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的曾联松先生，现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日用杂品公司顾问。得知我专程从北京来访时，曾先生不顾病后初愈身体的虚弱，热情地同我交谈起来。“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情了。”曾先生感慨地说。“当时，我还是一个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红星歌教案【五篇】,供大家参考。
红星歌教案范文第1篇
国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67岁的曾联松先生，现任上海市政协常委、市日用杂品公司顾问。得知我专程从北京来访时，曾先生不顾病后初愈身体的虚弱，热情地同我交谈起来。
“那已经是35年前的事情了。”曾先生感慨地说。“当时，我还是一个33岁的小伙子，正在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里做秘书。1949年7月，我从报纸上看到全国政协筹委会关于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心情非常激动，意识到新中国即将诞生。带着青年人特有的热情，我开始设计国旗图案。”
“在仔细琢磨征稿启事上的要求后，我先后设计出几种图案，都觉得不满意。当时正值盛夏溽暑，我急得汗流浃背，摇着扇子苦思冥想。后来，从人们常说的‘盼星星’中受到启发，共产党不就是人民盼望的大救星嘛!于是，我决定用一颗大五角星来象征我们的党。联想起在《论人民民主》中关于人民应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论述，我又决定用四颗小五角星来代表人民大众。每颗小星各有一角尖对准大星的中心点，表达亿万人民心向党，从而显示出人民政权的特征。”说罢，曾先生取出自己精心保存的一本有关五星红旗资料的剪贴本，翻到当年设计的图案原稿，兴致勃勃地边指边讲：“在五星的排列上，我很费了一番脑筋。开始，我把五星布置在旗面正中，看起来是端庄，但由于绝对平衡，显得非常呆板。后来又把五星布置在旗面左上角，形成大星导引于前，小星环拱于后的图案，似昂然起升，旗面顿觉开阔。这五颗星星形成的椭圆形，象征祖国雄鸡般的版图，金黄的颜色，喻示着中华民族的肤色。四颗小星星除表示人民大众外，还含有四千年历史（有文字以来）的意思。红色则象征着革命。这样看来，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具气势，明朗而不萧疏。”
曾先生激动地说：“连我自己也没想到，这幅图案被政协全体会议投票选中了。1949年10月1日，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广场亲手升起了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能为开国大典献我绵薄之力，真是三生有幸！”
临别前，曾先生叮嘱我：“告诉孩子们，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就不会有五星红旗。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国旗呵!”
国歌的见证人——夏衍
夏衍是人们熟悉的文艺界老前辈，今年已经85岁了。当我们谈起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时，夏老深情地说：“1979年举行的田汉追悼会上，骨灰盒中放的是一首国歌的歌词和一本《关汉卿》剧本。他是我们国歌的词作者呵！”
“夏老，听说您曾对这首歌词进行过修改……”
夏老连连摆手，“那是传说，再不要以讹传讹了。事情是这样的：193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东三省后，又要染指华北，妄图独霸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族的历史关头。作为戏剧家和诗人的田汉，决定撰写一部以抗战为主题的电影剧本。他很快拟出故事梗概，还为主人公诗人辛白华创作的长诗《万里长城》写出了最后一节诗稿，这就是后来成为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原稿。没想到，故事梗概写完后，田汉就被捕投入监狱了。当时，我接手把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在改编中我发现，田汉仓促中把歌词写在了一张包香烟锡纸的衬纸上，放在稿本的最后一页，已经被茶水浸湿，许多字迹模糊不清。于是我又在旁边重新书写了一遍。”
“噢，事情是这样的。再请您介绍一下作曲的情况吧！”我请求着。
夏老点点头，又接着讲：“歌词誊写好后，被音乐家聂耳‘抢’去了。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开始谱曲。在谱曲的过程中，对原词作了一些修改，把‘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结尾因旋律的需要，又在‘前进，前进’之后加了‘前进，进’。在1935年5月16日，《电影画报》第一期刊出《义勇军进行曲》全版，电影《风云儿女》也正式放映，这首歌曲从此传遍全中国。”
“夏老，这首歌曲是怎样被定为国歌的呢？”
夏老沉思片刻，说道：“这首歌曲被定成国歌，准确地讲，是在1982年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以前不过是代国歌。因为开国前夕，政协在讨论国歌时，虽提出了几首歌词，但大家都不很满意。许多代表就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当时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新中国即将建立，怎么能还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至少应改掉这一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前面还有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将越加嫉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代表们经过认真讨论，认为应该居安思危。这样，在1949年9月27日会议上决定：在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复老感慨地说：“的确，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听到它那振奋人心的旋律，你就会感到这是中华民族的歌，是伟大新中国的象征，一种民族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
国徽的塑造者——高庄
在北京劲松的一幢高层住宅中，我见到了80高龄的高庄教授。也许是刚刚从威海旅行归来途中疲劳的缘故，高教授的脸上还带有一丝倦意。当我提出请高教授谈谈当年塑造国徽的经过时，他连忙摇摇手，谦逊地说：“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在我恳求下，他才拿出几幅有关国徽设计的历史照片，和我交谈起来。
“开国前夕，政协筹委会向全国征集国徽图案，收到了大量来稿。后来，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也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设计了各种方案。经过反复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最后郑重地选定一幅，确定了国徽的图案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麦稻穗。用天安门图案作民族精神的象征；
用齿轮、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
用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大团结。图案通过后，清华大学营建系把塑造模型的任务交给了我。”
说到这里，高教授停顿了一下，缓缓地讲：“那幅图稿交到我手里后，一个星期都未能塑铸出来。为此，在国务院召开的通过国徽图案专家座谈会上，我还做过检查呢！”
“为什么？是教授的水平不行吗？”正当我脑海中闪现出这个“？”时，高老作了回答，“开始，我完全按照设计图纸塑，很快就发现它的整体和局部形象不统一，绶带飘扬不稳，麦稻穗章法杂乱，越塑越别扭。我决定把它重新整理，统一起来。但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国徽图案是政协通过的，不能改动，‘你改就是非法的’。幸亏后来彭真同志来看过一次，并鼓励我：‘你大胆改好了，祝你胜利，祝你成功！’时间是耽误了。不过，为了使国徽更庄严、明朗、健康、坚强，更具有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我愿承担这个责任!”
听完高庄教授的介绍，我加深了对国徽的理解，更为这位老艺术家对党对祖国对事业的赤诚所感动。
红星歌教案范文第2篇
活动中，赵金萍校长根据该支部自身工作实际，围绕迎接国庆70周年华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方案，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并教育引导全体教师自觉维护国旗、国歌、国徽尊严，增强国家观念，带动形成尊重和爱护国旗、国歌、国徽的良好氛围。
大家纷纷表示，要结合自身实际，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用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自己、提高自己，在教学教研的坐标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努力使自己成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创新型党员教师。
为了落实党的提出的“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求，引导少先队员传递红色基因、树立爱国意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9月23日上午，前士郭小学少先大队又开展了“学习法律法规 树立报国之志 做出彩中国人”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红星歌教案范文第3篇
各界都出“明星委员” “明星委员”由于平时的知名度就很高，在“两会”上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自然会引起更强烈的关注。因此，他们的履职情况、称职与否，也就格外鲜明地呈现在公众眼前。
本文所提及的“明星委员”为参加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二次会议的委员。名单中，所有“文化艺术界”类别的145人，以及来自商界、媒体界、社会科学界等人士23人（入选标准为在媒体中具有一定曝光度和知名度），共168人。
其中，“社会科学界”2人：迟福林、毛新宇，“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人：李彦宏，“经济界”1人：许家印，“农业界”1人：江泽慧，“教育界”1人：俞敏洪，“体育界”6人：李永波、周继红、段世杰、姚明、刘翔、姚滨，“新闻出版界”3人：白岩松、刘春、韩三平，“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1人：郭长江，“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1人：韩红，“特别邀请人士”1人：朱燕来，“无党派人士”4人：崔永元、陈道明、林毅夫、袁隆平，“中国革命委员会”1人：冯巩。
“50后”是中坚力量 在这批“明星委员”中，女性占了33人，所占比例为19%。在168人中，“50后”占了大多数，随后则是“60后”。在年龄架构上，整体呈现菱锥形。年轻的“80后”只有2人，分别是刘翔和姚明；
年纪较大的“30后”有7人，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农学教授江泽慧。
从年龄结构上看，这和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以及第十二届人大代表的构架相似，基本都是上世纪40年代后半期和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还有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有经验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从政主体成熟化趋势明显，这和时代的步伐是一致的。
从这批“明星委员”的职业构成来看，绘画界和歌唱类的委员较多。据统计，美术家协会以及美术师出身的“两会”委员在“明星委员”中占大多数，共有26人；
其次是歌唱类委员，有23人。
他们关注什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有些“明星委员”大方地透露了提案的内容，有些则惜字如金。据有关媒体统计，在今年“两会”上，“明星委员”们更加关注民生问题。
毛新宇称，今年带来了两个提案，“第一个是关注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第二个是促进司法廉政建设保证司法公平正义的问题。”
从美国调查回来的崔永元则和转基因“杠上了”。崔永元表示，要不是卷入微博论战，自己应该一辈子也不会跟转基因去较真。而支撑崔永元的动力，来自“民众应该有选择权利”的理念，他怀疑，有人故意设置信息壁垒。
红星歌教案范文第4篇
这个视频曾一日之间创造出50万点击率和3500多条评论，爆红网络。这个黑人歌手就是2006年星光大道亚军黑人歌手郝歌的弟弟。
郝歌和郝弟出生在西部非洲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市郊区，父亲是教师，母亲是护士。郝歌出生于1978年，郝弟小他8岁。
街头学说汉语
回顾自己在中国的演唱事业，郝歌最感谢的人是著名歌手刘欢，这不仅仅是因为刘欢发现了他，鼓励他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让他在中国成名，之后又将他签在自己旗下，更为重要的是，刘欢教会了他在唱中国歌之前要了解中国文化，将中国歌的内涵吃透才能将中国歌唱进中国人心里这个道理。
2006年，郝歌参加星光大道比赛时，因为刚来中国三年，汉语说得还不是很好，更谈不上对中国歌有深刻的理解，每次赛前选定歌曲后，英语非常流利的刘欢都会一字一句地教郝歌歌词，然后再给郝歌讲解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和所营造的意境，因为对歌词理解透彻，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此，郝歌唱的中国歌避免了许多外国歌手唱中国歌只是唱字，缺少情感和意境，走不进中国人心里的弱点。
有了这样的经验后，2009年，郝弟来中国，郝歌对郝弟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学好汉语，进而学习中国文化。
因为哥哥在中国是个成功者，郝弟对哥哥的话言听计从。刚来中国时，因为经济上不能自立，郝弟有一段时间住在郝歌家里，郝歌没有演出时，就带郝弟走上北京街头学说汉语。
哥儿俩学说汉语非常有趣，两人会混进公园打牌的中国老年人堆里，听老人们吆五喝六地打牌，因为打牌时老人们经常会说重复的话，一遍又一遍说：出牌！快出！管上！加分等等，郝歌先是让郝弟一遍又一遍地跟着说，然后再解释每句话是什么意思。
对汉语的发音和意思稍有了解后，郝歌又领着郝弟去菜市场买菜，为了引起郝弟的兴趣，强化他对汉语的理解，在菜市场买菜时，郝歌会有意识地同菜贩讨价还价。看着哥哥在那里同菜贩争来争去，郝弟为了尽快知道他们在争什么，就着急地连听带猜，渐渐地，就能帮着哥哥同菜贩讨价还价了，这样循序渐进，兴趣强化的训练方法，使郝弟很快就学会了汉语。
星光大道崭露头角
郝弟能用汉语唱中国歌以后，郝歌就让他学中国的京剧，并将自己从中国京剧中大获收益的经验讲给郝弟听，从2010年初开始，郝弟就开始学唱京剧了。
郝弟非常聪明勤奋，没学几次就唱得有板有眼，京剧的唱腔和吐字让郝弟非常着迷。会唱京剧后，郝弟对中国的其他剧种也产生了兴趣。在学了京剧之后，郝弟一鼓作气，又学了中国的越剧、昆曲、豫剧、评剧、黄梅戏，他竟然还学会了江西采茶戏《斑鸠调》。有一次，郝弟应邀去一个晚会演唱一首老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让他突发奇想，又迷上了中国武术。
有了这些准备，郝弟一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就表现得不同凡响，全没有其他外国选手唱中国歌那种形似神不似的感觉，他唱韩磊的《等待》，用具有中国风和西非摇滚风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唱得瑰丽、大气豪迈，荡气回肠。
郝弟的那个中国戏曲串烧也令中国电视观众和星光大道评委对他刮目相看，那场比赛，评委们似乎忘记了那是比赛，竟然恍惚觉得那是郝弟的专场演唱会，因为郝弟在场上“气场实在是太强了”。
在五洲唱响组合的配合下，郝弟在那场戏曲串烧中唱了京剧《铡美案》里的包龙图，越剧《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他有情有调地唱着“天下掉下个林妹妹”，他还演唱了豫剧《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还唱了评剧、黄梅戏等唱段。
郝弟的嗓音非常嘹亮，音质醇厚，音域宽广，而且对所演唱的中国戏曲的内涵把握得较准，演唱时手舞足蹈，感情十分投入，时而激越高亢，时而婉转悠扬，将现场的气氛烧得热烈非凡，满场观众、嘉宾都成了发烧友，乐不可支！
在进行到“家乡美”这个环节时，郝弟深情演唱了一曲韩红的《天路》。唱罢，老毕问他：爱家乡，你怎么唱中国歌？郝弟马上回答：“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说完，对观众高高地举起双手，大喊：“我爱中国！我爱你们！”
全场响起一片欢快的呼叫声。之后，郝弟又演唱了一首非洲歌曲，那“雷欧雷欧”的歌声唤起了评委朱明瑛对非洲的回忆，这个老歌唱家也站起来唱了这首非洲歌曲。
星光大道季赛那天晚上，看到全场被郝弟带动起来的热烈气氛，看着弟弟在舞台上活跃的身影，脸上那阳光般的笑容，郝歌流泪了，是幸福的泪，激动的泪。
入乡随俗敬父母
虽然郝歌、郝弟性格不同，但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两人的做法却是一致的。
郝歌从他那些中国明星朋友身上学会了常给亲人们送钱、送礼物的好习惯，因此，日常没有大花销的郝歌，把他攒的大部分钱都花给父母和弟弟妹妹了。
利比里亚物资比较匮乏，每次回国，郝歌都会往回带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大到冰箱彩电，小到铅笔、橡皮、本子，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每次他回国，都给亲人带来无限的欢乐，等于是在家里开了一场中国生活用品派送会。
母亲是***，每周都要去教堂，教堂在离家三四公里的山上，每到去教堂的日子，母亲都早早起来，一步一步地走着去，走到时，常常累出一身汗。
211年11月，郝歌因事到家乡，有一天早晨，他陪着母亲去教堂，一路走过去，他看到了年迈的母亲一步一步往前走路的艰难的样子，听到了年迈的母亲沉重的喘息声，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母亲真的老了。那天回来，郝歌就和父母商量，想给母亲买一辆轿车，让父亲开着，每周送母亲去教堂。
父亲母亲当然高兴，就这样，郝歌去了蒙罗维亚，开回来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轿车开回家那天，家里人别提多高兴了，父母坐进轿车里，弟弟妹妹的孩子们也爬进了轿车，郝歌开着车，沿着乡间小路向教堂开去，郝歌和孩子们唱着歌，父母欢笑着，白色的轿车在绿草丛中一路前行，那场景让郝歌久久难忘。
给母亲买了一辆轿车后不久，郝歌又拿出20万元，给父亲在家乡买了一块10亩的地。郝歌决定等再有了钱时，就回家帮父亲在这块地上盖一幢漂亮的房子。剩下的地留给父亲耕种，父亲可以在那块地上种木薯、种玉米，也可以种花，更可以养牛羊和鸡鸭。
对那块地上将要出现的房子，郝歌常常陷入遐想中，他想着父母站在建好的房子的窗前看着坡下极具非洲特色的草原和枝叶稀疏的热带沙漠植物，享受着远处大海吹来的潮乎乎的风，郝歌心里就涌起一种幸福。
红星歌教案范文第5篇
早在为新中国成立工作筹备期间的1949年6月16日,主持召开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工作小组。第6小组的任务即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
7月10日,常委会在《人民日报》刊登启事,向全国人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其中提出对国徽图案的设计要求:要有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富丽的形式。短短三十多天,国旗方案来稿收到2992个,而国徽方案只有一百多个。
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会议,协商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国徽应征图稿都不满意。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9月27日召开的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国歌4个决议案。大会**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收到了政协的邀请,分别组成了由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领导的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组和以美术家张仃为首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组,展开设计竞赛。
这两个组,一个是由建筑师组成的,一个是由美术家组成的。风格、思路、审美情趣、对艺术的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设计思想自然也大相径庭。张仃、周令钊设计出来的国徽方案,以天安门为中心,有五星、齿轮、麦穗等,色彩鲜艳。清华大学林徽因和莫宗江设计的方案,则以瑗――大孔玉璧为主体,中央是一颗大五角星,图案中还有国名、五星、齿轮、嘉禾等。颜色由金、玉、红三色组成。
两个组的争论非常激烈。梁思成批评美术家们设计的方案像“鞋袜商标”,而且他反对将天安门放进国徽里,认为天安门是封建统治的象征,新中国的国徽不应使用。林徽因等人的方案则被批评为“自由主义”的象征。
两个组的争论虽然激烈,批评也很尖锐,但双方的出发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有中国特色的、能体现新中国特征的共和国之徽来。在、做了双方思想工作之后,两个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
1950年6月20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中南海怀仁堂的一个会议室里,摆满了各式国徽设计图案。中墙前摆放着两个图案,左边是清华大学设计的,右边是中央美院的美术家们设计的。两个图案都以天安门为主题,清华大学国徽设计方案,由红、金两色组成。大红的底色上,五颗金色的五角星,仿佛是一面巨大的国旗悬挂在天幕上。国旗前面,是天安门按严格比例尺缩小的正面金色浅浮雕图。由于天安门正面图的衬托,五星红旗更显得伟大、壮观、庄严、辉煌。周围是金色的齿轮和稻麦穗,用红色的绶带缠绕,象征着工农联盟。美术家们的天安门色彩丰富,蓝天、黄瓦、白石栏杆、红柱红墙,非常美丽。与清华大学只有金红两色的图案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在总理的主持下的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终通过了清华大学营建系梁思成、林徽因等8位教师设计的国徽方案,并送政协大会表决。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报告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9月20日,**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