迫感,因此它的制订必然受制于更多的因素,并且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主要围绕经济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因此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并对国内政治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同安全政策相比,它更多地具有国内政策的特点,即除涉及安全政策所涉及的各方外,还涉及国内政策通常所涉及的各方,反映更多的不同利益,因而有更多的角色,包括国会、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大众媒介、公众舆论的广泛卷入。它的制订无疑充满着相互冲突与讨价还价的利益之争,是一个更为长时间的困难过程,并且最难达到高度的集中统一。例如,外贸政策就是严格遵照这一方式制订的。美国的“分权”概念在外贸政策上尤为根深蒂固。总统和行政部门在外贸上的权力完全由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授予。外贸决策过程总是受国内经济与政治现状的约束,充满着长时间的对利益的权衡和协调。应当指出,有些非危机政策虽不具有高度的紧迫性,无需在短时间内作出决定,但由于需要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它们的制订同危机政策一样也必须限于最高层中的少数决策者,带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例如尼克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决定即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制订的,参与制订这一政策的仅限于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极少数人。
外交决策的中心与关键人物是总统。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中比在国内政策中握有更大的权力,受到的制约要少得多。宪法的授权使总统集国家元首、行政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于一身,赋予总统在制订与执行外交政策中以最高地位。历史上,随着美国对外关系的发展,总统的外交权力不断扩大。二次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空前的规模卷入国际事务。加上国际斗争的异常激烈以及外交事务日益增长的秘密性、时效性与复杂性使总统作为最高外交决策者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尽管美国有“强总统”与“弱总统”之分,总统始终是美国外交的主要决策人。我们不妨将美国外交决策看成是一个多层次的决策圈。尽管不同时期决策班子。然而,处于决策最内圈的始终是总统及其贴身顾问以及像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在某些政策问题上还有财政部长、商务部长)等高级内阁官员。有时也可包括某些直接主管对外政策的副国务卿或副部长级的官员。总之,参与这一决策内圈的人数极为有限。美国重大的外交政策原则上是在这一层次内制订的。例如,约翰逊总统在**时期的决策内圈是以总统为首的,有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长、参谋
长联席会议**和总统新闻发布官参加的“星期二午餐会”。卡特总统的决策内圈包括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杨、白宫办公厅主任乔丹和总统竞选班子负责人斯特劳斯。
当然,总统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会因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是总统在参与决策的各种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事实上,不论何种外交政策,它们的制订都需要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而没有总统就难以将各种因素结合成全面的政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协调与平衡。可以说,美国外交决策是一种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体制。
国会与总统分享外交权力,但在传统上国会对总统外交政策的支持多于制约。它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如前所述,总统在外交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但总统并不握有全部的不受限制的权力。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权是一项由总统与国会共同行使的权力。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体制中,国会是对总统权力最重要的限制。宪法赋予国会以批准条约,批准外交官的任命,宣战,拨款,管理对外贸易,征收关税等各种外交权力。作为立法部门,国会可以通过各种立法手段对总统权力进行限制,包括对总统签订条约权的限制,对总统战争权的限制,对国防开支的限制,对外援与武器销售的限制,对情报活动与秘密外交的限制,对外贸的限制等。所有这些限制给总统外交决策设置了重重障碍。国会尤其利用它掌握拨款权这一重要条件对外交实行控制。虽然外交政策主要由总统制订与实施,但国家的“钱袋”掌握在国会手里,而没有钱往往办不成事。总之,国会是总统外交权力的主要挑战者。
外交领域的权力斗争主要是在国会与总统之间进行的。国会对外交决策的制约是美国外交区别于其他国家外交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总的说来,国会对总统的外交政策。国会在同总统争夺外交决策权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美国总统是由全国选举的,而国会议员则由各州选举,国会议员的选举基础要比总统狭隘。这种选举基础的狭隘性使得大多数议员主要关心本州的短期的利益以及自己的竞选连任。他们对全球性问题往往目光褊狭短浅。一般说来强烈关心外交的议员只是少数。即使他们,在危机情况下,也仍然对总统抱支持与默认的态度。国会卷入较多的主要是那些同国内政策密切相关的国际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关系到国会议员们所代表的各州的利益,对选民的日常生活影响最大。此外,总统是对外关系的最高代表,他直接掌管外交机构与外交情报。这种地位是国会无法与之相比的。国会自身权力的分散性,它的庞大的委员会与分委员会制度,工作
总之,一方面国会力求限制总统的外交权,国会与总统在外交权上的斗争时起时伏,但另一方面国会与总统在外交决策上相互关系的基本特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总统是外交决策的中心,国会处于外围。国会主要是影响与限制总统的外交决策。一般说来,它并不参与决策。从历史上看,国会在外交上对总统的依从与支持是主要的,对总统的限制与挑战是次要的。尽管国会要求在外交方面享有平等地位,总统在外交设计和提出外交政策。国会则是被动的,它主要是对总统的外交决策作出反应。
利益集团是美国社会生活中强大的力量。它对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有着明显和广泛的影响。在美国,人们由于利益的不同往往通过把自己组织成集团来对决策施加影响,目的为使政府决策代表他们的那部分利益。大量竞争性利益集团的存在是美国政治生活中十分独特的现象,是美国多元化社会的重要标志。
篇十：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浅析大众传媒对外交决策的影响方式王芳
【期刊名称】《当代世界》
【年(卷),期】2009(000)004【摘
要】作为拥有相对独立的所谓“第四种权力”的一支社会力量和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媒体的特殊地位赋予了其参与政府决策包括外交决策的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传播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公众参与外交政治生活的需要，媒体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民众获得国内外信息和资料的重要来源，从政府和民众两个向度对政治和外交生活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并最终影响一国外交决策的进程。
【总页数】2页(P48-49)
【作
者】王芳
【作者单位】(Missing)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相关文献】
1.小盟友具有大影响?——浅析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台湾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J],陈玉聃
2.大众传媒影响美国政府外交决策的途径[J],许月明
3.大众传媒如何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J],李黎
篇十一：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西方媒体、公众舆论与对外政策的关系作者：马宁
来源：《记者观察·中旬刊》2019年第08期
摘要：在西方各国制度和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媒体成为相对独立的一股力量，具有代表、组织、引导舆论甚至制造舆论的功能。公众舆论则通过国会、媒体等多种渠道反映出来。政府表面上受媒体的监督，但在实践中却可以通过最多的公共资源对媒体和公众施加影响或控制。2003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前有效地组织主要媒体报道，造成当时美国公众舆论对政府动武决策“一边倒”的有利局面，就是个典型例子。在西方各国，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对外政策过程的作用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竞争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图景。政府、媒体不仅试图相互影响，并且都力图影响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又反过来对媒体和政府的行为形成影响。媒体和公众舆论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现象同样在西方对华政策过程中得到展现。本文试对这一现象进行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关键词：西方媒体;公众舆论;对华政策
一、媒体和公众舆论在西方的影响力演进
现代西方大众参与政治的兴起是19世纪开始出现的重大趋势。舆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较早的表现在法国和英国。政府在制订对外政策时几乎一样看重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被首次测量和量化始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众舆论开始成为政府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一个新变量。二战以后，各种民意调查机构纷纷成立，媒体也经常进行舆论调查。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媒体舆论对对外政策的影响逐渐增大。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得媒体受到的制度限制有所减弱，它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了更大的关注和影响。
篇十二：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与1969年，是批判传播学领域内的经典之作。它首次联系大众传播的两大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作者以其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独立立场，紧扣现实问题，广泛地从工业和政府方面汲取信息，批判地研究了美国的信息机构和产品如何被用来支持其在全球的帝国统治。
1992年，本书修订再版，其对于美国全球统治过程中媒介-文化力量作用的强调，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进而理解美国大众传媒的功能，以及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的议程设置结构，不无裨益。
作者简介
赫伯特·席勒（1919-2000），长期从事美国传播和文化产业的批判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媒体分析家。其代表作有：《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思想的管理者》、《文化公司》以及《信息与经济危机》等。
此书在传播学领域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其高扬的政治经济批判主义大旗，更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并成为此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潮流的滥觞。
在此书中，席勒首先指出，杜鲁门1947年3月在贝勒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经营自由远比和平更重要的宣言正是二战后美国扩张主义机制的思想来源，同时，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从传统的对领土资源的侵占转向通过实施非正式控制来获取最高利益。就大众传播而言，“被解释为美国的大众媒体可以在世界各地不受限制的传播讯息”的言论自由原则直接体现了美国商业和传播媒介的物质利益；而作为间接后果，其商业和价值体系也得以在全球扩张，因此，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原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强加于弱小国家的渠道”。
接下来，作者从商业广播的崛起、政府主管部门的军事化到以军事－工业团队为特征的国内传播联合体的形成，从传播在干涉别国革命中的特定用途到美国
政治、经济向全球化的推进中的作用分析，细致的追寻了美国大众传播的发展脉络；同时，在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从政治－经济一体化维度批判性的全面剖析了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与政策，彰显出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正在浮现的美利坚帝国的强大支柱。
事实上，作为初版于1969年的名著，《大众传播和美利坚帝国》一书的思想早已被广泛传播与接受，而此次汉译本所依据的1992年修订版更重要的部分显然在于席勒以“二十五年来的回顾”为题所作序言。在这篇四十余页的长序中，席勒令我们敬佩而又悲哀的看到，经过二十五年的发展，本书初版中所担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甚至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也已经不再专指美国的媒介和文化帝国主义，通过跨国公司及其文化媒介部门的全球推进，美国式的消费主义已经内化为众多国家
大众传播的共性，全球文化同质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同时，作者不无嘲讽的指出，伴随着经济压力的增大，公司化的美国以其不负责任的措施急速颠覆了社会秩序，但是，“这种混乱的变化已经被作为一种技术福音强加到公众的头上，并且被贴上了神秘而可靠的标签——‘信息社会’”。显然，相对于技术理性主义者的技术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乐观论断，作者依旧持有谨慎的怀疑态度，在席勒看来，技术本身不但不能越过制度性的结构——即利益群体、特权阶级、国家权力以及自满的决策者——的阻碍，而且更可能进一步导致信息分配中的贫富两极分化。（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些年来我们紧追慢赶的“信息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我们自身的需求？）
而对于将来，席勒指认为，媒介－文化部门的兴盛实际上正在阻挠已经丧失了机能的社会秩序的自我革新，跨国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帝国主义将导致进一步的贫富差距并最终引起社会动乱。
然而，无论席勒的批判如何激烈，一方面，随着全球私有化进程不可遏制的推进和工业经济对利润无止境的贪婪追求，公平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建立似乎仍然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式的）文化帝国主义仍将继续长时间的保持强势地位，但是在从欧洲、东亚尤其是阿拉伯世界传出的不同于美国的声音越来越强的今天，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模式是否还能继续用以解释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大众传播的国际格局，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席勒所作的“未
来的阶级冲突将聚焦在媒介和文化机构上”的预言是否会实现，未来的大众传播究竟传播的是谁的声音？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副标题:《世纪前沿》丛书
作者:（美）赫伯特·席勒
译者:刘晓红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06年7月
篇十三：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摘要】：美国自从独立以来，发动了不少内外战争，而大众传媒在美国的战争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战前、战争过程中到战争结束，始终都有大众传媒的参与，而大众传媒技术的进步也在影响着战争的整个过程。
【关键词】：大众传媒
美国战争
作用
【作者简介】：唐辉，中国传媒大学
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序言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西方称为新闻媒介(Newsmedia)或大众传播媒介(Massmedia)。是指以印刷媒体、广播、影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化的传播媒体为代表的传播形式、传播内容和传播业务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相继经历了印刷媒体时代、视听媒体时代、网络媒体时代。当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后者取代前者的关系，只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在当时更先进。
了解美国，就必须从了解美国战争开始。美国从诞生以来一直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有人说“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铁砧敲打出来的。”而美国呢，则不断用战争来壮大自己，锻炼自己。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再到**、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等。可以二战为界，之前的战争，美国是不断的壮大发展；之后的战争则是壮大和削弱参半。而在历次战争中，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与大众传媒的纠葛之中。或利用借助或被动卷入，从而直接或间接、或大或小、主动或被动地影响着美国的战争，也影响着改变着美国甚至世界的面貌。下面按历史顺序来看一下大众传媒对美国战争的影响。
独立战争中印刷媒体的作用
18世纪中叶，随着北美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增强，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尤其是七年战争后，英国为弥补战争损失，加重对殖民地人民的盘剥与压迫，从而使殖民地抗英斗争从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在1776-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中，北美报刊在战争的酝酿、准备和进程中发挥了巨大
的作用。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诞生。随着战场上的胜利，北美殖民地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期间由托玛斯·潘恩(1737—1809年)所写的小册子《常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1776年1月，他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轰动，三个月内售出十多万册。在一个人口仅二百五十万的殖民地里，可能总共售出了五十万册。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强烈抨击了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批判了那种依赖英国的殖民地思想，陈述了英国统治对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种种害处。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辩论的时期了，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最后的争端。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呼吁，“站起来吧，接受自由！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人们都被潘恩的思想和热情所感动，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居民都读过这本书。《常识》在唤起北美人民的民族意识，促使殖民地人民将独立作为自己战斗的唯一目标的宣传中，起了极大的作用。另外，塞谬尔·亚当斯等几位卓越的革命宣传家和报刊活动家充分利用报刊进行宣传和鼓动，鼓舞了战争中民众的精神力量，对革命胜利产生了积极影响。
南北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这里只介绍一部文学印刷品对美国内战的影响。1851年，美国作家哈里特·比彻·斯托（斯陀夫人）在丈夫体弱多病、家境极其贫寒的情况下写成其生平最有影响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Tom"sCabin;or,LifeAmongtheLowly），又译作《黑奴吁天录》、《汤姆大伯的小屋》，是一部反奴隶制小说。也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美国小说
。小说首先以连载的形式在《民族时代》报纸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无与伦比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为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评论界认为本书在启发民众的反奴隶制情绪上起了重大作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林肯总统后来接见斯陀夫人时戏谑地称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这一句玩笑话充分反映了《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长篇小说的巨大影响。《汤姆叔叔的小屋》通过汤姆叔叔、乔治夫妇等黑奴们曲折经历的描述，揭发和控诉了黑暗的奴隶制度，在当时的美国社会背景下，不失为引发、推动废奴运动的惊世之作。当然我们不能说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了南北战争，而是这本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使得奴隶制问题成为社会讨论的焦点。也让赞成和反对这一制度的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政局，进而导致南北战争爆发。甚至对美国内战中以林肯为代表的正义一方获得胜利，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美西战争中的印刷媒体的作用
在美西战争中大众传媒更是发挥了巨大作用。19世纪末，美国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美国垄断资本财团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于是各种宣传机器大造对外扩张的舆论。但是正当美国准备向海外扩张时，整个世界已为老牌殖民大国瓜分完毕。美国想重新瓜分世界殖民地，但因力量有限，还无力同英法等国相抗衡，只有老朽帝国西班牙是个好目标。美国决定首先拿西班牙开刀，夺取这几个西班牙殖民地，以便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并取得向远东和亚洲扩张的基地。这时，西属殖民地人民的斗争也给美国创造了有利环境。菲律宾和古巴先后爆发了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菲律宾起义军已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包围了马尼拉。古巴起义军则牵制了西班牙的20万大军。在美西战争爆发过程中，美国报纸竭尽煽风点火之能事，无所不用其极。
1898年2月份，发生了两件诱发战争的事件。第1件，是西驻美公使攻击麦金莱的信件被公开。第2件，美国l艘军舰在哈瓦那爆炸。《纽约日报》2月9日刊登了一份西驻美公使德洛梅去年12月写给马德里《先驱报》一位编辑的私人信件。信中谈及麦金莱的国情咨文时，说麦金莱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个自命不凡的政客。这封信评论美国总统麦金莱是“一个政治骗子，既要把自己的后门打开，又要和党中好战分子保持良好关系”等等。这些观点纯属公使的个人感受，不料，这封信被《纽约日报》公之于众后，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纷纷谴责这是西班牙官员对美国国家元首的侮辱。在压力下，西班牙政府担心事态闹大，西政府一面正式向美赔礼道歉，一面让德莫洛引咎辞职。但美国人不依不饶，抓住此事大造舆论。
在古巴起义军日益壮大的形势下，1897年底，美国驻哈瓦那总领事菲茨休·李要求
政府派军舰到古巴“保护”美国侨民。1898年2月15日，停泊在古巴哈瓦那海面的美国军舰“缅因”号突然爆炸沉没，舰上的354名官兵中有266人丧生。爆炸事件发生后，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一口咬定这是西班牙人的阴谋。一时间，“记住‘缅因’号事件”和“西班牙人见鬼去吧”成为美国人口中最流行的话语。加上《纽约世界报》等报的记者在报道古巴局势时对西班牙的邪恶和残暴加以渲染，很多不明真相的美国人产生了“正义干涉”的冲动情绪。《纽约太阳报》在第2天发表的报导，更是让美国人冲动。美国笼罩在一片痛苦与惊恐之中，华盛顿停止了公务，全国举行了空前规模的哀悼活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爆炸原因。尽管报纸提到，许多士兵是被西班牙军舰派出的小艇救起来的。人们还是怀疑此事为西班牙蓄谋制造。调查结果对于已经群情激愤的国内气氛犹如火上浇油。“让西班牙见鬼去吧”、“记住缅因号”、“讨还血债”的复仇怒吼在美国各地此起彼伏。还在调查结果公布之前，已有人开始煽风点火。佛蒙特州参议员普洛克特在参议院发表演说，以不久前访问古巴的所见所闻，揭露西班牙在岛上实行集中营的罪行。据当时的《华尔街日报》说，这次演说使“华尔街许多人转变了思想”，倒向主战派。《纽约日报》的老板郝斯特在此期间曾电告驻古巴记者：“你供给速写图画，我将供给战争。”此后不久，美西战争爆发。
二战中的美国媒体的作用
广播是继报纸之后出现的大众传播媒介，与报纸相比，它具有时效性强、收听方便、万水千山瞬间即至、能够克服语言障碍跨越国界传播、感染力强、没有文字障碍受众面广、抗自然灾害能力强等传播优势，正是这一传播优势使广播成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新闻传播媒介和进行心理战的主要武器。大众传媒无疑是战时舆论战的先锋。如果说网络和电视改变了现代战争，报纸推动着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广播则决定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胜利方。
二战中，美国的广播主要起这几个方面作用：1、传递信息，改变本国受众思想。广播是当时人们主要的消息来源。许多重大事件，人们都是最先从广播中得到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的相互广播公司最先报道这一新闻，许多美国人是从相互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得到这一消息的。美国国内的中立主义思想很快烟消云散了，全国都在积极备战。2、鼓舞己方士气，对外广播获得国际社会和盟友的支持。二战时期最著名的战前动员莫过于罗斯福通过广播所进行的四次被称为“炉边谈话”的演讲。被罗斯福当作政治武器的“炉边谈话”，因为定位准确，采用适合于说与听双方身份的广播语言方式而独具魅力。它对美国走进二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3、混淆敌方视听，离间敌人的关系，瓦解敌军斗志。美国的一个“诺顿海军中校”电台节目向德国海军进行了309次广播，成为“美国在整个大西洋战争期间，在进行具有战略水平的战时宣传上卓有成效的一员。……被缴获的德国海军文件承认：‘诺顿广播对于德国海军人员的士气具有摧毁性的影响。’”还充分利用广播对敌军进行怀柔软化，使他们军心大乱，无心恋战。二战期间，盟军充分利用广播，在战场广泛播放一首德国歌曲《莉莉·玛莲》，歌曲广为流传。歌曲中流动的旋律所讲述的缠绵故事，使德军产生了思乡情绪，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对战争产生了厌恶。
美国的参战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媒体英雄,那就是美国之音(VOA)。美国之音在二战中,不断地给敌方制造混乱,瓦解对方的士气和斗志,离间敌人和其盟友的关系,为战争的最后胜利赢得了时间。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在宣传上花1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一语道破了舆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中美国媒体的作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1961--1974），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是被美国人称为“**泥潭”而留在记忆中的。而此时大众媒体发展到视听时代，电视新闻成为主流快捷的传播形式。视听媒体对**的介入极大的改变着**的进程和结局，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的泥潭中脱身。所以，有人也称这次战争为“第一次电视战争”。
二战后，根据《日内瓦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
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接加强对越南的干涉，并不断升级。由“特种战争”演变为“局部战争”的全面参战。从1961年到1968年间，包括电视在内的美国媒体大多都热情地站在美国政府一边，行驶着自己“爱国主义”神圣职责。
而1968年对于驻越美军来说是一个分水岭。除了具有转折意义的“春节攻势”之外，还有转变美国国内对**态度风向的媒体对“美莱村事件”的集中报道。新闻媒体对美军屠杀越南平民的“美莱村事件”的报道，彻底打碎了美国民众支持越南战争的道义理由，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最终迫使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这两件事都极大的改变着美国的内外政策。“春节攻势”让美国民众深切地感受到赢得**希望的渺茫，而“美莱村事件”则从内心上刺激了民众的反战决心。美莱村事件发生在1968年3月16日，美军的一个连队在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几个小时的大屠杀。全村109名村民无一幸免。战地记者西摩·赫什率先捕捉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绝人寰”的消息。很快，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村：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由于电视传播技术的发展，被战地记者的电视摄像机把捕捉到的血淋淋的战争画面直接传播给美国民众，电视带进千家万户的血腥屠杀、悲痛的哀嚎、惊愕的表情都真实地展现在荧幕上，美国的大众舆论出现了裂痕，国内开始掀起反战浪潮。CBS和NBC都进行了电视特别报道，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也进行报道，并配以血腥的图片。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CBS播报的克朗凯特关于越南的特别报道。作为CBS的节目主持人，成为当时美国最获民众信赖的“新闻先生”。以至于总统约翰逊说，克朗·凯特的报道可能会改变那些“一直以来支持战争的公众”的立场。还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大众。”随后，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退出总统连任竞选，大大限制对越南北方的轰炸，缩减向越南增派援兵的规模。后来，他写道，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内公众意志一直在遭受着来自越南战场的军事失败的打击，而同时，报纸和电视采取何种方式来把越南发生的一切报道给美国人民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在评论克朗凯特的作用时指出：“克朗凯特的报道确实改变了原来的平衡。在美国历史上，由一个新闻主持人宣布一场战争应该结束，这还是第
一次。”
1973年，美国经过长期谈判，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协定》上签字，宣告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失败。可以这样说，对于美国政府和军方而言，这几乎是一场被美国媒体定义为失败的战争。美国民众通过电视新闻，在起居室里近距离地接触越南战争现场的画面，使之产生了厌战情绪，掀起了反战高潮，最终促使美国撤出**泥潭。越南战争结束后，有观察家声称这是一场发生在起居室的战争，是一场电视化了的战争。也使美国及时调整了外交政策，扭转了自己在国际角力场上的颓势。
冷战后美国媒体对战争的影响
索马里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1991年巴里政权垮台后，索马里的形势日趋混乱。电视画面上那些可怕的关于索马里的镜头让人明白，索马里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外界干预了。
在干预的这段时间里，艾迪德是索马里被全力追捕的人物：当美国部队在摩加迪沙真正开始追捕他的时候，联合国也公开要求逮捕他。1993年10月3日，形势紧张起来。三角洲部队没有通知联合国便袭击了位于摩加迪沙南部奥林匹克饭店附近的一座建筑，因为猜测艾迪德的重要军官在那里聚会。行动成功抓捕了所有参会人员，但对美国来说是个悲剧性的结局。在这天夜里，有18名美国士兵阵亡，索马里人死亡达1000人之多。10月4日下午，美国士兵的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示众的电视画面毫不留情地传送到美国家庭的电视机上，被俘的杜兰特也上了电视。这件事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美国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这件事导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没有与其他国家和组织进行协调的情况下匆忙下令撤军，以应付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美国政府还与艾迪德方面进行了秘密谈判，双方最后达成妥协：艾迪德交出飞行员杜兰特和那具美军士兵的尸体；美军则释放扣押的全部艾迪德的俘虏，不再把艾迪德派作为打击目标。
1994年3月，美军全部撤离索马里。
电视新闻再次提前结束了美国的索马里之战。
伊拉克战争中的媒体作用
2003年3月20日，英美联军突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伊拉克战争爆发。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高科技战争，而且引发了一场媒体大战。伊拉克战争也被称为是第一场电视直播的战争。从美英联军开始对巴格达打响战争的那一刻起，CNN、FOX、BBC、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就开始了对这场战争的电视直播。也是一场被各种媒体全方位报道的战争。除了电视，还有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都参加进来了。如果说**中美国政府和军方是被媒体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完全改变了这种状态。美国政府不断试图利用和控制媒体，想法设法让媒体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无论是战前的舆论造势，还是战时控制新闻舆论，美国政府都做了精心安排，甚至在战争中多次摧毁伊拉克的广播电视设施，以图控制对方的声音。在伊拉克战争爆发的两年以前，美国政府就开始进行舆论造势了。很快伊拉克被定义为“邪恶轴心”，萨达姆是屠杀人民的“暴君”，伊拉克“拥有或正在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于是美国必须“先发制人”。战争爆发后，为了控制舆论，对外保持口径一致，由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国务院及国防部发言人共同拟定了一套完整的计划来进行新闻发布。
对于记者报道，美国军方在伊拉克时期实施了所谓的“嵌入式”报道方式。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记者的言论，进而控制媒体。美军严格地执行了详尽苛刻的采访规则。
相对**中的媒体而言，伊拉克战争中媒体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这与美军的严格控制有直接关系。也说明了作为“第四权力”的媒体也得服务于政治。
结论
西方媒体历来标榜“客观、公正”等理念。而美国，新闻媒体被当做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力”，在反映民意、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纵观美国媒体在历次战争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媒体在战争中既起了极大的作用，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众传媒与战争正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宣传是美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不管是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大众传媒的宣传对美国发动战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在美西战争、伊拉克战争之前，为了激发本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仇敌情绪，大众传媒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2.在战争过程中，大众传媒是宣传战的主打工具。从对己方，对敌方两个方面对起巨大作用。对敌方的欺骗、隐瞒、恐吓、瓦解斗志等等；对己方的鼓舞、激励、促进团结等等。当然也包括对中立国的宣传，争取国际道义舆论的支持。
二、大众传媒与战争反方向方面
1.大众传媒可以阻止或延缓战争的爆发。
2.大众传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战争的升级、激化。
3.大众传媒可以加速战争的结束。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美国的越南战争的结束。
从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美西战争，再到二战、越南战争、索马里战争，都可以看出美国媒体对战争的独特巨大影响。而从伊拉克战争中有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对媒体的强大控制力，也不言而喻地表达了一个信息：美国的大众媒体是美国政府的大众媒体。
参考书目:
1、刘继南主编：《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赵雪波主编：《传播视野中的国际关系》，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张桂珍主编：《国际关系中的传媒透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5、蔡国芬：主编
《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6、赵雪波：等编著
《看得见的手----国际事件中的传媒》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2期。
8、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9、蔡国芬主编：《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篇十四：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姓名：沈梦婷班级：12级新闻0班
学号：20121045大众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摘要]新闻媒介不仅是信息交流沟通的工具，而且经常充当公众舆论的引导者和代言人。新闻媒介作为舆论工具，往往能够影响国家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则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而影响国际关系。世界各国政府利用大众传媒向外部传递信息，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既以此来塑造国家形象，又以求赢得战略主动，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关键词：大众传媒；国际关系；议程设置；舆论导向
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西方出现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大众传媒可以分为以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和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两大类。互联网的出现又使大众传媒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
一、大众传媒影响国际关系的方式
（一）通过媒介议程设置的功能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这个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首先采取行动。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相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传媒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传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大众传媒只要对一些问题给予重视，集中报道，就能影响公众舆论。大众传媒注意的那些问题并按照大众传播媒介给问题确定重要性次序，给问题分配注意力。议程设置功能通过知觉模式、显著性模式和优先顺序模式发挥作用。
在国际关系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功能，使得某些国际事物的重要性显
现出来，引起公众普遍关注，从而也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目标和重点的设立，有时甚至直接促成了政府的重大决策。
如1998年11月，由于伊拉克拒绝联合国的武器核查，美国准备14日对伊拉克进行轰炸。轰炸时间定在美国东部时间9点。8点刚过，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格就在家里接到电话:CNN记者萨德勒正在巴格达进行直播，他从一位伊方官员处得知萨达姆已对安南秘书长要求伊接受核查的信作了“积极的”反应。8点15分，伯格赶到白宫，克林顿一边收看CNN的报道，同时与他的安全顾问们正在通话讨论。8点45分，克林顿下令五角大楼推迟这项计划。后来，这项轰炸计划被取消了。这个例子表明，大众传媒可以影响通过影响公众舆论进而影响一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二）舆论导向作用
除了议程设置之外，大众传媒还有极强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上这种独特的功能更能凸显出。
我们普通公众对国际问题的了解相对较少，外交政策对我们来说过于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不仅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哪些事件更为重要，而且还能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强调或隐瞒或暴露某些事实，支持或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与行动。从而影响公众对国际事物或外交政策的看法。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导向，给外交政策带来推动或抑制的影响。
如1993年底，美国的电视上充满了索马里内战造成的杀戮不止、饿殍遍野的画面。克林顿紧急下令美国军队参与一项在那里的维和行动。然而，没有多长时间，电视上几个美国兵的尸体被愤怒的索马里人拖过大街的镜头立即令全美哗然。公众要求撤军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匆匆终止了这次不成功的维和行动。美国的政治分析评论家说，是“CNN”把美国拖进了索马里，也是“CNN”把美国拉了出来。舆论导向对一国的对外政策有重要的影响。
二、大众传媒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塑造国家形象
塑造国家形象，是新闻传媒对外报道中最重要的和长期目标。国家形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大众传媒有意无意、客观或非客观地“塑造”出来的。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世界的目标聚焦中国，这是塑造国家形象的良好契机。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在2007年1月20日至21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要求，中国大众传播媒体要立足于服务执政党和政府，围绕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我国的新闻联播节目，也致力于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正面的报道远远多于负面报道。
（二）大众传媒促进国际冲突缓和
大众传媒在消解国际冲突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功能。传媒通过信息的传递，能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
在国际冲突的解决过程中，各国政府都会利用大众传媒宣传本国的策略、政策。影响本国大众、对象国的政府和民众，从而赢得民心，形成有利于本国的公众舆论。
古巴导弹危机的解决还展示了大众传媒作为危机解决中的非官方管道的不可或缺作用。古巴导弹危机前后历时两周，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除了对核战争共同的恐惧心理使得美苏双方基本上都保持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美苏之间建立了迅速、有效和秘密的大众传媒沟通渠道。1962年10月26日，苏联驻华盛顿克格勃官员福明与美国广播公司记者斯卡利秘密接触，首次提出苏联将从古巴撤出导弹，条件是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会谈打破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僵局，首次提出了谈判的方案，为此次危机的最后解决打下了基础。
（三）大众传媒能加剧国际冲突
大众传媒具有一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色彩，容易导致国际冲突的发生。任何国家的大众传媒都是为一定国家利益服务的，受本国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例如，在阿以冲突中，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相互展开的传媒攻势，成为中东地区战略互信难以真正达成的原因之一。巴以民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要求已经上升为宗教追求，尤其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右翼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价值取向，使得阿以冲突的政治解决困难重重。尤其是，阿以各自“具有针对性”的传媒宣传，成为国内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埃及前总统萨达特因为签订承认以色列的戴维营协议而遭自己士兵的枪杀；同样，因提出“土地换和平”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重蹈萨达特覆辙，最终为和平运动而献出生命。
国际范围内传媒力量的不对称发展，明显不利于国际冲突的彻底解决。长期以来，大众传媒
几乎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因此，大众传媒尤其是在关注发展中国家事务或国际事务时，总是难免要戴上工业化国家自己准备好的有色眼镜。大多数情况下，报道或是不全面的，或是不真实的。这种现象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满，容易导致冲突发生。
（四）媒体自身成为国际事务的主角
大众传媒在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也进入国际关系漩涡的核心。最著名的就是丹麦漫画事件。2005年9月30日在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上刊出了一组漫画，该组漫画由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由此引起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该组漫画也被称为丹麦漫画。
在伊斯兰世界，刊登先知图像已是亵渎先知，因此丹麦报业此负面描绘穆罕默德的12幅漫画，导致穆斯林民众的抗议，也带来部分极端分子的恐怖威胁。丹麦政府尽管谴责这样的污损行为同但也指出丹麦民族的幽默特质，并强调捍卫民主与言论自由。随后，丹麦、德国、瑞典、挪威、比利时、冰岛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及美国的报纸也陆续刊登这些漫画，立场同样是捍卫言论自由。伊斯兰世界的抵牾情绪与动作亦逐步升温，该事件成为国际瞩目的新闻及政治事件。后来经过各方努力，丹麦漫画事件渐趋平息。
在国际关系中，传媒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大众传媒积极投入到报道事件本身，也对国际关系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各国应正确利用大众传媒的作用，让传媒推进国际关系良性发展。
篇十五：大众媒介与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讨
论
稿
我们都知道：美国媒体是政府和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在政治上，它是认同美国现存政治制度的，是支持政府的；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是不隶属于政府的。在日常生活中，大众传媒通过影响政府决策、监督政府和影响总统等方式发挥着它的政治作用。
首先，大众传媒主要包括规模化、产业化、大众化的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与因特网等传播媒介。如《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三大广播公司（ABC、CBS、NBC）及FOX和CNN等。
下面，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美国的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
1.媒体监督政府。从历史上看，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政府的政策不断提出批评，对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在内）的渎职行为，违法行为和丑闻不断揭露。“水***”中新闻监督的作用就体现得淋漓尽致。某些政治家意识到如果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甚至提早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所以，在电视镜头前，政府及其官员因害怕暴露自己的丑态，影响自己的公众形象而收敛自己的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约束政府官员的力量，对维护美国的法治和民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流行时，媒体也没有沦为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
2.媒体影响政府决策。体现最明显的是在对外政策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电视新闻报道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夷平越南村庄及美国军队屠杀越南平民之后，人民对**的支持趋于下降。三年之后，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宣称：**不能取胜。从此，约翰逊总统就认为已无希望重新赢得公众对战争的支持。因此，有人认为：“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位
新闻节目主持人宣布一场战争的结束。”
3.媒体影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三届总统之后，又第四届当选，这绝非偶然。他将无线电广播变成了他个人的工具，不可逆转地改变了传统政治的天平。罗斯福通过广播将他本人和他的新政兜售出去。他是美国广播业的第一喉舌。大多数美国人，对那个年代的第一记忆，就是坐在收音机前，倾听总统的演说。他的声音充满了力量和信心，毫不装腔作势。只要有他的讲话，人们就不会想做别的事。没有收音机的人，一定会走上几百码，到那些有幸买了收音机的邻居家去。罗斯福改变了总统的性质，从此以后，总统将是一个个性化的公职，更接近于普普通通的美国人。
总之美国媒体和政府处于不断的互动之中，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他们互动的基础就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认同。所以，大众传媒是支持和维护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是支持美国政府的。
看了美国“水***”的相关纪实报道感触很深，现就该事件从民主的角度谈谈美国媒体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国对“民主”一词的解释是非常合适的，即人民当家作主。当今世界，宪法大都为本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便在于它是在建国初期就将政府和人民的权力与权利划分的很明确。在该事件当中，美国媒体尤其是记者为了让美国民众清楚政府滥用了权力和民众权利遭到严重侵犯，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这其中有冷眼相向，有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更有甚至是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在这些困难和障碍他们没有选择放弃，而是进行了变轨，继续朝向事实的真相努力，这恰恰说明了美国媒体对美国政治发挥了其强有力的监督作用，说明了美国民众对民主的重视。有位哲人曾经说过：“好的制度会使好人能做好事，而使坏人做不了坏事。”媒体的监督作用和民众对民主的重视恰恰就是这种制度得以建立、建全和完善的重要保障。
但是民主只能解决民主所能解决的问题，监督也并非万能神丹，这就好比世界各国都会面临的当政者反腐败的性质一样，他们总是会在各种场合旗帜鲜明的与贪污划清界限，而当事情真正落到自己头上时总会面临两难的境界。美国政府也一样，当“水***”发生后，美国总统为了使自己这一届政府不至于名誉扫地而介入公权力进行干预。试想一下，在这起事件中如果那俩名记者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真相还会大白于天下吗？因此，民众的私权利一旦介入不
公正的公权力，民主和监督的作用将会大大减弱，因此政府要审慎运用公权力，民众的民主和监督意识增强了，国家的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从美国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的角度来看，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业帝国主宰的“进步媒体”，就曾成功地将国家引向战争的狂热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现时代，电视和互联网的日渐强势，以及“CNN效应”的频频奏效，则被视为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标志，这其中，默多克集团对美国媒体的全面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媒体的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推动政府采取行动方面。由于媒体对于一些国际事务有较高的期望值，它的报道便会自觉不自觉地调动起公众的情绪，希望事情可以向人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这在无形中给了政府需尽快采取行动的压力。在这一过程中，媒体扩大了事件关注者的范围，也对政策制定者形成了强大影响力：在海湾战争期间，几乎所有国家的民众甚至包括萨达姆本人都在收看CNN的节目，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科林·鲍威尔评价说：“鲜活的电视节目虽然不能改变政策，但是的确能够创造一种政策制定的环境。”
媒体的影响也体现在阻碍和延缓政府行动方面。在**期间，美国媒体就起到了阻止政府继续推行战争政策的作用。通过对示威活动的广泛报道，以及对反战言论的传播，媒体对华盛顿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战争之外，从经济到文化的许多领域里也都可见媒体的这种影响，比较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的迪拜港口并购案和此前的中海油并购案。
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然而，在议程设定方面，媒体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垂青”，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如果一件事情本身既缺乏持久的影
响力，又缺乏商业意义，就很难受到媒体的持久追踪。美国媒体所特有的“本土意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场发生在与美国没有多少关联且地域狭小的第三世界国家里的内战，美国媒体就很少或根本不予报道。例如，美国媒体经常会忽视一些非洲国家的内战和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的关系来看，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在与政府经过上百年的明争暗斗后，美国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逐渐变得“聪明”起来，更加善于通过双赢的合作来扩大自己的利益。为了使它们提供给全国乃至全世界公众的信息量最大化，作为必要的妥协，媒体有时也不得不半推半就地为政府的政策扮演某种新闻拉拉队的角色。更何况，有时，这样做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美国政府显然也很清楚媒体在外交和战争中的作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就曾撰写文章称，需要加强美国传媒力量，以击败全球狂热极端分子。在他看来，“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有可能是全球反恐战中的一场长期斗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些最关键的战役或许并不是在阿富汗的山区或伊拉克的街头进行的，而是在纽约、伦敦、开罗及其他地方的新闻编辑室展开的”。为此，他特别呼吁要加强美国传媒对外宣传的能量，以反制极端势力的宣传和动员。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的，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它们在自觉不自觉之中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并实际配合了政府的行动以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时的美国媒体与**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市场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美国的大多数主流媒体都是集团公司，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CNN等都是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股价，而不是其新闻价值，决定了这些报纸的价值。而媒体上市公司衡量业绩的标准之一，是发行量和收视率，而这些同时也决定着广告量。
媒体发行量和收视率的变化不是由媒体自己统计和发布，而是由独立的市场调查公司来进行。无论是发行量或收视率的下降，还是投资者对股票的抛售，都会令媒体公司的管理者和拥有者感到不安，这也使得管理者不可能放手进行新闻
报道。
来自广告商的压力不容忽视。广告商既然是出钱人，他们便公开地将自己可以对新闻内容施加影响看作是一种“权利”。广告主在决定将他们的数百亿美元用到哪一家媒体上时，在很大程度上总是有思想偏好的。那些进步的出版物根本得不到广告商的赞助，财政经常透支，只能勉强惨淡经营。而能够吸引富有广告商的则多半是能维护现行体制的媒体。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国媒体在一些事关大公司利益的报道上常常是浅尝辄止，而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又多多少少受到能源集团和军工集团的影响。
机构官僚化是美国媒体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如美国学者所言，全国性媒介机构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企事业机构，它们所拥有的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是按照等级关系、专业性质等组织起来的。在这种机构里，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许多官僚机构的特征，表现为政治敏感性强，特别注意平衡与政府及利益集团的关系。而管理体制的官僚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基层记者和编辑的创新意识和揭黑精神。事实上，即便是在水***中表现抢眼的《华盛顿邮报》，如今也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讨伐精神明显减弱，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受到限制。在这种氛围下，“采访记者们”更多地只是被指派到政府机构和工商企业去采访，并且把获得信息的基本来源寄托在有关部门上，这就便利了政府对媒体的“引导”。
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政府决策以及影响政府外交政策这两方面。
1.美国政府注重发挥传媒在代表公共利益、推动公共决策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国内媒体要在帮助和促进政府完善公共决策方面强化意识、提升能力，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学会对传媒的庞大而杂乱的信息进行科学解读，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中发现有价值和有问题的内容，通过完善公共政策推动问题解决。利用得好新闻就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就会和政府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
2.媒体影响外交政策的最重要方式是议程设定。由于媒体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使得它所关注的话题很快会成为民众以及政治领导人讨论的中心。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现实，即媒体倾力报道的事情往往会成为社会的兴奋点，这就使得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变得尤为重要。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
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
从美国媒体发挥的作用来看，1.监督政府和政党。按照西方主流民主理论，政府是公民的易犯错误的公仆，有滥用职权的倾向，自然必须受到监督。大众传媒因为信息传递迅速，受众广泛等特点而成为监督政府，政党的有效手段之一，大众传媒将政府，政党及相关人员的活动公之于众，同时为扩大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一直投入很大人力物力去挖掘政府，政党及有关人士公开活动背后的隐情，热衷于揭露各种政治丑闻。美国的大众传媒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政党等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水门、战俘门等事件中新闻监督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美国媒体对政府和主要政党的批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的价值观。
2.塑造政治形象，影响选举结果。媒体通过对竞选进行报道，发布政治广告，进行民意测验等活动在塑造公职候选人的形象，在决定选举结果方面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随着电视的普及，媒体对摧毁或树立政治人物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典型的美国人每天看3小时电视，而典型的美国家庭每天则要把电视开上7个小时，约60%的美国选民是通过电视获得有关选举，政府和当前大事等信息的主要来源，报纸则次之。
3.影响本国外交和国际事务。美国传媒是公众形成对海外事件看法的主要来源，美国公众一般都对国外发生的事情不甚关心，因而相关的知识就少，新闻界的世界报道比其国内报道更容易产生影响。传媒有时甚至直接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时，美国媒体也对海外受众产生影响。
在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特别是在美国，它甚至被称为"第四力量"。新闻媒体对于美国总统、美国国会，包括美国的法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而且美国的总统白宫、国会和法院很多很多的素材也都是新闻媒体炒作的猛料。同时的话，对美国的总统也好，对美国的国会也好，甚至对美国的法院也好，新闻媒体也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支可怕的第三只眼睛，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可以借助它扶摇直上的一种引擎和助推器。
美国媒体一直以来就发挥着监督国家政治运作的作用。一是监督政府，新闻媒体与政府之间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新闻媒介有责任去发现和解释公众希
望知道的一切事物，以便让公众履行其民主职责。因此，揭露政府决策的失误、腐败及其他错误行为就成了新闻界追逐的重要事件。人们可以经常看到传媒对包括总统在内的政治官员的渎职行为、滥用权力乃至私生活丑闻的不断揭露和批评，而且这种揭露和批评往往一经公开，就会立即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政府改变决策或导致某官员引咎辞职，新闻媒体因此成为监督政府和官员行为的重要力量。
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运作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美国宪法规定民众有言论自由，事实上他们国家也做到了，因此无论是美国的普通民众还是新闻媒体等都比较敢于说真话，美国媒体也敢对国家、社会中发生的很多敏感事务进行深入报道。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在其政府活动中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行为，以免被媒体报道而惹来麻烦。“水***”中新闻监督的作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当然媒体对美国总统大选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大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四年一度的大选将聚焦全国人民的视线，媒体对候选人的作用，是首要的也是最突出的，就是体现在候选人的形象塑造上。在美国的早期历史上，选举是件极其简单的事，选举在国内某些地方露天举行，用举手表决，碰到疑问则采取点名方式几乎样样都按照风俗和惯例办理，而到了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和
80年代初，随着现代传播方式的发展，总统竞选的手段也日益现代化，1984年里根竞选连任时就曾广泛引进竞选公关顾问；1992年，克林顿挑战竞选连任的布什，网罗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顾问与专家，包括后来出任他政府高级幕僚的选举策当候选人确定选举主题后，媒体传播通过电视及其他传播媒体把信息输送到选民中去。
美国是大众传媒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掌控着话语权。美国利用自身传媒的全球影响力在世界上推介美国国家形象、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全球舆论。强大的媒体力量成为美国持续潜移默化影响世界公众思想的重要手段。
在美国有新闻自由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让美国的大众媒体享受着不一样的待遇，但在背后这些大众媒体都是有着自己的利益集团，随着社会的发展，信息的来源大多数都是来源于大众媒体，在美国这个两党制的国家大众媒体实际上都是为自己背后的利益集团服务着，在美国大众媒体监督者政府，影响着政府的舆论
以及议会，随着机构官僚化的发展，美国媒体也深入这个大染缸里，他们不能跟政府做完全的对立，舆论的趋势不敢让他们和美国政府作对，他们可以爆料两党当一个政党当中人和事的丑闻，也可以美化另一个政党的所作所为，但是在揭露丑闻的同时他们必须有所顾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本质上他们还是为政府服务，本质上他们还是和政府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同时，美国政府也离不开媒体，总统大选需要媒体做中介，出台新法案需要媒体让人民知道，美化丑闻政府依然需要媒体来帮助。可见，大众媒体对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实质上他们之间依旧还是很密切。
互联网在表达民意、影响外交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其中，博客特别是微博的兴起格外引人注目。博客作为一种表达个人思想的传播形式，一种内容不断更新的新闻出版方式，在互联网上兴起后，成为了一种越过传统新闻出版部门直接与广大受众见面的新的传播形式。1998年，个人博客网站“德拉吉报道”率先捅出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案；2001年，“9.11”事件使得博客成为重要的新闻之源；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博客所起到的作用甚至让传统媒体汗颜。
近年来，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博客以及微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它们是一种公众舆论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传播方式，具有准媒体的效应。
美国媒体与国会、利益集团是共生关系。媒体可以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观点和立法活动来间接影响外交决策。一般来说，国会影响外交政策，是通过授权和拨款，而宪法赋予的权利则使得国会在影响外交政策方面与政府保持了相对平衡。在国会与政府的这种平衡中，美国媒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它的报道，对其中一方占据上风，或者促成双方妥协与合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美国媒体对国会事务的报道，首先是使议员们受益。由于国会议员会不断提出新的议案，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表态，他们就难免要与媒体频繁接触。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报道不仅会帮助他们传播自己的主张，而且也会在事实上提高他
们的知名度，从而为今后的重新当选打下基础。
对美国媒体来说，就影响对外政策而言，在白宫之外，国会山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而基于国会对政府的影响力，通过报道国会议员的外交主张，进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是媒体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对国会议员们来说，这也是广泛宣传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机会，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声望。
利益集团也不会放过通过新闻媒介来制造舆论影响政府外交决策的机会。正如戴维·杜鲁门所言，任何一个正式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宣传活动，尽管很少标榜，但其目的就是要影响涉及其权益的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就是一场社会上和政府里不同的个人和集团竞相通过大众传播过程来对其思想、形象和信条施加影响的激烈竞.这其中，利益集团是试图影响外交政策的最活跃的角色之一。
据统计，目前有大约160个国家雇佣美国的公关公司和游说组织致力于加强与媒体、政府和公众的联系，以期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而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美国媒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最简单也即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加大对某一事件或问题的宣传，引起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利益集团深知，对政客们来说，媒体是最无法忽视的因素。因此，利益集团在游说之外，还试图通过媒体来影响议员，进而影响美国外交决策。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磨合，媒体、利益集团、国会乃至政府，如今已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物链：媒体通过对国会施压讨好了利益集团（这样会吸引利益集团和大企业给他们投资和做广告，而这在美国媒体经营状态不佳的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利益集团通过媒体影响议员，进而提出一些对它们有利的议案或者做出有益的表态；而国会议员则可一箭双雕，一方面在选民面前表现出负责任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利益集团的支持，为将来获得更长远的收益打下基础。
媒体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折射出政府与国会的微妙关系。如美国学者罗伯特·科茨所言，由于双方在外交决策中扮演着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角色，彼此都在一定程度上感觉到“力量局限”，而政府与国会双方又都很清楚媒体的功用，因而在利用媒体方面也是各显神通。与白宫能够系统地影响媒体不同的是，国会更侧重于个人和小组对媒体的影响，侧重于议题的影响，这也使得国会议员们较白宫更热衷于发表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即便是不十分成熟，也至少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讨论小结：我们小组从美国媒体对美国的总统大选、外交政策、政府决策以及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等角度进行了讨论，由于时间和搜集的资料有限，对这个话题的讨论的深度有限，我们讨论的得出的结果如下：
一、美国大众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约束政府官员的力量，对维护美国的法治和民主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众传媒因为信息传递迅速，受众广泛等特点而成为监督政府，政党的有效手段之一，大众传媒将政府，政党及相关人员的活动公之于众，同时为扩大媒体自身的影响力，一直投入很大人力物力去挖掘政府，政党及有关人士公开活动背后的隐情，热衷于揭露各种政治丑闻。美国的大众传媒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对政府，政党等形成了强大的监督制约力量。水门、战俘门等事件中新闻监督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体现在对政府推动政府采取行动和阻碍政府行动等方面，美国媒体对报道内容的选择倾向取决于媒体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其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由于现代社会对媒体的依赖性日益加强，人们对媒体报道之外的事情，尤其是国际事务所知有限，因而更容易受到媒体的影响。然而，媒体在这方面也有其局限性。基于媒体求新的本能，很少有事件可以长期得到媒体的关注，而一旦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对某一事件或话题失去兴趣，这一事件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
三、美国媒体与政府的的关系来看，不仅政府意识到了与媒体合作的必要性，媒体也同样清楚必须与官方保持密切关系。近年来，美国的媒体一改黑幕揭发先锋的面目，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主要是出于对自身商业利益的考虑，为了获得更多广告费用，帮助利益集团进行宣传来创收。国大选可以说是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了，四年一度的大选将聚焦全国人民的视线，媒体对候选人的作用，是首要的也是最突出的，就是体现在候选人的形象塑造上。
四、微博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和它潜在的文化号召力，也为越来越多的官方机构和学者所认知。在美国，许多学者一方面通过定期更新博客以求更广泛、更直接地与世界各地受众交流，从而起到公众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不断通过微博及社交网站与各界进行更为及时、互动性更强的交流，茶党的崛起就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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