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50年代前，一般男女青年婚事由父母包办，个别父母也有征求儿女意见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婚俗程序是先由男方家请一位媒人带着糖、茶、干果等四色礼的红包袱到女方家提话(说媒)，俗称“走红包”，“红包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婚礼婆婆感言【五篇】【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
婚礼婆婆感言范文第1篇
说媒
在20世纪50年代前，一般男女青年婚事由父母包办，个别父母也有征求儿女意见的，但不起决定作用。婚俗程序是先由男方家请一位媒人带着糖、茶、干果等四色礼的红包袱到女方家提话(说媒)，俗称“走红包”，“红包”一般有四色礼：糖，是甜甜蜜蜜之意，茶，是回味绵长之意；
干果多为红枣和核桃，红枣代表喜庆，核桃则代表圆满。到结婚之日撒红枣和核桃的寓意是早生贵子，美满幸福。而前去求亲时，女方的家庭一定要考察的。要了解女方母亲的秉性和茶饭、针线咋样，尤其是锅灶很讲究，所以，媒人去女方家先进厨房看锅台、案板等厨房用品是否锃光瓦亮，应了那旬俗语“一进门，四下里看，先看锅灶，后看人”，这家厨房干净，院落整洁，说明女主人是个麻利人，调教出的女儿也一定错不了，便开口说亲。
而女方家经过了解男方家庭情况，尊礼仪，家底比较殷实是首选，并向至爱亲朋和女儿征求意见，如果不中意，在媒人第二次上门时，婉言回绝，并退还礼物；
如果还需进一步慎重了解，则托词延缓几天给话。一般在媒人第三次上门时，要做决定，如同意，女方父母就给媒人明确表示，并提出点定的另三位媒人，连原提话的媒人共为四大媒人。然后由男、女家请四大媒人共商定亲事宜，双方互通信息，择吉日下聘礼定亲。
订婚
定亲礼随男家心意，一般是依男方生活水平定。给准新娘的金耳环和戒指是一定要送的，还有两套时尚的衣服和一套化妆品。女方给准新郎回赠一套衣服。结婚前，如果恰逢穆斯林隆重的开斋节，准女婿还要去女方家送开斋礼，一般是给老人备四色礼，给准新娘一套衣服。
送大礼
定亲后通过媒人串连决定送大礼和结婚日期，大礼由女方提出自己心爱的穿戴、饰物、用具，写出礼单。通过媒人与男方家反复协商确定，在送大礼的同时决定结婚期，然后男女一同去领结婚证。
如今，虽然儿女的婚事基本上是自由恋爱，可规矩还是要按部就班地进行，尽管是走形式，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一样不落地完成每个环节，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强调对婚姻大事的慎重。
嫁娶
结婚这天，男女家都要搭喜棚，招待亲友。
上午，女方家先给新娘绞脸，即把新娘脸上额前的毛发除去，再打扮一新，然后打发新媳妇的弟弟或者小侄儿到男家新房门上去钉门帘，这表示女方已准备好，即将发亲了。
这时，新女婿由已婚青年一人做陪女婿(伴郎)及至亲好友十多人，前往女方家举行证婚仪式(娶亲)，娶亲队伍到女方家后，先认亲，然后由阿訇念“尼卡哈”(婚证词)。1950年后，阿訇念“尼卡哈”前必须询问是否领过结婚证，还有由阿訇写“伊札布”(确认书)。阿訇念“尼卡哈”时会按教规询问双方是否同意结为夫妇，男方念“盖毕尔图”(愿娶)，女方由窝其力(至亲)代答“达旦”(愿嫁)。在这个过程中，来参加婚礼的穆斯林亲朋好友们一哄而起，争抢起桌上的红枣、核桃等喜果来，据说红枣就是女孩，核桃就是男孩，谁抢得多，将来会子女双全，此时，婚礼达到了高潮1
1950年以来，发亲前先由娶亲来的人，将小面值的红包和糖果、花生、干果向围观的人抛洒，然后新媳妇由已婚至亲作伴娘，另有女方至亲送亲，并带上嫁妆(过去回族女孩长到十三四岁，母亲就要教针线刺绣，学会刺绣后，就要慢慢给自己刺绣嫁妆)，嫁妆包括绣花衣裤、鞋袜、床上用品、木制油漆床柜、木箱或皮箱、首饰等。新媳妇娶来先摆开嫁妆让参加婚礼的宾客欣赏和品评新媳妇的针线刺绣手艺。从60年代就免去了刺绣品，代之以衣柜、梳妆台、桌椅等。70年代陪送改为家具、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开始从洗衣机、收录机、黑白电视机，进而彩电、电冰箱及其他家用电器。现在新结婚的90后，新房里电脑、液晶电视、环保冰箱、全自动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也是样样俱全。
新娘上迎亲花车之前，新女婿由家族里品行好，相貌英俊、风趣、知书达礼、年龄相仿的陪女婿(伴郎)相伴，在女方长者的引领下向每个新亲戚说赛俩木(问好)，表示认亲，并邀请新亲戚到婆家去“下汤”(认认门)。有人耍戏新郎和陪女婿，一会儿要行大礼，弯腰要九十度，一会儿抱个婴儿来让新女婿和陪女婿行礼，这时，不管娘家人怎么开玩笑，新女婿和陪女婿都不能急眼，这就看陪女婿解围的本事了。
当娘家的小辈在媒人的陪同下为新房钉上喜庆的红门帘时，就表明可以发亲了，男方家赶紧做好迎亲的准备。喜车快到男方门前时，男方客人要给公公反穿皮袄，倒骑毛驴，背上插扫把，脸上抹黑灰，婆婆戴纸糊高帽，耳朵上挂两串红辣椒。公公婆婆前往迎亲，也有的婆婆在彩棚前候亲。过去迎送新娘有“姑不娶亲，姨不送亲”的规矩。新郎要抢在新娘前进入洞房，俗称“占房”，表明从今天起，他是一家之主，要担当起养家的重任，要为自己的妻子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
晚上要耍床(闹洞房)，一般只限于青年和小辈之间，现在改为参加婚礼的青年人和新人一同唱歌跳舞，越热闹越好。
下汤
第二天一早娘家弟弟给新媳妇送“睁眼包子”，以示父母关心女儿，也是对女儿由女孩变成女人的一个美好祝愿，愿女儿从这天起用新的身份在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同时新女婿由陪女婿作陪到岳父家行谢礼，并在岳父家吃睁眼包子。新女婿吃“睁眼包子”，先要给岳父岳母道赛俩木，改口称之为“阿达阿妈”，所以“睁眼包子”也称“改口包子”，岳父岳母乐呵呵地给新女婿和陪女婿送上红包。这个时间也是娘家姨娘姐妹戏弄新女婿的机会，有的亲友和好事者还在个别包子中包上盐巴、辣椒等物，以试探女婿是否精明，一般聪明的新女婿在陪女婿指点下，用筷子夹包子时慎审挑剔，否则就会夹上盐巴或辣椒馅的包子，只要咬开，不管多么难吃，新女婿都得吃下去，这会引起一场哄笑。
而还在婆家的新媳妇吃完“睁眼包子”后，由送亲的人领着先认公婆，改口叫“阿达阿妈”，公婆也会赠送比较贵重的礼物。然后，按照辈分一一认婆家的大人小孩，婆家人用娘家人戏弄新女婿的招数开始“刁难”新媳妇，给这个道了赛俩木，给那个道赛俩木，一上午下来，新媳妇头晕眼花，压根就没有记住哪个是姨婆，哪个是姑婆，只是保持着端庄的笑容，有分寸的行礼。
中午，新女婿和陪女婿乘车前去娘家接新亲戚来新 家，娘家人携带“下汤”的礼品去婆家拜访。礼品除了糖、茶、枣、核桃等干果的四色礼，娘家妈要呈上的“摆作”(礼物)，有女儿待嫁时给公公、大伯子哥，小叔子的千层底手工制作的布鞋，公婆的枕头，婆婆和小姑子的是绣花鞋，那都要出自新媳妇的手，是看新媳妇好针线和娘家妈调教女儿的能耐。还有娘家妈一针一线为女儿和女婿缝制的衣物，有女儿的绣花盖头、绣花衣裤、绣花鞋，女婿的服装也是从头到脚准备齐全。在20世纪50年代前这种婆家七大姑姨品论新媳妇和娘家妈针线活的热闹场面还是常见的，现在没有几个女人会女红了，“摆作”被成品服装和皮鞋代替了，只是没有了当年那份蕴含着女孩出嫁前为婆家大小准备见面礼时的紧张、羞涩、担忧和向往的味道了。娘家的礼品是卯足了劲儿给女儿争光，就是为了让婆家感觉到新媳妇是娘家人的手心宝，祈盼婆家人要善待新媳妇。
娘家人摆完“摆作”就进新房四下观察，看看女儿房间的摆设，就怕女儿会受委屈。
婆家为了表示对新亲戚的尊敬，会摆上精心准备的“13花果碟”，一般待客都是“九花果碟”，有婆家人亲手制作的各种小点心、油果子、糖、瓜子、葡萄干、杏仁等干果组成，品种多、样式美、口感好的果碟既表明了婆家人的诚意和重视，又体现了婆家人的经济势力，所以，娘家人是否有面子就看婆家人先上的果碟子。
撤去果碟子后，婆家就端上了传统的待客饮食“九碗三行子”，或“花席”或“面子席”，现在多数是上荤、素、凉、热搭配比较齐全的菜。这时候，新媳妇在伴娘的陪伴下给娘家大小行礼问好，娘家人为了给新媳妇长面子都会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给新媳妇。新女婿和陪女婿要围桌向坐首席位置的人道赛俩木，请大家开始用餐。回族待客是男女宾客分别就座，公公、婆婆要分别到男女新亲戚桌前说赛俩木，热情招呼客人愉快用餐。
过一个多小时，婆家人再次把娘家大小请上桌，端上一碗碗色香味俱全的“臊子汤”，摆上一大盘滑溜细长的手擀面，放几碟精致的小菜，这是“下汤”的最后一道程序，吃完面，娘家人与婆家商定好回门的时间就告辞了。
回门
第三天，新婚夫妇和公婆到女方家拜谢新娘父母，叫回门。回门那天娘家依旧是竭尽全力用最高的礼节款待新亲家，旨在拜托对方善待自己的女儿。此后，婆婆还要带着新媳妇到娘家各亲戚家去认亲。所到之处亲戚礼节越周全，新媳妇在婆家的地位就越高，而新媳妇在婆家的表现也越加贤惠。婆家带新人告退时，娘家妈要给新女婿送上一份厚礼，给跟随来的小姑子和小孩一份礼，希望大家善待女儿，使她在婆家有个宽松的生活环境。
下四道面
第四天，娘家母亲和舅母、姨妈至亲女眷(窝其力妈)带着几斤新鲜的羊肉和切好的长面，还有女儿出嫁前穿过的旧衣，新围裙，也就是送女儿进厨房“下四道面”。这天表面上是展示新媳妇茶饭的本事，其实是婆家验证娘家调教女儿的能耐，也从侧面反映了娘家妈的厨艺水平。女儿的厨艺强，受到婆家人的赞誉，娘家妈很风光；
反之，则会颜面扫地。回族养女之道就是“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上炕的裁缝，下炕的厨。”从小在妈妈家“娘家门上十个锅灶能玩转，婆家一个锅灶伺候难”的严格训导下长大的回族女子嫁作人媳，不光要有好性格，孝顺公婆，奉茶端饭，还要在操持锅灶方面特别麻利，为的就是不能给娘家抹黑，处处体现出涵养。所以，在婆家做这顿饭，回族女子会倾尽全力施展厨艺，目的就是为娘家妈争光，也为自己在婆家立足争一席之地。
婚礼婆婆感言范文第2篇
游走在乡村的媒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们能说会道的那张嘴。口才不好的人，吃不了媒婆这碗饭。乡村的姻缘除了自由恋爱之外，大部分依靠的是媒婆的牵线搭桥。媒婆的出现，使乡村的年轻男女们相互寻找到了红线和桥梁。言辞夸张而不做作，语言朴实而生动，这样才能让两个素未谋面的青年男女怦然心动并走到一起。她必须能非常流畅地叙述一件姻缘关系之中的未来图景，让人们看到一桩乡村婚礼的场景以及一辈子的幸福关系；
她还必须用嘴陈述现实状况，一男一女的现实离不开他们的田地、盐巴、房屋，离不开他们有多少头牛、多少头驴、多少劳动力、多少次期待和梦想……这一切，一个乡村媒婆都必须用她的嘴去阐述清楚。
当一个好媒婆，另外一个本领就是要能打听。当她准备为哪家姑娘或小伙子说亲时，必定先了解其理想的择偶条件。把张家的姑娘照着李家小伙子心目中“女神”的标准夸，把李家的小伙介绍成张家姑娘心目中的“最佳人选”，这样两边一撮合，婚事焉有不成之礼？
不仅如此，媒婆如果不熟悉十里八乡青年男女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他们的家族关系，亲事也不容易说成。乡村的每一桩姻缘关系都离不开家族关系，这种关系离不开土地，离不开乡村家族的经济意识和道德观念，甚至也离不开乡村的审美意识。所以，媒婆必须融入到这种关系之中，必须掌握乡村的每一种道德原则，掌握每一种乡村人际关系的知识，才有可能促成一件好的、幸福的姻缘。
媒婆为男女青年们热情地牵线搭桥之后，男女青年们在谈恋爱交往的过程之中，碰到问题时也会来找媒婆。一个乡村媒婆即使面对难分难解的问题，也会帮青年夫妻寻找到生活的真谛，因为她是乡村的旁观者、局外人，人性的洞察者，还是青年男女做人处世的导师、乡村纠纷的调解员和爱情、婚姻、家庭、情感的心理咨询师。
一句话，乡村媒婆的脑瓜子和眼神中透露着乡村的人情世故，嘴巴里更是迸发出无穷无尽的乡村智慧。
操守与圈套
俗话说“国有国法、行有行规”，干媒婆这一行也是有规矩的。媒婆这一行原是很受人尊敬的，因为遵守媒婆这一职业操守的是绝大多数。在古代婚姻中，媒婆收受礼金，婚礼上还要受到新婚夫妇的礼拜，生儿育女后，还多攀认干亲，都说明媒婆的地位和身份。
但是，也有一些媒婆善于鼓动三寸不烂之舌，以登百家门吃百家饭炼就的口才，把姻缘说得天花乱坠，甚至故设圈套，硬搞“拉郎配”。
我年幼时，农村搞集体化，靠工分吃饭。那时，穷与富的标准不是谁家有多少钱，而是看谁家劳动力多、缸多、粮食多。那时候的几口缸可比现在的几十万元钱还要诱人，可能方圆十几里人人皆知。女孩找婆家，不看你学历，不看你存款，也不看你个高个矮、胖瘦憨精，只要家有存粮、四肢发达、能挣工分就行了。所以，女青年进男方家“看家”（一种习俗，女子在亲属陪伴下到男方家了解其家境）时，不看别的，只看缸的多少、存粮的多少。这个方法虽可靠，但也有出问题的时候。记得我们村子有一户人家说媳妇，女方是其他公社的。那一天，男方家里一口气整了五个大缸，把玉米、麦子整得满满的。女方的嫂子一进门，看见男方家那么多缸，喜上心头，二话不说就把亲事定了下来。谁知，女孩子一进门，第二天就哭着回去了。原来，那缸是借别人的，缸上面是粮食，而下面装的全是牛草料。然而，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现在哭有啥用，只能硬着头皮把日子过下去。
像这种媒婆，没了信誉、失了口碑，往后基本就不会有人找她去说亲了。凡经媒婆撮合的婚姻，若夫妻和美、儿女盈床、家和业兴，自然会引来更多的生意。如果只为了中间得利而花言巧语、欺骗撮合，必然会引起四邻非议。这样，她的生意经也就念不下去了。尤其在中国的农村，十里多同姓，百里亦攀亲。依媒婆行里的话说“指东说西、瞒天欺地、损阴害德的事情，即便给座金山也是干不得的。如果有一丝欺心之处，都会记在账上，是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淡出与回归
如今，信息发达了，人际交往更频繁，媒婆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然而最近几年，随着“剩男”“剩女”的增多，一些青年男女又开始通过媒人介绍的方式找对象。只不过时移势易，人们的法制观念越来越强，如今的媒婆说亲可不敢糊弄了事。笔者认识一位名气很大的媒婆，她给自己立了一套规矩：人品不正、身体不好、有不良嗜好的不介绍；
男女双方离得太远的不介绍；
功利性太强的不介绍。
“一个人工作不顺心可以调换、可以辞职，但一旦走进了婚姻，那就是一辈子的大事了。征婚者鱼龙混杂，有部分人以征婚的名义骗色骗钱，这种人我要介绍给谁家当对象，那不是坑了人家嘛。”她说。
三姑六婆
“三姑”：尼姑、道姑、卦姑；
“六婆”：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牙婆：人口贩子，专为富贵人家买卖奴婢、妾侍。
媒婆：专为人介绍姻亲的女性。
师婆：专门画符施咒、请神问命的巫婆。
虔婆：妓院内的老鸨。
婚礼婆婆感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自杀;性别
中图分类号:DF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6)01－0046－06
1950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①以下简称“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它是从根本上废除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性别权力关系的一场革命，这主要体现在婚姻自由和夫妻权利平等两个层面。(一)婚姻自由《婚姻法》规定:“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实际上废止了封建社会的包办强迫婚姻，使婚姻当事人拥有了完全的婚姻自。《婚姻法》也摒弃了旧式婚姻的繁琐程序和仪式，婚姻登记成为婚姻关系成立的唯一法定要件:“结婚应男女双方亲自到所在地(区、乡)人民政府登记”，这就使盛行两千多年的传统婚礼仪式、聘礼等陋习也随之废止。关于离婚，《婚姻法》赋予了男女同样的离婚自由权:“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由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时准予离婚。这与传统婚姻中过错离婚原则(传统婚姻中离婚要符合“七出”，即: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恶疾、口舌、窃盗)有了根本不同。另外，《婚姻法》对寡妇再嫁也明确提出“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而在传统婚姻制度中寡妇改嫁的规定很严格，一般要由家长主婚，家长要收受聘礼，很多地方由此出现“抢寡妇”“卖寡妇”的恶习，所以传统婚姻中除少数寡妇因贫穷而被迫改嫁外，寡妇再嫁的现象很少。结婚、离婚及寡妇改嫁的自由是对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婚姻思想的彻底变革。(二)夫妻权利平等传统婚姻关系中遵循“男尊女卑”的礼教，丈夫在家庭中具有绝对的权利和地位，妻子从属于丈夫。打骂妻子不仅被认为是应该的，而且非常野蛮。《婚姻法》力图废除封建父权家长制，建立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家庭关系，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等，力求夫妻双方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平等的关系。由上可知，《婚姻法》在婚姻自由和夫妻权利平等等方面的规定是对几千年来传统婚姻制度中妇女缺乏自的彻底变革，它确立了女性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是几千年来婚姻法领域的一场革命。这种革命必然会遭到包括父权、夫权等在内的旧势力的顽强抵制和反抗，反抗越强烈，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难度越大，由此造成《婚姻法》贯彻执行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激烈冲突，带来一定的社会震荡。
《婚姻法》颁布后的一二年内，各地妇女因要求自由结婚、离婚而遭杀害或被迫自杀的人数很多。据不完全统计，自《婚姻法》颁布至1952年底，华东地区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和被杀男女共11500多人［1］;1950年5月至1953年2月，青年男女尤其是青年妇女因婚姻问题被虐杀或被逼自杀的现象在许多地方还很严重，全国每年有七八万人左右［2］。对于妇女自杀或被杀的原因，学者大多从干部因素、封建道德等因素进行了分析，但这些分析仅从宏观、笼统的层次着眼，没有具体到案例本身，更没有从性别的视角探究造成其自杀或被杀的深层原因。笔者仔细查阅了1950年5月1日～1952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发现妇女自杀或被杀的典型案例共24个，按照施虐主体的不同，可大致分为:干部施虐(6例);婆婆施虐(5例);丈夫施虐(4例);父母逼婚(1例);婆婆、丈夫合伙施虐(2例);婆婆、丈夫、干部合伙施虐(5例);婆婆、丈夫、干部、族人合伙施虐(1例)，共7种类型。下面主要选择了干部施虐，婆婆施虐，婆婆、丈夫、干部合伙施虐及婆婆、丈夫、干部、族人合伙施虐的4个典型案例。干部施虐:福建安溪县福春乡工作组干部丛瑞科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两条人命［3］。“福春乡乡民官百忍的妻子死后，留下了两个孩子，无人照顾，想与同一居民小组贫农成分的寡妇陈氏结婚，但小组长不同意。当时工作干部丛瑞科下乡工作，不仅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反而在干部会议上说他们两人是‘大二流子’，并提出让他们游街示众、替全乡大扫除的‘处罚办法’，虽遭两人拒绝，但不久丛瑞科还是把陈氏召去游街。两人感到进退两难，无路可走，于一天晚上同服断肠草自杀。”婆婆施虐:河南省罗山县周党区任家虐杀童养媳易小毛［4］。“易小毛9岁时到河南省罗山县周党区任家做童养媳。她的婆母任黄氏蛮横无理。今年6月30日晚，当小毛做面条时，她婆婆诬她偷面做馍，即进行搜查，结果并未发现小毛偷面。婆婆恼羞成怒，就扭住小毛毒打。次日晨，又用竹棍把小毛的脊背也打烂了。小毛就在早饭后，喝了红矾水，企图自杀。邻居妇女知道了小毛已服毒后，叫小毛公公赶快去请医生治疗，小毛婆婆竟蛮横地阻止说:‘家里穷，没钱。她死了，我去坐班房(监狱)抵命!’小毛终于于次日上午12时左右死了。”婆婆、丈夫、干部合伙施虐:不堪婆婆、丈夫虐待，王娥狄被逼自杀。［5］“河北省永年县五区东辛砦王儒的闺女王娥狄，在去年和本村白喜成的儿子离婚后，于去年旧历七月和骑河郑鸿生结婚。当时，两人感情很好。可结婚后郑鸿生的母亲(郑高氏)常常对郑鸿生说王娥狄的坏话。因此，郑鸿生对王娥狄渐渐坏起来，经常打她骂她。王娥狄向村政府提出离婚要求，村干部们不但不调解，反而压制王娥狄的离婚请求。公安员董挪狄训斥王娥狄说:‘这头也不好，那头也不好，就是你好!’王娥狄没办法，便到娘家去住。第二天，董挪狄和青年团村支部书记郑堡狄(中共村支部委员)到王儒家，硬逼着王娥狄回婆家。当时王娥狄感觉没有出路，曾一度想跳井自杀。今年四月十七日，王娥狄又与婆婆争吵，郑鸿生就对王娥狄打骂。他叔伯哥哥郑生华也在旁助威喝打。王娥狄一时气愤，投入了院东北角的井内。这时，郑高氏、郑鸿生、郑生华等人竟不设法打救，反派人到她娘家叫人来捞。到王娥狄从井内被捞出来时，已经无救了。”婆婆、丈夫、干部、族人合伙施虐:河南禹县菊王沟村彭坤等聚众打死孕妇周彪［6］。“禹县三股洞乡人周彪从小被父母包办与同县九区杏山坡乡菊王沟村彭永(贫农)订婚。婚后夫妇感情不合，周彪被管制着不许出门，感到十分痛苦，曾几次向菊王沟村农民代表王殿提出要和彭永离婚。王殿一直没管。她的婆婆袁绣荣、丈夫彭永和丈夫的哥哥彭坤在一次群众大会后知道了其想离婚的意图后，决定管教周彪。袁绣荣说:‘真丢咱彭家的人!打死也不能叫她离婚!死也要埋在咱茔地里!’九月八日，王殿召开了两次所谓的‘农民代表会’，参加会议的有族人彭坤、彭永、彭记等，会上通过了‘殴打周彪，以保持菊王沟村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件’的决议，并请示了乡政府委员王世鑫的同意。商量好以后，全体二十一人准备了白腊条、皮绳等凶器，凶手们就把周彪绑起来严刑拷打。周彪被打得皮肉青紫，鲜血淋漓，他们后来为了省力，索性把周彪吊在东墙上打，绳子被打断了，又吊在西墙上打。几次打死，都用凉水喷活。一直打到天亮，活活将周彪打死。”上述4个典型案例，涉及村或乡干部、婆婆、丈夫、族人等各种不同群体，其对妇女的施虐手段野蛮残忍，毫无人性。尽管这几个案例与当时因婚姻问题而死亡的数万名妇女相比，微乎其微，但却可以通过它们探究妇女自杀或被杀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探究这种权力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复杂关联。对以上案例的分析，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首先，乡村干部成为抵制和粗涉婚姻自由的公共领域父权势力的代表。
传统的婚姻制度是以“三纲五常”“男尊女卑”为基本理念，以《礼记》《仪礼》《朱子家礼》等封建礼教为基本原则，而中国历代颁布实行的户律、婚律等又将这种礼教进一步具体化和细化，“礼”“法”再与各地婚姻的“俗”相结合，使旧式婚姻制度成为被罩上封建礼教光环，代表正统道德的集“礼”“法”“俗”于一体的坚固体系。这套体系支配着人们的婚姻观，成为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根本障碍。乡村干部为了维护这一整套的婚俗制度、习俗礼仪，维护父权和夫权在婚姻制度中的绝对控制权，不惜指责、污蔑、诽谤《婚姻法》，甚至采取野蛮无人性的方式侮辱残害当事人。这种侮辱和残害实际是父权和夫权代表者的一种本能的反抗，更甚的是，他们对追求婚姻自由者侮辱、粗涉，把一些自由恋爱者称作“作风不好”“坏女人”“二流子”。村、区等干部对离婚妇女以种种借口限制，有些地方就称离婚要过三关:“丈夫关”“婆婆关”“干部关”，其中“干部关”最难过。笔者查阅的1950年5月1日～1952年12月31日的24个典型案例中，干部单独施虐或与婆婆、丈夫合伙施虐的案例占到一半，这12个案例中妇女大多都曾被游街示众、开群众大会批判、被民兵“”等。如案例1中的干部丛瑞科在逼当事人游街后，当事人感到没有出路，服毒自杀;案例3中的村团支书、公安员利用职权压制王娥狄的离婚请求，强逼她回婆家住，使当事人极度失望;案例4中村农民代表则直接帮助凶手行凶，将周彪活活打死。正是这种对当事人的侮辱、强迫和残害，逼使当事人走投无路，走向自杀或被残杀的结局。其次，婆权单独或与父权、夫权相结合成为迫害、虐杀妇女的另一股强大力量。有学者指出，传统的家族等级制度主要由3个原则构成:性别、辈分和年龄［7］。性别决定了女性的从属地位，而辈分和年龄不同有可能形成妇女内部的等级差异。从整个父权体系的确立来讲，性别因素在三者中的分量最重要，但这并不排斥在某些条件下，婆权单独成为虐杀妇女的强大力量，而且就对妇女的迫害和压制而言，甚至远远大于夫权。华北地区民间流传“多年的道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权在传统婚姻制度中具有很高的权威，它有一套封建家规对待儿媳，家内事务从吃饭、穿衣到各种外出活动一般都需要征得婆婆的同意。在很多乡村，吃剩饭、穿旧衣，不能随便外出活动(仅在庙会、年节出去)成为媳妇必须恪守的家规。这种从衣食住行到社会交往方面琐碎的、细小的、难以觉察的权力会持久地对妇女形成一种压抑，在冲突不断出现时就会酿成自杀或虐杀的惨剧。上述提到的婆婆虐杀的5个案例中，其中4人为童养媳，她们几乎都过着“在家不像人，出门不如鬼”的生活，绝望自杀或被毒打至死。但值得注意的是，被婆婆虐杀致死的5个案例中妇女根本没有提出离婚要求。而另外婆婆、丈夫合伙，婆婆、丈夫、干部合伙和婆婆、丈夫、干部、族人合伙的案例中，都是先由婆婆挑起事端，而后与其他人合伙对儿媳残酷迫害，婆婆成为酿成妇女死亡的最主要凶手之一，且其手段灭绝人性，令人发指，凸显了中国传统礼教中婆权对媳妇的摧残和迫害。再次，家庭父权或夫权成为妇女因婚姻问题死亡的另一重要因素。在笔者查到的24个案例中，父母逼婚致死的1例，即湖南零陵县杨村甸乡发生的包办婚姻逼死人命案。丈夫杀妻4例:王玉因离婚几次申诉不成，夜里回家的路上被丈夫惨杀;童养媳吴曼珠因丈夫挑剔干活没干好被毒打至死;李冬娥因与婆婆发生口角被丈夫用菜刀砍死;五台县东沿镇人方树堂离婚后蓄意杀妻。另外，在与婆婆、干部合伙虐杀妇女的案例中，父权或夫权也充当了主要帮凶者的角色。乡村干部特权、婆权、父权及夫权成为《婚姻法》运动早期导致妇女自杀的几股强大势力，从笔者所查阅的1950年5月1日～1952年12月31日的妇女自杀或被杀案例中可以看出，前两种势力对妇女致死的影响甚至大于后两种势力，而且从案例中也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势力单独施虐，任意二者或三者合伙施虐都会酿成妇女自杀或被杀的惨剧。
上述源于父权制的几种旧势力的反抗体现了基于男女差异基础上确立的一种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会在“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理念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礼教习俗中表现出来，由此成为《婚姻法》贯彻执行的最大障碍，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或被杀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性别权力关系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它周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它与阶级、民族、国家等诸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妇女自杀或被杀原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贯彻执行《婚姻法》的过程与当时的民主改革运动同步，带有浓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色彩。中国妇女解放始终坚持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同步进行，指出，“劳动妇女的解放，与整个阶级的胜利是分不开的。只有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8］。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正是遵循了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与妇女解放同时进行的原则，1950～1952年底在贯彻婚姻法运动时，还进行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民主改革运动，这些改革运动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等反对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会道门分子、特务分子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妇女参加了这些社会改革运动，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浓厚的阶级色彩，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也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婚姻法》施行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在结婚或离婚登记审核中贴阶级标签。结婚或离婚的登记审核中，基层区、村，尤其是村干部中有一种“保护贫雇农利益”的狭隘观点。结婚登记时如果都是贫农出身的未婚男女，很容易被批准登记;如果一方是地主或富农，而另一方是贫雇农或中农，则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比如有一案件，一地主的女儿想与一中农的儿子结婚，当地农会就不发给结婚证。离婚时正好相反，地主或富农、中农老婆、妾提出离婚很容易被批准，但有的地方凡贫雇农的老婆提出离婚，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不准。这种站在“保护贫雇农”立场上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色彩，给《婚姻法》运动的贯彻和执行带来了更大的复杂性。二是《婚姻法》贯彻初期出现了斗争会、诉苦会、游街、关押、行刑等对敌斗争的行为。在《婚姻法》的贯彻实施中，斗争会、诉苦会、群众批判会等阶级斗争的方法在多地出现，并成为抵制《婚姻法》实施的一种重要手段，与对敌斗争如出一辙。如牟平县洪口村村干部杨秀丁，为阻止杨书胡(男，25岁)和杨宪令(女，20岁)二人的自由婚姻(认为他们俩同姓，辈份不对，不能恋爱)，召开该村民兵会批斗二人。他们去区政府登记时又遭到民政助理员的拒绝，杨宪令由此感到毫无出路，自缢而死［9］。山西平顺县广武村的一对青年男女在争取自由婚姻的过程中，多次遭到区、村干部的阻挠，男方甚至被污蔑“有政治问题”，是“特务分子”，被判刑10个月才释放［10］。这种对追求恋爱、婚姻自由的妇女的暴力斗争实质上是在现代社会极力维护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名分”的一种反映。儒家规定了作为“妻”的整套礼教，违背了这些礼教，就会背上各种污名，被认为是“奸”，村干部等正是以“”名义逮人，开“斗争会”批斗当事人，许多妇女难以忍受这种残忍暴行，在失去了“正当的”名分后选择自杀。紧张、恐惧的阶级斗争方式助长了维护封建习俗礼教的父权、夫权的势力，加重了对妇女身心的摧残，是《婚姻法》实施初期促成大量妇女自杀或被杀的重要因素。其次，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国家在《婚姻法》贯彻执行中的主导性力量没有得到完全有效的发挥，使《婚姻法》的贯彻实施面临难以逾越的一些障碍。一是《婚姻法》贯彻实施初期宣传力度不足。
宣传活动具有临时性、突击性的特点，只集中在《婚姻法》颁布和贯彻情况检查的两个时期(1950年5月和1951年9月)宣传，只当作一种临时任务。宣传的范围也有限，重点只集中在中央、省、市级，市以下的县、区、村宣传很少。即使1951年9月检查《婚姻法》贯彻情况到村后，也仅是个别重点村。尤其重要的是宣传的实效性不强，中央、各省党政部门、司法和群众团体等部门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如发放通俗《婚姻法》讲解资料、剧团表演、张贴漫画、广播等等。这种宣传看起来阵势很大，实际上大多只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层面，很难对一般民众尤其是绝大多数不识字的农民群众发生直接的影响。二是《婚姻法》贯彻运动初期组织系统薄弱。《婚姻法》运动并没有像其他****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专门委员会贯彻执行(直到1953年左右才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这很难使地方政权重视并大力执行。很多县、乡、村干部对《婚姻法》极度漠视，一般开会时只在传达完各种指示后才最后谈到《婚姻法》，或者根本不讲《婚姻法》。1950年6月24日，河北清苑县组织直属机关干部进行了一次《婚姻法》考试，结果“县委委员及格率仅为16．7%，甚至县委书记考试都没有及格”［11］。另外，乡村的基层妇女联合会组织也十分薄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1949年4月刚刚成立，地方组织正处于筹备过程中，乡村等基层组织机构极不健全，大多数地区只有乡一级有妇女联合会，村级只有妇女代表，没有健全的村妇代会组织。更何况妇女联合会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妇女联合会与同级的党政部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乡村基层妇女联合会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婚姻法》贯彻执行中既没有专门的委员会，又不能从基层妇女联合会组织获得更多的帮助，这使得很多妇女在冲破婚姻礼俗束缚时找不到可以依靠的力量，极易迫使妇女走上绝路。三是传统婚姻礼俗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短时间内难以破除。婚姻是“法”“礼”“俗”的有机统一体，三者之中民众对“法”的意识可能比较淡薄，但“礼”和“俗”经过千百年无数次的重复演示已深入人们的内心深处，久而久之，成为大多数人必须遵守的一种仪礼和规范。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民主改革运动一个接一个紧张进行的时刻，还无法顾及对这些旧婚俗礼仪的深入批判，其对妇女的压抑和摧残在一些地方相当严重。从以上可知，性别权力关系在《婚姻法》贯彻实施中与其他社会关系复杂地联系在一起，紧张的阶级斗争氛围，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加剧了原已混乱的社会局面;民族国家在《婚姻法》实施中缺乏强大持久并具有实效性的宣传机构，缺乏基层稳固坚实的妇女联合会组织系统，根深蒂固的旧习俗礼仪很难根除等都成为促成妇女自杀或被杀的重要因素，只有从性别、阶级、民族国家等多样化视角进行深入解析，才能更深刻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贯彻执行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注释:
①《婚姻法》从1950年5月1日施行至1953年3月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5月～1952年12月是《婚姻法》改革初期阶段;1953年1月～1953年5月，是《婚姻法》改革后期阶段。本文集中探讨第一个阶段。
参考文献:
［1］刘景范．贯彻《婚姻法》是当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重要的政治任务———三月十八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词［N］．人民日报，1953－03－20．
［2］中央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贯彻《婚姻法》宣传提纲［N］．人民日报，1953－02－25(1)．
［3］深入宣传《婚姻法》坚决贯彻《婚姻法》［N］．人民日报，1951－09－19(6)．
［4］封建婚姻制度的遗毒!两封报告虐杀童养媳的来信［N］．人民日报，1950－10－22(3)．
［5］展圭．实行《婚姻法》，保障男女婚姻自由!不堪婆婆丈夫虐待王娥狄被逼自杀县区应加强《婚姻法》的宣传［N］．人民日报，1950－06－28(4)．
［6］河南禹县菊王沟村彭坤等聚众打死孕妇周彪凶犯经人民法院举行公审分别判刑［N］．人民日报，1951－12－06(3)．
［7］笑冬．最后一代传统婆婆［J］．社会学研究，2002，(3):80．
［8］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4．
［9］王瑞华，王淑欣，王立文．山东牟平县洪口村村干部干涉婚姻自由逼死人命牟平县人民政府应即调查处理［N］．人民日报，1951－07－25(2)．
［10］贾富根和贾贵香为婚姻自由而坚持斗争［N］．人民日报，1953－03－26(3)．
婚礼婆婆感言范文第4篇
一、生命中不同阶段与跨越
《一 一》在技术上通过长镜头和景深镜头，让观众和影像现实接轨，感受完整而多义的现实，从而对影像做出不同的阐释。《一 一》还是典型的人物群像式影片，很多人物都有丰满的形象，却又各自独立，能从不同的角度解读。所以，《一一》的主题意蕴幻影重重。
电影《一一》表现的是台湾都市人们的生存状态中的焦虑与绝望，抗拒与挣扎。但是表现方式不乏理性，思辨和内省。该片民族特色的纪实风格视听语汇的运用，显出了平淡、真实、深邃，如静静的流水轻轻地流淌，或许，是陶渊明诗风的再现，用白描的方法表现平淡的生活片段，却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与体会。
从宗教的角度看，导演杨德昌表现出一种禅宗式的智慧、旷达、宽容和超越，以及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精神。这种感悟，或许是观看者自身被激发的感受，宗教情怀只是导演电影中的一个元素而已。他仿佛对佛教也有讽刺之意，从简南俊对待前来化缘的和尚态度中可窥见一斑。虽然男女主人公都认为一切没有必要再重来，影片中并没有直接显示出超越的层面。现实中有人认为现代人可能太注重物质生活，忽略了精神财富、道德和自我、只看到情感和情欲，忽略了理智。《一 一》则是对步入歧途、陷入苦恼之中的某些现代人迎头一棒。使用如此二元论的方法提炼甚至引申到影片的主题，以偏概全，失之简单，可以说是重重幻影之一。
在《一 一》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活生命的不同阶段，天真的少年――朝气蓬勃的青年――如日中天的壮年――苟延残喘的老年――气息奄奄的暮年和日薄西山的生命终结。家庭关系的描写，就是生命历程的抽样。生命体验中，有奶奶、爸爸、妈妈、青少年、小朋友。人物关系中，有一家的，外人的，是多重唱。影片以温和的婚礼开始，以葬礼结束，是生命历程中的开始和结束的代表性风景。一滴水里有大千世界――杨德昌想通过电影，表达他对生命的全部感受。所以，人物多，关系多，生命阶段多，生命体验多。但是，虽然生老病死一应俱全，却又独特。生没有欢天喜地，老没有落魄凄凉，病没有肝肠寸断，死没有鬼哭狼嚎。生命的历程，不幸与有幸，有着自然与无奈，这就是现代主义艺术的谱系之内。所以，电影展示的是人生不同历史阶段的不美好与无力挣扎、无法回避的一面。人们面对现实，唯有接受，是人生大悲，欲哭无泪的感觉。《一 一》不是超脱之作，也没有爱意绵绵；
不是给观众如何生活的启示，而是生活如何的揭示。或许，只有知道了生活的内幕，揭开了生活的神秘面纱，每个人才对生活有新的感悟，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生活中的不幸与磨难。这也是纪实电影观念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所以，《一 一》达到了“一滴水折射太阳光辉”效果。生命不同阶段的跨越障碍与堑壕，是生命的多姿多彩。
二、主动与被动的人物多层关系
电影编织的人物网有三层：第一层核心人物：被动的植物人婆婆；
第二层：简男俊夫妇和儿女、小舅子；
第三层：男主人公简男俊的生意伙伴与初恋情人；
女主人公的同事和小舅子的妻子等。故事的情节：在女主人公的弟弟婚礼的当天，他们的母亲陷入昏迷状态。她醒来的惟一条件是需要她的晚辈们与之聊天，生命有可能复苏。但是在生死交界的时刻，大家各自为了应付生活危机而忽略了老人。简男俊为生意和初恋而疲惫不堪；
他妻子上山清修求正果；
他女儿被感情纠葛和债务所煎熬；
他儿子对异性朦胧地坠入爱网……结果，外婆去世了，家庭中每个人生活依旧，旋律依旧。
在电影中，主动人物并不是主要人物，而是激发主要人物也是被动人物动作的外部动力。导演杨德昌在被动人物身上倾注了很多情感，而对主要人物则略带讽刺。电影中，最被动的人物是婆婆，在儿子阿弟的婚礼上，她被儿子的前女友的无理取闹气昏了，成了植物人。可谓被动到极限。但是为让她醒来，还必须家人陪伴说话，她又成为牵制他人的主动者，这一设置很高妙。
简家的其他五人，本身是被动人物，但和婆婆比，他们又是主动者。这一设置在剧作上成为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婆婆面袒露他们对人生与生活的迷惑。于是，就有了介于独白和对白之间的经典谈话。
在第三层人物结构上，原有对主动人物的讥讽，同样落在了简家五个被动人物身上，原本值得同情的他们，获得了善意的讽刺。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当简家五口人带着受到现实后的挑战烦恼与婆婆唠叨时，他们的交流对象群什么反应也没有，是虚空的存在。这样完全被动的人物，却反过来对简家的五人发出非常主动的挑战，五个人也可以被视为受到了现实与彼岸的双重挑战。他们与婆婆的独白，可以是内心独白，毫无意义的呢喃。语言已不是交流的工具，人生所有意义的荒诞之体都在婆婆面前流露。
婆婆代表了死亡，整个故事就构筑在生死寓言之上。纪实性的故事一下子接触到了神秘而空灵的存在，是无言的生命真相。杨德昌把婆婆设置成为慈祥的虚无，并且不如一般人那样透着死亡气息。虽然一言不发，似乎知道了一切，道尽了一切。婆婆大概就是佘太君式样的人物，大家都在她面前袒露心声。
简家的五个人状况：简南俊中年危机四伏，事业、婚姻、感情都要重新审视；
妻子敏敏陷入对宗教的困惑；
婷婷懵懂在性、死亡、爱情中；
洋洋是成长期儿童的特点；
阿弟对死亡比较麻木。所以，性格比较活跃。如此庞大的构架，每个人物都，以敏敏作为亮点分析：敏敏因为生活单调，精神崩溃，离开都市去佛堂清修。她在哭泣时，仍保持着干练的家庭主妇兼职文员的形象。作为女儿，她动员家人与母亲说话，她知道阿弟看重钱，讲话都与钱有关；
女儿几分钟就没话说了，仿佛生活中内容很少；
不省人事的老人，映射出了活人的困惑和可怜，敏敏终于在和母亲的谈话中意识到了自己也无话可说。意识到生活的贫乏，生命意识突然觉醒了，她的哭泣是存在性的哭泣，不是情感性的哭泣。后来，她仿佛感到了家的凄凉。之后，她上山、回家、和丈夫分享山上清修的感受。至此，杨德昌对这个人物的刻画画上了句号。
在处理这么多的人物与关系的问题上，杨德昌有了理智的思考、敏锐的视察和理性的解释。
三、情境与心境的交织
《一 一》电影，虽然是文艺片，却以纪实为主。但是，其戏剧性依然很强。它的戏剧性，来源于情景设置的戏剧性，只是在影片叙事过程中，对戏剧化情景引发的冲突进行了弱化处理，以便与整个影片的及时性配合。
《一 一》的婚礼与葬礼，都是非常有活力的情境。婚礼本来是热闹的，但有人闹婚，离婚，乃是特定人物关系中富有活力者。所以，影片一开始便有了戏剧性的巧合。在婚礼上，简南俊又遇见初恋情人。这个情境，就属于有定性的人物关系。其戏剧力度毫不逊色于婚礼上来了前女友。对婷婷而言，隔壁新来一个邻居，也是打破人物日常生活常态的惯用手法，更何况她会卷入一场更为复杂的关系之中。影片伊始，强烈的戏剧性冲突就铺设好了。
在众多的戏剧性冲突中，阿弟突出。他有一个三角关系，前女友云云和现在的妻子。是一个进行时态的三角关系，前女友结婚不成，变成了情人。而且，这个情人和他的部分生意紧密地连在一起，经常有纠葛。阿弟因为贪钱，因为有把柄被云云攥着，所以处处被动。在和云云的格斗中，败下阵来。结尾处的故事比前边的通俗故事更有戏剧性。阿弟回家后准备洗澡，认为明天一过一切矛盾都解决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了。这一瞬间也是存在性瞬间，直逼阿弟在婆婆面前独白：每天早上起来，面对那么多烦恼，一次又一次，你还愿意醒来吗？很容易让人误解他开煤气自杀，但结果是一个事故，以巧合喜剧性结尾，又不落俗套地显示了阿弟这类人物的顽强生命力。
简南俊和阿瑞的冲突也颇具巧合与戏剧性。他们相逢在阿弟的婚礼上。两人邂逅相遇后，阿瑞给简南俊名片后，又追问他20年前离去的原因。对方一言不发，因为那时候他选择逃避的原因很难当面说，依然是虚荣与自私。月光入泻，简南俊仿佛受到了良心的谴责，给阿瑞打电话，不是直说，是录音，相当于内心独白。尽管阿瑞马上给他打电话，他却没有勇气接。直到他要去日本的前一天，才接到阿瑞电话。又是巧合，看来，他要与阿瑞见面的动机并不强，是被动，对方则是主动。观众们期待他们东京见面后感情会有转折，但两人深情拥抱后，并没有什么进展。重逢，是一次过去心理创伤的释放和治疗。惟一称得上冲突的是阿瑞半夜敲简南俊的门，他依然选择逃避。大概，这是在爱情与责任、希望与绝望之间反复挣扎的印证吧。
婷婷的故事是情欲与仇恨交织的正版。杨德昌导演没把故事限制在婷婷视线内，就连发生在她身边的凶杀也是通过新闻知道的，仿佛离自己很遥远。她和胖子交往，向往的是浪漫和禁忌之间的张力，而胖子承担的则是浪漫爱情的另一面――仇恨、疯狂和绝望。两个内心世界反差之大，也谈不上冲突，所以，当胖子逃离情人旅店的当晚，婷婷独自徘徊在台北的街头，不见伤痕，只有迷惑。当胖子在公寓怒吼时，嘲笑婷婷天真时，她也只有逃离，没有对话与反问。婷婷的情境，如同站在深渊边缘的孩子，只看见黑洞，却不知道如何逃避黑洞做出异样选择。
婚礼婆婆感言范文第5篇
婚庆服务是近几年形成的一个市场需求，随着市场的运筹，逐步走向规范化正规化，服务周全化，郑州婚庆服务礼节是根据河南民间婚庆风俗的特点和新时代风尚的借鉴，形成郑州婚庆礼节的独有特点，大致分为三步曲：
一、小典仪式详细内容：新郎向父母行礼，并向父母表示养育之恩，向父母形容自己的以后生活方式等话语，父母祝福新人新婚快乐等话语，其他亲人朋友祝福新郎。新郎和父母合影出发迎娶（新郎迎娶时间和出发时间根据新郎与新娘家之间的路程远近确定时间）。
二、娶新娘小典仪式详细内容：新娘家是先关门把新郎拒之门外，新郎在门口向新娘发誓言，伴娘在里面考验新郎，新郎要给新娘穿新鞋走新路。（鞋事先被伴娘藏起来的）两位新人要见新娘的父母，先由新娘向父母表示父母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父母祝福女儿及女婿的新婚。新女婿认父母改口喊爸、妈，并向自己的岳父母发誓，以后怎样对待新娘，并不会忘记双方父母，合影。其他亲人、朋友祝福两位新人，出发去酒店（典礼）。
三、武汉婚庆礼仪策划-婚典仪式：
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酒店的现有条件来布置婚场。首先要注重婚场的背景和音响效果。
1、司仪说开场词，两位新人伴随着婚礼典步入婚典入场，新人，朋友最好站在两边鼓掌祝福这广为神圣浪漫的婚礼，新人的步伐不要过快，两位新人要手挽手肩并肩，朋友最好不要这时去闹两问新人。
2、两位新人经过漫长的相思、相恋、相爱终于缔结了爱情的殿堂；
两位新人要当众宣誓自己的誓言，一个愿娶一个愿嫁，象征着爱情是自由、自愿的。
3、众多的朋友来贺喜，请出主婚人，来恭贺婚事大喜，并致词。
4、由证婚人致词，并发放结婚证书。
5、水有源、树有根，最深还是父母恩。两位请出新郎父母行礼；
新娘认公公、婆婆，改口；
公公婆婆发放红包。
6、据根新郎的家庭情况安排拜见其他长辈。
7、点燃爱情圣火，从此爱到永远，伴随音乐，两位新人动作要稍慢，要有浪漫感。
8、喝交杯酒，伴随音乐动作稍慢，要有浪漫感。
9、交换信物，象征双方互敬互爱，伴随音乐动作稍慢，要有浪漫感。相互赠后，两新人最好拥抱一下，随着音乐最好有一段时间。
10、介绍恋爱经过，穿插游戏“求爱”。
11、夫妻对拜。
推荐访问:感言 婆婆 婚礼 婚礼婆婆感言【五篇】 婚礼婆婆感言(精选5篇) 婚礼婆婆感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