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报社实习时，还使用胶片拍摄，虽然我有扎实的摄影基本功，但还是缺少拍摄新闻照片的经验和新闻镜头语言的运用。通过和前辈老师们的交流，多看多学多拍，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算有了新闻摄影的感觉。2003年第一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北京青年经典语录【五篇】【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
北京青年经典语录范文第1篇
刚到报社实习时，还使用胶片拍摄，虽然我有扎实的摄影基本功，但还是缺少拍摄新闻照片的经验和新闻镜头语言的运用。通过和前辈老师们的交流，多看多学多拍，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才算有了新闻摄影的感觉。2003年第一次进入“非典病房”采访；
北京非典双解除之后，我再次进入全国最后一家定点医院，历时20余天，对全国最后10位患者治愈情况进行全程跟踪采访。前后共31次进入“非典病房”，每一次的采访报道都让我很感动。每次因为工作必须进入“非典病房”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采访，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是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所在。
2006年为备战北京奥运会，开始接触到体育摄影。在许多著名体育摄影家的呵护下，我逐渐进入状态。在尝试了许多传统表现手法后，又开始探索新的表现手法。
作为体育摄影师，先要熟悉每一个运动项目的特点和规律，在长期的现场拍摄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体育摄影瞬间的把握能力。在拍摄过程中，注意摄影理念，构思角度，寻找光线，注重色彩的方式，来体现出体育摄影师的创新。在2007年“好运北京”青岛国际帆船邀请赛的采访前，我看了国外大量关于帆船赛的照片，这个项目我没拍过，就更要去研究拍摄方法。在海上十天的工作，每天要在海上漂8个小时，体育摄影的辛苦和刺激，更激发了我的灵感。运用光线的变化，色彩的神奇，景别的语言，拍摄了一组唯美的帆船比赛照片，将大风大浪中的激烈比赛表现得平静和神秘。
2008年在珠峰大本营驻扎了半个多月，采访奥运圣火珠峰传递活动。5月10日回到拉萨休整，12日汶川地震，我和《北京晚报》的摄影记者搭上13日上午唯一一班从拉萨飞往成都的飞机，再从都江堰徒步40多公里用时16个小时到达汶川县映秀镇采访，用海事卫星发回照片。
《化蝶》这张照片是北京奥运期间在水立方顶层的马道上拍摄的。这个摄影位置要先保证如新华社和盖蒂图片社等世界大通讯社名额。8月14日的比赛有一个空缺的位置，我立即上去，特殊的位置和角度，能拍出特殊的视觉照片。在40多米的高空中拍摄了中国选手刘子歌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上以2分04秒18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是中国游泳军团在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马道上的温度有40℃以上，站在上面汗流如雨，且上去找好位置就不能走动，将照相机和安全带套上系在护栏，只能带一个机身和一只镜头。能在这种顶级赛事中得到这样的位置是运气也是福气。
如今的体育摄影已经出现许多摄影语言的表现方法，但大体上可分为纪实和唯美两大类。纪实：真实的记录体育现场；
唯美：在真实地记录体育现场的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思维，新的角度等表现出更多更新的体育摄影的视觉语言。这两种方法都已在体育摄影中广泛运用，并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摄影力作。体育摄影的特点在于真实，情感和事件背后的故事，再加上运用一些创新的思维和视觉语言，就更能将一幅体育摄影作品表现完美。当然，如果没有好的纪实摄影的深厚功底，没有把握好运动的瞬间的能力，也不可能再去创新。
做摄影记者有十二年了，我知道，每一次摁下快门，无论事件大小，照片好坏，下一次拍摄都是从零开始，好在我的梦想就是这个职业，记录真相和瞬间也成为我的使命，我在经受着感动和洗礼的同时，也用心灵传递内心的激情！
姚明退役
2011年7月20日14时，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明谢》新闻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在会上，姚明宣布了篮球生涯的退役决定，至此，一代篮球巨星告别了篮球赛场。
激情郎朗
2006年1月17日，征服了整个西方古典乐坛的中国少年郎朗回到祖国，在他向往已久的人民大会堂舞台上成功举办名为“成长的旋律”的独奏音乐会，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的第一人。
化蝶
2008年8月14日上午，在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刘子歌以2分04秒18的成绩获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这是中国游泳军团在北京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
蓝眼睛
2011年7月18日上午，中国跳水选手陈若琳、汪皓在2011上海游泳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跳台预赛中。当晚决赛她们夺得冠军。
舞动北京 2009年11月5日，美国网球名将大威廉姆斯在2009中国网球公开赛上。
水天一色 2007年8月14日，好运北京青岛国际帆船赛鹰灵级的比赛。
映秀救援 2008年5月14日下午，随同总理到达四川映秀镇的直升飞机首次实施空中救援。
揪心 2009年2月14日，一位运送蜂窝煤的老工人在用手机拍摄火灾后的现场。2月9日，地处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在建的配楼工地发生火灾。大火在燃烧近6个小时后被扑灭。火灾共造成7人受伤，1名消防员牺牲。经调查，火灾原因是违规燃放烟花引起。
童车 2007年3月17日下午，在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对老年人推着载有宠物的竹制童车行走在斑马线上。
作者简介
崔峻，《北京青年报》记者，曾参加2001年大学生运动会、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09年国庆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拍摄。
2003年第十二届中国新闻“金镜头”文化类单幅金奖。
2006年第十五届中国新闻“金镜头”体育类组照银奖。
2008年中国新闻摄影协会抗震救灾优秀新闻摄影工作者。
北京青年经典语录范文第2篇
我们为何青睐“艺考”
3月15日，北京电影学院在网上公布了2012年本科招生各专业方向考试合格考生榜单。作为最受关注的艺考学校，这所学校的专业考试每年都会成为艺术考试的焦点。今年更是出现了1.8万人报考的“盛况”。这无疑使人感受到了艺考的灼热程度。据了解，近年来，高等艺术专业考试持续升温，艺术专业招考比例超过了百里挑一。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热衷于艺考？这些人当中，确实具有从小热爱并决心从事艺术行业的，也有文化成绩平平以至于临时抱佛脚把艺术考试作为大学敲门砖的，而且后者占有很大比例。在准备参加“艺考”的学生中，不少人由于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在高考前临时“改行”学艺，把艺考当作进入大学的“捷径”。在一些高考声乐、器乐、表演、绘画辅导班中，以前没有任何表演、音乐、美术基础，只是为了参加“艺考”而突击学习的人很多。
随着参加艺术考试考生队伍的不断壮大，“艺考”之路已越走越窄。由于竞争激烈，艺术专业录取率大幅下降。像北京电影学院，今年报考者有1.8万人，只录取450人，远低于一般文、理科专业的录取率。全国参加艺术考试的学生，每年以30%以上的比例增长，而录取率仅百分之一左右，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当“陪考”的命运。艺考从“高考捷径”变成了另一座“独木桥”。
【素材分析】
就在人们感叹高考大军一天天萎缩的同时，这高考大军的一个分支—“艺考”部队却在日益发展壮大。这支壮大的队伍可分为两类：一是愿意投身艺术的，一是以此为高考敲门砖的。其实即便真正“热爱艺术”，也要分清是愿意为艺术而献身，还是被艺术界的一些“明星”获得的名利所引诱。倘若是后者，这艺考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敲门砖”而已。参加“艺考”的学生逐年增加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艺考”工具化、功利化。工具化、功利化的考试不是对艺术的向往，而是对艺术的亵渎。
【速用片断1】
透过现象深入本质
艺术考试热持续高温，“艺考”的虚火越烧越旺，这引起了教育界和艺术界有识之士的担忧。因为众多考生“赴汤蹈火”，其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想借此先跨进大学的门槛，为将来挣得一个饭碗。
旨在培养学生审美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艺术教育的普及本是件好事，但家长的急功近利和培训班的推波助澜却使艺术教育应试化倾向愈来愈明显。其实，艺术考试本是为了发现具有艺术天赋或能力的人加以培养，不是为了造就大批的“艺考者”。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在公众场合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轻易选择艺考，这是一场以生命作为成本的残酷游戏。”当投入与得到不成比例或悬殊太大时，家长和考生需要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高投入到底值不值得？
【速用片断2】
观点具有启发作用
如今，很多少男少女都向往着一夜成名的传奇，期待那些发生在普通草根、邻家男孩女孩身上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奇迹有一天也能在自己身上演绎，这样的明星梦使得他们“奋不顾身”。不少业内人士每年总要给充满梦想的年轻人“泼冷水”，除了提醒他们“艺考”并非成名的捷径，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明星们其实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辛酸苦痛，在成名之前他们的付出和投入非一般人可以承受。如果只是为了名利而来，艺术之路就一定行之不远。那些没有艺术才能，而本身又抱有功利目的的考生不要报考艺术院校，因为艺术本身是很纯粹的东西。没有一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纵然进得了艺术院校的大门，也难以叩开艺术殿堂的大门。
【素材示例二】
“学雷锋热”引爆潮流
“学习雷锋，好榜样……”随着轻扬的歌声，一年一度的学雷锋活动开始了。3月5日，北京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也加入了学雷锋的行列，开展了“忆雷锋事迹，扬北京精神，做文明市民”的主题活动，志愿者在街道工委等部门的带领下，用实际行动向雷锋精神致敬。
学院路街道宣传部、团工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了此次活动。主办科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把“北京精神”纳入其中，赋予了学雷锋活动新的含义。活动中，雷锋格言被制作成红色的宣传展板，格外醒目。由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公共文明引导员和大学生们组成的学雷锋志愿者队伍，为过往行人发放“北京精神”宣传册和纪念品，同时开展了量血压、理发、计生咨询、养老助残、修理自行车、交通协管等义务活动。不少志愿者表示：“我们不只是今天才学习雷锋，平常也送服务上门。”社区合唱队的20多名队员带领全体人员合唱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走向复兴》等歌曲。雄壮而令人振奋的歌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聚集到现场。大家都被现场热烈气氛和大伙儿助人为乐的热情所感染着。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引爆了学雷锋的热潮。像河南“编外雷锋团”、长沙“雷锋超市”等都坚持50年学雷锋不走样，这些感人的事迹被报道出来，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素材分析】
人是具有从众心理的一种社会的动物，当冷漠成为一股潮流，“见义不为”就会像传染病一样伤及每一个原本健康的肌体；
当热情成为一种时尚，“助人为乐”就会成为荡漾在我们生活中的主旋律。请看每年的三月，当那些有组织的学雷锋活动像一支曲子的引子奏响之后，总会有更多自发、自愿的公民加入到这支交响乐队中来。这说明了雷锋精神不过时，也说明需要有人来引导我们社会的潮流。以雷锋为榜样塑造人的品质和形象，引导年轻人做好人做好事在今天特别重要，特别有意义。惟愿学雷锋常态化，而不仅仅只是一时的风景。
【速用片断1】
揭示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
当前学雷锋的主体—广大青少年的成长年代距离雷锋时代已较为久远，若一味强调雷锋形象的“高大全”而忽视他作为普通青年的青春气息，则不利于学雷锋活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深入开展。所以应该通过文学、影视作品等手段发掘其形象中的时代特征，帮助人们认识一位走下神坛的“青年朋友”。而雷锋确实也是一个热爱生活、追求时尚、有很强亲和力的可爱的青年。他的一些生活情趣和爱好，与时下青少年一代的气质有着本质的相似性。
还原雷锋的真实面貌就是要告诉大家，雷锋首先是我们身边的一员，是一个普通青年、一个时尚青年、一个文艺青年，他可以是你，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然后才是一个优秀青年。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优秀而忽视了他生活中普通的一面，从而拉近这位“道德偶像”与青少年以及更多人的距离，发挥“其人可亲，其言可信”的榜样力量。
【速用片断2】
推理想象有独到之处
2011年小悦悦事件把道德滑坡的“传言”演绎得淋漓尽致，今年恰逢雷锋同志逝世50周年，“雷锋精神”被再次高调提出，成为影响国人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楷模，雷锋无私奉献的利他主义精神是与我们时代呼吁的主旋律相契合的。为此，北京市下发了《关于弘扬北京精神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实施意见》，规定以后每个周六为“学雷锋志愿活动日”。
典型教育法一直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榜样的引领作用是巨大的。而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常态化的活动究竟是否能有效地贯彻实施或者说如何能避免其流于形式化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学习雷锋到底是在培养道德自觉还是要制度约束，如果学习雷锋这种道德领域的问题被行政制度绑架，是否会产生人们皆“被雷锋”的嫌疑呢？
【素材示例三】
当翻拍经典成为习惯
近年来，翻拍经典似乎已成为一种习惯。像《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茶馆》等一批传统名著被一而再再而三地翻拍，一些红色经典如《永不消逝的电波》《洪湖赤卫队》《江姐》《山间铃响马帮来》也纷纷“推陈出新”。一时间，经典翻拍剧几乎占据了荧屏的大半江山。据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开拍的电视剧中超过50%是各类翻拍剧。似乎，中国的电视剧近两年“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只是在讲昨天的故事。
表面上看，经典剧有群众基础，有品牌效应，投资不会少，收视不会差。所以影视公司跑马圈地，纷纷傍上各类经典剧。可每一部翻拍剧无一例外都会引起大量争议。观众不满，觉得导演乱改经典。经典翻拍完，观众开始拍砖了。导演委屈，觉得观众是鸡蛋里挑骨头。制片方说，时代在进步，观众的口味不该停滞在20年前，应该与时俱进。观众却强调，不是我们陈腐怀旧，是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太差了，让我们不得不怀念当初的经典。
影视剧只是文化产业中的一类商品，片商要做的就是尽力规避风险，寻求最高利润。从这个角度来说，片商们一窝蜂傍上经典剧也无可厚非。但是影视剧又不只是商品，它还是一种文化产品，在商品之外还应具有文化的灵魂。少了这灵魂，文化便没有人“闻”了。
【素材分析】
经典可以翻拍，因为一部文艺作品完全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
那些经典的影视作品也完全可以进行艺术再创作，推陈出新。翻拍经典必须创新，但这种创新应当有一条底线—即对原著的尊重。为了提升影视剧的收视率而刻意添加低级庸俗的枝节，甚至对名著进行曲解乃至篡改实在是对名著的一种不尊重，甚至是一种戏弄。这样的翻拍，只能让观众误解了原著，客观上造成了对经典名著的歪曲，这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亵渎。本着尊重原著的态度，应当成为翻拍名著的影视编导们恪守的准则。
【速用片断1】
材料新鲜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电影资深研究专家黄会林认为，名著改编始终是需要的，正如莎士比亚戏剧不断被重排一样，它是一个时代艺术传承和创造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重拍或改编必须遵守一些准则，尤其不要去歪曲和篡改。“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有规则和道理的，如《西游记》本身虽然也是对唐玄奘西天取经的某种创造性演绎，但它的细节早就经过读者和时间的千锤百炼，它是符合逻辑也符合中国人传统审美标准的。”
黄会林说，在改编名著或翻拍经典的同时，尤其要对搞笑、消解、歪曲、混搭等所谓现代元素保持高度的警惕，对名著一定要强调“尊重”，必须怀有敬畏之心。创作者只有心怀敬畏，才可能塑造经典。翻拍经典，切勿把经典“拍翻”。
【速用片断2】
材料丰富
当年的《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都拍得很好，剧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已被定格成一种经典，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如今的翻拍剧脱离原著，故事情节夸张、雷人，让人很难接受。经典作品的高度包括剧中的人物形象、故事线索、想象力和叙事方式，已深入一代人的心中，它们是永远不可企及、不可超越的，经典不可复制。很多翻拍的名著好像仅仅是在娱乐观众，吸引眼球。譬如一些翻拍的名著中，感情戏以及女性服饰、造型，看了直让人摇头惊呼“少儿不宜”。剧中人物的对白也越来越现代，原著已经被改编得面目全非，观众是云里雾里—“经典”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
【速用片断3】
见解新颖
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的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缺失的就是真正的经典，我们呼唤真正原创经典的出现。文艺工作者不应该满足于甚至沉湎于所谓的翻拍、重拍，而应该不断地去创作、去创新，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创作出真正的经典。尽管经典不断被翻拍，但是，经典已经不是以往的经典了，经典离我们其实很遥远。我们的剧作人员应该有勇气去创作经典，不断将经典奉献给观众，而不是在寻找中重复炒作。时代需要经典，观众需要经典。
经典应该是一种能够唤起受众记忆、引起受众讨论、激发受众想象、承载受众争鸣、让人感受到振奋和励志、最终得到力量和精神愉悦的作品。现实生活中题材很多，文艺创作完全可以从现实出发，不断创新，推出新的经典。
【素材示例四】
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就是在网络上流行的语言，是网民们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它有两大特征：一是年轻化，二是有文化。“网络流行语”是网民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所运用的区别于现实生活语言的一种特殊语言符号，它来源于现实社会，又影响着现实社会。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正在迅速发展。伴随着网络对社会事件和流行文化的关注，“给力”、“欺实马”、“躲猫猫”、“俯卧撑”、“打酱油”、“伤不起”、“我爸是李刚”、“羡慕嫉妒恨”、“神马都是浮云”、“非常艰难的决定”、“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等网络热词一波一波不断涌现出来，被网友反复套用、化用，夺人耳目，甚至延伸到了现实语境中。
网络流行语何以层出不穷？相关新闻事件本身的重大和语言内容形式的新异性是其流行的直接原因。网络宽松的语言环境、技术条件、年轻化的网民构成为流行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且塑造了流行语的形态。网络流行语是网友在现实舆论压抑的情况下，转而在虚拟空间发起的一场语言“狂欢”，客观上起到了“民主助推器”和“社会泄压阀”的作用。流行语的含义约定俗成，甚至成为集体认同的标识。
会有老的网络流行语逐渐衰亡，又会有新的网络流行语不断出现，这是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些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网络语，可能会进入词典。
【素材分析】
既然我们已经创造出这样一个相对自由、宽松、人人有发言权而又不容易被盯梢的网络，那我们就得接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长出的良莠不齐的植物和妍媸并存的花朵。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而这个虚拟的世界实际上乃是对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折射，是现实生活的一种更集中、更直观的表达。网络流行语亦如是。它是现实生活的浓缩，是现实话语的再创作，是人们喜怒哀乐的曲折表达。每一句网络流行语都可以找到它的背景，就像每一个成语都可以找到它的典故，但网络流行语却是层出不穷、此消彼长扑面而来又悄然而去的。
【速用片断1】
语言生动，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生活需要调剂品，而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恰恰给生活增添了许多的酸甜苦辣。
“寂寞党”无疑是生活的烦恼者。一碗面，他们尝出了寂寞；
一包烟，他们抽出了寂寞；
一首诗，他们更念出了寂寞……这一切无疑都是寂寞惹的祸。但这祸从口出，却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不用宣传，不用包装，轻轻一点，寂寞的朋友便蜂拥而至。他们给自己平淡生活找到了寂寞这个苦闷的源头。幡动是因风动还是心动，人们似乎已经看不清了。一句“哥X的不是X，是寂寞”就囊括了一切。是寂寞融入了生活，还是生活中融入了寂寞？
【速用片断2】
见解新颖
北京青年经典语录范文第3篇
朝鲜司译院设有汉、蒙、倭、女真“四学”，其中“汉学”的地位非常重要。朝鲜司译院汉语教学非常重视发音的正确性。汉学以《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備》、《直解小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为教科书。
A Study on the “ Han xue ”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
Abstract : Chinese ， Mongolian ， Japanese and Jurchen-Manchu School of the Korean Si Yi Yuan ， The “Han Xue” is very important .it attached importance to pronounce nicety chinese.in Korean SI YI Yuan . In Si Yi Yuan Laokida ， Piaotongshi ， Wulunquanbei ， Zhijiexiaoxue ， Lunyu ， mengzhi ， Zhongyong ， Daxue as text books for Han Xue .
国内学者有关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汉语教学、所用教科书等问题的研究论著较少。相对来说，韩国和日本学者早已有所研究。日本学者小仓进平在《朝鲜语学史》[1]一书第五章“支那语学”中，对汉语研究史、汉语辞书、汉语读本、通汉语的学者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朝鲜日、汉、满、蒙语读本》[2]一文，对司译院“汉学”的读本及其变迁问题进行了探讨。韩国学者姜信沆的《韩国的译学》[3]一书，对朝鲜司译院“汉学”通事、所用书籍等进行了研究。
《老乞大》[4]和《朴通事》[5]是朝鲜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的主要教材。此二书不仅是研究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的重要史料，对元明时期汉语音韵史、元明时期与高丽、朝鲜的贸易往来等问题的研究，也提供了重要线索。语言学界对《老乞大》、《朴通事》二书早已有所研究。杨联升的《老乞大朴通事里的语法语汇》[6]一文，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老乞大》的语法、语汇进行了研究。陈高华的《从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7]一文，根据《老乞大》、《朴通事》所记载的高丽商人到元大都的沿途所见、贸易活动等情况，探讨了高丽与元代的经济文化交流。
1998年韩国大邱发现了原刊本《老乞大》，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陈高华的《旧本书后》[8]一文，断定此书的成书年代为中国的元代末年。船田善之的《元代史料としての旧本——钞と物价の记载を中心として》[9]一文，从旧本所记载的元代钞和物价的角度，探讨了此书所反映的元代经济、社会生活情况。古屋昭弘的《 朝鲜中世の中国语会话读本》[10]一文，就旧本的日译本的情况等进行了介绍。
本文就朝鲜司译院“汉学”的设立、汉语教学、“译科”考试、“汉学”所用教科书等方面入手，初步探讨朝鲜司译院“汉学”的情况。
一、司译院及其“汉学”的设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1]。司译院是朝鲜王朝时期官方设置的学习外国语、培养翻译人材的专门机构，有时也被称为“译学”。具有翻译学校的性质。司译院一开始只设“汉学”，后扩为“四学”，即汉、蒙、倭、女真学，分别教习汉语、蒙古语、日本语、女真语。“四学”相当于翻译学校的外语系。《通文馆志》记载：“康熙丁未（1667）女真学改为清学”[12]，即自康熙六年（1667）开始“四学”又被称为汉、蒙、倭、清学。其主要变化在于女真语学改习满语[13]。
关于朝鲜司译院设置及沿革问题，《高丽史》记载，“通文馆，忠烈王二年（1276）始置之，令禁内学官等参外年未满四十者习汉语……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14]。《李朝实录》记载，太祖二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置司译院，肆习华言”[15]。
《通文馆志》则云，“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讓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16]。《李朝实录》又记载，恭讓王元年（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置“十学”，而“吏学”置于司译院[17]。
关于这一问题，韩国学者郑光认为“朝鲜司译院是将高丽通文馆改名为司译院的”[18]。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置的通文馆，后来改名为司译院[19]。小仓进平认为“高丽末年设置的司译院，在朝鲜初年以旧制的形式存置”[20]，即司译院始设于高丽末年，朝鲜初期采取了新建的形式[21]。
根据上述史料和学者意见，可知司译院这一术语在高丽恭讓王时期就已出现。朝鲜司译院是在高丽忠烈王时期所设置的通文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王朝建立后，因袭高丽旧制建立了司译院。
可见，司译院这一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称，高丽忠烈王时期被称为通文馆、恭讓王三年又被改为汉文都监。恭讓王元年是否已被称为司译院尚不清楚，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高丽时期的通文馆、汉文都监、朝鲜初期的司译院，设立之初，都是以教习汉语为目的的。
朝鲜太祖二年（1393）司译院初设之时只有汉学。后增设蒙、倭、女真学，共为“四学”。同书又记载：朝鲜太宗十四年“命司译院习日本语，倭客通事尹人甫奏：日本人来朝不绝，译语者少，愿令子弟传习，从之”[22]。朝鲜世宗八年礼曹报告“野人（指女真人）连续上来，只令乡通事传语未便，请咸吉道居人内，择其女真及本国语俱能者三人，属於司译院，为野人馆通事，从之”[23]。可见，“蒙学”系于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增设。“倭学”是在太宗十四年（明永乐十二年，1414）设立，“野人馆”即“女真学”，增设于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
二、司译院汉语教学
朝鲜司译院汉、蒙、倭、女真学当中，“汉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四夷广记》记载：“司译院掌译诸方言语”[24]。可见明朝人知道朝鲜司译院这一机构。在明朝私修史书中有很多记录朝鲜王朝的篇章，如郑晓的《皇明四夷考》、慎懋赏的《四夷广记》等，其中附有少量的朝鲜语词汇。但明朝四夷馆自始至终没有朝鲜馆。故培养汉—朝鲜语翻译人材的任务是由朝鲜司译院承担的。朝鲜司译院“汉学”培养了不少通汉语的译官。据《译科榜目》记载，自1498年到1891年，朝鲜“译科”考试所录取的“四学”人员名单中，“四学”出身者总人数为2845人。其中“汉学”出身者为1858人[25]。
司译院“汉学”培养了许多精通汉语的翻译人员。这些译官在明与朝鲜互使、贸易往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朝鲜押马赴辽东的使臣当中，多为司译院“汉学”判官、译官等人。关于这一问题，《李朝实录》多有记载。
（一）、教授和生徒人数
朝鲜王朝时期，有不少人学习汉语。司译院“四学”中，“汉学”的生徒人数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朝鲜司译院“汉学”教授、生徒人数虽有一定额数，但在不同时期具体人数有所变化。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汉学”作了如下规定：在司译院置“禄官与教官”；
教官人数为“教授三员，内汉二员，蒙古一员，优给禄俸”；
学生的人数及年龄规定为“令在京五部及地方，择良家子弟十五岁以下，天资明敏者，岁贡一人，入院肆业”[26]。朝鲜王朝设立司译院之初，“汉学”的教授、生徒人数并不多。教授也无品级，只提到给优厚的俸禄。
世宗时期（1419－1450），增加了“汉学”教授、生徒额数。《经国大典》记载，“汉学教授四员，二员文臣兼，为从六品；
汉学训导四员，蒙学、倭学、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27]。同书又记，司译院生徒额数为80人，“汉学三十五人、蒙学十人、女真学二十人、倭学十五人”[28]。这应该是在京生徒额数。
这一时期，教授人数比太祖时期增加了一倍。世宗朝还规定教授的品级为从六品，并增加了十名训导。“汉学”生徒人数，由太祖时期岁贡1人，增加到35人。
成宗时期（1470－1494），“四学”虽有供学百人的规模，但赴学者通常不满。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政府为解决司译院“四学”生员不满的问题，规定依汉学例，命各道每年选送蒙、倭、女真学岁贡生徒八人。并令外方[29]每式年（详见后）选送蒙学生徒五人，倭、女真学生徒各六人[30]。这里，各道和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不清楚，但蒙、倭、女真学各道和外方选送的生徒人数是根据“汉学”例而定的，因此，外方选送给“汉学”生徒的额数肯定比蒙、倭、女真学的生徒人数要多。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生徒[31]人数为156人，其中，“汉学：平壤、义州、黄州各三十；
女真学：义州五、昌城五、北青十、碧潼五、渭源五、理山五、满浦五；
倭学：斋浦、釜山浦各十、盐浦六” [32]。
《通文馆志》记载：“外方译学生191人，黄州、平壤汉学生各三十人；
义州：汉学生三十人，女真学生五人；
昌城、楚山、满浦、碧潼五、渭源女真学生各五人；
北青女真学生十人；
斋浦、釜山浦倭学生各十人；
盐浦倭学生六人，以上出《经国大典》。“济州汉、倭学生各十五人，康熙辛亥（康熙十年，1671）译学卢尚迪时始置；
巨济倭学生五人，康熙丁亥（康熙四十六年，1707）译学金时璞时始置”[33]。
司译院除教授外，在京和地方设“译学训导”之职，主要掌管教训生徒之事。董明认为“译学训导”是朝鲜王朝为培养汉语人才而设立的专门机构[34]，这一观点是错误的。译学训导是一官职，而不是培养汉语人才的机构。
据《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设“汉学训导四员，蒙、倭、女真学训导各二员，为正九品”[35]。《通文馆志》记载：“训导十员，注为正九品，掌教训生徒，汉学四员，蒙、倭、女真学各二员”[36]。以上《通文馆志》记载出自《经国大典》，但与《经国大典》不同的是《通文馆志》清楚地记载了训导的职责是“掌教训生徒之事”。
《经国大典》记载司译院外方所设译学训导的情况是：“庆尚道设倭学训导二员、在黄海道设译学训导一员（黄州）、平安道设译学训导二员（平壤、义州），为从九品”[37]。
根据这段记载，黄州、平壤、义州等地所设译学训导是否属于“汉学训导”尚不清楚。《通文馆志》详细记载了黄州、平壤、义州等地的译学训导是汉学所派官员。“译学训导黄州一员、平壤一员、义州一员，注为汉学出身参上官差送”[38]。司译院外方官员名在原籍，分差外方，任满后回司译院。
根据以上史料，可见，司译院在京和地方所设译学训导的品级不同，司译院在京所设译学训导为正九品，在地方各道所派译学训导为从九品。
（二）、教学中对语音的重视
明与朝鲜之间的通用交际语为汉语。朝鲜半岛使用汉语言文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汉语和朝鲜语的发音还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对司译院“汉学”生徒来讲，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是非常重要的。朝鲜世宗时期非常重视生徒正确掌握汉语的发音问题，故采取了奉使到中国学习、在司译院禁用本国语音等措施。
《李朝实录》记载：“世宗十五年（宣德八年，1433），‘欲遣子弟诣北京国学或辽东乡学，读书且务善求道之心朕甚嘉之，但念山川脩远、气候不同，子弟之来或不能久安客外，或父子思忆之情两不能已，不若就本国中务学之便也。今赐王‘五经四书大全’一部、‘性理大全’一部、‘通鉴纲目’二部，以为教子弟之用’。王其体朕至怀，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子弟于义州，使之往来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语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39]。明朝给世宗的敕书中拒绝朝鲜司译院派生徒到北京学习汉语的请求，世宗招集大臣们商议，提出派生徒到辽东学习汉语，大臣回禀世宗“辽东是中国一方，发音不正”，认为让所选生徒仍然在司译院学汉语，等使臣出使明朝时再将他们送到北京学习汉语，这样循环反复，自然能通晓汉音。可见，朝鲜世宗时期，司译院的汉语教学以北京地区的语音为标准。朝鲜王朝世祖时期，规定司译院生徒“所习汉音字样请以增入谚文洪武正韵为宗肄习，从之”[40]。
世宗二十四年（明正统七年，1442），司译院都提调等认为，现今在司译院习华语者，入院不得已才学汉音。故而在司译院学华语，学十年不如到中国奉使数月。学汉音常用乡音（即朝鲜语发音），一天所学汉语还不如乡语的十分之一。这种习字与汉语的教学相分离的作法，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所以，司译院提调官等对禄官、教授、各级官员以及汉学学生，作出了入本院须用所习语言，不得用乡语的规定。其规定如下：“每至院中，一禁乡语，上而师长、僚官相与应对，下而权知、生徒招呼应诺，一用汉语。大而公事议论，小而饮食起居，一用汉语”。并令常考察，若有人用乡语，予以处罚。“初犯，附过。再犯，囚。次知一名三犯，二名四犯，三名五犯，以上移关刑曹论罪，禄官罢职，仍一年不叙前衔。权知，一年不许取才。生徒，随其所犯辄行棰楚”。[41]
司译院过分重视汉语的正确发音，在汉语教学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司译院学生过分追求汉语的正确发音只学语音，而不求理解其意。故司译院设置训导，用本国语音讲解其义理。
三、司译院“汉学”教科书
《李朝实录》、《经国大典》、《通文馆志》记载了司译院“译科”、“取才”“汉学”考试用书，这些书应是司译院“汉学”教习汉语所用教科书。但司译院“汉学”所用书籍究竟有多少尚不清楚。
（一）、司译院“译科”考试用书
朝鲜司译院选拔译官，须通过“译科”考试和取才两条途径。据郑光的研究，“译科”考试在礼曹实行，取才在司译院实行”[42]。
朝鲜时代的科举中，“译科”属于杂科。高丽时代的杂科包括“医业、卜业、地理业、明法业、明书业、三礼、三传、何论”[43]等，没有“译科”。
“译科”考试分为在京考试和乡试两种。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考试的形式，汉学采取“讲书、译语”两种形式。讲书有临文和背讲两种。临文是根据所学课本颂读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背讲是先背诵课文，再以朝鲜语解释其内容。译语是以汉语进行翻译。取才有临文[44]和写字两种形式。
《经国大典》记载：
“译科”初试：
【额数】汉学二十三人（应是在京考试所取人数）；
司译院录名试取汉学乡试黄海道七人，平安道十五人观察使定差使员录名试取。
【讲书】汉学“四书”临文、《老乞大》、《朴通事》、《直解小学》背讲。
【译语】汉、蒙、倭、女真学并翻《经国大典》临文[45]。
“译科”复试：
【额数】汉学十三人，本曹同本院提调录名试取。
【讲书】同初试
【译语】同初试[46]
《通文馆志》记载：“汉学八册《老乞大》、《朴通事》、《伍伦全備》以上三册背讲。初用《直解小学》，中间代以《伍伦全備》。《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经国大典》以上五册临讲”[47]。将这段史料记载与《经国大典》的记载相比较，除《直解小学》被《伍伦全備》替换外，其它书籍没有变化。替换的具体年代尚不清楚。《经国大典》讲书所规定的“四书”既是《通文馆志》中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
朝鲜太祖三年（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对考期与科目规定为“每三年一次考试。习汉语者，以四书、小学、吏文[48]、汉语皆通者为第一科，与正七品出身。通四书之半及小学、汉语者为第二科，与正八品出身。止通小学、汉语者为第三科，与正九品出身”[49]。可见，司译院“译科”汉学考试用书中，“四书”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二）、司译院“取才”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汉学’五册。甲、丙、戊、庚、壬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備》背讲。《论语》临讲。《书传》、《通鉴》临讲。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備》第三，《中庸》、《诗传》、《通鉴》。乙、丁、巳、辛、癸年春夏等《老乞大》、《伍伦全備》第四，《孟子》、《书传》、《通鉴》。秋冬等《朴通事》、《伍伦全備》第一，《大学》、《诗传》、《通鉴》。‘汉学’取七人”[50]。这段史料证明，司译院“取才”“汉学”考试，与“译科”考试不同，规定不同季节或不同年份“四书”选其一作为考试用书。
司译院“取才”考试在“院试”考完之后进行。《通文馆志》记载：“嘉靖癸丑（嘉靖三十二年，1553），因本院草记与华人交接之间，语言最先，文字居次，除常时所读书备数考讲，每二人作耦讲论华语，谓之院试”[51]。规定“院试得一分半以上者，许赴诸取才。而取才分数同者，以院试分数为先叙用。出受教辑録”。
[1]刀江书院，1940版，第556－580页。
[2]《朝鮮的日、漢、滿、蒙語讀本》，《东洋学报》第4卷第2号，1914年，第244－266页。
[3]汉城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第94－107页。
[4]《老乞大》载于元代汉语本《老乞大》，韩国，庆北大学校出版部，2000年6月版。
[5]《朴通事》（上、中、下），国语国文学资料集第4辑，韩国，庆北大学院国语国文学研究室。
[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9本上册，1957年，第197－208页。
[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5－60页。
[8]《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123－130页。
[9]《东洋学报》，第83卷，2001年6月，第101－130页。
[10]《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21期，日本株式会社好文出版，2002年3月，第268－272页。
[11]《经国大典》卷1，亚细亚文化社，1983年10月，第79页。
[12]《通文馆志》卷1，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3]注：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即是朝鲜司译院女真语学结束的年代。
[14]《高丽史》，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版，卷76，《百官志》。第2册，第563页。
[15]《李朝实录》卷4，日本，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三十一年（1956年）版，太祖二年九月辛酉条。
[1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民昌文化社，1991年8月，第7页。
[17]《高丽史》卷77，《百官志》。第2册，第572页。关于“十学”《高丽史》只简单记载：“恭讓王元年置十学，教授官分隶，礼学于成均馆；
药学于典仪寺；
兵学于军侯所；
律学于典法；
字学于典校寺；
医学于典医寺；
风水阴阳学于书云观；
吏学于司译院”。这里只提到8个，其余2个应是乐学和译学。
[18]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19]郑光《译学书研究的诸问题——以朝鲜司译院倭学书为中心》，《朝鲜学报》170辑，1999年，第30页。
[20]小仓进平增订《朝鲜语学史》，第3页。
[21]小仓进平《朝鲜的契丹及女真语学》，《历史地理》第29卷，第5号，1917年，第564页。
[22]《李朝实录》卷28，太宗十四年十月丙申条。
[23]《李朝实录》卷33，世宗八年九月壬子条。
[24]慎懋赏《四夷广记》，收于《玄览堂丛书续集》，第88册。
[25]《译科榜目》，奎章阁本。
[26]《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27]《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职条，第82－83页。
[28]《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0－242页。
[29]“外方”应指京师以外的地方，其所属范围、及其与“各道”之间有何关系，尙有待于研究。
[30]《李朝实录》，《成宗实录》卷98，成宗九年十一月戊寅条。
[31]注：外方生徒是指在京生徒之外，在地方上的生徒。
[32]《经国大典》卷2，礼典，生徒条，第243－244页。
[33]《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原籍条，第11页。
[34] 董明《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第85页。
[35]《经国大典》卷1，吏典，京官司译院条，第83页。
[36]《通文馆志》卷1，沿革，官制条，第7页。
[37]《经国大典》卷1，吏典，条，第83页。
[38]《通文馆志》卷1，沿革，外任条，第8页。
[39]《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62，世宗十五年十二月壬戌条
[40]《李朝实录》，《世祖实录》卷3，世祖二年四月戊申条
[41]《李朝实录》，《世宗实录》卷95，世宗二十四年二月己巳条。
[42]郑光《从试卷看朝鲜王朝的译科制度——以满语、蒙古语、汉语考试答案用纸为中心》，2001年2月22日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翻译与文化史”研究会论文，第2页。
[43]（韩国）李成茂著张琏瑰译《高丽、朝鲜两朝的科举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44]注：“临文”的形式尚不清楚，有待于考证。
[45]《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初试条，第215－217页。
[46]《经国大典》卷3，礼典，诸科，译科复试条，第218页。
[47]《通文馆志》卷2，科举条，第14页。
[48]“吏文”，是指鲜对中国的外交文书中所用的汉文。
[49]《李朝实录》，《太祖实录》，卷6，太祖三年十一月乙亥条。
北京青年经典语录范文第4篇
李瑞英考入北京广播学院后，在恩师张颂的带领下，开始了播音事业。恩师郑重地对她说，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所有的学习都是打基础。于是李瑞英开始从头学习汉语拼音，声母、韵母每天都要反复地练习。每天早晨六点半，她就会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小树林里练声。她每天必须读完整版《人民日报》，从头版读到最后一版大概需要一个多小时。每次读完，都是一身汗水。但她从不偷懒，坚持了整整四年。
毕业后不久，李瑞英进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央视的主播，李瑞英的压力异常巨大，因为“新闻联播”的地位决定了一字之差完全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为了做到播报时不出差错，她几乎是字典不离身、不离手。关于这一点，李瑞英说她的榜样是我国著名播音大师夏青。她说，夏青几乎能把《新华字典》背下来。在李瑞英看来，要想在央视“新闻联播”中不出任何差错，就必须养成随时随地学习的习惯。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台里甚至出差时，李瑞英总是不住翻看《新华字典》《汉语成语词典》，不断学习生僻字，强化记忆。外出时，护肤品可以不带，但字典必带。以至后来她参加其他的节目，也养成了这一习惯。终于，她认全了《新华字典》里的所有字，并能清楚说出每个字的意思。
除了熟读《新华字典》，李瑞英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拿着一个笔记本，见到、听到好的语言她就会随手记下来，和朋友谈话时忽然迸发的灵感，李瑞英也会详细地记录好。李瑞英坦言，一个播音员必须在政治、文化、专业技巧、心理素质四方面不断磨炼自己，只有经过多年的积累，才有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播音员。
李瑞英说：“语言不是孤立的。有的人嗓子好，但在其他方面没有积累，事实上是无法胜任播音工作的。”一次在呼和浩特采访，经过新建的内蒙古博物馆等建筑时，她脑海中想得最多的是如果自己站在这样的现场做报道时该怎么说，怎么说才会比别人强，怎样才能做到有感而发。而更令人惊诧的则是李瑞英的记忆能力。在当时的现场演讲中，李瑞英很轻松地说出了内蒙古六十年大庆的日期及相关议程。对于自己出众的记忆力，她并不认为是天生的，她说“处处留心皆学问”，留心了，注意了，用心了，所以记住了，所以记得比别人好。
由于多年的磨炼与积累，李瑞英日渐成为了“铁嘴钢牙”。1995年，“新闻联播”从录音改成直播，直播要求体现出及时、准确、生动的特性。直播时，一般情况下，稿子只能提前十分钟拿到，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有些稿子还会来得更晚。有一次，李瑞英拿到稿子时，“新闻联播”已开播，没有时间让她熟悉和熟读，当时她担心极了，因为汉语的人名和地名中有许多属于多音字，如果直播时有不认识的字，或咬字、发音错了那可就惨了，所幸的是，平日的积累没有让她出错。这也让她再次认识到了积累和学习的重要性。“我们的工作中处处是‘地雷’，所以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有丰厚的学养、厚实的人生积累和多方面的锻炼，内心的东西多了，思想的表达就流畅了，遇到‘地雷’也就能轻松地躲过。”她这么总结说。
北京青年经典语录范文第5篇
四点半开演，三点入场，这就意味着观众可以在五一当天吃完午餐小歇之后就陆续奔赴“鸟巢”，共同见证这场华语乐坛历史性的演唱会。早在台北滚石30演出结束时，不少观众就在感叹，节目太过精彩，没想到5个小时的演出这么快就结束了。北京站演出将会采用全新的节目，看一场滚石30北京演唱会的时间、艺人以及节目等同于至少两场大型演唱会的规模，相信一定会带给所有购票观众超值的感受。”此外，由于该场演唱会5个半小时的时长已经接近户外音乐节的长度。主办方在现场售卖便捷晚餐。
由于5月1日是五月的第一天，滚石首先安排张震岳、伍佰和五月天的阿信三个人一起出场，各取一个字组成“五月天”组合，他们用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开场，紧接着，伍佰的《梦醒时分》、张震岳的《Don"t break my heart》迅速掀起了当天演出的第一个小高潮。而“伍岳天”三人合唱的罗大佑的《鹿港小镇》更是让人感慨不已。
演唱会从下午4点半一直唱到晚上10点， 5个半小时，从黄昏到天色全黑，40位歌手大约演唱了将近一百首歌曲，浓缩了华语乐坛30年的风风雨雨。
齐秦演唱的《狼》、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辛晓琪的《领悟》、娃娃的《漂洋过海来看你》、齐豫的《橄榄树》、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伍佰的《挪威的森林》以及首度现场对唱的莫文蔚和张洪量携手献上的《广岛之恋》、莫文蔚和伍佰合唱的《坚强的理由》等二十多首歌曲，这些经典的旋律频频打开观众的心门，带大家寻回那些交错时光的记忆，每首都引发全场大合唱。
演唱会最让人感动的部分是向已经故去的张国荣、梅艳芳、黄家驹的致敬。滚石元老制作人小虫以一首自己当年写的《亲密爱人》来追思梅艳芳，李泉则弹钢琴演唱粤语版的《风继续吹》致敬张国荣。紧接着响起的是《海阔天空》的旋律，环形屏幕上黄家驹的身影再度浮现，曹格、周华健、任贤齐、品冠等人纷纷上台，全场8万多人合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把演唱会推向高潮。
听着滚石演唱会，仿佛是在回顾我们自己的成长历史，罗大佑的《童年》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青涩童年，齐秦的《狼》正是我们叛逆的写照，《亲密爱人》中的深情曾让我们感动，听着《梦醒时分》我们走向成熟……，现在人们在各个岗位忙忙碌碌，专门听歌的时候已经不多，但是心底里的旋律却永远在流淌。
评价>>
进入而立之年的滚石唱片被看作华语乐坛30年的发展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30年来孕育了上百位华语乐坛台前幕后的中流砥柱，总共发行近两千张专辑，合作的歌手超过千人，创造了成千上万首脍炙人口的金曲，伴随着上亿歌迷的成长，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回忆。
此次滚石30年北京演唱会，无疑缔造了华人史上最大规模的演唱会记录，成就一场最长时间、最多艺人、最高制作费、最强创意、最多观众、最多金曲的顶级音乐盛宴，相信这场演唱会也将成为赚取最多泪水，引发最多欢笑，勾起最多回忆的一场演唱会。一向追求高品质的滚石唱片，有着不可比拟的人文气质，拥有数不胜数家喻户晓的经典金曲，想要一一回顾恐怕花上几个月的时间都嫌不够。
“滚石30周年演唱会”，看的不仅仅是滚石乃至整个华语乐坛的发展历程，同样也是所有伴随着滚石一起成长的歌迷们的成长记忆。
对于这样一场承载太多记忆与感动的演出，“演唱会”三个字已经不能概括它的全部内容和意义，这场极具纪念意义的演出势必成为全球华人集体怀旧的音乐盛会。滚石30演唱会确定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的消息一经，不但在歌迷中产生巨大反响，全国大批演出商也争相咨询，希望除北京站演出之外尽快促成全国巡演。但由于该场演唱会的意义太过不同寻常，艺人数量、档期调整、节目时长、场地座位以及技术要求等条件的苛刻限制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复制该场经典演唱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