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1.引言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几乎涵盖了翻译中所有源语言的精华。这可以分成两个体系：正式的美学体系和非正式的。在美学中的正式体系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形式总是与感性认识相联系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五篇】（2023年）,供大家参考。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1篇
【中图分类号】G6401.引言审美对象的审美价值几乎涵盖了翻译中所有源语言的精华。这可以分成两个体系：正式的美学体系和非正式的。在美学中的正式体系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形式总是与感性认识相联系的；
其次，形式是一个相对和复合的概念。因此，正式的美学系统在三个逐渐提升的层次上发挥作用，即外部的层面上，内部的层面上和概念的层面上。第一个诉诸自然感性，第二是情感感性和最后一个是符号的感性（刘庆，2003：90）。下面将在正式美学体系下对语言的语音层面进行一些分析。2.正式的审美价值的审美再现---在语音层面上的正式的审美成分声音是一种代表语言的审美价值的基本手段之一。它涉及各种元素：节奏、押韵、重度等。这些因素在再现语音美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我们在源语言和目的语中找到语言当中相应的效果。在下面，我们通过张培基中国现代散文选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韵律，押韵，头韵，和音和拟声。2.1 韵律韵律是一种"善良"的声音，它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感效果，特别是在散文当中。它看起来就像是波浪的运动。例如，张培基在《养花》（1999：188）中"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实，有香有色，既需劳动，又长见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翻译过来：
Joy and sorrow， laughter and tear， flowers and fruit，fragrance and color. Manual labor and increased knowledge-all these make up the joy of flower cultivation.（1999：
192 ）原句由于其整齐的结构和稳定的节奏听起来提别吸引我们的耳朵。要保持这种风格，张培基只是选择了一系列的意义相对和结构对等的名词。2.2 韵
在语言发展中善用韵在英语和中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在诗歌中广泛使用，在散文中也经常使用，因为它使文本变得美丽和令人印象深刻。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例子：张培基在《木匠老陈》（1999：80）中"生活的经验固然会叫人忘记许多事情。但是有些记忆经过了多少时间的磨洗也不会消灭。"翻译过来：Lots of things are apt to fade from memory as one"s life experiences accumulate.But some memories will withstand the wear and tear of time.（1999：
84） 在原文中中国式的表达"时间的磨洗"还涉及到拟人法的使用，这极有可能被翻译成 " the passage of time" 或者是 " the passage by of time"。然而，张培基用一种自然的、吸引人的声学的方式翻成"the wear and tear of time" 。2.3 头韵
头韵也经常在诗歌和散文中使用。它的特点是在至少两个单词的开头使用相同的辅音。它可以带来不同的感官重复，缓解给人带来的匆忙感或单调感。张培基的《看月》（2003：27）中：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甚关心的。翻译后：People living in the small alleyways of Shanghai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waxing and waning or the visibility， of the moon. （2003：
29） 汉语中"圆"和"缺"在形容月光时往往会同时使用，而张采用了两个词 "wax" 和 " wane"，创造了语音方面上美感。2.4 和音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2篇
[关键词]离散视角；
武侠小说；
英译；
传播策略；
《射雕英雄传》
一、武侠小说的译介传播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学宝库中一枝独秀的存在，也是能够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特征以及精神追求的一种文学类型。放眼世界，武侠文化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质。虽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但是从传播现状来看，中国武侠小说的译介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在英译的过程中确是举步维艰[1]，内冷外热成为武侠小说的传播现状，其西进途中更是面临诸多困境。分别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看武侠小说的译介传播。从时间上看，武侠小说的译介传播大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
从空间上看，武侠小说的译介传播由泛中华圈逐渐辐射至欧美国家。但总体上看，在空间上的传播以亚州为主，对英语世界辐射力度不强。以金庸小说的译介传播为例，其基本上在亚洲文化圈子里面流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广。从金庸小说十五部武侠作品的译介来看，只有四部翻译成了英文。单独从量上分析，中国武侠小说在走向英语世界的过程中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距离[2]。作为武侠小说的典型代表，金庸作品在英语世界传播的现状也正是中国武侠小说难以走向英语世界的现状。而这背后主要原因便在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势必会影响人们的接受理念[3]。武侠小说要实现在英文世界的传播，跨越文化的壁垒是最重要的课题。除了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造成武侠小说的英译困境，翻译策略的选择也是影响译介过程顺利与否的重要原因，是坚持归化为主还是坚持异化为主，这些都会极大影响中国武侠小说的顺利译介。此外，译者主体性也是中国武侠小说译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特别是离散译者这一群体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离散译者作品走进世界的视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离散译者张菁《射雕英雄传》译本在英文世界里面的成功译介使我们备受鼓舞的同时，也触发我们去思考：在中国武侠小说走向英文世界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
二、离散译者及其中国武侠小说英译传播
离散的本意是“分散不能团聚”，但是在翻译领域中，我们借鉴并拓展了离散这个词汇的外延，以其指代个人或族群世界各地的现象[4]。离散译者为“离开中国大陆到世界各地居住,并从事文化翻译相关工作的群体”[5]。但是并非所有在国外从事翻译工作的群体都能够被称为离散译者，这里面的前提是需要具备离散意识[6]。离散译者在译介中不乏成功探索。《卧虎藏龙》之所以能够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李安作为离散译者能够协调中西文化，《三体》之所以能在英语世界取得成功，华人离散译者刘宇昆的译介至关重要。除了李安和刘宇昆之外，还有许多华人离散译者散居在世界各地，他们如同蒲公英一般，落在哪里，便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在哪里。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四部英译作品为例：前三部《鹿鼎记》《雪山飞狐》《书剑恩仇录》并非由离散译者翻译，从传播效果看反响平平。而由离散译者张菁翻译的《射雕英雄传》则在英语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获得专业网站的高分评分。从Goodreads网站对该译本的1280条评论中研究发现，大多数读者给予《射雕英雄传》4星以上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武侠小说是难以翻译的，甚至是不可翻译的。且不说武侠小说中花样百出的武功招式翻译难度巨大，这些武功招式即使翻译之后也基本上美感全然丧失。而武功本身就是武侠小说的巨大内涵，其不仅仅作为打斗场面行云流水，令读者大快朵颐，沉醉于虚无缥缈的武侠世界，更重要的是其间还蕴含着中国的阴阳太极、佛道儒学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哲学思想。《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其各招式都源自《道德经》，其中深厚的道家哲学借助一招一式展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武侠小说的难以翻译便是在于中西方的文化鸿沟和哲学基础的差异，因为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审美的差异巨大，使得武侠小说难以为西方读者所接纳。离散译者作为沟通西方的“桥梁”，反而能够捕捉中西方审美的共性，在这样的基础上，对武侠小说进行适当的解构甚至是进一步的创造，以达到美感横贯中西、审美求同存异的效果。虽然在这其中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会存在一定的损失，但从整体上看，无异是取得了“抓大放小”的效果，即使得西方读者大开眼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也促进了中国武侠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
三、离散视角下武侠小说英译成功背后的成因分析———以《射雕英雄传》为例
总的来说，《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成功传播得益于几大因素：离散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市场化的运作以及靶向英语世界审美的翻译技巧。
（一）离散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对武侠文化向世界传播的热情构成了离散译者主体性的基本内涵。译者张菁出生在香港，武侠文化在香港就如同空气一般，她从小便接受武侠文化的熏陶；
此外，长期的海外生活使得她也熟悉英语世界的文化内涵以及审美方式。作为一名离散译者，她具有重大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海外旅居的生活中，张菁观看了许多外国的戏剧，这触发了将中国的武侠小说搬上国际舞台的动力[7]。对武侠文化切身的体会促进了武侠小说的顺利译介。为了能够翻译金庸精彩而生动的格斗场面，译者张菁花费了几年的时间去一招一式地练习太极拳。其目的便是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去切身体会武侠小说中的武术招式，以此能够在翻译武侠作品的过程中实现更加精准的翻译。在学习太极拳后，她对武术动作的描述有了更具体的理解：例如“大海捞针”，用“捞”一词做的动作主要是为了人体下部，因此翻译为Plateunderattack，而“推窗望月”则是向上打，文中翻译为Attackingupperbody。随着太极拳的发展，张菁对格斗场面的认识和想象也更加具体。为了使英语读者也可以想象，张菁还将在翻译中添加一些细节，不仅要描述场景完整而令人兴奋，而且也不要过于刻板，写得太多。
（二）坚持市场化运作
《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本出版社是霍普金斯出版社。在出版的过程中，霍普金斯出版社大力运用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如果按照传统的宣传模式，将《射雕英雄传》宣传为中国南宋某年元朝初年的武侠故事，那么势必造成西方读者的文化负担，因其对于中国历史不熟悉，势必难以产生共鸣；
既无共鸣，也就难有市场。因此，作为出版社势必需要找到突破口，迅速让西方读者对于这样一部中国历史武侠小说产生兴趣，产生一睹为快的效果。在这一点上，霍普金斯出版社显然深晓大众心理：比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宣传海报上，宣传《射雕英雄传》就是西方的《指环王》。这样的一种商业化宣传模式使得《射雕英雄传》短时间内在英语世界打开了局面，取得了读者的共鸣。
（三）翻译技巧需要靶向英语世界审美
中西方审美存在差异，因此我之以为美，其并不以为美。优秀的译者首先需要传播的是美感，其次是内容，再次是形式。如何使得一部武侠小说令西方读者产生美学享受，势必需要在翻译技巧上下功夫，准确地说就是需要转换审美视角，将我之以为美好的事物按照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国武侠小说中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中必须作出取舍[8]。《射雕英雄传》的英译本创造性改变了原作的形式以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以故事情节为驱动进行了分册，在分册中增设了原本中并不存在的主题，对原文中部分文化负载信息进行了删减并创造性地重设了副文本。武功招式是翻译中难处理之处，在翻译中张菁并不追求“字字对应”，而更注重传达金庸小说的神韵[9]。对此，张菁采用了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在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的同时保留金庸小说的原貌。用“镜中感”来表现中国的“武术情怀”。张菁用烹饪来比较《射雕英雄传》的翻译。她这样形象地比喻翻译《射雕英雄传》的过程：“这就像中国的炒面。现在，我们需要使用西方食品材料来尽可能地恢复其味道。有些成分是普遍的，例如爱情和战斗，但有些则完全不同。”张菁最想的是如何给英语读者以相同的品味。作为一本武侠小说，如果战斗场面不够精彩流畅，自然会失去很多魅力和阅读经验。张菁选择影视文化作为翻译的突破口。张菁对记者说：“许多西方人不熟悉武术小说，但他们看过一些武术电影———李小龙的电影，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等。”因此，在《射雕英雄传》的英译中，其也利用英语本身的节奏来表达文字的风格，以达到电影和电视的感觉。张菁认为，金庸的作品充满了对镜头的描述，因此在翻译时，张菁还使用英语快词和慢词来创造战斗的快节奏和慢节奏。例如发射暗器时的描写，慢一些的译为“sailthroughtheair”，飘一点的是“driftthroughtheair”等。使用导言对《射雕英雄传》的背景进行介绍，以此降低西方读者的文化负荷。金庸对武术世界的描写可能对中国读者来说是熟悉的，但是对于许多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读者来说，其中的许多场景可能陌生和难以理解。例如，杨康在比武招亲中击败了穆念慈，在公共场合拥抱她并脱下了绣花鞋。穆念慈正因此而向杨康芳心暗许，想和他结婚。西方读者很难理解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观念，例如“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导言解释了宋辽之间的战争和纠缠，并对中国文化特有的历史事件和概念作了文字注释。
四、结论
《射雕英雄传》的成功是离散译者主体作用发挥、市场化运作以及翻译技巧选择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射雕英雄传》的译介成功再一次浮现出离散译者的身影，使我们看到了离散译者这一特殊重要群体在推动中国武侠小说走出去不断付出的努力和越来越大的贡献。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大观园之中的瑰宝，是全球文化中一朵傲然绽放的奇葩，集中展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思想内涵、人文取向，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交融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成为离散译者，中国武侠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被英语读者所接受、理解、欣赏。离散译者应该肩负使命,为英文读者乃至世界读者创造更多的离散空间,书写出准确的、为人接受的新型离散语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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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3篇
关键词：林语堂；
日本；
接受；
研究；
合山究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09）1－0041－04中国
一、 林语堂作品在日本的接受
自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伴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开启，日本文化界 对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的研究兴趣也日渐浓厚起来。在短短的几年中，先后再版并出版 了一批林语堂的代表性著作的日译本，其中再版的林著旧译本有五种：
（1）文化批评代表作《人生如何过》（原译名为《生活的发现》，即《生活的艺术》）， 坂本胜译，创元社，初版于昭和13年/1938年，再版于1979年；
（2）散文集《支那的幽默》（选自《小评论》），吉村正一郎编译，岩波新书，初版于昭 和15年/1940年；
（3）小说《朱门》，佐藤亮一译，新潮社，昭和29年初版；
再版书名为《西域的反乱》， 芙蓉书房，1973年；
（4）长篇小说《北京好日》（即《京华烟云》），佐藤亮一译，jiipo社，昭和25年/1950 年初版；
芙蓉书屋，昭和47/ 1972年再版；
（5）人物传记《则天武后》，小昭丹译，misutsu书房，初版于昭和34年/1959年等。
而新编和新译的林著则包括三种：
（1）传记代表作《苏东坡》，合山究译，明德出版社，昭和53年/1978年；
（2）散文选《自由思想家林语堂——散文与自传》，合山究编译，明德社，昭和57年/1982 年；
（3）文化批评代表作《中国：思想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锹柄治郎译，讲谈社 学术文库，1999年[1]。
其实，日本对林语堂著作的翻译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展开，随着林语堂在国际文坛上的崛起 ，日本文学界对林语堂及其作品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依据不同的时间段，我们不妨将 日本翻译界对林语堂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
目前就笔者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林著日译本，是初版于昭和13年即1938年的三部译本，它们是 ：
（1）新居格翻译、丰文书院出版的《吾国与吾民》，该书英文本初版于1935年美国，当年 即成为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2）创元社出版、政治家坂本胜翻译的林语堂1937年的新著《生活的艺术》，日文本书名 为《生活的发现》，该书1979年再版时更名为《人生如何度过》；
（3）偕成社出版、永井直二选译的《生活的艺术》，日译本书名为《有闲随笔》。
也就是说，1930年代最初的林著日译本，主要集中于林语堂在欧美文坛上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代表作上。
次年为昭和14年（1939年），日本还翻译出版了两本重要的英文林著，它们是：
（4）《孔子的智慧》（美国兰登书屋，1938）；
（5）《中国新闻舆论史》（美国芝加哥大学，1936）。
前书由川口浩翻译，育生社出版，译本名为《孔子论》；
后书由安藤次郎、河合彻翻译，生 活社出版，译本名为《支那的言论的发达》。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诸种原因，《中国新闻舆 论史》至今尚无中译本问世。
二、进入20世纪40年代，林著的日译并未由于中日战争的形势变局，以及林语堂本人在美国 舆论界强烈的反日言论而停止；
相反，就译本的篇幅和内容而言，对林著的日文翻译还有进 一步的拓展。
昭和15年（1940年），有四部林著的日译本面世，它们分别是：
（1）《支那的知性》（即《小评论》），喜入虎太郎译，创元社出版；
（2）《支那的幽默》（《小评论》选译），吉村正一郎编译，岩波新书社出版；
（3）《北京好日》（《京华烟云》），小田狱夫等四人翻译，四季书屋出版；
（4）《北京好日》（《京华烟云》），鹤田知也译，今日问题社出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关于1939年出版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其中含有强烈的反日内容， 并涉及到南京大屠杀的描写，但并未影响该书于一年后在日本的翻译和出版。鉴于作品内容 的敏感性，当年的两个译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删节。迟至十年后的1950年，才有日本翻译家协 会副会长佐藤亮一翻译的全译本问世。这样，在《京华烟云》中文本尚未出现的时候，日本 国内却已经有三个以上不同的翻译本存在了。
1940年代，还有几部林语堂的作品得到翻译，它们是：
（5）《泪与笑之间》（即《啼笑皆非》，此系文明批评著作），译者不详，彰考书院，昭 和18年/1943年；
（6）《机械与精神》（即《大荒集》选译，为早期散文），渔返善雄译，朝日新闻社，昭 和21年/1946年；
（7）《爱与讽刺》（即《讽颂集》，原作于1940年）土屋光司译，飞鸟社，昭和21年/1946 年；
（8）《东西的国民性》（选译自《语堂文存》，1941年原版），渔返善雄译，增进社，昭 和21年/1946年。
其中，《机械与精神》、《东西的国民性》的翻译者渔返善雄，是日本翻译界的著名前辈， 也是当年辜鸿铭著作的日文译者。
转贴于中国
三、20世纪5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以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佐藤亮一的《北京好日》（即《 京华烟云》）全译本为代表，“林语堂长篇小说三部曲”先后被翻译为日文。其中，佐藤亮 一在翻译过程中，曾多次与原作者有过大量的书面和当面的接触与交流，其译本对内容的理 解也更为深入、可靠。三部曲的另一位译者竹内好，是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 家，其《近代的超克》一书，对日本文坛和学术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林氏三部曲”的日译本分别是：中国
（1）《北京好日》（即《京华烟云》）全译本，佐藤亮一译，jiipo社，昭和25年/1950年 初版；
河出书房，昭和26、27年/1951、1952年虎门两次再版；
芙蓉书屋，昭和47年/197 2年，最新版；
（2）《风暴中的树叶》（即《风声鹤唳》），竹内好译，三笠书屋，昭和26年/1951年；
（3）《朱门》，佐藤亮一译，新潮社，昭和29年初版；
芙蓉书屋，昭和48年/1973年，最新 版，书名更改为《西域的反乱》。
同时期，翻译出版的其他林著还有：
（4）《杜十娘物语》（《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1年原版），佐藤亮一译，朋文社，昭 和31年/1956年；
（5）《苏联革命和人性》（《匿名》，1962年原版）佐藤亮一译，创元社，昭和34年/1959 年；
（6）《则天武后》，小昭丹译，misutsu书房，初版于昭和34年/1959年；
（7）《开明英文文法》（1931），山田和男译，文健书房，昭阿和34年/1959年。
另外，佐藤亮一还译有一册林语堂的红学著作，名为《红楼梦》，其出版社和出版年月不详 。
四、20世纪60-70年代，受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影响，日本对林著的翻译和介绍几乎空白。
五、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世纪末，林著出版、再版约7种；
其中旧译再版5种，新译本3种。
具体内容，见前文所述。
综观60多年来日本文化界对林著的翻译和介绍，其中相对集中的翻译出版时期分别为：
（1）1930年代后期。1938和1939两年中，有5种译本问世；
（2）1940年代。共出版译本8种。即在中日战争期间，共出版林著13种；
（3）1950年代。出版译本约8种；
（4）1980年代前后。再版和新译共8种。
至此，自1930年代至20世纪末，林语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本已超过26种[2]。
林著日译本的覆盖面，几乎涉及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方面。从早期小品文到中期的长篇小说， 从文化批评代表作到人物传记、学术专著，以及各种英文编著和教科书，可以说应有尽有。
绝大部分译著，都直接译自英文原著，而且大多能与原著出版时间保持同步，日译文的出版 很少晚于原著出版时间5年以上的。甚至于在《京华烟云》中译本尚未出现时，已经有不止 一个日译本问世。其翻译速度之快，译本品种之全，使人印象深刻。
林著翻译者中不乏日本文化界的一流人物，例如，日本翻译界前辈、辜鸿铭著作的翻译者渔 返善雄，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曾经担任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也是川端康成挚友的佐藤亮一，还有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兵库县知事的坂本 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林语堂的作品具有动人的魅力。而最近新翻译的《中国：思想 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则是由留学北京的新生代中国 学学者锹柄治郎通过大陆出版的林著中译本转译，这是与先前由英文本直译的情况有所区别 之处。
转贴于中国
（2）1940年代。共出版译本8种。即在中日战争期间，共出版林著13种；
（3）1950年代。出版译本约8种；
（4）1980年代前后。再版和新译共8种。
至此，自1930年代至20世纪末，林语堂著作在日本的翻译本已超过26种[2]。
林著日译本的覆盖面，几乎涉及林语堂作品的所有方面。从早期小品文到中期的长篇小说， 从文化批评代表作到人物传记、学术专著，以及各种英文编著和教科书，可以说应有尽有。
绝大部分译著，都直接译自英文原著，而且大多能与原著出版时间保持同步，日译文的出版 很少晚于原著出版时间5年以上的。甚至于在《京华烟云》中译本尚未出现时，已经有不止 一个日译本问世。其翻译速度之快，译本品种之全，使人印象深刻。中国
林著翻译者中不乏日本文化界的一流人物，例如，日本翻译界前辈、辜鸿铭著作的翻译者渔 返善雄，日本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曾经担任日本翻译家协会副会长、 也是川端康成挚友的佐藤亮一，还有日本政治家、曾任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兵库县知事的坂本 胜。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林语堂的作品具有动人的魅力。而最近新翻译的《中国：思想 与文化》（即《生活的艺术》，讲谈社学术文库，1999年），则是由留学北京的新生代中国 学学者锹柄治郎通过大陆出版的林著中译本转译，这是与先前由英文本直译的情况有所区别 之处。
转贴于中国
林语堂对自然美和自然生活的热爱、憧憬，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而无法回归故国的 乡愁更加强了这样的气质。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提倡老庄闲适生活理想，把“自然的性灵 ”作为现代人灵魂拯救之道的人生哲学家。林语堂把中国古代文人的优雅传统和现代人的生 活相结合，把自然爱作为人生哲学的基石。合山究教授认为，今天，大自然被破坏，地球及 其生态不断恶化，人类的物质文化极大繁荣而精神安宁却日渐丧失，因此，林语堂热爱自然 的人生哲学，具有尽早再认识的价值和迫切性。中国
合山究引用台湾作者大华烈士在《我的朋友林语堂》一文中的文字指出：“通过我们深厚的 友情，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林氏夫妇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对人类的同情，对生命价值的喜 悦，对社会事务的热爱，对言语行为的洁净感，对帮佣的优待，对宇宙人生充满善意的乐观 态度。换言之，你始终找不到所谓‘异教徒的中国人’，即使在外国真正的***中，你也 难以寻找到如此珍贵的品质和情感。”（台湾《逸经》杂志第11期）合山究教授认为，林语 堂其实是一位富有人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者，众所周知，他对家庭充满温情的爱， 从不愿给朋友添麻烦。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肆无忌惮的社会批判，另一方面也可以 感受到温润的东西。林语堂自称：“行为崇孔孟，思想本老庄”，“文章可幽默，做人须认 真。”合山究认为，这就是林语堂的人生范型。林语堂的本质是认真的人，其根源是源自对 人类的深爱。
注释：［1］、［5］、［6］〔日〕合山究：《自由思想家林语堂——散文与自传：前言》，明德 社，昭和57年（1982年），第2页，第1-2页，第248-250页。
［2］冯羽：《林语堂与世界文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06页。
［3］中国国内已经翻译出版的合山教授的著作和论文有：（1）《明清文人清言谈》，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2）《〈红楼梦〉新论》，汲古书院1997年版；
（3）《〈红楼梦〉与花》，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
（4）《〈红楼梦〉中女人崇拜思想及其源流》，载《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2期；
（5）《明清女子题壁诗考》，载《河池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4］余英时：《试论林语堂海外著》，沈志佳主编《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 术》，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版，第466页。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科指导课题《东学西渐的回响》（编号05sjd750006） 之部分成果。中国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本文着重讨论文学翻译中的语言变异及其产生的文体效果。人们在选择语码进行交际时会遵循一定的语法规则和语用原则。但是有时为了产生不同的文体效果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人们常常有意识地违背这些语言常规，形成语言变异，尤其是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语言变异产生文体效果，继而形成作者自己或某一作品的风格。
一、引言
严格的讲,文学翻译应该是原著思想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地再现.然而,现实并非总是如此.文学翻译中出现了多种变异现象.究其原因，多种多样。同时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工具在不断的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各种非常规的使用形式。这些非常规的语言形式就被称为语言变异。当这些变异现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时，时常会令人们难以揣摩，无从把握。
二、文学翻译及其变异现象
文学翻译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画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容易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是文学。如此说来，文学语言就该是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文体也就该是这些文体的总和。尽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中又能分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主要集中在英语各体类之间的文学共性的东西，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
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等值”、“正误”、“好坏”、“对错”等标准来评判翻译文本，而是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摸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研究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首先要给文学翻译的常规与变异下一个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社会学中行为规范的功能类似。文学翻译的常规是用来辨别合适的或不合适的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它由具体的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过程、方法等理论组成.与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一样,文学翻译的变异是指违背了文学翻译常规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和不恰当的使用翻译技巧等行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学翻译的难度。
三、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文体学和文学紧密相关,一直被用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翻译工作者的必修课,翻译工作者具有文体学知识将有助于发现原文的特色,从而忠实地翻译原文。
文体学理论认为,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号,一个词,一个句法,一种修辞手段或是某个叙事角度,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是突出主题,或是增强美学效果。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每个对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韵味,使译作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体类中的不同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一）小说的翻译
（1）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变异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作家为了生动地再现形形的人物的个性，常常模仿他们各自的语言，使他们说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的话来，这是作家借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小说的叙述部分即采用了经过锤炼的美国当代口语，书中的人物对话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语言的照录，请看哈克与黑奴吉姆的对话：
"Hello,Jim,haveIbeenasleep?Whydidn""""tyoustirmeup?""Goodnessgracious,isdatyou,Huck?Enyouain""""dead-youain""""drownded-you""""sbackagin?It""""stoogoodfortrue,honey,itistoogoodfortrue.Lemmelookatyou,chile,lemmefeel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语言充斥着讹读、省音、不合语法、用词不妥，这些极不规范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传递了一种信息，透过它们读者可以推测到有关这一人物更多的情况。
（2）叙述时空的混乱化变异
这一特点主要存在于一些现代派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叙述总是时空脉络清晰，要么依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要么采用倒叙，即使多有场景变化，但时间和空间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对心理现实刻画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创作观念及手法的缘故，如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时空变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维、语言混乱无序，过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纷乱一团，语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逻辑关连，变得毫无条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给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我们要引入一个文体学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法将需要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通常它通过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来达到，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意识流小说往往描写人物混乱流动的意识，因此在语篇上常常表现为词汇组合、句法结构、语篇结构、叙述模式等多层面上偏离常规的前景化特征。。
（二）诗歌的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代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isdeviationofthenorm）反过来讲，语言常规的变异就是语体风格的意义。变异是超常规，超常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体现语体风格。变异是手段，通过变异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为“不落俗套”、富有新义，新义构成语体风格之意。“突出”通过语言变异来实现。如果把变异的语言现象看作“突出”，语言常规就是构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体美貌。将此观点应用到诗歌的翻译当中将会使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图。
如美国现代诗人mings曾写了这样的诗句“youpaysyourmoneyandyoudoesn’ttakeyourchoice”(1950)。他勇敢地冲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在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后的谓语动词和助动词词尾加了-s和-es，给语体风格以新义
（三）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由此它构成了与其他文体绝然不同的变异。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arewonderful…andthegoodones…sticktoyoulikeglue.（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toyoulike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四）散文的翻译
翻译散文，首先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因为内容与风格是统一的。譬如英国早期的散文多为说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劝谕性文字，用古英语写成，以简洁朴实见长，且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另外要认真体会散文的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这同时也是英国十七世纪散文的一大修辞特点。十八世纪的散文，初中期口语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Steele），但到了末期却又转向典雅华丽。到了十九世纪，虽然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散文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据上风，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这类散文句式灵活、语言新颖，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其生动的比喻、强烈的节奏感、飞扬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时代特色。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规口语为基础的朴实自然语言。翻译英语散文时，对上述语言风格的变异不能不察。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其他效果。由于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表现特征也会很难把握，这就要求译者和读者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促使文学翻译工作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SusanBassnettand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Cassell,1990).
[2]侯维瑞.英语语体[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范文第5篇
关键词：语义翻译 交际翻译 文化词语
翻译活动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更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已经有很多翻译学者对翻译中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文化、语言和翻译已成为全球现象。彼得？纽马克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尤金？奈达的形式对等与动态对等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不仅发展了奈达的翻译理论，也给其他翻译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语义翻译力求最大限度复制“目标语的结构”，交际翻译则努力“使译文对目标语言读者产生和源语言读者一样的影响”。
文化词语具有文化特色，反应地理、环境、社会机制、宗教、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特点，因而翻译文化词语异常艰难，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也尤为重要。以下对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文化词语翻译中的应用进行讨论，例子均选自《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
一、运用语义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
运用语义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主要采用音译法和直译法。如果仅用音译法与直译法无法将原文意思表达清楚，译者可适当在译文中加入解释或注释。
音译法即为根据字词读音进行翻译的方法，是翻译文化词语时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在翻译地名、人名和山脉、河流名称时，音译法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音译法能够保留源语的读音特点和文化特色，有助于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中，译者也运用音译法翻译了许多文化词语，例如，“烟台”译为“Yantai”，“东山”译为“Dongshan”，“腊八节”译为“laba Festival”。
但音译法并不适用于所有文化词语，直译法便是另一种翻译文化词语的有效方法。语义翻译注重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直译法也是如此。因此，直译法是语义翻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之一。直译法能够保留原文的语法结构，并能更好地保留原文的语义特色。例如“走狗”译为“running dogs”。
音译法与直译法能够有效地保留源语的文化特色，但由于文化差异，有些词语如果仅用音译法或直译法进行翻译未免会令读者难以理解。此时，在音译与直译的基础上加上注释或解释不失为明智之举。适当增加注释或解释能够补充一些必要的信息，帮助读者理解，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例如，将“腊八粥”译为“laba porridge―a kind of rice porridge they make， as a tradition， with nuts and dried fruit”，增益的部分不仅对腊八粥进行了解释，还对其基本原料作了简单说明，能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腊八粥以及中国文化。
二、运用交际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
有些文化词语拥有复杂的文化背景，此时采用语义翻译策略则略显不足，交际翻译策略则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交际翻译策略主要采用意译、替代和增益的方法进行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有时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需要采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意译法更注重读者的理解，因而是交际翻译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之一。
例：坐食之余，积习难除，不免干些灾梨祸枣的闲人之业。（P119）
译文：In my retirement， I keep the old habit of wielding my clumsy pen.（P121）
“灾梨祸枣”原指印书用梨木或枣木刻板，形容烂刻无用不好的书。译者采用意译的方法进行翻译，虽然少了些文化特色，但外国读者更容易理解。
替代法也是运用交际翻译策略翻译文化词语常用的方法之一。使用替代法翻译文化词语就是将源语中文化词汇用目的语中相近词汇来替代。例如，在《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中，译者将“六合”译作“the all embracing”。“六合”指的是“天地东南西北”，与“the all embracing”意义相近，而“the all embracing”更容易让外国人理解。因此，替代法能够更好地让读者理解原文。
增益法是指在译文中增添必要的解释词语，也是交际翻译常用的翻译方法之一。
例：老王卖瓜，只要卖的是好瓜，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P274）
译文：As we know， there is an old Chinese saying disparaging a melon peddler， named Lao Wang， who keeps praising his own goods. Well， why can’t he praise his melons if they are really sweet and juicy？ （P275）
“老王u瓜，自卖自夸”在中国是人尽皆知的谚语，但对外国人来说却很陌生。因此，此处译者采用了增益的方法对谚语进行了解释，这样外国读者读起来才不会一头雾水。
三、结语
在纽马克的翻译理论中，强调把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语音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翻译文化词语时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做补充。翻译文化词语时若仅使用交际翻译策略，则译文便会丧失原文的文化特色。这将严重影响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交流。相反地，仅使用语义翻译策略则会令译文复杂难懂，令外国读者很难理解。因此，在翻译文化词语时，要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起来。这样既能保留原文中的文化特色，又能保证译文通顺易懂。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根据文本类型与具体的文化词语采用相应翻译策略。有时，在同一文本甚至句子的翻译中，可能需要应用两种翻译策略。
参考文献：
[1]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