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我于2006年11月晋级副主任护师，医院聘任我担任副主任护师职务，并且给我加了工资，即享受了副主任护师的待遇。通过上网了解到，有些医院的护士晋级副主任护师之后，医院没有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五篇】,供大家参考。
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1篇
我于2006年11月晋级副主任护师，医院聘任我担任副主任护师职务，并且给我加了工资，即享受了副主任护师的待遇。通过上网了解到，有些医院的护士晋级副主任护师之后，医院没有聘任她们，也没有给她们加工资，说明她们白花了时间、精力和钱晋级，她们是有苦难言的。相比之下，我比她们幸运多了，值得高兴。然而，我依然做同样的工作，担任责任护士兼组长，并没有给我安排新的工作或任务。我只有把副主任护师的职责抄写到我的业务学习本上，并对照它从严要求自己，认真完成每天的工作，积极思考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积累资料总结临床经验，撰写护理论文及其他文章，参加省级部级护理专业学术会议，主动给全院护士讲课，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够格，每月领取副高工资心安理得。
2008年8月，我院新住院大楼试营业，我从此不再担任责任护士兼组长，跟其他同龄护士“享受”我们医院对老护士的特别照顾——上换药班。这个班的设立不是我们医院才有，其他医院也一样，即承担科室药品的领取及借退、备齐各种药品，负责换药器械的清洗、消毒、灭菌及物品的送取，核对医嘱、把口服药和外用药送到病人手中（只有这段时间，才是我与病人接触、沟通，并向病人极其家属做好健康宣教、调解医患矛盾的最佳时间），送化验单及血标本到检验科等等。突然之间，与病人接触的时间少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我开始反思，我晋级副高为了什么？护士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医院不按职称上岗，把护士、护师、主管护师、副主任护师都安排做同样的事情 只考虑年龄，不考虑能力的用人机制何时才能打破？别人只想老了工作轻松一点，我为何想为病人多做点实际的事情？
虽然心里不踏实，我还是勤勤恳恳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尽量不让别人说闲话。“徐姐，我和你调换一下，你来当责任护士，我来上你的换药班。”同事常常跟我调侃。说实话，大部分四十岁左右的护士都想上这个“换药班”，与病人接触的时间少，身上的责任轻多了。如果下午没什么事情，还可以呆在家里，有事要同事打个电话再去医院，像医生一样自由，谁不想？我从区医院到现在，干责任护士工作也十几年了，真是累得够呛了，加上四十岁之后，视力下降，手脚不灵便，静脉穿刺等护理操作，也确实觉得为难了，不得不希望年轻人多做些了。为了病人和集体利益，我只能服从安排，不能打肿脸充胖子显摆自己能干了。但是，我绝不能放弃对护理事业的美好追求，我要继续坚持学习、实践、总结，扩大护理服务的空间，除了医院里的病人，还有家庭、社区及网络世界里，都是护士值得思考和探索的地方。
虽然我们县里还没有一位晋级正高的护士，但是现在国家的政策在鼓励基层护士晋级，只要有机会，我就要争取。另外，有一位曾经当护士比我小几岁，读高护班之后改行当妇产科医师，现在晋级主任医师两年了，难道护士就甘于落后，不思进取吗？我能否实现晋级正高的愿望？有想法，就必须有行动。从2007年开始，我陆续参加了高级职称英语、计算机、公共课、护理专业培训及考试考核，撰写论文并发表，参加全国性护理学术会议，并指导本院主管护师以上人员撰写论文，组织全院护士加入湖南省护理学会，鼓励本院护士积极参加当代护士举办的全国性护理学术会议。为了了解国内外护理动态，我自费订阅了《当代护士》、《现代护理报》、《中华护理杂志》、《中国护理管理》、《中华护理教育》等护理专业刊物，并且参加《现代护理报》和《中国护理管理》等机构举办的继续教育，获取合格学分。
在任职年限、学历、英语、计算机、公共课、学分等各方面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我于2011年申报了主任护师，并且在7月份的护理专业理论考试中取得了较好成绩。因为论文投错了刊物（有两篇论文刊发在非法刊物上，我上当受骗了），我晋级正高失败了！当我2012年，全身心投入论文备战，并且把在正式刊物上之后，我等来的消息就是——医院没有正高指标。我院只有7个正高指标，已经有7个主任医师了，要等到2015年医务科刘主任退休了，才有1个正高指标，到那时，等待晋级正高的副主任医师及副主任护师已经在20个以上了，我又老了几岁，还有精力和时间去与他们竞争这个正高指标吗？我不敢想，也不愿再去徒劳。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我只有改变自己，保持良好的心态，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反正晋级不晋级只有工资区别，我何必为了几个钱去拼命呢？
我一向把钱看得很淡，因为我不喜欢打扮，化妆品、服装、高跟鞋、养颜护肤等女人喜欢的东西，我不太热衷，只要穿着合适、温暖就行。同时，我也不喜欢各种歌舞厅、电影院、麻将馆等娱乐场所，许多女人需要开支的地方，我可以节省下来，即使是自己的家里，也不太讲究，就像普通农民家庭一样，没有高档的电器、床上用品、家具，也不想搞什么现代化的室内装修，因为我是学医当护士的，预防疾病比治疗更重要。现在市场上的各种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唯一办法就是少用它们，用最原始的食物和家具更有益。把钱看淡了，还有什么值得我去追求呢？
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2篇
主要工作经历：1988年12月至今在山东省曹县中医院工作；
2003年3月至2004年4月在菏泽市立医院耳鼻喉科进修。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在山东省立医院（西院）耳鼻喉科进修。
自任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以来，认真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良好的专业技术素质。热爱本职工作，廉洁行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工作上积极主动，勤勤恳恳，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重视专业技术学习，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从本职工作出发，发挥自身业务水平，积极关注国内外耳鼻喉科临床新技术，积极参与耳鼻喉科学术会议、培训班，并多次去各省市兄弟单位学习新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熟练掌握耳鼻喉科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的诊断和治疗，掌握耳鼻喉科专业的发展动向和趋势，使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不断在临床上得到应用。熟练开展鼻内窥镜手术及耳鼻喉科中医适宜技术，并以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密的病情观察，严格的技术操作，防止了各种差错事故的发生，成为医院业务骨干和带头人，在工作中得到领导和同行的高度评价，受到患者的广泛好评。
现参加专业技术社会团体有：（1）山东中医药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委员；
（2）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委员；
（3）中华中医药学会耳鼻喉科分会外治法学组委员；
（4）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耳鼻喉科专业委员会眩晕专家委员会委员；
重视科学和技术研究。近年来，参与主编专业著作《实用耳鼻喉口腔疾病诊疗对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发表《针刺蝶腭神经节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效用评价》和《鼻内筛窦切除术联合鼻息肉摘除术治疗鼻息肉的临床效果研究》等学术论文数篇。完成实用新型专利“一种耳鼻喉科用护理用品消毒机”（专利号：ZL 2018 2 1584356.4）具有较高的临床适用价值。
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3篇
老乡相识分外亲
杨得志，1911年生，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上井冈山，先后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科长、团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团担负前卫和先遣任务。曾指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突破乌江天险，组织“十八勇士”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初步显示出了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杨勇比杨得志小两岁，湖南省浏阳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三军团连政委、营长兼政委、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等职，1934年1月获得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发的三等红星奖章。长征途中，杨勇率领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付出沉重代价，与兄弟部队完成了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安全渡过湘江的任务。湘江之战后，他率部英勇奋战，多次完成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
杨得志属于红一军团，杨勇属于红三军团，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一、红三军团经常在战斗中互相配合，歼灭敌人，他们在同一个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作战，在同一条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行军。双方都久闻其名。杨得志早听说杨勇是红三军团中年轻而又优秀的团政委之一，而杨勇对率部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杨得志的大名和事迹也早就耳熟能详。到了长征后期，因部队减员过多，经整编，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杨得志团被编为第一纵队第一大队，任大队长；
杨勇团被编为第二纵队第十大队，任大队政治委员。由于戎马倥偬相聚时少，两人一直不能相识。
1936年春，红军东征山西胜利回师后，在陕北召开的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第一路军第一师副师长的杨得志和第四师第十团政委的杨勇第一次相识。那次会议期间，大家兴高采烈地在一起会餐，杨得志坐的桌子离杨勇不远，他们以茶当酒，互相祝贺胜利。在他们互相交谈的过程中，才知道两人是湖南老乡，而且醴陵和浏阳是相邻的两县。杨勇听说杨得志比他大两岁，就脱口叫了一声：“老杨哥。”以后每次见面，杨勇总要用这种亲密无间的称呼“老杨哥”来表达对战友的情谊。无论是在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战、坚持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日日夜夜，还是最后在朝夕相处的总参谋部，对杨得志“老杨哥”的亲切称呼一直伴随至杨勇生命的最后一刻。
革命生涯常分手
1936年5月，“抗日先锋军”又改回红一方面军，杨勇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杨得志调任红二师师长。随即，杨得志和杨勇与第一师师长陈赓、第二师政委萧华等人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留念。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杨得志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勇任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政委。不久，他们分别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随后，两人一度战斗在晋东南一带，在那里一起共同扩兵，冬季练兵，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
1939年初，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东进山东，杨得志奉命率部东进冀鲁豫边区，先后任冀鲁豫支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率部开辟鲁西抗日根据地，后担任第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委，不久任第三四三旅旅长兼鲁西军区司令员。虽说分在两个军区，但在共同抵御日寇侵略和打击伪、顽的战斗中，他们都不忘紧密配合，互相支援。一次在山东东明县的战斗中，杨得志指挥的冀鲁豫军区部队，同鲁西军区杨勇部和另一支兄弟部队一起反击顽军。杨得志带部队攻入纵深地区后，由于另一支兄弟部队撤出了战斗，使得杨得志部陷入重围。值此严重情况下，杨勇挺身而出，对杨得志说:“你放心，不胜利我决不撤出战斗，我们一块打！”在杨勇率部主动配合下，终于打垮了顽军。
1941年7月，鲁西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统称冀鲁豫军区。两军区主力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杨勇。杨得志和杨勇终于可以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了，这是杨勇第一次给“老杨哥”当副手。不料，他俩连个面也没有见着。之前的4月，杨勇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赴延安参加七大，后因七大延期进入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杨勇回冀鲁豫根据地传达精神。当杨勇回到冀鲁豫军区时，杨得志已于1944年1月离开冀鲁豫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带领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前往延安，担负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和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得志回到冀鲁豫军区，任冀鲁豫纵队司令员。时任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的杨勇才又见到阔别4年多的杨得志。然而他们并肩战斗没多久，根据中央要求，杨得志和苏振华政委率领以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主组成的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离开晋冀鲁豫根据地，过境晋察冀军区准备到东北。后由于形势变化，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工作，苏振华带第一纵队回归晋冀鲁豫军区建制。而后，根据晋冀鲁豫军区指示，第一纵队与晋冀鲁豫第七纵队杨勇部在山东濮县白衣阁合编，成立新的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名称还是杨苏纵队，只是司令员由杨得志换成杨勇了。之后杨得志和杨勇分属于不同的战略区，杨得志留在晋察冀军区，参加了解放华北的一系列战斗，后率人民第十九兵团挺进大西北；
杨勇随刘邓大军南下，逐鹿中原，参加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并率人民第五兵团挺进大西南。随后，他们终于迎来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6月12日，杨得志和**民政委率志愿军第十九兵团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杀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第一线。出国前，总理特意安排在中南海接见杨得志等人，为他们饯行。自豪地说：“要把你们‘三杨’（杨得志、杨勇、杨成武）都拿出去，叫做‘三杨开泰’！”1953年5月11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也踏上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途。16日，杨勇和王平抵达志愿军总部驻地桧仓，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热情地欢迎他们。老远，杨勇就看到了杨得志，兴奋得直呼：“老杨哥！老杨哥！”边喊边疾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杨得志的手，久久不肯放下。昔日并肩战斗的战友，如今异国重逢，两人有说不尽的话题。后来在杨得志等志司首长的大力支持下，杨勇率部在金城反击战中给予美国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954年2月，杨勇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于邓华代司令员已经回国，杨勇协助杨得志领导志愿军总部工作。10月，杨得志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仍任副司令员，这是杨勇第二次给“老杨哥”当副手。遗憾的是，此时，杨得志也已先期回国，他是在国内接到任命的，组织上已确定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志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担子，由杨勇担负。1955年4月，杨勇接任志愿军司令员。
非常岁月递温情
杨得志和杨勇从抗美援朝前线先后回国后，都被中央军委委以重任，杨得志一直担任司令员，杨勇则先后担任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司令员，两人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20世纪60年代，他们分别组织领导、部队进行大练兵，1964年率军事训练尖子在北京汇报表演，接受党中央、的检阅，受到高度赞扬。这一时期，尽管杨得志和杨勇不在同一地工作，但他们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情厚谊。
1966年5月，“”开始。错误思潮蔓延到军队，一大批开国功臣战将成了被批斗的对象，杨勇也不例外。早就把杨勇当做其篡党夺权障碍的，以“彭（德怀）、黄（克诚）集团漏网分子”的罪名，对杨勇进行政治诬陷。1967年1月22日，时任司令员的杨勇被军区造反派抓走、扣押，后下放到河北邯郸某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1月31日，杨勇摔断腿后，由于腿伤过重，辗转到几家部队医院，都要给杨勇做截肢，杨勇坚决不同意。随后杨勇被送往石家庄白求恩医院，但医院的设备和技术存在不足。总理得知后，亲自打电话给总参谋部，派飞机把杨勇接到北京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4月底杨勇出院后暂住在总政治部招待所，不知道下一步前往何处。这时，老战友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要杨勇到武汉休养，司令员陈锡联要他到沈阳。
不久，时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司令员的杨得志来看望杨勇，邀请杨勇到他管辖下的山东疗养。杨得志干脆对杨勇说：“我现在还有一席之地，请你们到我这里吧。”1971年5月中旬，杨勇按照杨得志的安排，架着双拐和夫人林彬、女儿京京等来到青岛，住进了第一疗养院位于太平角的房子。杨勇住在青岛，没有任何职务，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清闲的时光。疗养的环境也很好。杨得志给他安排在疗养院，冬天的房子离海边远一些，有暖气；
夏天的房子则靠近大海，海风习习。杨勇经常拄着拐杖在疗养院附近活动。离他们不远处的海边有一个海水养殖场，所以海边能看到飘来的零星海带，杨勇和孩子们不时下海捞海带。他有时也带孩子们去沙滩上挖蛏子，钓螃蟹。杨勇还经常指挥孩子们到隔壁铁路疗养院锅炉房后边的麦地里“偷”挖野菜，回来包饺子吃。在“老杨哥”的多方关照下，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锻炼，杨勇的双拐换成了单拐，单拐变成了手杖。
总理也十分关心杨勇的处境。1972年春天两次询问杨勇的下落：第一次总政回答不在北京，不知道在哪里，需要查询；
第二次询问得知在青岛养病，才放下心来。后在的关怀下，杨勇告别“老杨哥”，离开生活了一年的青岛，回到北京。1972年7月杨勇复出任副司令员，1973年6月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相聚相离在总参
粉碎“”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杨得志、杨勇分别带领武汉军区、新疆军区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清查与、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狠抓各级党委和支部的整顿，加强战备训练，落实各项战备制度和规定，使所属部队正规化建设有了长足进展。1977年8月，杨勇任中央军委委员和列席常委。9月，他再度担任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协助中共中央副**、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总参日常工作。杨勇深知总参作为中央军委的办事机关和全军的军事统帅机关，肩负的责任重大。他到任后，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积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冤假错案，推动总参谋部各项建设迈上新台阶。杨得志则于1979年1月临危受命，由武汉军区司令员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在保卫西南边疆的作战中，他亲临一线部队指挥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1979年底，由于工作太忙，邓小平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经小平同志征求几位老同志的意见后，认为杨勇打仗不错，团结同志，工作负责，拟由他接任总参谋长。后来，中央对总参谋长的人选又有新的考虑。1980年2月，杨得志任总参谋长，杨勇协助他抓全盘工作。这是杨勇第三次担当“老杨哥”的副手，也是朝夕相处时间最长的一次（3年）。对杨得志的到来，杨勇表示热烈欢迎，并相信杨得志来主持总参工作，总参一定会有新的面貌。为了让“老杨哥”熟悉部队情况，杨勇多次抱病陪他到外地视察。虽然有些地方杨勇刚去过不久，但仍然坚持陪同前往，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总长现场汇报、介绍情况。在东北勘察地形时，有一天，在部队视察，适逢下雨，杨得志和杨勇不顾雨淋，坚持看完全部军事表演课目，使部队指战员很受鼓舞。1982年2月，杨勇陪同杨得志视察西沙群岛的建设，详细询问指战员们的生活情况。离岛时，战士们恋恋不舍地说：“希望首长再来！”杨勇乐观、爽朗地回答：“一定再来看大家！”他和杨得志约定第二年的春天再去西沙，但却成了永远的遗憾。
1982年初起，杨勇逐渐感觉身体不适。经总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杨勇的病情明显好转，恢复得不错。杨得志曾劝他休息一年，他却执意不肯。他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革命的幸存者，活着就得拚命干！”杨勇坚持出席党的十二大，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坚持总参的日常工作。直至再次入院前，他还在总参党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发言，对全军和总参机关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住院期间，杨得志几次去探望他，他总是说：“我的病情我知道。你工作多，不要为我分散精力了。”后来他的病情严重恶化，讲话都困难了。他还吃力地对杨得志说：“告诉医生不要再用药了，不起作用了，那是浪费，不要再浪费国家和人民的钱了！”
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4篇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烽火和解放战争的烈焰，在艰难的条件下办学，为祖国培养了一批工业技术专门人才和高级领导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一、历史沿革
1940年，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培养科技人才的理、工、农综合大学——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决定将延安大学(包括自然科学院)迁移到东北解放区。1945年11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专门接见了延安大学有关领导和自然科学院全体教师，讲了国内形势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出学院到东北去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开辟新解放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特别是要在文化教育战线上作开辟工作，使东北青年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参加解放斗争。
1945年11月15日，自然科学院20多名教师和100多名学员从延安出发，经月余行军，途经陕西绥德、葭县(今佳县)，在山西临县碛口过黄河，到晋西北后经朔县、兴县、岢岚、五寨、左云、丰镇，在阳高乘火车，于1945年12月24日晚到达张家口附近的万全县孔家庄。原计划经热河(现承德市)进入东北解放区，但由于热河、锦州等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切断了赴东北的要道。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请示中央，去东北的路不通，晋察冀边区的工业企业很多，很需要技术人才，建议把自然科学院留在华北。中央同意后决定将自然科学院留在张家口市，与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合并。
二、学校概况
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组建于1945年9—10月间。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工业部曾在保定阜平设有工业训练班，培养一般工业技术人才。1945年8月宣化解放后，移至宣化。日伪统治时期，在宣化设有工科实业学校(采矿科)，在张家口设有交通学院(两地解放时，两校尚有一些设备，师生当时能到校者数十人)。抗战胜利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以工业训练班和接收的两个日伪学校为基础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受边区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校址先在宣化城内，后改在龙烟铁矿大楼，1945年12月迁至张家口，以长胜大街日伪蒙疆交通学院旧址(现张家口市桥西区永丰后街副1号市第九中学分校)为校址。校长为边区工业局副局长刘再生，副校长陈琅环。1946年1月8日，在《晋察冀日报》上刊登了招生简章。
1946年1月23日，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与到达张家口的延安自然科学院合并。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任校长。恽子强同志感到自然科学院这个校名虽响亮，但牌子太大，从主客观条件上讲还是叫专科学校好，更名符其实，因此他建议合并后的学校名称仍定为“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以下设教导处(处长阎沛霖，后王甲纲接任并兼党总支书记)、总务处(处长田民青)、秘书室(主任李华楫)等部门。
1946年1月至4月，学校的学员陆续扩充至200人左右，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延安来的，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院的学员。二是晋察冀根据地老区来的干部和学生。三是从国统区平、津等地经我党地下组织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四是原宣化工科实业学校的学生。
1946年2月，通过考试测验，学校将全校学生划分为四个教学班次：一班(文化程度相当于高中三年和大学一年，其中不少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和平津来的大学本科生，拟半年后分科)，二甲班及二乙班(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拟二年后分科)，三班(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毕业，拟三年后达到分科程度)。班主任分别由陈殊、夏讷、孙桐(安其春)、马恩沛担任。每日学习时间为10小时，课程有数学、英文、制图、物理、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学校还建立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和批改作业制度。此外，还安排了下厂参观实习。1946年2月24日，校长恽子强在《晋察冀日报》登载启事，招收第一班和第二班插班生。1946年3、4月间，通过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和北平党组织的帮助，学校派部分教职员和学生分头多次到北平购置示波器、分析天平、绘图仪器、化学实验室用品、经纬仪、计算尺以及多种图书。其中胡瑞琪、于恒、陈朗3人，在1946年4月21日押送21箱器材由北平赴张家口，途经青龙桥时，遭到驻守国民党军队非法扣押，后经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交涉，方予释放。在恽子强校长亲自领导下，学校建立了化学实验室，可供分析化学、普通化学实验之用。建立了制图教室，有较好的设备和模型，可供50人使用。学校从延安采购了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书籍和党中央出版的书刊，加上从北平购得的图书，建立了拥有数千册政治及中外文技术书籍的图书馆。1946年7月，华北联大还赠送给学校数千册日文技术图书。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组织22万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由此爆发。全国局势突显紧张，各地、各部门迫切需要干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原定的长期培养的教育方针已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因此，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将学校改为理科高中性质，不设科系。第一班暑期毕业学员按志愿分配到有关机关或工厂，在工作中去学习。第二班仍按原计划进行，到1947年暑假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对第三班学员进行调整，年龄较大、程度较高的，转入商科职业学校；
程度不及高中的，转入市立初中；
同时招收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程度的学员入学。根据上述决定，当年8月，第一班学员中，除8人暂时留校，随恽子强校长继续学习化学分析等课程外，大部分学员分赴宣化钢铁公司、新华冶炼公司、雁北机械工作室、地矿研究所等处参加工作。还有少数教师及学员去了东北解放区。
三、后续发展
1946年9月，军事形势紧张，国民党傅作义部队进攻张家口地区，上级决定学校向蔚县暖泉镇迁移。9月17日，恽子强校长作了迁移动员报告。由部分同志组成运输队，负责学校图书、仪器、设备和生活物资的转移工作。1946年9月19日晚，学校撤出张家口市，师生员工一行人先乘火车西行到山西省天镇，休息两天后，开始行军，经阳原县一吐泉、揣骨町镇、蔚县阳眷镇(其间过桑干河，翻箭口山，越五岔岭)，于9月26日到达目的地——蔚县暖泉镇。暖泉是察南大镇，镇子里有暖泉三池，主泉名“逢源池”，因冬不结冰，故名暖泉。暖泉镇有不少砖瓦大屋，各班分组住进老乡家中，一面因陋就简按原教学计划继续开课；
一面准备在暖泉镇作长期安排，学校曾让二甲班曾宪林等同学进行地形测量，以备改建校舍。
1946年10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偷袭张家口市，我军于10月11日被迫撤出。由于形势进一步恶化，学校决定立即撤离暖泉镇，迁往山西省灵丘县。10月19日早上出发，分批沿公路行军。总务处几位同志尚未离开时，敌机飞临暖泉镇上空，并投掷炸弹，临时校部所在地被炸，烧毁一些房屋，但无人员损伤。队伍行进途中又遇国民党军飞机用机枪扫射，大家分散扑倒于田垄旁边，幸无伤亡。再继续行军途中，接到边区教育处长刘皑风的电报，要求学校改迁到河北省建屏县。后经灵丘县马岭镇，顺唐河到达马驿镇，过沙河，经阜平县城南庄，穿灵寿县境，逆滹沱河而上，过南岗直向建屏县柏岭村进发。1946年11月初抵达建屏县柏岭村。
1947年1月，学校与晋察冀边区铁路学院合并，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原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改为该院的“预科”。1947年6月至8月，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边区各部门急需技术人员，部分学员先后分配了工作。1947年9月到1948年9月，学校有一批学生到东北继续学习，后派送原苏联留学，去苏联留学的有李鹏、贺毅、崔军等人。1947年12月，根据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的决定，学校由柏岭村迁到井陉煤矿老矿区，定名为“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
1948年9月，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和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工学院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工学院”，校址在井陉煤矿新矿区。1947年7
9月间，华北大学工学院由井陉迁到北平。1950年9月，接收中法大学本部和数理化三个系。1952年1月1日，华北大学工学院改名为北京工业学院。1988年4月2日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
四、著名校友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的主要领导有：
恽子强(1899—1963)，曾用名恽代贤(系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活动家恽代英之四弟)，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汉，著名制药化学家，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化学系，先后在南京高师、长春吉林师范、上海中法大学等校任教。1942年到苏北阜宁、安徽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创办医学院，筹建制药厂。1943年徒步8个月从安徽淮南奔赴延安，先在延安军工局工作，1944年任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副院长。1945年11月与自然科学院20多名教师和100多名学员一起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2月到达张家口。1946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校长。1947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化工研究所所长。1948年9月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副院长、代院长。1949年6月协助长陆定一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办公厅副主任，编译局副局长；
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系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分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被任命为数理化学部常务副主任。
王甲纲(1916—1991)，云南富源人，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从广州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1937年到延安，在安吴堡青训班和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1945年11月先后在河北唐县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担任指导员、宣传干事、教干科长等职。1945年11月带领延安自然科学院120多名师生从延安出发，于1945年12月到达张家口。1946年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教导处处长兼党总支书记。1947年1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教务处副主任兼预科主任。1947年12月任晋察冀边区工业学校校长。1948年9月调中央军委三局研究电波传播，任中央军委电信总局干部处处长。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人事司司长和干部司司长。1956年夏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1978年5月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的著名校友有：
李鹏：1928年10月生，祖籍四川成都，生于上海，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黄毅诚：1926年10月生，湖北枣阳人，高级工程师，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能源部部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
彭士禄：1925年11月生，广东海丰人，著名核动力专家，194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一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曾任六机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国防科委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水电部副部长兼总工程师、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核工业部总工程师，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科技顾问，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戚元靖(1929—1994)湖北武汉人，高级工程师，194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一班学习。曾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9月增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委员。
曾宪林：1929年1月生，四川安岳人，高级工程师，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二甲班学习。曾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轻工业部部长，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中共第十三届、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贺毅(1929—2004)，陕西子长人，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著名水利专家。1946年1月—1946年9月在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三班学习。曾任水电总局副总工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参谋长、副主任、主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主任，1989年被授予少将警衔。
晋副主任医师工作总结范文第5篇
卫生部部长、中华医学会会长 陈 竺
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殷大奎
卫生部妇社司司长 秦怀金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 饶克勤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柯 杨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曾益新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胡大一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 张 愈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 祝珠
中国医师协会全科医师分会副会长、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杜雪萍
随着《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师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印发，我国正式开始了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制度的创建之路。
《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师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师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建立全科医师与城乡居民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师，以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指导意见》将全科医师培养逐步规范为“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过渡期内，3年的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可以实行“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和“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两种方式。
7月15日，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在北京联合召开贯彻《指导意见》座谈会，就我国全科医学的现状、所面临的问题、《指导意见》带来的变化、如何落实等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并联合发出倡议。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和对人民群众健康的高度重视。
全科医师素质不高未成为健康守门人
秦怀金 近年来，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服务水平不高、老百姓不信任等。而核心因素就是全科医师素质不高，还没有发挥理想中的全科医师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主要面临的问题是：第一，全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质量不高。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整个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注册的执业全科医学的执业医师、助理医师仅7.8万，距离《指导意见》提出的到2020年30万的目标差距非常大。第二，对全科医师的认知度比较低。第三，有利于全科医师发展的政策环境还没有形成。主要包括待遇、职称，医保政策等仍未形成强有力的支持。
现状
过去，我国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在临床专业领域培养专科医师，而忽略了全科医师的培养。随着基层医疗卫生的发展，全科医师的队伍建设也提上了日程，其人才缺口尤显巨大。而与此同时，现有的全科医师缺乏职业荣誉感，人才流失严重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
基层医疗发展迅猛 人才缺口更显巨大
张愈 国际上全科医师制度的建立已有百年历史，医学本科教育、继续教育在内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基本完善。这些国家全科医师队伍的人数占全部医师总数的30%～60%，他们活跃在家庭和社区，承担着80%以上的基本医疗和保健工作。
世界各国的医疗实践证明，发展全科医学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以全科医师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是低成本、高效率医疗体系的基础，全科医师提供的可及性、综合性、协调性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社区卫生服务，降低了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因此全科医师服务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医疗保健和医疗保险这两个体系的基础。（各国全科医师与服务人口比例，见表1。）
而2007年的一次调查却显示，我国注册的全科医师仅有6 321名，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我国仅有6万名职业范围为全科医师。
WHO和世界家庭组织共同指出，在新世纪平均每2 000人配备1名全科医师才能满足人们对基本卫生保健的需求。面对如此巨大的人才缺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制度，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好、留得住的合格的全科医师十分紧迫。
缺乏职业荣誉感 成人才流失难言的痛
杜雪萍 我认为，人才流失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没有职业荣誉感和职业成就感。社区卫生服务应该与个人的发展相辅相成，但目前还缺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长的土壤，这需要配套政策，更需要落实。
晋升太难也是人才流失的主因。在北京，一所200人左右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有一个正高指标，中心主任是正高，其余的人再有能力也不能晋升正高，这种依据大医院床位核准的指标，极不适合人才发展。
社区卫生服务的晋升指标到底该如何核准，是按服务人口数量？还是六位一体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倡议书
为了推动《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指导意见》的贯彻落实，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7月15日向全国医务人员发出倡议。倡议书指出，全科医师制度是保障和改善城乡居民健康的迫切需要，是提高基础医疗服务水平的客观要求，是促进我国医疗服务模式转变的重大举措，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关键环节。
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是对现行医生培养、医生执业方式、医疗服务模式实行的重要准则。我们要以全新的视角、全新的理念来审视统一规范化的全科医师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积极投身到全科医师制度的创立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实践中去。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医务人员要积极探索，勇于实践，为基层培养大批“下得去、留的住、用的好”的全科医师。
医学教育机构要设立全科医学专业，医疗卫生机构要开设全科医学课程，卫生行业协、学会要积极组织全科医学的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宣传全科医师制度，引导人民群众建立起良好的生活方式，适应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改变传统的就医习惯，分级医疗、签约服务、首诊在基层。增强全社会对全科医学的理解、支持和关心，为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我国基本医疗制度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中华医学会、中国医师协会
行动
虽然全科医学在我国起步较晚，且没有受到高度重视，但我国仍有一批专家、学者致力于全科医学的发展研究工作。他们默默无闻，为今天全科医学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3年实践 盼来春天
祝珠 国务院关于全科医师制度的建立，让我们觉得全科医师的春天来了。
从2000年开始，上海中山医院就开始了全科医师的规范化培训。目前，上海13个大学的附属医院都有全科医师的培训基地，培养出了500多名全科医师，已经分布在各地的社区岗位上。
总结上海多年的培训经历，可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人员的流失。而造成流失的主要原因为：①沿海城市的生活成本很高，而全科医师的待遇与专科医师相比差别较大；
②基于前景和晋升的问题，全科医师并没有像其他专科一样，拥有副主任、主任、医师的晋升机会，让全科医师看不到光明前景；
③全科在公共卫生都有博士点，但临床方面并没有，希望能在卫生部的协调下，让优秀的全科医师尤其是师资，能够进入到硕士点、博士点接受培养；
④缺乏国际交流平台，相比其他专科，全科医师无法通过国际交流的平台，跟上国际步伐。
专科医师一直在行动
胡大一 多年来，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分布非常不合理，一直希望能够在新医改中，看到重构分级医疗网络的举措。过去我曾经在阿里、河西走廊等多地探索医疗改革，对当年的赤脚医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自己也做过全科医师，虽然后来到了大医院工作，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对全科医学的关注。
应该呼吁大医院的心血管专家走出医院，到基层、到西部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或者带着基层医生和三级医院专家共同做慢病防治工作。在方便患者的同时，基层医生也有更多接受培训和学习的机会。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培养基层医生，提高基层的医疗服务水平，这是专科医师能做的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在实践与探索中前行
柯杨 北大医学部做全科医学教育虽然已经3年，但学科还不成系统、教师队伍尚不健全、知识和国际化接轨程度也远远不够。因此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并在今年5月正式成立了全科医学系。对全科医学的考虑和设想是，建立既有国际借鉴，又结合中国国情的全科医学学科和基地，培养师资，探讨教学内容方法和教材的改善。首先，让学专科的医学生，在成为专科医生的同时具备全科的思维理念和能力，减少因为专科无限细分出现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专科弊端。医学生通过对全科医学的了解，毕业后在择业时也能多一种选择。其次，希望在硕士博士学位的获取上，探索和专业学位培养接轨的。最终让全科医学拥有和其他专科一样并列的位置。
建议
正如多数专家所说，《指导意见》的出台有力地促进了全科制度的建立，完善卫生体系特别是人才队伍的建设，这样才可能为医改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如何做，各位专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杜雪萍：
应为社区医疗机构增加社会工作者编制
应适当增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编制，并尽快对全科医师岗位进行明确的定位，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现在很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面临留不住全科医师的尴尬，是因为全科医师觉得自己不像个医师，倒像个干杂活的。因此，我们呼吁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有医务社会工作者的编制。这样，全科医师的工作才能下沉，其综合服务和临床能力才能得到提升。
祝珠：
医学院校需设置全科学概论必修课
以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为例，全科学概论已经上了好几年，但都是选修课，并没有成为必修课。我认为医生不是简单的理科生，尤其是全科医师。不但需要专门的技术，更需要加强人文素养。
当年，为了招到优秀的全科医学生，我们放宽了政策非常宽松，即凡是愿意到上海来工作的，都作为紧缺人才留在上海落户。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招到优质的学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医学生大学阶段没有接触过全科医学、全科医师的概念，这些学生也没有做好成为作科医师的思想准备。未来，必定会有越来越多医学院校的学生要投身到全科队伍中，因此医学院校必须设置全科学概论等必修课。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
建议医学院校附属医院设置全科医学科。理由如下：
1.以上海为例，患者一旦生病会变得不知所措。他们看似可以自由选择医院治疗，但绝大部分都无法判断病情的轻重缓急，即使到了医院也不知道怎么办。加之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的患者对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并不认可，因此大都拥到了三级医院。此时，如果三级医院设置有全科，就可以将发烧、腰腿痛等疾病的患者进行分流，缓解其他专科的就诊压力。
2.在岗全科医师的继续教育，应该以医疗为切入点，以临床技能的培训为重点。为了保证全科的教学质量，需要一大批高层次各个临床专业专家的介入。而三级医院大学的附属医院，往往是知识密集、多学科学者、专家集中的地方，有着丰富的医疗资源，能够担负培养全科师资的重任。因此有必要将各专科的规范、常规引入到全科的培训。
3.我国各个专科的发展都很好，全科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非常落后，将会影响到我国医学的整体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集中有能力代表我国全科医学水平的人才，开展对临床师资的培训、参与国际学术交流，并以此推动我国全科医学的研究工作。
4.希望建立一批热爱全科的各级教学人员组成的小组。因为历史的原因，虽然目前上海有13家三级医院承担了培训全科医师的任务，但都是挂在老年科、干部科和急诊科，这些专科医师本身对自己的专科更感兴趣，很难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培训全科医师上。
如，全科医师到心脏科轮转，同时也接受内科培训，培训老师讲的内容可能和平时一样，但反映到全科医师那里，他们在心脏科轮转时看到的、学到的，到了基层工作就看不到了，甚至连简单的心衰都看不到了。所以我们觉得在三级医院没必要成立普内科，应该成立全科，有利于我们的教学工作。
秦怀金：
完善全科医师制度 落实政策是关键
无论从目前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来看，还是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方面来看，真正完善我国全科医师制度的任务还非常艰巨。我认为需要重点抓好几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快全科医师的培养，尽快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
第二，落实能够稳定全科医师在基层工作的政策，满足全科医师的全面发展；
第三，全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综合改革，完善绩效工资考核制度，加快建立调动全科医师积极性的用人和分配制度；
第四，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模式和方式的转变，为全科医师提供一个理想的职业平台。《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行全科医师制度、家庭医生式服务，并鼓励全科医师和居民签署契约式服务关系。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建立起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师制度。
陈竺：
必须赋予全科医师岗位足够的吸引力
全科医师是综合能力较高的医学人才，是常见病、多发病诊疗、转诊、病人康复、慢性病管理等一体化服务的主要力量，我们要善待自己的健康“守门人”。如何善待，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从人才培养、工资待遇、晋升机制，尤其是荣誉感和成就感方面给予关注，赋予全科医师应有的地位。一定要深信，只有赋予这个岗位足够的吸引力，才能留住高素质的人才。
建议全科医师制度建立之后，从3个方面为全科医师争取待遇：全科医师与居民建立契约服务关系，为签约居民提供约定的服务，按年收取服务费；
全科医师还可以多点执业，为非签约居民提供门诊服务，按项目收取服务费；
另外，为签约居民提供非约定的服务，也可以按规定收取服务费。这才是全科医师比较理想的收入模式，绝不能吃大锅饭。
曾益新：
通过建立全科医师队伍改变一边倒现状
纵观世界各国全科医学发展，再结合我国出台的《指导意见》，我认为通过全科医师队伍的建立可以带动整个医师队伍的完善和发展，改变目前专科一边倒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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