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17篇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公共卫生管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卫生管理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在各种传染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1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公共卫生管理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作用【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公共卫生管理水平也得到显著提升，在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及控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统合各种公共卫生管理能力，结合多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可对传染病进行更为科学和高效化的管理，从而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信新冠）是一种新发现的传染性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且死亡率较高，在较短时间内该疾病已经在全球大肆蔓延，对公共卫生管理提出了极大挑战。本文主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预防的三种主要公共卫生管理力量，并就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作用进行了总结，以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效果。
【关键词】公共卫生管理；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疾病；防控效果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简称为新冠肺炎，自2019年12月份爆发以来，该疾病迅速蔓延，给人们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影响，该疾病传染性极强，使得传染病防控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1]。预防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而公共卫生管理又是传染病预防的重要环节，可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2]。如何进一步优化公共卫生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其在抗击新冠肺炎中的作用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
1.公共卫生管理力量与新冠肺炎疫情预防
新冠肺炎具有所有传染性疾病的共性，即早期不易发觉、发病原因复杂、波及范围广等，要想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行政、法律法规以及媒体是三种最为主要的力量。
（1）行政管理力量，在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预防过程中，政府部门具有掌握全局的作用，所以行政管理力量对新冠肺炎的预防以宏观调控为主，主要体现在：一是适时调整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各种资源进行高效配置，以便为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提供良好物质基础[3]。二是在疫情流行初期，积极调动各个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协调各部门工作，并做好感染人员的隔离处理，避免疾病进一步扩散，减轻疫情影响。三是对疫情进行监测，充分掌握疫情态势，根据疫情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行政管理措施，确保预防机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四是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优势，把握舆论动态，及时对错误和不实信息进行辟谣，通过官方途径宣传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预防知识。
（2）法律法规力量，在新冠肺炎抗击过程中，为确保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就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更好地明确个部门职责，从而提高公共管理质量即效率，确保被感染人员的切身利益。
（3）媒体力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媒体因其具有传播速度快、时效性强以及影响力大等优势，在人们生产生活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抗击过程中，媒体也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某一区域突发传染病时，必须通过媒体的途径来通知所有居民做好防范措施，且媒体也是宣传新冠肺炎防治知识的主要渠道，能够使更多大众能够接触到传染病防控相关知识，从而获得更为理想的防控效果[4]。
2.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疫情抗击中的应用
为有效抗击新冠肺炎，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出各种公共管理力量的作用，多种公共卫生管理措施并用，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避免疾病蔓延开来。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应用主要表现在：
2.1加强新冠肺炎相关宣教工作
实际生活中，由于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所以对于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了解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若患者自身不具有疾病相关知识，很容易轻信谣言，影响疾病防控效果[5]。针对
这种情况，相关部门应注意加大新冠肺炎等疾病的宣传力度，配给疾病相关知识，及时纠正患者的不良生活和饮食习惯，使其能够养成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自觉勤洗手、戴口罩，从而更好地预防新冠肺炎，避免疫情蔓延。
2.2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体系
在新冠肺炎抗击过程中，相关部门应积极总结传染病预防控制经验，积极改进传染病防控方法，对现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体系进行优化，减少职责空缺、职能重复等情况出现，确保疫情防控效果。领导者应从大局出发，做好宏观调控，对防疫物资以及人员等统一进行科学调配，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能够充分体现出来[6]。监督部门应对各部门做好监督、协调等工作，确保疫情条件下各部门及各单位能够正常运转。新冠肺炎等传染病的防控，最终还是要依赖群众的，所以应充分发挥群众的作用，依靠群众力量，将新冠肺炎抗击相关政策在群众身上有序落实，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
2.3加强药品的研发及管理
传染病的治疗离不开药品的支持，任何疾病的治疗多需要依赖于药物，所以加强药品的研发与管理也是新冠肺炎抗击的重要环节。对于新冠肺炎这种之前尚未出现过的传染病类型，应及时进行疾病治疗相关药物研发，以便救治更多患者生命[7]。对于已经出现一定时间的传染病，应具备丰富的药品储备，并不断研发和改进药物效果及安全性。由于我国医药方面人才缺乏，所以应继续加大对医学的科研投入，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员，从而提升其新药研发能力，使患者疾病能够及早得到有效控制。
2.4加强制度化建设
通过对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进行总结可以体会到，若缺乏科学可行的长效机制来维持疫情防控，很容易出现各种不配合的影响，影响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从而导致聚集性疫情和大规模疫情爆发，影响整体防控效果[8]。基于此，相关部门应积极制定严格的工作计划，通过规范化的制度来对新冠肺炎抗击流程以及工作内容等进行规范，从而增强相关人员的工作能力，提升新冠肺炎抗击效果。
2.5充分发挥监督员作用
为更好地监督新冠肺炎抗击情况，可选择理论知识扎实、自身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担任监督员，负责监督新冠肺炎抗击相关工作，结合理论分析和处理实际问题，从而更好地完成疾病防控任务。因此，作为监督员应不断拓宽自身眼界，积极更新业务，确保自身能够胜任新冠肺炎抗击工作。
3.结语
新冠肺炎是一种当前普遍关心的传染性疾病，对患者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威胁较大。公共卫生管理是防控各类传染病的重要途径，虽然当前我国的新冠肺炎抗击已取得较好成绩，但也仍存在较大不足，未来还应进一步完善，以便最大限度发挥出公共卫生管理在新冠肺炎抗击中的优势及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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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例[J].安徽农学通报,2020,26(15):7-8+10.
[6]曹红梅,韩光曙,顾海,等.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医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体系构建[J].中国医院管理,2020,40(4):11-14.
[7]张妍芳.公共卫生危机下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J].辽宁科技学院学报,2020,22(4):39-42.
[8]肖晞,陈旭.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理体系现代化的四重含义——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0,(4):25-34.
篇二：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__局按照督查问题整改报送要求，认真进行了问题整改和总结，现将我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整改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
（一）严防严控群体性聚餐。督促各乡镇严格监管聚餐聚会活动，并每日向食安办上报各乡镇取消群体性聚餐数据，截至2月7日，共收到各乡镇上报取消群体性聚餐__起；组织县内大型餐厅负责人（法人）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安排会，并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要求各酒店、餐厅、农家乐要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不得承办任何聚餐聚集活动。
（二）加强经营主体疫情防控督查。1月份以来，雷波县市场监管局严格开展市场经营主体疫情防控工作检查和督导。共检查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冻品店、食品经营店、餐饮店、酒店、药店等经营户425家次，对未进行消毒、体温检测和未正确佩戴口罩的经营户责令其整改并要求规范进货台账。
（三）严格监管城区药店售药情况。选取城区10家药店监测其出售退热、止咳药品实名制登记情况，并将每家药店退烧药、止咳药、抗病毒药、抗生素药四类药品销售情况做好台账记录，实行药品销售监测周报制度。
（四）健全冷链物流监管体系，加强冷链物流监管。加强入县关口冷链物流疫情防控。市场监管局会同农业农村局，交通运输局等冷链物流专
班成员单位在__、__、__、沙__四处入县交通要道设置冷链物流检查卡点，并根据冷链疫情防控要求做好冷链物流相关台账登记，严格排查冷链车辆、冷链食品，检查冷链食品“两证明一报告一信息”是否齐全，截止2月8日共检查冷链车辆85辆次，无进口冷链食品运输车辆进入我县；设立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逐步建立健全集中监管仓运行管理制度。
（五）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进一步强化冷库管理。排查全县冷库32家,并分类做好相关台账；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度，落实冷库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企业责任，目前城区范围内挂冷库制度公示牌10家。督查指导冷链物流相关企业入驻“川冷链”平台，并按要求规范录入销售数据，目前入驻平台企业162家。
（六）排查摸底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运输车辆。对全县使用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生产经营主体信息和货物底数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摸底。目前，全县无一家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物的生产经营商家。
（七）严格落实重点场所、重点人员的核酸检测。截至2月8日，上报疫情防控指挥部配合疾控中心做核酸检测一共431份，其中冷冻水产品及肉类生产、经营场所从业人员203份；外卖骑手从业人员14份；农贸市场、肉类生产场所环境（冷冻产品，肉类、包装表面、设备、污水等）216份。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信息化程不高。经营户文化程度不高，对于信息化手段使用度不高，部分经营者甚至不会使用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导致“川冷链”平
台、天府健康通的普及存在一定的阻力。
（二）安全意识、疫情防控意识不够。部分经营户对于疫情防控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防控意识薄弱，部分安全隐患难以及时发现整改。在督导排查过程中一些超市、商场、农贸市场、餐馆等公共场所未提醒进入场所人员正确规范佩戴口罩、未严格执行体温监测制度和消杀记录等相关记录不完善、进出人员管控力度不够和无防疫标识等防控措施。
（三）人员队伍不足。食药安全、冷链物流涉及环节多，场所广，人员数量多，督查监管任务日趋繁重、有限的人力资源难以完成量大面广的监管督查任务。
（四）部门协调配合不够，开展联合整治力度不够。作为冷链物流专班牵头单位，联合专班成员单位开展专项整治力度不够；冷链食品疫情防控运行机制不完善，冷链物流疫情防控，相比“人防”而言，工作难度更大、要求更高。
三、整改措施
（一）持续筑牢冷链食品防疫防线，强化监督检查力度，对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文件精神进行层层学习传达，推进“川冷链”平台、天府健康通等平台的宣传力度，通过电话、微信、实地指导的形式加强冷链物流企业“川冷链”平台的规范使用。强化防疫氛围，保证食品安全、疫情防控可追溯力度。
（二）持续发力、强化监管。对标存在的问题和漏洞，按照责任清单，加强问题整改，确保工作成效有提升。加强春节期间监管力度，对餐饮、农贸市场、超市、商场等公共场所每天安排相关股室所进行检查督查，要求经营户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从业人员须持有有效健康证明，并佩戴口罩上岗;每天两次以上对营业场所及电梯等设备进行消毒并做好消毒台账;进入经营场所人员须佩戴口罩、进行体温检测并做好记录;各营业场所须注册并粘贴防疫场所码。
（三）突出责任、强化督导。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环节的责任和责任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工作检查力度，对工作落实不到位的责任股室和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确保全局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印发《__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通告》（__发〔2021〕7号），督促各市场主体做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措施和安全生产工作；印发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单1000份，张贴、发放给广大商户、餐饮企业和超市等，强化经营户和消费者疫情防控意识。
（五）健全冷链物流疫情防控体系。推行冷库库长责任制度，落实冷库属地责任、部门责任和企业责任，对全县冷库企业进一步加强监管。在冷链食品微信群要求各经营户上报每日进出货数据，加强冷链食品动态监管。推动__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的运行，完善进出仓管理制度，对进口冷链食品切实落实进仓报备、信息登记、出仓证明等相关手续，严格按照制度要求对进口冷链食品进行监管；冷链物流卡点严格排查冷链物流运输车辆，仔细检查相关证明、报告和追溯信息，并详细做好冷链物流车辆信息台账记录。
（六）完善疫苗接种台账。累计接种人数94人，其中监管人员接种人数22人、冷链食品餐饮从业接种人数72人，疫苗接种台账均详细记录接种监管人员和冷链食品餐饮从业人员详细信息。完善从业人员核酸检测
报告存档制度，目前相关从业人员核酸检测报告均在__局存档。
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针对区疫情防控督查组对我乡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做出以下整改措施：
一、区疫情防控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
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情况、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带专用标识、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村部大喇叭损坏。
二、具体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我乡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包村干部及各村书记、卫生院院长工作会议，对其相关问题村部及卫生院人员再部署，杜绝值班人员漏岗事情再次发生，马上为隔离人员配备消毒液和体温计，协调配置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张贴明显标识；严格落实隔离人员代采买包保责任人，负责隔离人员隔离期间生活所需；对隔离人员家属纳入监管。
三、整改落实情况：
（一）乡村
1.村部扫码工作人员漏岗，可直接进入村部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指派村上每天值班人员对进入村部的人员进行扫码、测温、登记工作，同时落实责任、严格执行排班制度。
2.经电话抽查隔离人员，反映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落实生活垃圾进行单独隔离运输，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村卫生室已为其发放消毒液和体温计；也已对村上隔离人员配备代采
买负责人，负责隔离期间生活所需。
3.居家隔离人员，隔离台账登记1人，该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可与外界自由活动已对隔离台账进行整改，将其家人列入到隔离人员名单中，对其家人也已进行居家隔离要求管控，严禁外出与外界人员接触。
4.村部大喇叭损坏已经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维修，现已修好。
（二）乡大房村
1.隔离人员家门口无专用带标识的垃圾桶已经为其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桶，并做好标识。
（三）乡卫生院
1.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暗访组工作人员在医院内可随意走动对院内预检分诊人员再部署，指派专职预检分诊人员7名，负责周一到周日早上8:30到晚下午3:30；下午3:30到次日早8:30由值班护士负责预检分诊的扫码、测温、登记。
经过此次督查暗访，我乡将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查找漏洞、销号清零，确保无漏洞、无死角，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了解的基本情况
通过摸查统计，发现各区县按照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迅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认真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控制和减少传染源。对已在__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配合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所有进入__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__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利用流动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及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__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__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醒和劝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
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湖北(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情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__人中，公安渠道提供的仅为__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准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湖北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
3、专业知识和专业力量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力量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__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现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具体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潜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
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2、迅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立即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量指导医疗机构对发现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
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4、做好返城高峰的准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控制和引导工作，通过及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除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定行动，增强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
篇三：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新冠疫情下公共关系的几点观察与思考作者：侯向平
来源：《国际公关》2020年第04期
2011年，奥尔多里和奥斯汀将健康公共关系定义为：为了影响健康态度、知识、行为和决策而对传播进行战略规划、策略实施和评估（Aldoory&Austin.2011）。面对疫情，在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运用和实践，可以拓展到公共卫生领域，可以通过组织（个人）的具体动机和利益驱动的沟通实践与活动而得到体现，对其进一步思考需要得到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关系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指导。
通过对公共卫生健康领域的观察，新冠疫情下公共关系实践具有以下“四新”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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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明智的决策，改善健康，开创预防为主的卫生与健康新常态;·
建立和完善卫生、健康信念以及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筑起公共卫生健康新防线;·
直接或间接地优化参与影响与健康信仰和行动的信息制作、传播及处理过程，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公共卫生协同新机制;·
注重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关系及其相关社会学方面理论渗透研究和实践运用，创新公共卫生与疫情防控新系统。
有哪些专业人士活跃在这个领域呢？不同的国家体制和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从专业或职业上分析：可以包括公共卫生健康管理者、医护工作者、健康教育者、健康传播从业人员、公共关系或媒体、宣传等从业人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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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期间，上海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及其传播的一些“大白话”——“闷在家里就是战斗”、“你闷，病毒也给你闷死了”、“防火防盗防同事”……2020年5月，张文宏医生开微博了，仅两天半，粉丝数量100万+。
·2020年5月2日，北京市举行新冠疫情防控第100场发布会。新闻发布会以市民关注为导向，及时通报疫情变化，通报群众关切，传递信息，引导舆论;·
在某家医院，公共关系专业人员专注医院的声誉和整体沟通策略，努力說服当地媒体撰写一篇关于医院在治疗与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方面的努力以及取得的进展方面的专题报道;·
一些电视、广播等媒体开设的“职场健康”、“活到100岁”等公共卫生健康栏目，邀请医护工作者就观众、听众的感兴趣话题进行介绍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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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政府、组织活动的组织者（包括相关社区）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支持促进新的保健和医疗服务，提高保健或医学研究组织的声誉，为患者、团体或政府运动开展宣传活动，宣传卫生政策的变化。
疫情当下，公共卫生健康传播及活动日益扩大，克雷普斯曾指出，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经常开展令人信服策略传播及促进运动，以帮助高危人群抵御严重的威胁（Kreps，2011年）。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在以下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具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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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有效地传播更卫生、更健康信息：开展公共卫生健康社区活动、健康教育，包括医生或保健专业人员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包括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比如：在北美及欧洲国家，有一些关于维生素D降低冠状病毒风险的新闻报道，社交媒体上最新的虚假信息是人们应该服用高含量的维生素D。然而，健康专家说，没有证据表明情况如此，英国国家卫生局指出：“维生素D过多会导致心脏问题、肾损伤和其他医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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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和巩固科学的公共卫生健康的态度、知识、行为和决策提供帮助：需要特别关注这个领域中一些“伪科学”的现象，如：“虚”信息（空洞、没有实际价值的信息）、“假”信息（没有科学依据和经过实证检验的信息）及为了商业及其他目的所炮制的“伪信息”（事实与宣传不符的信息）;2020年4月，张文宏就曾担忧：“很多假的信息假借我的名字传播出去，造成一个极大的困扰。”安迪·帕蒂森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数字解决方案的负责人，近年来，帕蒂森一直敦促Facebook等网络技术公司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击有关线上传播及散布疫苗接种的虚假信息的行为，现在，他的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在网上识别误导性的冠状病毒信息，并与Facebook、谷歌和YouTube联系，要求他们删除这些错误信息。
在环境不佳或民众健康普遍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对公共卫生健康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担忧。随着新的人类病原体的出现，如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俗称SARS）、新冠肺炎等相继爆发，全球公共卫生健康的议题也日益具有挑战性，WHO、各国政府和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其中包含指定、发布科学的、专业的、权威的公众关切的信息。社会及民众首要优先事项是不断改善和保证公共及自身卫生健康与安全，在这一内外环境下，为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公共关系的实践与运用提供了独特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提供了新的研究与分析的框架。
公共关系在公共卫生健康领域中的有效运用，需要面对并处理一些关系：
1、个人与公共性之间的匹配关系
个人健康问题，往往存在对及时互动和信息的高质量（主要是针对性和明确性）的迫切要求。通常，人们把他们的健康状况视为独特而个人化，但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可能关注的是那些具有共同特征，比如对于健康、治疗或预防有着共性的议题制定战略并采取行动，除此之外，这一关系还需面对以下任务的一些挑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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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改变和更新公共卫生与个人之间的干预措施（如在一些城市开始实施的垃圾分类、就餐时使用公筷等）;·
扩大和提高、优化公共与个人之间有关卫生、健康的认知（旅游的人口流动及新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扩大，形成符合自身和家庭特点的健康生活方式）;·
公共卫生健康信息内容与受众的特点相匹配并采用最新的及最有效的传播技术与渠道（人口老年化程度与二胎政策的实施所产生新的变化及需求）。
2、患者与医疗组织之间的和谐关系
一般而言，公众特别是患者对于健康、治疗或预防的可能性有着共同的兴趣，这些人们常常处于充满希望与无望的脆弱状态并游离其中，对他们而言医疗组织就是希望，患者都希望尽早、简便、经济地得到有关“可知的、可理解的、可及时更新的”传播内容，通过这些信息以期解决或者缓解心理压力，并获得生命能有保护、疾病可以治疗的信心。
患者与医疗组织行为者之间在动机和利益等关系常常存在紧张性。例如，医疗组织推广其诊断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CT）扫描或医学核磁共振成像，让患者了解自己的健康，然而，当在没有经过证明的临床理由的情况下使用以上医疗仪器检查时，当替代方式具有同样价值时，或者当患者接受不必要地重复扫描时，医学界的有些做法备受质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制药公司开始物色、培养医生和其他受人尊敬的医学研究人员等主要意见领袖，不断帮助他们推广有关产品，受医疗机构的各种形式的影响，某些医生也成为了制药公司的“代言人”。根据塞尔策、加德纳、比查德和卡利森等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结构性（专业、学科及表述方面）障碍和对不对称沟通策略的过度偏好，助长了不信任、愤世嫉俗（关系）和（引发）非常规行为。（Seltzer，Gardner，Bichard，&Callison，2012）。
3、线上与线下传播之间的互补关系
特别当公众面临令人不安的健康环境时，人们更喜欢在线的即时信息。2011年，福克斯指出：“那些患有慢性和罕见疾病的人更有可能上网寻找其他有类似健康问题的人”（Fox，2011年）。在新冠疫情下，公共卫生健康信息成为了最吸引人的话题。然而，通过数字传播等线上传播使得民众自我及群体性交流与沟通行动变得简单，也更容易保持公共卫生健康所要求的线下社交“安全距离”，社交媒体很好地适应了这类的传播需求。当下，被民众视为可靠的信息来源是那些充满活力的讨论论坛、微信、微博包括博客和wiki等在内的公共卫生健康网站，张文宏个人微博热议和高接受度也是一个佐证。
4、信任与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
面对那些倾向于选择性来宣传、激励或耸人听闻地宣传、推销的传播策略及其行为，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质疑那些貌似具有说服力诉求中所含的道德、伦理的成分。这也增强了社会、专家、学者及公众对这一领域公共关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更多反思，特别是公共卫生的组织或行为者（如医院、保健组织、医疗器械制造商和制药公司）在灌输信心和试图建立信任的过程中采取更多地约束，比如：在涉及说服公众采用某些治疗或方式来诊断、医疗或预防疾病等方面的过程中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与道德认同。否则，有可能会陷入另一个道德或者伦理上的困境。
篇四：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2021国考行测常识备考：疫情之下的公共危机管理考点集锦为了帮助大家提早做好备考，这里特整理了国考，希望可以帮助大家顺利备考。下面为大家分享：2021国考行测常识备考：疫情之下的公共危机管理考点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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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公教育为大家奉上与疫情相关的行政管理知识
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管理，属于公共管理知识中的一部分。该部分考查集中在公共危机的特点、公共危机分类、公共危机分级、公共危机的处理原则四个方面。下面就为大家为大家一一呈现。
考点一：公共危机的特点
公共危机是严重威胁与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并引发社会混乱和公众恐慌，需要以
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介入，运用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和公共资源紧急应对和处理的危
险境况和非常事态。
公共危机的特点包括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性、决策的非程序化。
考点二：公共危机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公共围巾进行不同的分类。首先按照诱因分，可以分为：1.外生型危机，一般是指一些自然灾害，比如地震。2.内生型危机，一般是指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一些公共危机事件，比如投
毒。
3.内外双生型危机，由于各种因素引起的，比如泥石流。
其次按照按应急预案分，可以分成：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其中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食品安全和职
业危害，动物疫情，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事件。因此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属于公共卫生事件。
考点三：公共危机分级
根据《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共危机可分为四级，即Ⅰ级(特别
重大)、Ⅰ级(重大)、Ⅰ级(较大)和Ⅰ级(一般)，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
蓝色来表示。
考点四：公共危机处理原则
公共危机的处理原则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时间性原则，也称迅速性原则，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原则。
2.效率性原则，公共危机蔓延速度很快，要求政府快速反应，有效动员社会资源。
3.协同性原则，参与危机应对的人员和力量来自各个方面，比如交通、医疗、通
信、消防、食品等，协同一致动作特别重要。
4.科学性原则，此原则主要针对因工业技术而引起的灾害以及由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危机事件。
篇五：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新冠疫情防控下的政府职能及其决策探讨摘要】新冠肺炎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地方政府是构建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社区居民等在内的众多主体关系，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有效互动提供规则，促成集体行动。武汉市应对新冠疫情案例表明，一些政府仍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应对治理难题，影响疫情防控效果。决策机制方面应完善全面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决策水平。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政府职能；决策
2020年1月新冠肺炎疫情快速从武汉市扩散至全国，1月31日世卫组织突发事件委员会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等多个国家发布对中国旅行警告。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扩散影响亿万家庭的正常互动，造成经济社会巨大损失。政府如何采取措施控制疫情扩散？疫情扩散如何止损以高效率公共政策降低经济社会代价？要求政府为主的管理部门建立完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治理机制，高效协调行政体系各层级分工合作，引导市场社会主体写作，暂停部分经济社会活动保证疫情应对人力物资需求。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对政府职能决策的考验，应对公共突发卫生事件迫切需要构建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机制。地方政府角色需要实现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政府要为多元主体互动提供规划促成集体行动。决策执行是政府构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要素。
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政府职能定位分析
政府是国家进行通知与社会管理的机关，是发布命令与处理事务的机关。广义的政府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所有机关，狭义的政府是国家权力执行机关。政府是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吸收促进科技进步，优化社会结构，实施城乡规划的特殊机构。国家共公行政的象征为体，政府发布行政决策，形成裁决等应符合宪法原则精神。
政府是国家权力执行机关，是国家政权体系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组织体系，宪法规定人大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审判权，检察院行使检察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政府对的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公共服务能
【1】。政府政治职能是保障人民民主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担任保卫国家独立主权，保护国家企业及个人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保护公民生命安全合法权益，校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治安与秩序等职能。经济职能是政府为国家经济发展对社会经济进行管理的职能。我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主要职能包括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督与社会管理。政府文化职能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低于错误腐朽思想影响。组织发展科教文卫体等各项事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各相关部门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疫情防控下政府职能部门发挥重要的作用。卫健委负责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指导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根据政府授权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负责应急处置药品及医疗器械设备使用监管等工作。发改委负责疫情应急处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审批，指导各级发改部门做好疫情应急处置基础设施项目审批工作。教育部负责配合卫计委组织制定设施各类学校疫情防控措施，指导教育部门及各级学校做好在校师生宣教及防控工作。
二、疫情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对政府决策能力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并非中国面临的首次病毒传染危机，2003年，非典爆发提醒中
国加强公共卫生领域应急体系建设，此后先后经历了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6年埃博拉病毒等考研。新冠肺炎疫情对各行业生产生活影响带来巨大影响。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预判风险减少损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历程暴露出政府应对公共治理机制存在较多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危机，疫情防控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支持。在各行业引发针对疫情影响，政府治理等方面的思考。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春运迅速在全国蔓延，中央到地方全国上下各方面投入到疫情防控中。疫情发生早期当地政府未充分重视一线医疗机构信息，使疫情范围伴随春运迅速扩大，当地政府未有效达到控制人口流动预定目标，政策执行中未有效协调各方导致医疗物资匮乏【2】.其根源在于政府延续传统行政主导做法，未意识到社会力量快速成长大大拓宽了政府治理的边界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是专业化的公共治理新场景，政府采用传统封闭决策制定方式，政府在行政体系资源供应不足时采用行政化命令，治理方式与场景失配影响疫情防控效果。
突发疫情是对政府现代化治理体系能力的全方位挑战，促使政府思考如何补短板，堵漏洞，着眼积极应对城市治理出现新挑战提升决策科学性。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决策滞后，体现出政府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治理能力缺失。表现为传统行政体现能力不足，地方政府应对公共治理新场景不适应，政府仅靠行政命令手段影响多元治理主体，公共事务治理出现政府意外的重要主体，完善公共治理机制不仅限于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旨在使政府适应全新情景，继续承担建立秩序的重要职责。单一制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受到政府关系等外部约束，高级政府需通过优化央地关系，设定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底线，横向问责地方政府的权利等，增加地方善治体制机制供给。高级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控制事态发展，为地方政府提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地方政府需要在外部约束中积极寻求善治。
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尚未结束，政府防控疫情任务依然艰巨繁重，运用公共管理知识方法，结合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提升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决策水平，需要建立适合应用于多元主体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重建信息机制，改善决策机制，提升执行能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地方政府决策能力提升重要载体是完善应急预案，地方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表明，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决策机制存在不足。
优化决策机制需要在制度层面整合专业机构，现行政策法规授予省级政府发布疫情信息权力，明确规定县级上政府执行疫情应对方案的权力，地方政府难点在于决策机制。有机会发现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专业机构缺乏决策权，无法精准把握问题性质下容易为其他目标延误决策时机。在信息不够开放下，地方治理中决策机制依赖于政府官员判断能力，加大了正确决策的难度。如何建立系统全面的可操作方案，是提高经济状态下政府决策能力的必要准备。
参考文献
[1]唐皇凤,吴瑞.新冠肺炎疫情的整体性治理:现实考验与优化路径[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3):1-13+172.[2]何志鹏,贾玉娇,于君博.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笔谈)[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60(03):19-27.
篇六：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公共危机管理与疫情实践导向的分析［摘要］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可作为把握疫情治理实践的学理参照。基于文献计量分析发现，“治理”“整合”与“社区韧性”等突现词成为国外研究进展的主要标识，表明其研究重点在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治理转型、整合模式与社区治理空间;“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与“大数据”等突现词表征了国内研究进展的主要偏好，其研究侧重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策工具和技术手段。在国内外研究比较视野下审视疫情治理的实践导向，公共危机管理应更加强调“治理情境”，其应然路径可归纳为三个方面:拓展治理空间，将基层治理空间视为基础性的实践场域;整合治理工具，探索治理工具与危机化解的契合点;动员治理主体，建构协同高效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新冠肺炎疫情;社区韧性;大数据;网络舆情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引发的公共危机，迫切需要我们正视公共危机管理问题。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使学术科研战线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理应担负的责任。其前提是对既有研究进行总结、梳理和归纳，对该领域中的研究进展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达到知识积累的目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中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丰硕。鉴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是一个学科交叉与集成化的过程，本文在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的视野下探讨其学科范畴内的研究成果，在文献选取方面有意地摒弃了其他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相关学科)的干扰。近年，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相关的综述性文献也不胜枚举。例如，吕孝礼等梳理了2012—2016年国内危机管理研究文献，指出国内研究展现出学术共同体更加健全、主题更加细化、研究方法更加规范化的特点［1］;高恩斯等以1985—2017年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国外文献为样本，聚焦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演进过程，指出该领域研究经历了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风险沟通向危机沟通、拒绝危机向适应危机的转变历程［2］。这类研究成果对国内或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领域中的研究力量、主题、方法或演变等方面的分析为本文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但其共同缺陷在于，没有将国内和国外文献进行整合考量和比较分析，由此可能导致片面而非全面、滞后而非前瞻的结论。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进行全景式的描述，来把握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动态走势，在比较分析中揭示疫情当下的实践导向。本文选取WebofScience数据库(WOS)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分别作为国外和国内文献数据库进行检索，时间区间设置为1985—2019年。在WOS数据库中，选定Article、ProceedingsPaper以及Ｒeview为文献类型，以“publiccrisismanagement”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在CSSCI数据库中，选定“期刊”为文献类型，以“公共危机管理”为主题词予以检索，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基于政治学、公共行政学、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对文献进行筛选与清理，最终得到国外文献1463篇，国内文献1059篇。
二、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治理、整合与社区韧性
文献计量分析中经常使用的Citespace(引文空间)软件着眼于分析科学中蕴含的潜在知识，是在科学计量学与数据可视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款引文分析软件，现如今已广泛应用于综述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之中。Citespace可绘制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图谱，是由文献中出现的关键词节点及其共现连线组成的一种网络图式，反映出特定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其中，高频关键词作为一篇文献的精髓与核心，是对文章主题的高度凝练与概括，也是梳理研究主题最可靠的参考指标。突现词意指在某些年份的发文中出现频次骤增的高频关键词或研究术语，展现出特定研究领域在特定时期的研究取向。本文在知识图谱中选择“Citationburst”，借助“View”生成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突现词列表图，以“Years”作为突现强度选取国内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前十个突现词，以便准确把握该领域的研究进展。如图1所示，国外公共危机管
理研究演化可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一，2005—2010年，突现词强度较为明显的是publiccrisismanagement和e-mergencyresponse，表明该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公共危机管理和应急响应问题;其二，2011—2013年，publiccrisis、emergencymanagement、homelandsecurity、security等突现上升，说明“公共安全”成为这一阶段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新议题;其三，2014—2019年，govern-ance、communityresilience和integration等突现增强，意味着“治理”“整合”“社区韧性”成为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新元素。可以说，第三阶段突现词或新元素可作为深入探讨国外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的主要观测点。接下来，将结合WOS数据库中近年的相关文献，对这一研究进展进行详细整理和归纳。(一)转向“治理”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公共危机管理转向公共危机治理的主要诱因在于，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功能有限性，需要借助其他治理主体的力量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目标。很多经验研究证明，以权力集中制和科层制为特征的行政管理系统在应对公共危机管理时往往实效不佳，而国家或政府向社会的适当放权则可以减少信息过载，加快决策进程，并使公共部门更具效率，其决策也更为接近公众的特定需求［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放权意味着在尊重其他治理主体的地位和功能的基础上主动展开协作。这些治理主体作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多元行动者，其跨组织边界进行协作可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协作网络结构和网络关
系与危机管理能力直接相关。协作伙伴的数量和协作网络如何影响组织目标的达成，稳定的人际关系、明确的合作事项、共同的问题认知以及决策的共同协调是解决公共危机管理中集体行动问题的有效集结机制［4］。结构良好的跨组织网络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政府部门将极大地提升应急协作的效率［5］。这种跨组织和管辖范围的协作努力要求政府扮演好“元治理”的角色，并找到适当的协作方式。在诸多治理主体之中，志愿者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协同效应甚为明显。有研究者基于2015—2016年荷兰难民危机管理的多案例研究分析，探讨了具有自发性和趋同性的公民志愿者在混乱且紧张的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应急组织与志愿者之间的有效互动是解决危机治理难题的关键因素［6］。同时，公共危机管理中志愿服务的多元性需要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其不同形式及其相互关联加以解读。“管理”向“治理”的转向不仅使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更多地向政府以外的多元治理组织发生转移，而且更为关注公众个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信任与参与问题。对于公众信任问题而言，有学者探讨了政府信任与公众风险感知之间的相关性，指出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感知到的突发事件显著负相关，而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与感知到的突发事件显著正相关［7］。政府常用的危机管理工具，如频繁的政策变更、信息传播限制和特定的政策执行等，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增加了公众对政府组织的不信任度［8］。对于公众参与问题而言，激发公共参与动机是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率的重要
途径之一。自下而上的公众倡议有助于增强风险意识和地方适应能力。一般而言，公众对承担广泛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责任持开放态度［9］。然而，当前中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水平仍然较低、动力不足，应尽快探寻其解决方案。(二)强调“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强调“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在理论层面意味着建构一种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在实践层面意味着研究者愈发关注政府基于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整合式治理(integrativegovernance)。对于前者而言，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是理论借鉴和提炼的产物，是在汲取危机管理理论、组织或组织行为理论、公共关系和信息传播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分析维度进行归纳和细化的结果［10］。对于后者而言，有学者建构了“组织文化—领导力—危机管理”的概念框架，用来阐释危机管理过程的生命周期，即信号检测、预防、止损、恢复和学习五个阶段，组织需要通过提升领导能力和培育组织文化的反思性实践获得发展［11］。核心领导力与危机管理有效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任务导向型的领导行为对危机管理有效性的影响最为显著。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匮乏致使政府无法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找不到可行的方法来识别新的风险和把握事件的动态发展，也难以做出关键性的决策且无法整合协调复杂的应急网络。有学者将兼具组织力和领导力的整合式治理定义为侧重于政策工具和治理系统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12］。整合式治理模式是政策工具和治理系统的创新，它不仅实现了各种治理工具
的最优组合，而且完成了治理系统的合理调适，进而增强了治理工具与系统之间的关系强度，提高了治理绩效。变革战略、技术和工具以增强公众在危机管理中的协作已成为一种新兴领域，该领域引发的对各种技术手段的整合，有效地推动了危机管理中的决策。就具体的策略和技术而言，整合式治理不仅要求充分提升基于社会网络挖掘与传感器网络收集数据的能力，以及增强专用电信系统安全可靠转换信息的可用性，还要求建立空间数据库系统，以有效存储不同的危机信息，为危机管理提供决策支持。此外，整合式治理的出现不仅是治理技术变革的结果，还可能是一种制度使然。有研究基于中国创建国家健康城市活动的案例，分析了新兴的权威主义整合式治理模式。研究表明，由于地方和基层政府的资源有限且分散，无法有效完成上级政府分配的繁重任务，因此，依靠权威系统整合分散的资源已成为合理的解决方案［13］。由此看来，整合式治理与中国权威主义的制度情境之间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三)瞄准“社区韧性”的公共危机管理研究。communityresilience，即“社区韧性”(resilience往往还被译为弹性、抗逆力、恢复力、复原力等)，近年已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流行术语，这一概念的提出预设了一种社区“脆弱性”的逻辑前提，社区往往被研究者视为“易受伤害群体”的特征要素之一。例如，美国的少数族裔群体和穷人所属的社区在应对灾害时表现出更为显著的脆弱性。同时，社区在脆弱性凸显的同时，也兼具韧性特质。那么，究竟何为韧性?韧性一般是指特定的社
会生态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会造成形式或功能灾难性损失的能力，或是应对变化和侵扰的能力，以寻求系统自身的适应性和持续性，进而塑造出系统循环式动态平衡。这是一种复杂系统动态演进的适应性管理过程，包括感知、预测、学习和适应等诸多环节。社区韧性是指在社会危机和外在侵扰出现之后，社区能够将能力网络与适应行为有机联结起来。有学者探讨了社区韧性与社区能力的关系，指出社区经济发展能力、社会资本能力、信息沟通能力与社区竞争力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可有效增强社区韧性［14］。具有韧性的社区不仅可以制定出符合自身特征和需求的危机应对和适应策略，而且可使其策略与长期的发展规划相契合。社区韧性的生产渠道是多元的，可能来自区域经济条件，或是一种社区地方性知识，或是不同危机情境下的信息沟通，也可能源于应急服务组织的韧性向社区的传递，以正确履行其社区保护责任，还可能源自社区内部的资源、能力、行动和学习。社区韧性能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实际效益，与其所处的治理环境有所关联。有研究表明，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环境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下放了权力，但始终主导着权力，导致围绕社区韧性原则建立的危机管理系统持续失灵［15］。有研究基于美国纽约州在风暴桑迪防灾规划的案例剖析指出，公众参与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管理参与”(Managed－Participatory)方法，将地方需求与资金运转有效联系起来，有助于社区的横向与纵向整合以及社区韧性的提升［16］。也有学者持续跟踪了2007—2008年肯尼亚大选
后的暴力事件造成的国内流离失所者(IDPs)如何重建社区韧性的案例，发现确定土地所有权成为冲突后重建和恢复过程中重塑社区韧性的关键举措，此外，流离失所者通过发展新兴规范、价值观和社区文化以相互支持，最终创建了一种新型社区［17］。灾后重建为构建更具韧性的社区提供了机会，比如，在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社区会将公共卫生防护纳入灾后恢复的设想、规划、实施和评估的过程。
三、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与大数据
如图2所示，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演化总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其一，2003—2007年，这一阶段凸显的突现词包括“危机管理”和“政府危机管理”，表明危机管理开始进入国内政治学和公共管理的研究视野，并引发了第一波的研究热潮;其二，2008—2013年，“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群体性事件”等词汇在该阶段突现，说明公共危机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使学者的研究重心发生了迁移;其三，2014—2019年，“应急管理”“网络舆情”“大数据”等词汇在此阶段突现，这些词汇再次为该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为我们详述国内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进展提供了主要线索。由此，本文将结合CSSCI数据库中近些年的相关文献，对其研究进展进行呈现。(一)公共危机管理研
究中的“应急管理”。理解应急管理近年之所以成为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热点议题，前提是要厘清两者的逻辑关系。一方面，“社会风险—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三者之间存在“连续统”的演化逻辑，突发事件是社会风险演变为公共危机的关键诱因，也是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之间潜在的因果关联趋于显性化的触发因素。可以说，由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危机成为政府构建应急管理体系的直接动因。这种依托于科层结构的应急管理体系与“权威—服从”机制相配套，可对公共危机事件做出快速回应。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随着其风险积累程度由浅到深，应急管理的绩效也由高到低。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应急管理的功能局限性，不能对“应急”形成过度依赖，应找到危机产生的根源，通过危机管理真正解决问题［18］。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学术界主要集中探讨了中国治理情境下的应急管理结构变化与完善路径问题。就结构变化而言，有学者提倡基于系统思维审视变迁中的应急管理结构，强调应急管理系统中核心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指出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五项维度的内在结构，即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策体系、政府架构和运行机制，并认为中国应急管理与内在结构相脱节，进而导致发展困境，由此提出回归结构的宏观对策［19］。就完善路径而言，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通过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进行审慎安排，应制定阶段性的发展任务和推进方案以稳步推进应急管理体系的改革和重构，此外，还应鼓
励社会创新，及时吸纳地方和基层的应急管理经验，构建富有弹性的新型应急管理体系［20］;在功能实现方面，强调应急系统尽可能地积极抵抗和适应风险灾害的冲击，发挥自组织的协作属性，借助于多样化的策略来调动资源，加快减灾和恢复常态的进程［21］;在模式选择方面，应急管理主体不应局限于政府行政机构，而应重塑多方参与的社会合作模式，打造具有自适应能力与开放式架构的决策支持体系［22］;在发展定位方面，以应急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将应急管理体系由“科层式”向“有机体”转化，使其充分发挥科层制高效动员的优势，同时，也摒弃科层制封闭、僵化和保守的弊病，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对于社会风险的识别能力与响应效率［23］。(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网络舆情”。互联网时代的危机管理变得高度复杂、突变、透明与不确定，危机发生的频次更高、范围更广、应对难度更大［24］。因危机事件产生的各种信息会受到诸如网络媒介、信息传递、主体互动和情绪渲染等因素的影响而生成网络舆情，甚至是网络舆情危机。就网络舆情而言，其性质和走向与网民的意识和行动直接相关。网络舆情不仅是网民对于风险认知的自我表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网民的风险意识，成为其感知风险而采取相应行动的重要参照。网民通过网络自媒体的社交功能而凝聚成一种自组织系统，使他们能够普及知识、沟通信息、表达意见、发起行动，进而实现公共政策对公众诉求的及时回应与良性互动［25］。良好的网络舆情治理能够在控制社会风险与激发网络空间活力
之间找到平衡点，达到一种善治状态。与这种善治状态相对的则是负面的网络舆情危机［26］。就网络舆情危机而言，有学者将由原生公共危机导致的网络舆情危机称为“公共危机次生型网络舆情危机”［27］。从网络舆情危机的具体形成过程来看，公共危机“元事件”是网络舆情演化为危机的前置条件［28］;网络媒体和意见领袖成为网络舆情演化的主要推动力，他们运用对危机事件的转移式放大与加工式引导等策略实现了对网民情绪的非理性刺激，也使舆情危机进一步加剧［29］。如何正确引导网络舆情，避免网络舆情危机的生成，或是有效实现网络舆情公共危机治理?这就需要将网络舆情冲突控制在政治秩序范畴之中，遏制公共舆论对政府权威的侵蚀，构建健康的网络舆情生态。政府作为抑制网络舆情激化的主体，应通过强制手段、危机应对和信息公开等途径来控制网络舆情的发展;应秉持控制网络舆情风险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双向目标，在立法保障、制度设计、文化建设和技术治理等方面优化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打造一种“政府主导为前提，法律规范为基础，行政监管为依托，行业自律为保障，技术支持为辅助，公众监督为补充”的多元主体协作模式;应对网络舆情进行类型化处理，如将其界别为显性风险类型和隐性风险类型，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舆情采取不同的治理路径，以此克服网络舆情治理存在的“内卷化”和路径依赖问题;应加快网络专项立法进程，实施分类处置和多元干预策略，建立网络舆情快速反应机制等措施，来应对网络法律规则缺失、网络干预内
在悖论等问题;应通过电子参与的形式，拓展电子参与的覆盖面，加强政府与公民个体、组织群体和利益相关者的联结与互动，完善舆情治理中的议程设置环节。(三)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的“大数据”。现如今，大数据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研发与应用，变革了传统的“接报—响应”模式的危机管理方法，构建起基于信息技术支持的跨层级和跨部门的危机管理协同体系。这无疑得益于大数据信息平台的数据来源多渠道、数据体量海量性、数据类型多元化等特征，为公共危机事件的状态监测、根源回溯、衍变预测提供了科学方法，也为**“数据壁垒、信息不畅、条块分割、应急迟缓、主体单一、缺乏合力”等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30］。大数据分析不仅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关联性、全样本与系统化的研究思维，而且为科学决策提供了相应的技术支持和客观方法，一系列大数据分析技术，例如，数据采集、转化、挖掘、集成与存储等，使得对于突发事件中不同维度、不同类型与不同尺度的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变得可能［31］。在技术革新的基础上，大数据为复杂性和系统性城市公共危机治理注入新元素和新动能，包括应急数据来源多样化、危机信息处理高效化、城市风险预测科学化与应急管理精准化等，使得城市公共危机治理迈向整体性治理、精准性治理和协同性治理的新阶段。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新引擎，在对大数据的公共危机管理功效给予认可的同时，还应认清其在研究视野、管理机制与数据平台等方面亟须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强化大数据在危机管理实践应用中的功能和效用，不断拓
展大数据应用的研究层次、增强与危机管理的适应性并构建综合平台［32］。具体而言，在理论研究方面，摒弃以政策性为主的粗放式研究，着眼于以具体操作应用为主的精细化研究。在大数据与公共危机管理的适应性方面，要加快大数据融入公共危机管理的进度，尽快改变公共危机管理依然阻滞于“创建某个部门应急网站、罗列某些应急法律法规、描绘类似的组织结构图式、附上千篇一律的应急方案”的惯性思路，加速数据信息的收集存储、整合集成和分析挖掘，使其切实地与公共危机管理工作流程相融合［33］。在平台构建方面，开发将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数据综合于一个平台的运行机制，勘定统一标准的数据模型和算法，快速提取和甄别高价值的数据;拓展信息来源渠道，不仅要吸收政府开放数据，还应将网络数据吸纳进来;对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如基础信息、知识信息、地理信息和事件信息等，构建子数据库，并及时更新和修正数据信息;提升大数据平台在公共危机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将其视为科学决策的重要工具而不单单是一种参考工具。
四、一种研究比较视野下的导向性反思
要建立“前瞻性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就应当“根据精准的经验研究，通过对现有理论的取舍、对话、改造和推进，来建立带有经验借鉴的、行之有效的、更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34］。
因此，公共危机管理研究走向前瞻性的前提是正确把握经验世界，凸显其实践导向。不同的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不同的管理需求，这是由公共危机管理的实践导向所决定的。对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的公共危机而言，应在充分借鉴国外相关研究进展和推进国内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当前的疫情治理实践，探寻科学而有效的疫情治理路径。由前文的研究综述可知，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已从“管理情境”转型为“治理情境”，“治理”“整合”与“社区韧性”等突现词成为国外研究进展的主要标识，表明其研究重点在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治理转型、整合模式与社区治理空间。“应急管理”“网络舆情”与“大数据”等突现词意味着国内研究进展的主要偏好，其研究侧重于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策工具和技术手段。基于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的比较，本文拟在疫情治理的现实语境下探讨实践导向问题，并将今后的实践导向细分为拓展治理空间、整合治理工具、动员治理主体三个方面。(一)以拓展治理空间为导向。政府应急管理侧重于政府组织的统筹和督查，基层社会治理则侧重于基层组织的自主性回应，由此构建了公共危机治理的两种典型空间。实现治理空间由政府应急管理向基层社会治理的下沉，重新审视基层自主性，是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当务之急。这源于此次疫情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单纯依靠政府应急管理体系无法在短期内有效实现治理效果，因而必须转变基层组织传统的被动治理角色，充分调动起自身的自主性与积极性。那么，基层组织体系是否能够承担起抗疫大任?作为“第
一防线”的社区又是否具有足够的韧性?这些难题意味着疫情防控需要将基层治理空间视为基础性的实践场域。基层社区保障着过滤筛查感染者的识别分流机制的运行，也是防止疫情传播和排查防控的主体，在疫情拐点到来后，社区还要担负起居民生活秩序恢复与灾后社会创伤治愈的任务。因此，增强社区韧性，重视和提升基层社区的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已迫在眉睫。探索优化路径的前提是正视现存问题，既涉及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的既有问题，如治理松散、公共卫生服务薄弱、居民参与度不高等，也包括在当前封控管理的政策背景下逐渐凸显的一系列问题，如社区排查防控形式主义、居民个人防护意识较弱、居民生活必需品保障不力、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缺位、社区矛盾频发且治理失效等。以上问题如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就将影响到疫情治理的效果和进度，因而须探寻解决问题的针对性举措。为应对上述问题，基层社区应实施属地负责制，严格排查社区居民，避免形式主义;坚持因地制宜原则，切实保障重点社区居民生活的物资供应，确保“不漏一户”;坚持日产日清原则，强化社区环境卫生管理，确保“不留死角”;坚持依法防控原则，做到社区封闭防控工作的合法合规，确保“不闹矛盾”。(二)以整合治理工具为导向。治理工具(亦称“政策工具”或“政府工具”)，往往指的是实现政府治理目标的机制或推行政策目标的手段。高度复杂且日趋常态化的公共危机对政府选择并运用恰当的治理工具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随着危机情境的演化而有效地组合使用治理工具，进行治理工
具的横向与纵向型构［35］。从整合性视角探索治理工具与危机化解的契合点，意味着要在理论构想和实践场景中有效连接宏观的政策设计与微观的策略选择［36］。这就要求树立系统思维，发挥制度优势，构建权责清晰、运作规范、高效有序、督促有据、奖惩分明的疫情应对组织管理体系，严格把控疫情治理的各个环节;加强信息公开透明、社会心理疏导、新闻舆论导向、应急救助和志愿服务、精神文明教育等全方位的制度设计;强化疫情防控的相关应急培训、物品应急储备、对疫情的科研投入以及灾后的恢复性措施等，从体系、制度、策略等各个维度实现治理工具的整合。对治理工具的整合同样强调对以大数据分析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进而实现疫情防控的综合治理。大数据分析可有效实现对疫情危机的网格化、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使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人员动态、物资供给、资源调度、信息溯源等全面数据化，进而持续跟踪和准确把握疫情的现状与趋势，并配套以成熟的信息反馈和科学决策机制。这种基于数据信息资源的决策机制可有效克服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顽疾，大大提升公共危机治理效率。其原因在于，当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系统化、可数字化、可积累、集成性的决策数据系统时，难以做出科学决策，只会使相关工作人员陷入重新进行信息整理和填报表格数据的吊诡之中。大数据将公共危机治理的流程纳入云计算平台，将治理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数字化，实现了数据的集成。然而，就当前的疫情治理实践而言，大数据的应用只限定于部分领域，仍未与
疫情防控过程的各个面向完全衔接，导致大数据的整合效应无法完全释放。因此，加强大数据分析技术在疫情治理中的开发与应用，成为优化治理工具的应然选择。(三)以动员治理主体为导向。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不再扮演全能角色，传统的全能型单中心的治理模式已然难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公共危机事件，危机风险的日益加剧也使隐藏在这种模式背后的“制度风险”容易酿成政府危机管理的碎片化和失灵以及公众的信任危机［37］。公共危机治理提倡多元主体的交互式有机合作联系，形成各个主体都可发挥其主体身份角色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例如，作为社会力量代表的NGO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可精准化满足受灾群体的多样化需求，针对性地进行物资的调度和安排，对政府治理的盲区进行填充［38］。从整体上看，当前，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有效性较低、动力仍然不足，尤其是公众参与已成为协同治理效应的短板，其参与意愿、制度障碍与观念差异等因素对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产生一定影响［39］。因此，公共危机治理应加强对多元主体的动员力度，尽可能地动员和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危机管理之中，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和提升治理绩效。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公共危机治理迫切需要政府通过积极动员构建起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医疗机构、媒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类民间团体、公民个人有机联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疫情防控、民生保障、心理疏导、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发挥协同效应。不仅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抗疫一线捐助和供给资金、资源和物资，还应在基层社区和公民个人层面努力动员普通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和邻里互助，培育共同体意识。以组织动员为基础，既要发挥正式组织的统一协调能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激活非正式组织的柔性网络特征，快速响应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有效分担正式组织的工作压力。尤其是对于武汉这种特大城市而言，社区需要负责完成对所有居民的拉网式排查、疫情上报、生活物资及药品供给、出行服务等工作，仅仅依靠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显然捉襟见肘，需要凭借广泛动员来招募大批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与此同时，应丰富组织动员方式，线上动员与线下动员相结合，善于利用微信群、朋友圈、QQ群、微博等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动员。
篇七：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防控调查报告-关于2021年常态化疫情防控情况下推进社区治理的调研报告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环节，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党的十九大以来，___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加强城市社区治理指明方向、提供遵循。市委将此项工作摆在重要位置，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__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等文件，将社会资、管理权限、民生服务下沉，提升全省社区治理水平。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市委将___提出的“坚持不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关键靠社区”作为发力点，组织全市社区迅速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构筑起群防群治的坚强防线，经受住了大战大考的实际检验。
但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市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也暴露出一些新问题。为此，专题调研组于今年7月创新开展专题“云调研”，面向全市发放街道、社区、居民三个层面的电子调查问卷__、__、__份，开展电话访谈__人次，并对相关部门和__个县(区)进行实地调研，征集意见建议__项，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及成效
当前，我市共有社区__个，平均_户/社区;社区工作者_人，平均_人/社区、_户/人;社会组织__家，平均_家/社区。20__年以来，我市城市社区建设取得实效，主要体现在：
(一)党建引领有力。建立党建网络体系，依托__个社区党委统筹带动__个基层党组织;党在城市各领域组织覆盖率达__，工作覆盖有效扩大;普遍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街道社区、驻区单位、新兴领域党建融合，全面覆盖、多方联动、条块结合的党建格局加快形成。
(二)扩权减负有效。实施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构建起更好服务群众、简约精干的基层组织架构。赋予街道“吹哨”权、“上手”权、“打分”权，建立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街道党组织“轴心”作用不断强化。推进社区减负，落实社区事务准入制度，取消与主责主业无关职能，清理__原需社区开具的各类证明。
(三)服务设施改善。20__年至20__年，逐年加大资金投入，三年间累计下拨社区建设补助资金__万元，努力改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均得以加强。截至20__年底，全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__，提前2年完成目标任务。
(四)社工待遇提高。科学建立薪酬制度体系，按当地最低工资2.5倍左右标准核定社区工作者人均补贴标准，当前平均工资为__元/月，较20__年上调__。落实基本养老、基本医疗等社会保险，全省均按标准落实补贴。社区工作岗位受关注度提升、吸引力增强，从业人数较20__年增长__，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增长__。
二、疫情防控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问题一：社区党建基础不牢
1.党建网络体系标准不一。尽管各地均建立了党建网格体系，但是层级设置五花八门。就社区本级来说，__的受访社区党组织系党支部，__系党总支，__系党委，直接导致疫情防控力量强弱不均。例如某区构建“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栋(单元)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体系，另一区则推行“街道—社区—网格—楼组”四级组织体系，其他县(区)也是做法不一，缺乏统一设计。
2.组织覆盖率仍然不高。尽管较20__年提升了__个百分点，但还有较大空间，新兴领域党建“真空区”依然存在，组织覆盖基础不牢导致工作覆盖效果不好。例如：某县党组织覆盖率仅为__，在疫情防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业行业党组织覆盖率仅为__。
3.党建融合深度不够。按《关于加强__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要求,各级均建立了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但落实中存在形式。例如：问卷反映，__的受访社区组织召开过党建联席会议，但全年只召开1—2次的占__，没有形成常态化，致使党建融合深度不够，在疫情防控中未能形成合力。辖区内党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落实效果不佳，大部分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区服务，部分只报道不服务，个别的从未报道。
问题二：协同防控力量不足
1.社区统领作用弱。整合辖区内各类资能力不足，无法调动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多方面积极性，各方或单打独斗、或消极应付+甚至有群众“唱反调”，社区只好唱“独角戏”。不同社区所拥有的资也天差地别，有的社区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众多，有的却寥寥无几。
2.社区居民参与度低。个别社区居民只在开证明、办低保时想到社区，对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弱，不关心公共事务、不参与社区活动，甚至不配合疫情防控。特别是转入常态化后，长期的封闭管理使居民产生逆反情绪，破坏围挡、驾车闯卡、出言辱骂等现象频发。例如，某社区反映，疫情防控初期，有居民不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且向好心劝阻的社区工作者“爆粗口”，社区无奈报警，既寒心又委屈。
3.社会组织发展慢。《__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__—2021)》提出目标，“力争到2021年，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0个社区社会组织”，目前差距较大。城市社会组织较20__年增加__个，增长率为__，但受访社区中，__拥有3个以下社会组织，不能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需要。
问题三：社区信息化程度偏低
1.信息化建设方面。__的受访社区表示20__年上级指派最多的任务是入户统计上报数据，但近年来我省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信息化建设占比仅为__。__的受访社区无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__无公共网站或微信公众号，__无或小程序;__的受访社区无法与公安、民政、社保等部门共享居民信息。
信息化应用方面。一些社区工作者受思维观念局限，不愿意、不善于利用已有的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还存在“纸上防疫”、“表格防疫”、“开会防疫”现象。某区反映，在疫情防控期间，有社区靠“手动”登记数据，不但效率低下、准确性差，还耽误了宝贵的防控时间。
问题四：社工干部队伍薄弱
1.从人员数量看，《关于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意见》规定，“每个社区可按照每300——400户常住人口配备1名标准核定员额”，全省各市(地)均按“最低杠”配备社区工作者，只能勉强保障社区日常运转，应对疫情捉襟见肘，特别是卡点人手不足是受访社区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占比__。例如：某区反映，作为主城区，实际是按每500户配备一名，人手本就严重不足，在疫情防控初期间除每人普查500户常住人口外，还要安排专人整理数据、值守卡点、配送物资等，实在有心无力。
2.从队伍构成看，当前我省社区工作者平均年龄__岁，40岁以上的占比为__，;女性占比__;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比__。社区工作者队伍“年龄偏大、女性偏多、学历偏低”特点明显，此外社区人员身份复杂，在编在岗的、选举产生的、部门选派的、临时雇佣的、企业分流的等等，管理难度较大，在疫情防控大战大考中战斗力不足。
3.从专业能力看，社区工作者普遍缺乏疫情防控专业知识和应急处突经验，__的受访社区未参加过应急培训，应急预案几乎为“摆设”，且平时群众工作不够扎实，在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期“一团乱麻”。例如：绥化市反映，某社区为协管值守单位提供的居民信息频繁调整且前后相差甚远，让相关单位无所适从;部分群众甚至不了解社区办公位置、联系方式，造成工作被动。
三、对策及建议
(一)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一是将城市基层党建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作为“一号工程”由各级书记亲自部署推动，全面坚强基层党组织。
二是构建标准统一的党建网络体系，建议推广“街道—社区—小区—网格—楼栋”做法。
三是筑牢社区党组织堡垒，落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指导意见》，强化政治功能和政治引领;提升基层党组织覆盖率，特别注重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做到应建尽建，努力实现有形覆盖基础上的有效覆盖。
四是推动社区“大党委”建设，实行街道党(工)委下设居民区党委、驻区单位联合党委和综合党委的“1+3”大工委制，注重加强对辖区内公共卫生服务机构的领导;坚持党建联席会议常态化，建立轮值**制度、反馈评价机制，加快实现党建深度融合，汇聚常态化疫情防控合力。依托主管部门建立物业等重点行业协会党委，充分发挥其疫情防控“主力军”作用。
(二)完善协同防控格局。
一是深化扩能减负。下大力气推动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行“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体制创新，明确街道为基层治理主战区，党(工)委书记为总指挥，拥有对辖区内单位协调督办权、指挥调度权、考核评价权和人员日常管理权、任免建议权，确保疫情防控中“统领的动”。坚持社区事务准入制度，职责范围外确需社区协助的，实行有偿收费;完善责任清单、权力清单、职责清单，开展社区减负专项行动，使社区在履行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主责主业基础上，“腾出手脚”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二是发动居民自治。紧紧依靠人民加强社区治理，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推进居务公开，实行居民参与疫情防控、社区治理积分制，充分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
三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组织孵化中心和综合服务平台，鼓励社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助推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
(三)推进治理手段现代化。
一是加大社区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快建设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健全相关协调机制，明确民政、发改、工信、公安、财政等部门责任和任务，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特别是要建强数据采集模块，推动数据采集智能化、使用共享化、分析^p全面化、服务常态化、应急精准化，依托信息化手段为社区减轻负担。
二是做好信息化应用普及。强化社区工作者应用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的意识和能力，利用好微信群、小程序等便捷简易的线上方式。同时要加强已有的各类信息化推广普及，使居民线上咨询问题、反映情况、办理事项，靠信息化手段提升治理效能。
(四)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一是选优配社区队伍。拓宽选任渠道，突出政治标准，采取组织选任、公开招聘、机关挂职等多种方式选任社区书记，做到个保个“顶硬”。特别优秀的，通过组织程序纳入行政、事业编制，或参照管理。通过公开招聘方式，引进具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年轻群体，保持队伍活力。建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到社区挂职的常态机制，表现优秀的可提任街道领导职务。
二是提升专业素质。制定培训规划，依托党校(行政学院)建立社区工作者培训基地，加强疫情防控、信息化应用、服务群众等方面培训。逐步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制和持证上岗制。适时开展各类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三是强化激励保障。建立社区工作者薪酬待遇体系，健全增长机制;探索社区工作者免费体检、带薪休假和生活困难补助等制度。拓宽社区治理资金筹措渠道，探索发展社区集体经济，引导社会资本进入。
篇八：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府际关系作者：胡建华
唐继晨
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21年第12期
摘要：当前，我国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危机更趋向于采用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方式，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也促进我国府际关系的发展。文章在综合国内学者对危机治理过程中府际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府际关系从纵向、横向和斜向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府际关系由于行政区域的条块分割、过度竞争协作不足、模式僵化协调不畅和究责困难补偿欠缺等原因导致发展陷入困境，进而提出了我国府际关系发展的新常态，即打破纵横定向关系、构建府际协作关系、发展跨域借调关系和推进协同法治关系，为研究我国政府行为和政府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常态化疫情防控；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府际关系；府际责任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103（2021）12-0005-08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实践特征与升级路径研究”（GL19126）。
一、问题的提出
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的突发性公共危机，除了具有传统的破坏性、延时性、突发性、流动性等特征外，跨地域性、跨政治性等特征也较为凸显。从我国应对本次公共危机的实践来看，协同治理是我国政府的主要选择。危机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依然是政府，中央政府统筹协调下的府际合作和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是此次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的关键助力[1]。可见，政府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府際关系主要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领导和地方政府的配合的纵向府际关系，以及地方政府间相互协同合作的横向府际关系。当前，我国已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各类公共危机的防治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点，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中央政府领导与府际合作依旧是带领我们战胜公共危机的制胜法宝，厘清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府际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府际关系”（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又被称为“政府间关系”，其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30年代，源于美国政府间频繁的互动过程，一直以来作为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带有合作性、挑战性、复杂性等特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中的府际关系（政府间关系）是指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和政府内各部门之间的双方或多方的权责划分、合
作竞争、交流互动等行为持续的状态关系。其实质是政府间以契约或援助的方式形成的一种互惠互助的协同合作关系及权责关系。
府际关系的远近亲疏取决于各个行政主体对彼此资源的需求程度和行政目标是否一致[2]。陈淑伟提出了府际关系在应急行动中的重要性，即在多元参与的应急响应行动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行动的效率和效果[3]。而当前，政府间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合作与协调，越来越成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基本需求。崔松虎等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提出区域性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应形成伙伴型的横向府际关系，并且着重于发展毗邻城市间同级政府的横向关系[4]。韩兆柱等在对跨界河流污染治理中的府际关系研究中提出，由于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各地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府际间合作意愿低，碎片化治理问题较为严重[5]。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政府的应对情况也表明，处理好危机应对时的府际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府际关系进行充分研究也是必要的。
二、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表现类型
中央集权制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色，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行政区域条块分割明显、府际关系纵横交错等。近年来，随着公共危机频发及其跨地域性的明显特征，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治理不再是中央包揽，而是倾向于政府与政府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因此，府际关系演变成多种走向，从“一字型”到“十字型”再到“网状型”，更具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背景下，我国府际关系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纵向府际关系、横向府际关系和斜向府际关系。
（一）纵向府际关系
纵向府际关系一直被认定为中央与地方的垂直互动关系，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长期依赖中央的缘故。但是近年来，中央在应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上不断放权，地方政府的治理更具有灵活性和自主性；纵向府际关系也不断延伸，不再特指中央与地方的垂直关系，而是从空间尺度上来定义，指存在于不同政府体系之间的上下级隶属关系[6]。从我国行政体制来看，纵向的府际关系有两条线：一条是由中央至省级政府再到市级政府最后到县级政府的长线；另一条是由地方政府至其下级政府部门的短线。
1.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普遍认为的主要纵向府际关系，在传统的府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两者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存在模式，在应对公共危机的处理上，中央发出统一指令，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的指挥进行地方治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政策的落实需要层层递进，一般是先由省级政府接到中央指令，再由省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直接传达，或者在中央给出指令的基础上再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颁布，下级政府再执行。由于长期的层级限
制，省级以下政府想要越级沟通在程序上相对复杂。近年来，我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不再是高度集权的模式，更趋向于协同治理和合作治理的模式。考虑到公共危机的地域性和特殊性，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和下级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政府在不违反中央政策规定的情况下，对资源配置、权责划分、治理方式和治理过程等问题都可自行决断。在顺应治理多元化主体的潮流下，地方政府更加主动、有效地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纵向府际关系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掌控与服从关系，而是以更加柔和的方式不断放权，向灵活自主的新型纵向府际关系发展。
2.层级政府间的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较为复杂的纵向府际关系当属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既包含省、市、县等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包含地方政府与其所属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这种不同层级政府间呈现出的紧密有序、环环相扣的状态，是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是最常见的一种府际关系表现。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纵向府际关系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關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际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纵向府际关系
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关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際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
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地方政府与其下级部门从狭义上来讲也属于层级政府间关系的纵向发展，可以视为“中央-地方”关系的延伸，体现的是上传下达的关系。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公共危机发生区域的地区政府主导制定应急方案和政策安排，下级部门则按照地方政府的指示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实施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则向地方政府汇报并申请调度，再由地方政府作出执行决定。从我国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这条纵向关系线并不突出，但是在区域危机处理中却作为主要的府际关系展开。地方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其部门作为协助治理的辅助角色存在，一切行动的开展都需要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配合。这种固定的縱向府际关系是长期地方政府治理实践中与下级部门存在的默契关系，在情况紧急的突发性公共危机中尤为重要，有利于治理主体抢夺黄金时间、制定应急方案，提高办事效率。
（二）横向府际关系
我国府际关系在中央逐步放权和权力调整下也发生了变化，横向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增多，横向府际关系成为我国新的主要政府间关系。横向府际关系指的是相同行政级别不同空间地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方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把我国府际关系切割成块状，形成了“十字”型的网格府际关系，使得我国府际关系从单一走向复杂、多样。横向府际关系之所以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与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分不开。更重要的是横向关系的主体之间并非上下隶属关系，而是平等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为主体间的合作增加了机会，也促进了横向府际关系的发展。
1.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又称为区域间政府关系，指的是不存在上下级隶属的地方政府之间协调、竞争、合作等水平互动关系。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获得一定的自主权之后，为了最大效度增加公共利益、防止公共危机的扩散，地方政府大都选择与周边区域的政府进行协同治理，充分调动物资和技术设备，共享各类信息资源。地方政府间除了合作协同的关系，还存在竞争关系，合作时也带有物资竞争、经济竞争、人才竞争等。当跨地域性的公共危机无法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时，公共危机涉及的地方政府一般为了避免问责，会抢夺公共资源来获得优先治理和恢复的机会。除了采用向中央申请救助的方式外，其他不受公共危机影响的同级地方政府也成为合作的抢夺对象。
2.政府部门间的关系
政府部门间关系指的是同一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或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水平互动关系，包括部门间的协调、合作、管理等活动。各地区政府部门设置繁多、调动频繁，因此政府部门间关系在横向府际关系中研究甚少，也较容易被忽视。根据职能划分的政府部门拥有同等的行政级别并同属地方政府，在政府组织内部常以协作的关系存在。在过去重视行政等级的时期，为避免平行部门间发生过多的交流，各平行部门的互动也仅限于文件传达，协同合作的机会较少。在协同治理理念不断发展、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不断向下放权并逐渐向服务型政府发展的大背景下，政府部门一改以往因防止权责混乱而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平行部门间交流较少的情形，通过加强协作来处理公共事务。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的问题上，政府在维护最大的公共利益的治理理念下，在寻求政府间合作的基础上，要鼓励部门间通过协作来应对公共危机。例如，2019年12月，江苏省气象局与省应急管理厅共同签署了《应急管理和气象防灾减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自主协商，共同建立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共同应对公共危机。因此，在区域性公共危机中，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交流与协调合作日益频繁，各地政府部门试图通过签订部门间的管理合作协议，用契约的方式进行资源协调。
（三）斜向府际关系
斜向府际关系是指不同行政级别、无直接隶属关系的、不同地域统辖的地方政府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斜向府际关系从政府关系网络上来看，既跨越了横向又跨越了纵向，但这种关系作用于不同行政级别的主体之间，成为纵向、横向府际关系之后的第三种划分方式。斜向府际关系主要涉及政府部门与政府两大主体，可以从两条线来理解：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二是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条关系线从实质上来说是一致的，但是从个体意义上来说却有很大不同，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角度，无论是哪一种斜向府际关系都是为了促进府际交流与府际合作，作为激发主体自主性和协同治理公共危机的存在。
斜向府际关系中对于跨域主体的选择，宁愿舍近求远更多是基于当地对公共危机的治理经验和所掌握的治理技术等资源。双方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上级政府部门根据该地的公共危机情况并结合过去的经验，制定新的治理方案并跨地域协助指挥下级政府，在需要时提供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帮助；下级地方政府在此过程中协调本地的各项资源来适应上级政府部门的调度方法，双方协同合作，共同治理发生在跨地域下级政府所在地的公共危机。对于下级政府部门与跨地域上级政府之间的关系，两者则是一种由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在处理跨地域上级政府所在地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下级政府部门虽有治理经验，但依然作为辅助配合上级政府，积极提供自身在应对同类型公共危机时的措施，并派出经验人员和技术人员，协助跨地域上级政府治理公共危机。
三、危机协同治理中府际关系的掣肘因素
协同治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关系主体应该包括中央、上下级政府、同级政府、不相隶属的跨区域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公共危机的延展性和公共事务的外溢性，某件公共危机事
件的发生将会把所有受影响的地域政府主体、责任主体、合作主体联系起来，府际关系更趋于复杂。保守的层级限制、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责任与利益的交错让政府主体之间的互动开展面临重重困境。
（一）条块分割，层级边界明显
我国行政区域和层级的划分形成了条块分割、边界明显的区域治理，各行政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而各行政区之间的经济、资源、政策上的差异，形成了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过程中的块状分割、治理权力中心混乱的局面，层级权力的重叠交叉，造成了多主体协同治理的困难[7]。因此，单一化、分割化、碎片化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制约府际关系发展的一种重要体制性障碍。在协同治理过程中，区域间和层级间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如何让各级政府突破中心本位意识、促进府际协同合作，是推动府际关系发展、有效解决突发性公共危机的一大难题。随着协同治理理念的发展和运用，原有的行政壁垒在逐渐坍塌，但是根深蒂固的边界意识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淡化。在进行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过程中，如果地方政府对于边界领域的各类资源调动进行干预和限制，不仅会阻碍主要危机区域的治理进程，还会使其他参与协同治理的政府主体陷入资源困境，反而扩大了公共危机的恶劣影响使得相关区域发展停滞，为日后的府际关系发展埋下祸根。对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层级结构来说，政府机构和职能部门如果没有进行及时整合，可能就抽不出合适人选来协助应对公共危机，也阻碍了层级关系的融合，形成作壁上观的不良风气。
篇九：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我一定专心履职，带头做好疫情防控，再不能松懈麻痹了。”2月23日，X省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三十七团一连党支部书记陈某某说。
此前陈某某因对连队辖区29名外来务工人员状况不明、底数不清，在全团受到通报批评，被团纪委赐予谈话提示，并向团党委作出深刻书面检查。陈某某虚心接受批评，马上对作风不实、履职不力问题进行了整改。
为强化疫情防控责任，三十七团纪委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和法规挺在前面，对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进行严肃整治。针对各连队(社区)、卡点和集中隔离点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状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连队(社区)是否严格落实落细封闭化管理、强化社会面管控，削减人员流淌，做好返疆人员劝返和发热人员筛查摸排;检查隔离点是否做好集中隔离，医院是否设置发热门诊等问题。
经查，截至目前，该团纪委发觉疫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40条，18名干部因工作不实、落实不力被通报，先后印发通报5期。“这场战‘疫’大考，是检验干部作风和党员意识的‘试金石’。团场强化监督执纪，对一些作风不实、工作落实不力的干部进行追责问责处理，起到了‘办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推动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见
效。”该团党委书记、政委宁丰说。
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了解的基本状况
通过摸查统计，发觉各区县根据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快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专心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掌握和削减传染源。对已在XX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看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协作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全部进入XX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XX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
动员，利用流淌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学问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准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准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觉、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示和劝说。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
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X省(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状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x人中，公安渠道供应的仅为**x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精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亲密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X省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
3、专业学问和专业力气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
力气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学问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觉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详细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埋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
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2、快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马上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气指导医疗机构对发觉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
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
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斗。
4、做好返城高峰的预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掌握和引导工作，通过准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退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决行动，增加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念。
篇十：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
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
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
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
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似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
1、黄健荣
《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朱华桂
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一：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优质文本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与改进与提升空间。
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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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优质文本
与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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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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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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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与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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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与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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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
1、黄健荣
《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朱华桂
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二：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带来的启发与改变作者：胡琳琳
来源：《新闻传播》2020年第14期
[摘要]始于2019年末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间，内地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目前，疫情已经升级为全球性疾病大流行事件。作为以新发传染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管理研究与过去的2003年“非典”事件相比都离不开对信息传播的观察。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中国进入移动社交媒体时代后首次出现的全民性公共危机在这个新的传播语境和情境下，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研究在媒介信息传播、地方政府管理和受眾舆论引导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样态的同时，也给我国危机传播管理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启发与改变。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媒介发展;信息治理;危机传播
一、在全媒体时代下媒介信息报道在危机传播管理中的新样态
全媒体时代，媒介赋权进一步下沉，过去“传者中心”的思维定势被打破，“受者”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传者”与“受者”的身份界限也变得模糊，形成了多极化的传播格局，危机传播管理中的主体更趋多元化。在“人人皆媒”的信息社会，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也导致了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就公共事件中的信息传播来看，日益多元化的信息传播平台成为危机传播的主要信道。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应积极响应时代变化，在技术革新和媒介融合创新的潮流中作出改变，对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传播报道呈现出新样态。
（一）报道内容对象不再局限于政府，信源转向了“人”
不同于以往的健康报道：消息来源主要来自官员与专家。在此次疫情中，随着疫情的扩散，媒体消息来源更加多元，出现下沉趋势，“人”的地位受到重视，媒体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那些身处其中的“普通人”，去看到官方报道中未见的细节与真实，这不仅能让大众更准确地掌握疫情全面发展实况也能监督政府工作。政府可根据“线下”的真实反馈，政府机关通过线上更加精准地进行相关工作的协调、指挥和调配，因此在危机传播中这样的一个政府与公众双向信息交流与互动得到加强的同时，也有助于疫情防控措施的及时调整与改善。
（二）新媒体与互联网科技的加持，融合传播助力主流媒体完善疫情报道
篇十三：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疫情之后关于城市管理的相关思考在这次疫情爆发的过程中，我国在城市管理的相关方面，暴露出诸多问题，如社会组织的力量相对薄弱，社区和公众的参与有限，城市管理体系存在短板等等。故而为提升城市精治共治法治水平，缓解消除城市管理领域突出问题，提高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政府更应该发挥领头羊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一、加强法治建设，推动城市管理法治化
一是完善法规规章。推进重点领域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形成覆盖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的法规规章制度。加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方面的立法工作，加强立法调研，提高新立法规规章的针对性。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相关制度，解决执法依据不足问题。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城市重大行政决策依法履行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等程序。
二是规范执法。充分运用法律法规、制度、标准来管理城市，切实提高专业执法与综合执法水平。加大对违法建设、占道经营、露天烧烤等痼疾顽症的日常执法力度，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行政执法公示、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和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加强科技
执法，提高执法效率。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强化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与法院非诉执行的工作衔接。针对对公共利益危害较大的违法行为，探索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三加强基层综合执法。推进基层综合执法常态化。发挥基层综合执法平台作用，完善基层执法协同机制，深入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配齐配强基层执法人员，解决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严格落实“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专项清单，围绕综合执法、重点工作、应急处置等领域，明确街道办事处、部门相关工作职责，规范工作流程。
四是营造好法治环境。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强化执法制度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深入开展城市管理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市民群众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社会法治素养。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积极开展体验式法治实践教育活动。依法公开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处罚标准、违法事实、执法依据、处罚内容等事项，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二、深化科技应用，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
一是加强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落实大数据计划，加强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城市管理中的应用，提升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加强城市管理大数据平台建设；开展城市管理领域数据汇集梳理工作，逐步形成城
市管理领域大数据共建共享机制，城市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创新大数据利用模式，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大数据建设和应用。
二是健全网格化城市管理体系。明确网格化城市管理各相关部门职责清单，加快建成覆盖城乡、功能齐全、三级联动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体系。统筹规划、建设市、区、街道三级网格化城市管理云平台。完善网格化管理发现问题处置机制，针对突出和易发问题，建立健全市、区主管部门牵头，相关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配合的高效处置机制。加强市、区城市管理相关单位和公共服务企业与网格化城市管理体系的协调和对接，提高问题处置效率。建立城市管理基础数据普查更新机制，适度扩展网格化管理事项，加快组建与城市管理相适应的城管监督员队伍。探索将管理范围拓展至农村公共管理区域，逐步实现网格全覆盖。
三、强化科学管理，推动城市管理专业化
一是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加强在岗人员教育培训，建立城市管理队伍培训体系和专业等级制度，积极开展全员培训、领导干部任职培训和专业技能培训。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招录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健全人才培养机制，鼓励市属高等学校设置城市管理专业或开设城市管理课程，培养懂城市、会管理的专业人才。
二是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坚持以专业化为基础，界定服
务范围，优化服务流程，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全面提升专业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市容景观专业设计，做好户外广告、牌匾标识设计，统筹设施布局。扩大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引入市场化专业化力量，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加强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加快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四、引导多元共治，推动城市管理社会化
一是夯实社区治理基础。建立以基层党建为引领，居委会为主导，业主委员会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架构，办好居民身边的事、家门口的事。加快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制定完善社区职责清单，严格落实社区工作事务准入制度，强化社区自治功能。大力推广“互联网+社区”服务，推动全市政务服务“一张网”延伸到社区，扶持养老、助残、物业、家政、零售等领域社区服务机构发展，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
二是发挥社会各方作用。畅通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围绕城市治理突出问题和重大事项，开展社会公众共商共议活动；积极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城市管理监督，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落实街巷长巡查、发现、报告职责，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鼓励企业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三是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加快推进政府和社会信用信息整合归集共享，建设全市统一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为城
市治理奠定坚实基础。强化诚信行为激励，在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领域，为守信者提供重点支持和优先便利；加大失信行为惩戒，鼓励引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对失信主体采取差别化服务。
城市管理更应该坚持人民城市人民管，把市民满意度作为城市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管理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市民对城市管理的满意度，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
篇十四：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
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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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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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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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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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似
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
1、黄健荣
《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朱华桂
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五：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一、了解的基本情况通过摸查统计，发现各区县按照国家和省市各级要求，将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疫情处置工作，当作一项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来抓，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担当，迅速行动，落实各项责任，狠抓联防联控，防控工作全面铺开，取得积极成效。
1、责任落实到位。各区县认真组织各镇(街道)及有关部门对从武汉返济人员进行全面排查，建立信息互通机制。有关部门、各镇(街道)按要求组织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宾馆、酒店等开展排查，切实查找和确定传染源，最大程度控制和减少传染源。对已在XX的重点地区来济人员，加强社区排摸，动员引导来济人员主动报告。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济人员管理，严格实行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14天的要求。
2、管控措施到位。各区县公安配合卫健委、交通等部门严格做好道口监测，在全市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所有进入XX的公路道口，对重点地区来XX航班、车次及过往社会车辆所载人员开展体温测量及相关信息登记工作。各村委会普遍在出入口设立岗哨，24小时派人值班。对发热人员采取临时隔离、转送定点医院等措施。各区县发通知要求全部取消春节期间集体性活动，暂停畜禽交易、屠宰活动。
3、宣传动员到位。深入居委会、村委会进行广泛宣传动员，利用流动宣传车、电视台、广播、网络公众号、村委大喇叭等各种形式，加大对防疫知识宣传力度，引导居民科学防控。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处置不良舆情，防止不良炒作。普遍印发《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等宣传材料，及时发布疫情现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科学引导社会舆论。指导开展疫情监测、病例排查等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措施，公众号逍遥文稿整理，防止疫情流入扩散。随访察看的XX街道院后村有两名武汉返乡人员，在村口和该村民家门口均悬挂醒目横幅进行提示，并有专业人员在该村街道上进行喷雾消毒，XX的检查员也对未佩戴口罩的居民进行提醒和劝告。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1、防护物资严重不足。各区县均反映工作人员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手套、消毒液、测温仪等防疫物资短缺，而且买不到。尤其是担负重要防控职责的卡口的工作人员缺少专业防护，一般只有一个口罩，存在感染风险。
2、人员摸查工作可能存在漏洞。对从湖北(武汉)地区进入人员信息摸查的渠道，现在主要是依靠公安系统查询身份证和村居上报的情况，有的区反映，摸查的**x人中，公安渠道提供的仅为**x人，其余都是村居上报，准确性和全面性难以保证。有的对全省防疫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的返乡人员及密切接触者排查不严。在高速公路出入口管控上，有的对非湖北籍外来车辆没有实行严格管制。
3、专业知识和专业力量不足。部分区县反映专业疾控力量不足，社区工作人员缺乏相应的疾控专业知识和技能。部分市民自我防护意识和防疫措施不到位，虽然一些地区已采取防疫措施，但居民戴口罩的比例并不高。公共场所医疗废物收集箱和收集袋较少，处置各种医疗废物不规范。
4、基层防控工作不平衡。农村与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不平衡，普遍农村工作比较到位，有的社区工作不够到位。个别村镇因没有近期从武汉返回的人员，防疫措施不严格。在村居出入口管理上，有的比较严格，有的宽松，有的配备了温度计，有的则没有。
5、有的区反映警力不足。XX区反映高速路口和市际间交通路口较多，警力不够。巡防发现个别高速公路下口由于检查人员不足，检查相对缓慢，导致车辆积压严重。
6、部分市民存在心理恐慌。具体表现为囤积生活和医用物资。
7、专业指导上需要加强。如，对超过14天潜伏期的人员该如何管控，暂没有指导意见。
三、几点工作建议
1、加强物资供应，除做好防疫物资保障以外，加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力度，加强市场管控，对囤积居奇、造谣生事等违法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2、迅速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人就诊医疗处置规范流程，立即下发各单位执行，组织专业力量指导医疗机构对发现的发热人员做好规范处理。
3、充分利用大数据功能与人工落实网格化管理和入户排查、登记等防控措施相结合，在防疫各环节实现大数据共享。充分发动人民群众，丰富疫情举报手段，更好发挥群众对疫情监督的主观能动作用，发起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4、做好返城高峰的准备。制定企业、机关、单位、写字楼等人群密集场所的防控工作预案。
5、要做好舆情控制和引导工作，通过及时发声和积极行动，回应群众疑惑，最大力度消除民众恐慌，让人民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有力措施和坚定行动，增强全社会打赢防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
昨天，副市长周峰前往市农业农村局参加相关例会，并通过视频连线各镇(园区、街道)，调度疫情防控工作。
会上，周峰认真听取前阶段各镇(园区、街道)疫情防控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推进群防群治“五五”行动的具体措施、存在问题以及相关建议。面对疫情防控形势，连日来，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大排查力度，织密排查网格，重点加强网格化排查、出租房排查、进村道口路口管控、教育引导等工
作。同时，严格卡点设置，通过设卡严查与常态巡查相结合，及时劝阻人员集聚，实时掌握流动人口情况。此外，通过广播播报、公开栏张贴、微信群发、横幅展示等多种途径，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防控工作。
周峰表示，当前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必须进一步把疫情防控工作做深做细做扎实。他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农村地区的特点，进一步梳理薄弱环节，落实精准举措，带领群众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要抓住重点，发挥网格化管理作用，加强社会面排查力度，及时掌握辖区人员流动、健康等情况，强化应急信息报告工作，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统筹协调，同时加强工作人员自我防护，凝聚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强大合力。
一、区疫情防控督查暗访中发现的问题：
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情况、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带专用标识、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村部大喇叭损坏。
二、具体整改措施：
针对上述问题我乡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领导班子、包村干部及各村书记、卫生院院长工作会议，对其相关问题村部及卫生院人员再部署，杜绝值班人员漏岗事情再次发生，马上为隔离人员配备消毒液和体温计，协调配置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张贴明显标识；严格落实隔离人员代采买包保责任人，负责隔离人员隔
离期间生活所需；对隔离人员家属纳入监管。
三、整改落实情况：
（一）乡村
1.村部扫码工作人员漏岗，可直接进入村部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指派村上每天值班人员对进入村部的人员进行扫码、测温、登记工作，同时落实责任、严格执行排班制度。
2.经电话抽查隔离人员，反映生活采买及生活垃圾无人负责，未发放消毒液、体温计落实生活垃圾进行单独隔离运输，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箱，村卫生室已为其发放消毒液和体温计；也已对村上隔离人员配备代采买负责人，负责隔离期间生活所需。
3.居家隔离人员，隔离台账登记1人，该隔离人员和其他家人住东西屋，双方可以自由活动，其他家人未登记未隔离未管控，可与外界自由活动已对隔离台账进行整改，将其家人列入到隔离人员名单中，对其家人也已进行居家隔离要求管控，严禁外出与外界人员接触。
4.村部大喇叭损坏已经联系相关部门进行维修，现已修好。
（二）乡大房村
1.隔离人员家门口无专用带标识的垃圾桶已经为其配备隔离人员专用垃圾桶，并做好标识。
（三）乡卫生院
1.扫码工作人员漏岗，暗访组工作人员在医院内可随意走动对院内预检分诊人员再部署，指派专职预检分诊人员7名，负责周一到周日早上8:30到晚下午3:30；下午3:30到次日早8:30由值班护士负责预检分诊的扫码、测温、登记。
经过此次督查暗访，我乡将针对上述问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查找漏洞、销号清零，确保无漏洞、无死角，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1、关于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整改情况
2月12日，县长、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李旭臣检查了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二督导组反馈的高速路口堵卡站、鑫康大药房等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在检查了高速路口堵卡站、鑫康大药房等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后，李旭臣强调，要高度重视省疫情防控指挥部第二督导组反馈的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认真整改并及时上报整改情况。县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要举一反三，认真排查各自分管领域存在的问题，建立整改问题台账，实现整改问题销号管理，确保疫情防控工作组织有序、措施有力、落实有效。要加强宣传引导，加大宣传条幅悬挂密度，丰富宣传手段，增加宣传频次，切实增强群众防护意识。
在高速路口堵卡站，李旭臣详细了解人员配备、轮换值守、分流检查等情况。他要求，要严密监控车流情况，优化人员配置，增设监测点，及时分流过往车辆，在保障排查工作的基础上，确保过往车辆通行顺畅。要加强内部管理，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确保及时高效完成疫情防控工作。要做好消杀，加强一线人员的防护。
2、扎实整改海泰别墅区疫情防控工作存在问题
2月5日下午，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主任马南萍，市纪委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劳太强等市纪委领导深入到银滩度假区海泰别墅小区，检查指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马南萍对银管委连日来开展的疫情防控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指出了海泰别墅小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宣传氛围不浓、进出小区车辆和人员管理不严、对小区住户排查不够全面等问题。
针对以上存在问题，我委高度重视，认真反思、举一反三，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逐一整改落实：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在小区两个门口、物业管理公司办公室及小区显眼位置等地方新增悬挂了宣传横幅10多条，进一步营造了疫情防控工作氛围;
二是设卡严控问题车辆和人员进入。在小区两个门口设立关卡，对进入人员的身份进行检查和体温测量，严防湖北籍、从湖北回来及发热人员进入小区;
三是扩大排查范围。将原先排查湖北籍、从湖北返回等重点人群的排查范围，扩大到排查所有的住户、业主、租户，并将相关信息上墙，做好湖北籍等重点人群的登记、测体温、隔离、信息报送等管控工作;
四是整治排查“闭门羹”行为。通过采取“两问”追查(问物业管理者住户入住情况，问住户邻居、上下楼层住户了解各住户出入情况)、“三看”深挖(看水表、看电表、看晚上灯光)、“四不放过”细查(只要有人、住户不开门不放过，房内人员不摸清情况不放过、体温监测不完成不放过，对有可疑疫情不放过)等灵活有效措施，大力整治部分业主、租户不配合疫情排查的“闭门羹”行为。(银管委)
3、疫情防控存在的问题整改
2月11日，记者从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近期，各督导组重点对社区、村级疫情联防联控落实情况开展检查。
检查中，督导组要求，各地要针对疫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全面排查整改，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细落实落地。
第五督导组发现，谷城县城区社区全民居家排查工作进度较慢。对此，督导组提出一名县领导包保一个重点社区，督办落实排查工作等建议。
第六督导组在老河口市光化街道办事处、李楼镇等地开展督导，发现城区街面有市民结伴散步的现象;街面交通卡口民警、志愿者和村(社区)工作人员，对外出人员的巡查、劝返不够主动。督导组要求老河口市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认真开展环境整治、做好发热人员全面排查、真情关爱贫困户，把群防群控工作做扎实、做到位。
第七督导组发现，在中铁十一局襄州管理分部家属院内，住户厨房均用一楼横排储物间改造，平时扎堆做饭，人员容易聚集，加之工作原因院内人员在外流动性大、接触面广，导致人员感染风险较大。因此，督导组向襄州区建议：疫情防控任务较重(确诊病例10人以上)的社区要有区领导直接定点包保，帮助社区共同研究防控措施，细化工作方案，补齐工作短板和薄弱环节，要重点倾斜增派人手，加大物资保障力度，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第八督导组发现，襄城区卧龙镇农贸市场管理不规范、街上人员明显增多。该督导组要求，卧龙镇要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坚决落实各项措施，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在农村扩散。目前，襄城区已制定
了《乡镇中心集镇移动“菜篮子”配送工作流程》，下发至各乡镇及涉农街道办事处。
第九督导组发现，樊城区王寨街道办事处施营社区部分路口依然没有封闭，人员、车辆管控难度大。督导组将问题通报社区负责人，要求社区进行路口封闭施工，仅留必要进出口，安排专人值守。此外，汉江游泳协会救护点值班人员过多，第九督导组建议，将进出口封闭，减少值班人员，只留下个别必要人员进行值守。
第十督导组发现，朱彭村设置的卡点位于东津镇南向主路入口，控制区域大、过往车辆频繁，卡点设置力量偏弱，无法对过往车辆人员做到严格消毒、测温、登记。因此，督导组建议东津新区、襄州区在该卡点设置联合防控组，增加联防联控力量，严格登记过往人员及车辆信息，确保不漏一人、不漏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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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十六：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从管理的四个方面看非典中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摘要:针对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在非典中的表现,从管理学四个方面内涵分析中国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与提升空间。
关键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公共管理。
作为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本土面临的最大危机，非典作为世纪之初的最大灾难虽然已经过去，但这次公共危机，损失之大、死亡人数之多，却仍让我们心有余悸。这当然主要归咎于灾难的不可预知性与巨大的破坏性，但在传染病可控制范围之内，中国公共管理部门并没有有效发挥自身职能，实施有效管理，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伤亡与损失。在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是否在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内做到了有效管理，这一点是本篇论文将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我们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待这次公共管理应对危机是否做到有效管理，就应当先明确“管理”的四大核心要素或是步骤，即“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四个方面。以下论述将以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逐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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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我们在非典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发生问题，往往会首先想到公共管理部门应急能力不足、相关人员应急水平不够等原因，事实上这样看问题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是一种逃脱责任的思维。首先能力水平本身是循序渐进提高的，这也就意味着因能力水平不足而造成的过失，在主观上错误不大，可以原谅，这使得相关部门为自己的失职找到了借口。然而事实却是，表面上能力水平的不足，其背后是一个机制、系统的缺失问题，这涉
及到在危机发生之时，相关公共管理部门是否有紧急预案可供采纳、是否有足够的资金人员迅速到位，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有赖于计划的制定。在非典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共卫生、疾病防治的预防控制、卫生事业单位人才培养机制、公共事业财政拨款机制、公共管理危机法律体系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缺失，没有计划，在应对非典危机的时候手忙脚乱，这也就造成了非典传染开始之初全国的慌乱状况，而这些状况通过提前计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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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学上的组织包含名词与动词两种解释，它既指基于某一共同目标、围绕某一核心使命任务、由多个功能相关的个体遵循一定的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责权关系有机组合而构成的系统，又指通过安排实现目标的过程，它的核心在于以下几个名词：目标、规章、协调。而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在这三个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首先是目标，某些地方政府在制定紧急工作部署时，将工作核心放在了“如何使非典疫情信息不外泄”上而非尽最大可能避免群众伤亡，这一点无论从管理的科学性还是人权角度都应当受到严肃批评并承担相应责任。再言规章和协调，因其二者相伴而行，规章有效自然有机协调，但事实是，在非典中由于相关规章的缺失，卫生监督与疾病控制制度存在职能交叉却又互相踢皮球的现象，机构定位不准，政出多门，责任主体不明确最终因缺乏持久的统一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和严重的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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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这里的领导较之管理学中所说的领导有一定的差异，但在领导的目标导向上是一致的，即通过指导被领导者，最大限度地致力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非典中涉及到领导的，主要有两层，一为上级公共管理部门对下级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另一方面是公共管理部门对公众的领导。首先上下级的领导失误是显而易见的，在非典病例在全国发现多起之后，国家级别的部门是具有极高危机感的，但传达到地方的，却是应对一次普通流感的讯息，一方面，传达指示的领导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另一方面，领导机关的监督也存在巨大漏洞，因为地方公共管理部门为了部门与个人政绩，往往谎报疫情以粉饰太平，这恰恰反映了上级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才会使非典在地方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结果错过了第一预防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而公共管理部门对群众的领导更是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这样的领导机制最终使得非典疫情一定程度上到达了不可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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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管理学上的控制强调的是对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从而确保活动按计划实施，如果说疫情还勉强可以作为自然不可逆因素而逃避承担控制不当的责任，那么非典时期的谣言控制不当对公共管理部门来说绝对难辞其咎。政绩主义、愚民思想的泛滥使得多个地方对于非典疫情的实际情况采取新闻封锁的形式，结果民众没有得到正确信息以及时预防，造成疫情进一步扩散，而言过其实的谣言没能得到相关部门的有效控制，使得民声四起，人心惶惶，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在那样一个疫情调控的关键时期，任何来自外界的干扰都是对生命的间接伤害，类似
于保定非典谣言之类的例子在全国不断涌现，公共管理部门的谣言控制系统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针对非典时期的公共管理失职现象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各个方面，从人员、物资、信息等各个要素，甚至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过程，公共管理部门在应对非典的疫情时所变现出的不成熟、不完善对其形象建设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好在经过十几年的完善与进步，中国的公共管理事业逐步走上科学管理的轨道，逐步走向成熟完善，希望在公共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思想的有效指导下，中国公共管理部门的管理之路能愈走愈通顺。
参考文献：
1、黄健荣
《公共管理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2、朱华桂
李世雄《管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
篇十七：疫情初期反映出什么公共管理问题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作者：惠画画
来源：《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16期
摘
要：我国此次新冠疫情爆发引发了一些问题，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政府公信力的内涵和疫情中暴露的政府反应和信息披露相对滞后、权力约束和责任追究制度的缺乏、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有限或效果欠佳问题等方面，对地方政府公信力进行了思考，并相应的提出了提升政府公信力的建议，从而促进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进而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信力;信息披露;公众参与;权力约束
0引言
无论是我国古代的行政诚信，还是西方社会的契约论，都可以看到政府公信力的思想和影子，也反映出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特别是当前整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如何积极有效应对危机，是当前政府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这其中有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自身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提升、民主法治的不断推进、全球化参与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在整个世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国际及国内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特别是今年年初武汉疫情的爆发，这是我国继“非典”之后的又一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此次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了挑战，对地方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全局、全过程的角度去思考疫情对政府公信力的造成的影响和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与不足，并由此进行深入的思考，不断改进，以期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1文献综述
公共危机是众多危机中的一种，具有突发性、紧急性、不确定性、公共性。夏书章（2013）将公共危机定义为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引发社会恐慌，需要政府公共部门的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危险境况与非常事态。陈永国和钟杨（2012）强调了政府主动的公共服务及管理与政府与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二者协调互动促进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夏志有（2014）以具体事件为切入，从网络舆情的视角分析，通过构建回应型政府以提高政府公信力。李曉燕（2020）认为通过形成强有力的政务诚信约束机制，加强诚信教育，强化信息公开，提高政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来提升政府公信力。综合来看，政府公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信力是指在政府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凭借其自身良好的行为方式与素质，树立良好形象，以提高公众满意度和认可度，确保政府行政的合法性。
综上，公共危机以其发生的不可预测、影响的公共性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提出了要求与挑战。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并减轻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既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又彰显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对政府公信力与治理能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
2政府公信力的内涵
政府公信力反映了社会公众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涉及两个主体：一方为信用方，即政府，一方为信任方，即社会公众。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并非是上传下达的单行线，而是双向的，既有公众积极、主动、高效的参与，也有政府自觉、主动、有为的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同时，桥梁的宽度和承载度也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政府公信力关系到其合法性的问题，对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有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指出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既是我国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进一步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3针对此次疫情，对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思考
3.1疫情中暴露的问题
3.1.1地方政府反应和信息披露相对滞后
当疫情发生时，相较于公众，政府必然会处于绝对的信息优势地位，此次疫情正值春节前后，地方政府难免会在“稳定”与“信心公布”之间犹豫，其结果也必然是“稳定压倒一切”，从而导致相关信息的披露不及时。而且，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新媒介的广泛使用，众多社会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进而产生了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而根据对这些群体事件的政府回应的调查发现，多数政府对其持不主动、不积极回应的态度。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武汉市卫健委也因此遭到公众的强烈批评。
本身的信息不对称叠加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的自身利益追求，必然导致政府反应迟缓与信息披露滞后，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公信力。
3.1.2缺乏规范化、制度化的政府权力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要求政府必须能够代表公民的意愿、政府决策必须体现公民利益，政府官员的权利必须受到约束和限制。此次疫情中发生的几起突出事件，如“大理截留口罩事件”“少数基层政府暴力执法”“个别发热人员突破‘封城’回京”等，严重危害公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民权利，反映出了部分政府官员长官意识浓厚，民主法治意识缺乏，同时也反映出了缺乏对政府权力必要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权利约束与责任追究机制，从而导致部分官员滥用权利、违法成本较低，责任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淡薄，从而阻碍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3.1.3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有限或效果欠佳
在当前的理论与实践均证明，通过依托社会组织，既可以降低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成本，又可以提高其参与效能。此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渠道是民意表达的主场，且多以公民个体及自媒体参与为主。由于网络上信息繁杂，鱼龙混杂，加之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水平、辨别能力参差不齐，通过网络渠道的民意表达容易受到某些别有用途的个人或组织利用，扭曲民意原本真实的意愿表达，从而造成舆论“一边倒”的现象。我国现有的一些社会团体、人大代表更多的扮演了一种“上传下达”的“桥梁”功能，其单向性特征明显，缺乏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在此次疫情中，这两者发挥的作用就显得有些不足。
这一方面反映出了当前我国社会公众民意表达的自主性社会组织的供给缺乏，从而导致公众意愿表达的分散与无序参与。分散化的民意表达难以引起关注，而无序参与又会导致网络暴力与冲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规范的、制度化的舆论表达渠道的缺乏，这都不利于民意的顺畅表达。
3.2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的思考
3.2.1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破除“官本主义”
地方政府必须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断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为此，必须从制度上和思想上两大方面作出努力，即改革地方政府的评价机制，将公众的满意度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并逐步成为硬指标，倒逼政府改革;加大对政府官员的思想教育，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和人本意识。
政府应当将民意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关注舆论，敬畏民意，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并将其作为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的发展要稳定，但是稳定更需要高质量，简单粗暴的“以堵维稳”，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就会让公众对政府堆积起更多的不满，唯有不断地疏通，“以疏维稳”，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才是政府的应有之策。透明不会带来恐慌，恐慌的根源在于真相的缺席，十七年前的非典带给我们深刻的教训，而今年的新型肺炎再一次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向我们发出警告。唯有政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人为本，才不会让类似的事情再次上演，更不会使得政府公信力崩塌，陷入“塔西佗陷阱”。
3.2.2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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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在任何时候都极为重要，在我国，官本思想由来已久，权力和利益息息相关，不少政府官员为了政绩、自身私利不惜铤而走险，从某种程度来说还是违法成本较低的原因。必须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纠错问责机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同时，在我国，社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效率低等因素也是导致官员过分追求自身“理性”而忽视公众利益的重要原因，必须加强包括公众、媒体等的社会监督，提高社会公众监督的积极性。我们必须在追責与社会监督上下大功夫，以制度约束权力，以权力制衡权力，有效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提高政府公信力。
3.2.3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的渠道
促进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方面，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较短，存在很多的不完善之处，地方政府应当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简化相关组织的批准设立程序，减少对其发展的一些不合理限制，正确认识其在社会稳定和发展中扮演的积极作用，鼓励公众通过正当渠道参与其中，为公众社会组织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积极性;加强人大代表与社会公众的密切联系，健全相应的联系机制，提高“代表人民”的意识，从而才能使人大代表更多更好的扮演“表达民意”而非“上传下达”的角色，密切与群众的关系，从而促进公民参与，提高政府公信力。
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是沟通政府与社会公众的桥梁，作为政府公信力重要因素的桥梁，必须有足够的宽度与承载度，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不断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另一方面还要提高自身对社会上不同声音和观点的容忍度，“只听一种声音”的政府不是好的政府，“只听一种声音”的治理，不是好的治理。只有形成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才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地方治理能力的提升。
4总结
地方政府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我国这样多层级政府管理体制、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较大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下承社会公众，上承上级政府，在政府公信力建设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必须从其涉及的两方，即信用方和信任方以及中间的桥梁三个方面入手，既要关注到深层次制度设计与规范，又要关注到意识层面的认识。坚持民主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政府与社会公众两方入手，提高政府的人本意识、服务意识，提高社会公众有序参与的积极性，建设自觉、主动、有为的政府，推动社会公众积极、主动、高效的参与，并不断拓宽公众参与治理的渠道，从而不断推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和地方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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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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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府公信力[J].实践（思想理论版），2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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